【上觀直擊香港】我們走入港島籠屋之中，感受底層市民的百態人生_風聞

來源：上觀新聞  201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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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90年代，香港新浪潮導演張之亮拍攝了電影《籠民》，劇中描繪了那些生活在籠屋裏的底層小市民羣像，樁樁件件，都與當下許多香港人正在經歷的別無二致。30年過去了，籠屋依然在香港廣泛存在着。它們有的持有政府發放的“籠屋牌照”，有的因無牌而隱匿於市。一張牀，四塊木板，圍住的是一個人全部的人生。

被夢魘縈繞的小屋

夜幕降臨，香港街頭華燈初上。和以往不同，此時街面上很多店鋪都早早關閘，出租車司機罵罵咧咧地抱怨着“街上連個鬼都沒有”被迫提前收工，只剩下高聳入雲的樓宇，如同黑森林般把夜空遮蔽得嚴嚴實實。一股愁雲慘淡彌散在這座本該車水馬龍的繁華都市中。

穿過一個即將收攤的菜市場，從一扇不起眼的鐵門進入一棟居民大廈，沿着破舊不堪的樓梯往上爬，社工施麗珊敲開了其中一扇木門。“施姑娘又來啦？”開門的是一個身穿短褲、赤着臂膀的年輕人，30來歲，看起來十分健壯。

“阿龍，就你一個在家嗎？怎麼不聽我電話？”施麗珊隔三差五就會過來探訪這裏的房客，瞭解每個人的情況，為他們跟進申請公屋等。她常年奔走在港島各區，心中有一張“籠屋地圖”。

阿龍是這個屋子的“管理員”。“你看這裏收拾得多整齊，全靠阿龍幫了我大忙。”房東顏女士自豪地説。進門的時候，阿龍正在衞生間清洗一個魚缸。他沒有固定工作，碰上近期香港各行業普遍低迷，他也無事可做，每天幫房東收拾屋子，傍晚到樓下跑步，日子倒過得不那麼苦悶。

雖然早已有心理準備，但進入籠屋的那一刻，仍不禁為屋內如夢魘般的氛圍而不寒而慄——以前在電影裏看過的鐵絲籠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滿目黃色的木板，圍合成一張張牀位，就像一累累森森棺木，堆疊在寬1米的過道兩旁。每一扇門都緊閉着，門上有氣窗，開着密密麻麻的圓形小孔。從外面幾乎無從得知裏面的情況，只能從氣孔裏透出的微弱光亮來判斷房裏是否有人。

“以前的鐵絲網籠屋經常被媒體批評不人道、缺乏隱私，於是現在很多籠屋都換成了板間房，用木板來分隔，後來人們稱之為‘棺材房’。”施麗珊説，住籠屋的大部分是拿綜援，沒有家人，或者跟家人有矛盾的單身人士，還有些是精神有問題。

月租2200元港幣左右，包水電和公共設施，這個不足40平方米的單元，容納了近20個房間。説是“房間”，其實只是一個約合1.5平方米的牀位。像阿龍這樣身材高大的小夥子睡進去，只能勉強伸直腳，頂着頭。但對於大多住籠屋的老人來説，這樣的空間，足夠了。

“等申請到公屋那天我已死掉”

李伯伯在牀上躺了一天，直到傍晚才緩緩爬起來，整理一下衣領，拽拽褲腿，用手輕輕按摩因長期彎曲而有些麻木的雙腿。交談的過程中，李伯聲音很低，不時摸摸肚子，許是剛動過腸閉塞手術的傷口還在隱隱作痛。

他是這裏的新房客，不認識任何人，也沒人主動和他説話。平日裏，除了早午會下樓吃飯，其他時間他都躺在牀上，睡不着，只是發呆。

“剛出院就搬到這裏來了，環境也就那樣吧，沒什麼可苛求的。”早年離了婚，沒有子女，此後一直是自己一個人。身體不好，隔三差五要看醫生，沒有人願意聘請他，李伯只好提前退休。“其實我才剛剛過60歲。”“有沒有申請公屋？”我問。李伯搖搖頭，“我年紀大了，不用了，等申請到的時候我都死掉了……”

僧多粥少。以單身人士公屋為例，香港政府每年提供2000個單位，但目前在排隊輪候的有12萬人。施麗珊説，特區政府根據申請公屋人士的收入和年齡等具體情況有嚴格要求，就算符合低收入的申請門檻，但40多歲的也要等上10年，年紀越大等候時間稍短一點。

最近，施麗珊成功幫助一位老人申請到了體恤安置，只花了半年時間，房子在港島東部的筲箕灣。“面積比這裏大10倍，租金更便宜，1000元就租到。”“不是錢的問題……”李伯擺擺手。原來，李伯在北角住了十年了，對這一帶熟悉，不願離開。“如果申請的公屋分配到其他地方，我坐車和吃飯都不方便，我一個人，身體又不好，你讓我怎麼辦……”

“就是身體不好才要換一個環境好的一點的房子住啊。”施麗珊表示會盡量幫他在北角這一區找社會房屋，“比這裏大，但租金更便宜，好不好？”“不要不要，我一個人不方便的，現在過一日是一日，沒辦法的了……”伯伯把頭埋在乾瘦的雙臂中，不願再多説。

近年來，由於公屋數量不夠且難以申請，因此香港政府沒有對籠屋進行簡單取締，而是頒佈了《牀位寓所條例》，對符合安全規定的籠屋發放牌照，儘量保證籠屋在安全的範圍內運營。牌照雖設定了一些“條條框框“，但實際對籠屋居住環境的保障非常有限。比如規定了牀位之間過道寬1米以上，卻沒有規定牀位的大小；規定每6個人配備一個馬桶，於是就出現了一個衞生間裏並排放置三個馬桶的局面，實際上根本沒用……

然而，香港還有大量無牌照的籠屋，隱匿於密集分佈的普通私房樓宇中，只有熟悉情況的人，才能知道準確方位。

人在籠中，就算畫地為牢也是冷暖自知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躺在自己的牀位上，阿強給自己唱了首生日歌，他一口氣吹滅了小蛋糕上的蠟燭，嫋嫋青煙上升到觸手可及的天花板便幽然消散在空氣中。過完這個週日，他就65歲了。這是他搬進這間無牌照籠屋的第四年。

阿強是個單身漢，在香港和內地與人同居生活過幾年後，他得出一個結論：“我這種人是結不了婚的。”徹底放棄組建家庭的念頭以後，他開始輾轉於各種籠屋中租牀位度日。

生活在籠屋裏，阿強倒是樂得自在。“你看，我全部家當都在這啦。”寬1.2米的牀上，左邊排列着電飯鍋、風扇、茶杯、飯碗、沐浴露、牙刷、毛巾，右邊的牆上掛着衣服和揹包，正前方的小電視機正在播放節目，上面的小隔板上堆滿了各種零零碎碎的日用品。

“電飯鍋、電視、風扇都是房東配好的，不用自己買。唯一值錢的錢包、身份證和回鄉證我都放在揹包裏。要是哪天遇上火災，背上個包就可以跑了，其他的都不要。”身無長物，日子也過得瀟灑。平時看看電視，聽聽收音機，又是一天。

“這麼小的空間……”“足夠啦！”沒等我提出疑問，他便搶答道。“我都習慣了，你給我個400 呎（約40平方米）的單位我還不知道在裏面該怎麼走呢……”説着愜意地翹起二郎腿，拿電視遙控器換了個台。

牀位分樓上和樓下兩層，樓下的月租2500元港元，樓上的只要1800元港元。“樓上價格便宜點，就是要整天爬上爬下咯。”阿強的生活費全靠政府每個月5800港元的綜援，除去房租1800港元，還剩4000港元。“一天伙食費130港元，足夠啦！”似乎“足夠啦”，就是阿強的口頭禪。

人都是嚮往自由的，而“籠”，是自由的對立面。諷刺的是，和阿強一樣的很多籠屋房客其實並不排斥這些讓他們與世隔絕的籠子、木板和磚牆，他們感到的不是束縛，而是安全感。“沒了這四塊板，周身不聚財。”阿強説。

香港寸金尺土，生存空間對個人來説是奢侈的，也是普通人最大的生活壓力來源，在這種強壓底下，生活在底層的他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屈身於狹窄空間，用籠屋來包裹自己，建立一個唯一屬於自己的世界，自給自足，冷暖自知。

生活困頓如斯，卻不乏歡聲笑語

“強哥，別以為過生日就不用交租啊！”一位個頭不高、身形微胖的中年婦女喘着粗氣走到阿強的牀位跟前。阿強支起半個身子，通過房門上的小氣窗點錢，交錢，順便嘮上幾句。

她是歐姐，房客們都叫她“收租婆”，平日除了幫房東收租金以外，整個公寓裏的日常用度、家長裏短、事無鉅細都由她來管理。每當有新房客進來，房東就把人領到歐姐那裏説：“以後有什麼事就找這個阿姐吧！”實際上她和其他房客也沒什麼不同，只不過她搬到籠屋的時間更長一點。“到這個月就住滿五年了。”歐姐掰掰手指頭。

她身體不好，有腎病和糖尿病，開過刀，每天上下樓跑一趟就會大汗淋漓。但每到月底，房客們總是能看到歐姐上氣不接下氣、全身濕透的身影來回奔忙在公寓各處。“經常飯吃到一半，放下筷子就去處理他們的問題。但眾口難調，有時我把問題反映給房東，他們還怪我多嘴……”

説起這像夾心餅乾一樣的管家角色，歐姐坦言自己早就不想幹了。“這屋子又不是我的，房東也不會給我錢幹這些。”歐姐總是抱怨，總是氣不過，但屋裏的大小事務還是日復一日地被她管理得井井有條，讓眾人服氣。

公寓裏有24個房間，流動性很大，每月都有人搬來，有人搬走，但所有人歐姐都認識。“喂，哥哥，你公屋排得怎樣？”閒着的時候，她會拉着比她高出兩個頭的小哥哥阿榮聊上幾句。“排到了，給了我老爸，現在我自己重新申請。”她喜歡跟年輕人聊天，她説，這些孩子很多是因為家庭變故，和家裏人分開了才一個人出來住。

有時從這些孩子身上，她也會回想起自己的過去。“小時候，爸爸媽媽還在的時候，我們也是有自己的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的。後來父母去世了，我身體不好，沒有工作，就賣了房子治病，開始自己四處租這種劏房來住。”歐姐結過婚，但沒有孩子，丈夫已經去世了10年。她有一個姐姐在澳洲，她想移民，卻苦於通不過移民局的申請……

他們是一羣被淘汰了的人，社會的發展似乎與他們毫無關係，但即便生活困頓如此，屋裏卻不乏歡聲笑語。“開心的時候？就是和那個哥哥聊天咯。”但就像一家人會相互打趣，也會吵架。一吵架就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不過也就一兩天，馬上又和好了。有些話攤開了説，總比一個人躲在自己房間裏，對着四面牆好，是吧？”打開房門，是一家人，關上房門，又回到自己的小世界。

吵吵鬧鬧中，日子一天天流逝。“如果有一天我搬走了，或者兩腳一伸死掉了，這個屋裏也就少了一把聲音吧。”歐姐紅了眼眶，輕描淡寫中不無心酸。

“如果説有什麼心願，那就是希望將來能有一間自己的房子，房子裏有一扇通向外面的窗。”人身很小，人心很大，需要空間去延續和安放，而在“籠民”的眼中，何處又是心靈歸宿？他們甘把生活鑽進籠裏，把人生的悲喜、哀愁與希望都壓縮在一個極其狹小的角落。因為起碼，這是一個專屬於自己的領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

走出籠屋，夜晚的香港街頭充斥着煙火氣，但一股抑鬱感卻久久壓在心頭，無法消散。在這座每天高速運轉的城市，歐姐那些小小的心願，什麼時候才能實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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