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遠不知道，抑鬱症帶給TA的痛苦和絕望_風聞

文章來源丨三聯生活週刊

10月14日下午，韓國藝人崔雪莉在京畿道城南市的家裏被發現身亡，年僅25歲。警方推測是自殺，現在正在進行調查。在向警方陳述時，崔雪莉經紀人傳達了雪莉生前患有嚴重抑鬱症的情況。

不論是明星還是普通人，對每個病人來説，“抑鬱症”的標籤背後，都是一種具體的痛苦。而除了抑鬱症患者，沒有人可以真正瞭解抑鬱帶來的痛苦和絕望。

兩年前，我們做過一期封面專題，名為《傾聽情緒：正視抑鬱症》。在全球抑鬱症患者已經超過3億的今天，正視抑鬱症，應該成為一種自覺。

（本文原載《三聯生活週刊》2017年第35期，原標題為《從神經衰弱症到抑鬱症——中國人如何安放精神的痛苦？》）

那天，單位派豆子去博洛尼亞，一座美麗的意大利小城，參加一場美麗的童書展。

這本來是每一個童書編輯夢寐以求的事情。但據她事後分析，一種有負眾望的恐懼變成了一種巨大的心理負擔。

她是一個天真的姑娘。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來到北京，在一家出版社工作。這是她很喜歡的工作，也是她能夠勝任的工作。她喜歡孩子，喜歡故事，大學時畢業論文寫的是《長襪子皮皮》。但她有完美主義的傾向，什麼都想做到最好，工作的壓力漸漸變得難以承受。

漸漸的，晚上不睡覺，吃不下飯，上班上一天，什麼都寫不出來，基本上處於怠工狀態。每天給不同的朋友打電話，處於一種極度的傾訴狀態。有一天，她給弟弟打了36個電話。

她本來是一個很開朗、很負責任的女孩子，這種轉變自然遭到了很多懷疑的目光。公司以為她是想跳槽，同事開始指責她的不負責任。她的自我懷疑也越來越深：“一開始，別人指責你的時候，你覺得很氣憤。很多人指責你的時候，你就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這樣。我是不是真的挺自私的？”

一個禮拜裏，她瘦了10斤。

她最後還是去了博洛尼亞，並在那裏第一次產生了自殺的念頭。但是，至此，“抑鬱症”這個詞還從未出現在她的腦海裏。

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説法：“除了真正的抑鬱患者外，沒有人可以瞭解抑鬱帶來的痛苦和絕望。”

張進，財新傳媒副主編，在他自己的抑鬱症筆記《渡過》一書中引用美國作家安德魯·所羅門的一段描述：“人類文字中對於崩潰階段的憂鬱症描述並不多，處於那個階段的病人幾乎全無理智，但他們卻又需要尊嚴，一般人往往缺乏對他人痛苦的尊重。無論怎樣，那都是真實存在的，尤其是當你陷入憂鬱（melancholia）的時候。”

張進回憶道：“我還記得，那時我四肢僵硬地躺在牀上哭泣，因為太害怕而無法起來洗澡，但同時，心裏又知道洗澡其實沒什麼可害怕的。我在心裏複述着一連串動作：起身，然後把腳放到地上，站起來，走到浴室，打開浴室門，走到浴缸旁邊，打開水龍頭，站到水下，用肥皂抹身體，沖洗乾淨，站出來，擦乾，走回牀邊。12個步驟，對我來説就像經歷耶穌的艱險歷程一樣困難。我用全身的力氣坐起來，轉身，把腳放到地上，但是之後覺得萬念俱灰，害怕得又轉過身躺回牀上，但腳卻還在地上。然後我又開始哭泣，不僅因為我沒辦法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簡單的事，而且還因為這樣讓我覺得自己愚蠢無比。”

這種時候，勸是沒有用的。勸一個抑鬱症患者“別多想”，就好像告訴一個皮膚燙傷患者，你別覺得疼一樣徒勞。

當豆子的家人終於決定將她送去精神專科醫院的時候，她已經處於呆滯狀態，兩眼無神，每天只做一個事情，拿着手機看電視。網絡一斷，立馬要跳樓。“我都不知道我在想什麼。所有的親戚都來跟我聊天。但任何事情都激不起我的興趣。”

“那段時間，我一直在想，活着有沒有意義，而不是我這樣想，是病態的，還是正常的？直到我真的好了，對生活有希望了，吃飯也香了，也想念周圍的人的時候，我才會這樣想，原來那段時間我是生病了。”

當豆子從疾病中走出來，她仍然困惑的是：“為什麼我會生病？正常的悲傷與病態的抑鬱之間，界限到底在哪裏？”

悲傷與疾病的邊界？

和很多中國人一樣，我對抑鬱症最初的瞭解來自張國榮。那是很多人都記憶猶新的事情。2003年4月1日，這位受盡萬千寵愛的明星從一座大飯店的高樓上高墜死亡。早在1987年，張國榮就在自傳中寫道：“記得早幾年的我，每逢遇上一班朋友聊天敍舊，他們都會問我為什麼不開心。臉上總見不到歡顏。我想自己可能患上憂鬱症，至於病源則是對自己不滿、對別人不滿，對世界更加不滿。”

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抑鬱症是一種疾病，一種嚴重到會讓人自殺的病。

但是，與癌症不同，抑鬱症並沒有明確、可量化的病理診斷，連最先進的核磁共振都不能作為診斷或者排除的依據。

祝卓宏教授，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心理信息服務中心主任告訴本刊：“**事實上，目前沒有任何一種‘精神疾病’，真正符合‘疾病’的標準。**因為一種‘疾病’必須要有明確的定位、定性、病理特徵，但‘精神疾病’無法滿足其中任何一項（這也是為什麼，現在我們不説‘精神疾病’，而説‘精神障礙’）。比如，除了大腦裏的神經系統之外，腸道里的細菌、微生物、菌羣的變化也直接影響我們的情緒狀態，那麼，‘精神疾病’到底應該定位在哪裏？連精神分裂症也不能定位在大腦。《英格蘭醫學雜誌》最近報道的一個個案，就是講一個人有被害妄想，在醫院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結果是腸道對乳糜敏感。不吃乳糜，幻覺就消失了。”

**從這個角度來説，抑鬱症更像是“發燒待查”，一個人發燒了，但未經檢驗，並不知道發燒的原因是什麼。**即使最有經驗的精神科醫生，也只能依靠問診，根據症狀的表象，得到主觀性的判斷。比如，北京回龍觀醫院（北京市最大的公立三級甲等精神衞生專科醫院）的楊甫德院長非常詳細地向我解釋抑鬱症的三個核心症狀：

**第一是情緒低落，完全處在悲傷中，任何事情都帶不來快樂。**其次是興趣減退，尤其是過去很感興趣的事情現在一點興趣也沒有。再次是身體疲乏，哪怕一天無所事事，依然感到四肢疲軟無力。

**第二是嚴重程度。**正常的心情低落和抑鬱症最大的區別就是看工作能力和社會功能有沒有受到損害。一般來説抑鬱症中度以上，病人的學習工作能力、人際交往能力、生活自理能力都會嚴重下降。但一個人心情不好，在能力損害上並不大。

**第三是持續時間。**持續兩週的心情低落就是抑鬱症症狀。

**但是，到底是什麼導致了這些症狀，每個人的情況可能都是不一樣的。**有人有家族遺傳史，有生物學基礎，從小個性孤僻；還有一部分則是後天遭受了大的打擊，突然變成這個樣子了；還有一部分，家庭因素有一些，沒那麼重，沒有遺傳史，個性有一點缺陷，又遭受了大的打擊，是內因和外因共同影響的結果。

雖然都同意“精神障礙是生物心理社會互動的結果”，但在採訪過程中，我們發現精神科醫生與心理醫生對於抑鬱症發病機制的解釋卻有着很大的分歧。

楊甫德院長認為：“抑鬱症發病的根本因素還是生物學因素，比如，可能有遺傳因素、腦部結構的損壞，或者早年的病毒感染等等。至於發病能不能痊癒、什麼時候痊癒，就是這些外界因素影響的，這些外界因素叫社會事件因素，當然也可能有個人性格因素。”

但祝卓宏教授認為：“**遺傳因素在抑鬱症發病機制中佔的比重並不大。****先天有先天的因素，但後天的塑造十分重要，與社會、經濟、文化的關係更大。**即使是大腦本身，也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一直在改變。現在（抑鬱症患者中）只有一部分有易感基因（抑鬱症基因），但更多的患者不因為生物學因素，而是後天經歷了一些打擊。”

“‘痛苦’這兩個字的中文構成很有意思。”他説，“‘痛’是病字框的，是身體有病，而‘苦’是草字頭，是一堆草的意象。苦像亂草一樣，一茬一茬，不斷滋長。也就是説，痛是身體有病感受到的，是有機體的反應，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苦是我們對事物的評價帶來的，是你的態度帶來的，是可以改變的。”他專攻心理治療中一個叫“接納承諾療法”的流派，其核心概念“正念”，就是主張觀察而不評價、不思考，只是用眼耳鼻舌身去感知世界、覺知世界，也不用語言、思維去思考世界、評價世界。他認為，從認知層面來説，“思維反芻”被認為是抑鬱症的發病機制，抑鬱症患者傾向於不斷反思負性的東西，自動化的負性思維。

**抑鬱症：**一種陌生的疾病體驗

在一本題為《像我們一樣瘋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的書中，有一個章節專門談到美國藥廠葛蘭素史克是如何在一個漫長痛苦的經濟衰退時期，通過各種市場營銷手段把抑鬱症“推銷”到日本的，而他們之所以這麼做，除了利益的推動之外，也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代表着更高水平的科技。

作者伊森·沃特斯指出，人類的絕大多數文化中確實有一種普遍的心境狀態和一系列的行為，與失落或者失去他人有關，或是喪失了社會身份或個人動力。但同時不同文化對上述的存在狀態都有自己獨特的表達、形容和理解。比如西方概念中的抑鬱——特別是美國人的這種，在文化上就是很特殊的。他們願意對陌生人公開表達情緒和悲傷的感受，又非常傾向於將心理痛苦視為一種醫療健康方面的問題。

**即使在美國，關於悲傷與疾病之間的界限，也一直是激烈爭論的問題。**按照DSM-IV（美國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的診斷標準，若喪失親人後抑鬱症狀持續不足兩個月，則不診斷抑鬱。但到了2015年，DSM-5中這一排除標準被移除了。親人去世後如果抑鬱程度也達到了抑鬱症的標準，即兩週以上也算。這一改動在美國引發了巨大的爭議。支持者認為，這是迴歸抑鬱症的根本——我們的情緒系統應對重大的“失去”，無論是失去工作、失去尊嚴、失去感情、失去親人，都是一樣的。反對者則認為，這是抑鬱症的過度診斷，是將正常的悲傷疾病化，是藥廠在製造病人。

正如作者所説：“當一種民族文化在經歷社會上廣泛的焦慮和衝突時，就特別容易被新的有關心理或瘋狂的信念乘虛而入。”在中國，是否也在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呢？畢竟，無論從個人，還是從整個社會而言，中國人對於精神痛苦作為一種重大疾病的體驗依然是陌生的。

“在中國，濫用藥物或濫治療的情況有沒有？”北京安定醫院（精神專科三級甲等醫院）院長、抑鬱症治療中心主任王剛告訴我們，“但中國抑鬱症的主要問題是診斷和治療不充分，而不是過度診斷。****”

北京安定醫院的抑鬱症治療中心從2006年成立，是中國第一家抑鬱症治療中心，從原來的100張牀位擴張到250張牀位。“剛成立的時候，安定醫院門診和住院的患者70%〜80%都是精神分裂症，但這個中心成立3年後，數字就有了明顯變化，門診和住院患者50%，甚至50%以上都是心境障礙。”

“為抑鬱症設置單獨的科室，是近10來年中國精神醫學的一大進步。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抑鬱症治療的社會需求是很大的。社會關注度提升，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抑鬱症不是一個小眾的疾病，而是一個患病率較高的疾病。”

2013年，安定醫院曾經做過一次北京地區的抑鬱症流行病學調查，調查顯示，就診率不到10%。****這不到10%的就診率人羣裏又有90%的人選擇的不是專科醫院，而是綜合醫院或者心理諮詢診所。“你能想象癌症不去腫瘤醫院看，而來安定醫院看的情況嗎？”王剛不止在一個場合用這句話來表達這件事情的荒唐性。

但是，這個問題有一部分恐怕是抑鬱症本身的特點帶來的——抑鬱症更多的是一種內心的體驗，從外在很難判斷一個人是否患有抑鬱症。

王剛告訴我們：“中國精神分裂症的就診率很高，是因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行為和思維上的異於常人的表現特別明顯。相較之下，抑鬱症患者在行為、神態上難以看出和常人的區別。抑鬱症患者也很少存在思維邏輯障礙，更多地表現為思維上聯想的速度問題，會遲鈍。但性格較為好強的患者在職場、公眾面前不願意把自己內心的真實體驗暴露出來，所以也無法從表情判斷。什麼叫強顏歡笑啊？即使專業人士也很難從行為、表情挖掘病人的內心狀況。”

抑鬱症在發病早期還經常表現出“自限性”的特點，會自行緩解，這是影響患者不去看病的一個重要原因，以為忍忍就過去了。但事實上，如果不及時就診，後期發病會越來越頻繁，程度越來越嚴重，每次持續時間越來越長。國外研究還表明，隨時間推移，後期外部原因對發病的影響會越來越弱。但如果一早發現就就醫，經過系統的持續的治療，後期大多不會再有反覆發病的情況。

圖 | 攝圖網

**抑鬱症還有另外一個很可怕的特徵，讓人消極、悲觀，看不到希望。**一些重度抑鬱症患者大都是被家人強迫送來的，因為他們本身已經喪失了求生的慾望。

**經濟的問題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雖然目前抑鬱症的藥物大部分都在醫保範圍之內，但仍然是一筆不小的負擔。當然，還有醫療資源的不可及——我國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有2.7733萬人，心理治療師5000餘人，總計只有3萬多人。

**但是，更重要的是，沒有人願意跟精神疾病扯上關係。****中國人對精神障礙有一種強烈的病恥感，可能與我們的文化對“瘋狂”的恐懼和歧視有關係。**根據美國的精神障礙診斷標準，精神障礙一共有157種，焦慮、抑鬱、睡眠障礙都是，精神分裂症只在其中佔0.5%〜1%，而且在世界各地的發病率都是差不多的，但我們卻會不自覺地在精神障礙與精神分裂症之間畫上等號。

即使在大城市，當我們談論抑鬱症的時候，人們仍然習慣於輕聲低語。一位曾經的抑鬱症患者告訴我，她跟新認識的男朋友一提起自己得過抑鬱症，立刻就被拉黑了。而越到中小城市、偏遠地區，對精神障礙的認識誤區就越嚴重。“心理疾病患者受到歧視，不僅個人得不到規範治療，而且他們的家人也不理解，更不知道如何照顧、幫助他們。最後，患者喪失社會勞動能力、失去工作，家人互相指責、矛盾不斷；一人生病，拖累一家子，嚴重影響家庭生活和經濟狀況，甚至淪為社會困難家庭。”

“抑鬱症是一種家醜。人們會想：如果是內因，説明我們的基因有問題，個性有問題；如果是外因，是人際因素導致的，那説明我們的家庭關係不好。”祝卓宏分析説，**“我們很害怕人際評價。**人際關係越密切的社會，越在意別人的評價。但所謂無能、基因不好、自殺、傷害別人⋯⋯這些恥辱標籤都不是病人給自己貼的，而是社會給貼的。”

身體與心理？

1980年夏天，美國人類學家阿瑟·克萊曼曾經在湖南進行一項實證研究，發現當時在中國人中流行的“神經衰弱症”，87%是重度抑鬱症。在這項研究中，絕大多數患者主訴軀體化症狀，90%的患者抱怨頭痛，78%的患者失眠，73%頭暈，49%的病人包括各種痛苦，而將情緒低落作為主訴症狀的患者只佔9%。克萊曼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社會傳統上並不認為情緒問題是“疾病”，只有“身體”作為一個具體的、可供展示的客體，才是疾病發生的場所。

在中國，軀體症狀確實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根據這次最新的全國性流行病學調查，心境障礙的城鄉分佈是城市1.94%，鄉村2.27%，鄉村明顯高於城市。但在農村，誰會説自己得抑鬱症呢？但一位精神科醫生告訴我：“農村的軀體問題就太多了，尤其是女性，身上疼，但説不出哪裏疼，其實是在家裏長期受到歧視⋯⋯”

在北京安定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我們的記者隨行出診，也發現很多病人都有軀體不適的現象，比如失眠、頭痛、心悸以及消化系統疾病。不少人在綜合醫院看了很多年，才意識到是精神上的問題，才找到精神科。

王剛認為，這種現象更多的是出於對疾病的認知不足。“中國人在心理健康方面的認知上和其他國家差異較大，本身關注度也不夠。國人往往忽略抑鬱症的核心症狀，而是關注一些伴發症狀。”

“從就診狀況來看，中國的抑鬱症患者多數在綜合醫院就診，而不是在專科醫院就診。但綜合醫院大部分以軀體症狀為源頭來進行就診。這也是一個原因。一個現象由多重因素導致。事實上，在綜合醫院，有專業精神科資質的醫生數量不足，而醫生往往從自己的專業角度去分析問題，可能在關注上也會更偏向於軀體症狀。”

**在祝卓宏看來，當中國人感到不適時，更容易從身體感受到情緒的痛苦，也更容易從身體上去找問題，這種現象部分還可以歸結為東方文化的含蓄性。**比如中國人對於挫折、障礙的應對策略，向來崇尚一個“忍”字，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們的人際交流也很少會説“我心情不好”，而是説“我身體不舒服”，否則別人就會覺得你很奇怪。

插圖 | 範薇

其實，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有一張疾病標籤合法地承載了許多中國人的精神痛苦。如果是在二三十年前，我們在安定醫院門診見到的那些病人，同樣的症狀大都會被貼上一張“神經衰弱症”的標籤。

神經衰弱症在中國的患病率曾經是很驚人的。1982〜1985年全國12個地區流行病學調查表明，“神經衰弱”的患病率為 13.03‰，城市患病率為14.02‰，農村為12.05‰。

“神經衰弱”是19世紀中期美國醫生喬治·彼爾德（George Beard）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彼爾德總結了當時在美國廣泛流傳的一類原因不明的軀體綜合徵，將其命名為“神經衰弱症”，即“由過度疲勞引起的神經機能衰竭”，其症狀包括多系統多項軀體痛苦，比如全身不適、功能衰弱、食慾不振、長期神經疼痛、失眠、疑病以及其他類似症狀。

彼爾德認為，這些神經系統上的虛弱或疲憊以及各種精神和身體的低效症狀是由於神經功能的一些可逆的失調所造成的。神經衰弱的概念幾乎包括了所有非器質性生理功能紊亂和多種由於心理社會原因引起的心理生理障礙。

**與抑鬱症相比，神經衰弱顯然是一個更中性的疾病標籤——不過是神經系統的問題，是過度勞累等原因導致的。**當人們可以把精神上的痛苦與不適歸因於社會，而不是個人的基因、生活習慣或自我約束時，這種病聽起來就不那麼可怕了。所以，當它從20世紀上半期由日本傳入中國之後，就迅速被中國的普通民眾所接受。連傳統中醫也對它做出看起來病因一致的解釋：由內部或外部的原因導致的“正氣”的衰減，使氣的不足和身體抵抗力降低。

但是，到了20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的精神病學家開始爭論“神經衰弱”究竟是不是一個獨立的病種。之後神經衰弱逐漸被界定為是由許多不存在內部聯繫的症狀堆砌起來的一個病種。因此，神經衰弱在DSM 3中被刪除，以抑鬱症、焦慮症等病名代替。

今天，“神經衰弱症”也從中國人的精神障礙清單中消失了。但是，從神經衰弱症到抑鬱症，僅僅是我們與西方醫學接軌的一種方式嗎？用一種科學的標籤代替一種不怎麼科學的標籤？中國式的“神經衰弱”與“抑鬱症”的標籤背後所承載的，真的是同一種疾病嗎？我們對悲傷、抑鬱和痛苦的理解，真的沒有受到美式精神疾病的影響甚至“推銷”嗎？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得到的答案卻不盡相同。

王剛説：“神經衰弱這個疾病的診斷名稱已經沒有了。因為根據長期的跟蹤隨訪，發現神經衰弱的病人診斷顯示他們患抑鬱症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神經衰弱可能是抑鬱症的早期表現，或者説是抑鬱症的一個具體化的表現。”

黃悦勤則認為：“神經衰弱症與抑鬱症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疾病。上世紀的神經衰弱症現在歸類於焦慮障礙。”

很多時候，抑鬱症患者會對“抑鬱症”這三個字感到不滿——沒説幾句話，5分鐘的時間，醫生就用這三個字概括了他所有的痛苦。

徐凱文（精神科醫生，北大臨牀心理學博士，副教授）認為，僅僅從現象層面進行描述而發明的醫學標籤本身就是粗暴的。“人類對自己的精神世界，心理世界的認識還是很不足的。無論精神科醫生，還是心理學家，都不應該停留在只是簡單地貼上抑鬱症的標籤。”

“世界上有幾百種精神疾病，有一些是有明確原因的，比如梅毒、吸毒導致的精神症狀，治好了梅毒，相應的症狀就會消失；還有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一個人經歷地震、戰爭，經歷了生死，受到了驚嚇，經歷了喪失的痛苦與創傷，這些都是明確病因的。但抑鬱症的診斷，只在症狀層面有相似性，它是一種現象的描述，不同的抑鬱症患者在實際發病機理有很大的不同，跟生物、社會、經濟、文化都可能有關係。”

**對每一個病人而言，這些標籤背後都是一種具體的痛苦，如果不能真正深刻理解它的痛苦和可能的原因，就無法真正更有效地幫助他們。**就像這幾年他一直在研究的“空心病”的現象。臨牀上，這些年輕人大都被診斷為“抑鬱症”，但他們的病因既不僅是生物化學的，也可能不是原生家庭的問題，沒有心理創傷，也不是因為克服不了的負性認知。他們只是喪失了存在感和意義感，內心是空的，不能認同自己，因此一點點小挫折就能讓他們整個地放棄人生。他們內心的荒蕪，是因為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讓他們覺得生活是美好的。“如果沒有對這些問題的反省，找到真正的病因，而只是處理現象和症狀，那就像一個人發熱，醫生不管病因，只是不斷地用退燒藥來解決一樣是不行的。”

“人的精神世界是非常複雜和美妙的，西方的精神醫學想為人類的精神世界找到一種簡單的物質基礎的歸因，以此理解人的愛情、人的悲傷、人的痛苦，這本身就是對人的一種矮化。”

在病情最嚴重的時候，豆子曾經無數次站在30樓的公寓屋頂，想要縱身跳下去。最終沒有跳下去，是因為她怕死，也是因為終究捨不得家人。她想到小舅媽的房子還在裝修，她還想看看。

在精神專科醫院的病房裏，最終將她從一團無知無覺的麻木狀態中拽出來的，是聽到一直陪在身邊的母親被同病房一個大小姐脾氣的病友責罵。一種難以忍受的憤怒和心痛，突然刺破那個情緒堆積的暗無天日的濃霧。

她從小跟着外婆長大，與母親的關係並不親近。但那個時候，“我媽就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我重新回到了母親的懷裏，寸步不離，有點像回到了嬰兒狀態。後來出院，彼此都還有一點傷感”。

40天后，她出院了。無意間聽到父親為她辯護，“我的女兒我自己知道，她有一顆赤子之心，她不會變壞”。

她開始重新想起兩年前去世的小姨。她們從小一起長大。她那麼活潑，那麼愛美，那麼充滿生命的活力，總是給全家人帶來歡樂，卻在30多歲就生病去世了。她想，也許，她的憂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以前，周圍的人總是對她説，要優秀，要優秀，但現在，她突然明白了，為什麼一定要優秀？為什麼不能承認：“我並沒有那麼優秀，我可以不必那麼優秀？”

“接受自己可能不那麼優秀，是我在生病之後得出的結論。”她説，“但與此同時，也不再委屈自己，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偶爾，她還會有一點抑鬱症的殘留症狀，心有一點點下墜的疼，但除此之外，她覺得自己一切都好。

“什麼事情，發生都有發生的道理，有時候我會很感激這場病。”她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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