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慧瑜 |《我和我的祖國》: 縫合主流意識形態的歷史講述_風聞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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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以一種拼盤式的敍事結構覆蓋了七十年來的歷史，“呈現了一種充滿個體化、包容性和差異性的愛國情懷”。影片採用個人化的視角再現歷史進程，從而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用小人物折射大歷史，在當下涉及歷史的敍述中頗為常見：這種人道主義的敍事手法一方面迎合了主流意識形態中關於個體的想象，另一方面，對歷史固有的結構的有意無意的忽視，使得一個歷史的共同體被還原為均質的個人之間的聯合，對歷史的敍述走向了去歷史的敍述。

本文原載於“北青藝評”微信公眾號。感謝張慧瑜老師授權保馬推送此文！

張慧瑜 |《我和我的祖國》：

重新定義“我”和祖國的關係

作為國慶七十週年最重頭的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因其豪華製作團隊和入心入耳的前期宣傳，一經上映就受到觀眾熱捧。相比選擇重大革命歷史事件的獻禮片模式，這部電影從新中國七十年的歷史長河中摘取七個有代表性的大事件，從普通人的視角來表達“我”與大時代同行，重新定義了“我”和祖國的情感勾連，這種個體與國家的關係可深可淺、可大可小、可強可弱，呈現了一種充滿個體化、包容性和差異性的愛國情懷。這種以小見大和拼盤式敍事結構既保證了不同時代的全景覆蓋（七十年每個時代都要顧及到），又採用各種符號化的代表人物（包括老人、孩子、男性、女性、解放軍、少數民族等）。而這種以個人故事為前景、把時代、歷史放在後景的設置也產生了兩種文化效果，一是有帶入感，讓今天的觀眾從個人情感出發進入特定的歷史情景，二是這種被虛置化、扁平化的歷史變成連續的、沒有本質差異的當代史，就像每段故事開始前都以寫日記的方式表現，國家記憶與私人記憶合二為一，歷史變成了年輪般中性化的編年史。可以説，這部知名導演、知名演員傾情演繹的新獻禮故事，重組了歷史記憶，變成了一部更符合當下主流意識的歷史講述。

一、個人與歷史的和解

《我和我的祖國》是一首創造於1985年的歌曲，攜帶着80年代的文化底色。其中，“我”是在80年代新啓蒙文化的氛圍中登場的，不再是集體化的、階級式的“我們”，而是情感充沛的“我”，“我”是赤子、是浪花，“我的祖國”是母親、是大海。如果説創作於1950年的《歌唱祖國》把祖國變成政治化的山水，那麼《我和我的祖國》則把大山大河重新自然化，“我”和“祖國”的關係也從“越過高山/越過平原/跨過奔騰的黃河長江”的豪邁變成了“每當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旋渦/我分擔着海的憂愁/分享海的歡樂”的親暱。因此，電影版《我和我的祖國》就以不同歷史時代的“我”為主線，講述“我”與祖國的情深和喃喃私語。我想從三個角度來理解這種個人與時代、個人與歷史的關係。

首先，小人物見證、參與大歷史。80年代大眾文化興起之後，形成了兩種歷史觀，一種是英雄史觀，這不僅指那些彪炳史冊、建功立業的秦皇漢武，也指近現代歷史中為國家、為民族救亡圖存的仁人義士和革命者，包括紅色英雄和創建共和國的偉人們；第二種是平民史觀，也就是小人物被捲入大時代當中，成為旁觀者和親歷人，在這種人道主義敍述中，個人是歷史潮流的被動接受者和無辜的倖存者。英雄史觀和平民史觀看似是截然對立的，其實是同一種歷史邏輯的產物，個人要麼成長為英雄、創造歷史，要麼變成小人物、旁觀歷史。《我和我的祖國》採用的是平民史觀，七個故事塑造了七位小人物。一類是那些高光時刻背後默默奉獻的參與者，如《前夜》中為1949年“開國大典”研練電動升旗的工程師、《相遇》中為1964年“原子彈爆炸”隱姓埋名的科技工作者、《迴歸》中為1997年“香港迴歸大典”服務的香港警察和鐘錶匠、《護航》中為2015年“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閲兵式”護航的替補女飛行員。第二類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者，如《奪冠》中觀看1984年8月8日中國女排奧運會奪冠的弄堂百姓、《北京你好》中參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服務的出租車司機、《白晝流星》裏親歷2016年神舟十一號飛船返回艙的兩個失足少年。他們是這七個特殊時刻的參與者和見證人，是“分擔海的憂愁/分享海的歡樂”的“浪花一朵”，電影成功詮釋了《我和我的祖國》這首歌曲所表達的個人際遇與祖國命運相生相伴的深情厚誼。

**其次，撫平傷痕、達成個人與時代的和解。**80年代以來有兩種傷痕故事，一種是把50到70年代的故事敍述為個人遭遇歷史的創傷，“傷痕”敍述也成為80年代凝聚人心走向改革開放的情感動力，如知青故事；第二種是近些年出現的“新傷痕”故事，把80年代變成一種充滿感傷、創痛的時代，如《歸來》（2014年）中“平反”歸來的右派卻無法真正“回家”、《芳華》（2017年）中七八十年代以來文工團經歷解散、“芳華”消逝的歲月等。《我和我的祖國》磨平了這些歷史的傷痕，把個人的、家庭的創傷重新塑造為一種偉大的奉獻精神。如《相遇》中，張譯扮演的科技工作者高遠秘密參加原子彈研製工作，只能與戀人“玩失蹤”、即便在公交車內偶遇也不能相認。公交車內是失散三年的女朋友向高遠深情告白，車窗外是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羣眾慶祝大會。車窗外的呼喊聲進入車內，打斷了這對戀人相認的衝動，隨之兩人加入遊行的人流。《相遇》不再是《人到中年》（1982年）中科技工作者自我犧牲的悲劇，而是這種犧牲自己、成就國家的故事被賦予超越性的、光榮的價值。如《白晝流星》中，第五代導演田壯壯扮演退休旗長老李，曾經造反、下鄉、“被耽誤了十年”的知青變成了嚴厲的父親，知青敍事也被改寫為基層扶貧幹部救助貧困少年兄弟的感人故事。還如《北京你好》中葛優扮演的出租車司機，也是80年代的頑主形象，保留着一點正經都沒有、渾不吝、油嘴滑舌的底色，卻成為北京版活雷鋒。從這個角度説，這部電影讓八九十年代的典型人物“舊貌”換了新顏。

**再者，建立一種包容性的國家認同，這部電影所表達的愛國主義是一種充滿差異、多元和柔性的國家認同。**電影中的小人物、普通人，雖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也基本上是一種去政治化的代表，在年齡、性別、職業等差異背後是一個抽象的“我”和去政治化的個人，而國家也變成一種相對抽象和普遍性的國家。儘管電影所選擇的七個事件無一例外都是大事，是開國大典、原子彈爆炸、香港迴歸、宇航員等國家議題，涉及到政治、國家主權、軍事等“硬實力”，但是個人與這些大事的關係卻是一種個人化的、柔軟的、有市井氣息的聯繫。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感。不再是大歷史、大時代“干擾”兒女情長或花前月下，而是每一位看似瑣碎的人生故事，都嚴絲合縫地與大政治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這種聯繫是一種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認同。在《迴歸》中，從內地逃難到香港的鐘表匠華哥，在狹小的陽台上“見證”國家恢復香港主權的時刻，在這種個人化的空間中達成對國家身份的詢喚。在《奪冠》中，小男孩鼕鼕一邊幫助鄰里收看中國女排在洛杉磯奧運會決賽的實況直播，一邊目送小女孩小美去美國定居，30年後小美以華裔科學家的身份選擇回國，這種個人選擇背後是國家實力的逆轉。《北京你好》中也借北京的士司機這一社會底層形象（從《駱駝祥子》1982年到《夏日暖洋洋》2001年），把首都北京與汶川地震受災羣眾、與奧運工程建設者勾連起來，這樣一個新時代的“頑主”成為跨地域、跨階層的粘合劑。

二、技術、基層社會與空間治理

任何歷史講述都是有選擇性的，也攜帶着特定立場。作為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更是精心選擇特定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形象，暫且不討論那些電影之外的、沒有被講述的歷史邏輯和時代背景，值得分析的不僅是這部電影選了哪個事件和人物，而是這些放置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物所展示的豐富的歷史和社會信息。我印象最深的有三個主題，一是科學和技術，二是基層社會，三是基層幹部，這三個主題也與中國現代經驗和社會建設有着密切關係。

一是科學與技術。電影中的七個故事都與科學、技術有關，大致分成三類，一類是關於原子彈、神舟飛船、戰鬥機等大國重器，這既是講述50到70年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典型成就，也是近些年支撐“厲害了，我的國”的硬實力，這些看得見、摸得着的軍事、工業硬核是中國實現現代化和國家主權獨立的物質保障，也是突顯國家力量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的體現；二是與基礎設施建設相關，如《白晝流星》中八個月就修好的沙漠高速公路和《北京你好》中千萬農民工建設的國家體育館鳥巢工程，這些基礎設施顯示了國家的工業建設能力；三是技術工作者，這又包括高級科研人員和基層技術工作者，前者是《相遇》中參與原子彈研製的科學家高遠、《前夜》中研究天安門廣場電動旗杆的設計師林治遠，後者是《奪冠》中修理電視天線的小男孩鼕鼕、作為八級電工的爸爸和《迴歸》中的香港鐘錶技師華哥，他們都是兢兢業業、做好本職工作的科技工作者，代表着在平凡崗位中堅守的職業倫理和工匠精神。電影中反映了科技、技術制度的兩面性，一方面是國家體制、國家力量支撐大國重器和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基層科技工作者維繫現代化生活的各個環節。

**二是基層社會的氛圍。**個人、普通人、老百姓並非孤零零的個體，總是處在或大或小的社會中。在20世紀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中，出現了一種基層化的社會空間，尤其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依託單位制形成了高度組織化、熟人社會式的基層空間，人民羣眾就生活在一個又一個城市和農村的基層社會里。在《奪冠》中就非常精彩地展現了80年代初期城市基層社會的活力和豐富。首先，石庫門弄堂是一種老上海的社區空間，也是單位制的基層社會，街坊都是彼此熟悉的老鄰居，弄堂變成了公共活動空間，可以下棋、聊天，也可以“集體”看電視，在這個空間中，小男孩鼕鼕的爸爸是電工，是為基層羣眾服務的技術人員；其次，基層不是封閉的、自治的，而是與外部、與國家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體現在兩種體育制度上，電影中既有中國女排參加奧運會的競技體育，也有鼕鼕和其他小朋友在少年宮參與的羣眾體育活動，競技體育與全民體育是互補的。更重要的是基層公共空間的組織依賴電力、廣播和電視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這些也是國家提供的，實現對基層社區的覆蓋性和共享性；第三，《奪冠》的高潮段落是弄堂中的老百姓“集體”收看中國女排在洛杉磯奧運會上的比賽，電視這一80年代初期的“新媒體”成為最重要的公共平台，也就是説，電視沒有成為家庭內部的“私藏”，而是與基層公共空間緊密結合的廣播媒介，在電視與收音機的交替切換中，基層羣眾藉助國家轉播平台與美國奧運會實現了同步效果。這種基層空間也體現在《北京你好》的出租車司機張北京的故事中，這是一家國營的出租車公司，張北京憑藉“組織”優勢和運氣，獲得了一張奧運會觀禮的免費門票。帶着北京志願者帽子的張北京，在奧運期間幫助汶川地震兒童實現了參觀鳥巢的夢想。當然，基層社會的活力和有機性，還體現在基層幹部身上。

**三是基層幹部是實現基層治理的重要力量。**如果説小男孩鼕鼕、張北京是一種業餘的、臨時的社會義工，那麼基層空間中更重要的角色是專職的基層幹部，這就是《白晝流星》中退休旗長老李的形象。老李是北京知青，現在是基層扶貧幹部。他是焦裕祿式的好乾部，也是失足少年的教育者，是幫助困難羣眾排憂解難的知心人。電影非常清晰地呈現了老李的扶貧思路，不只是給貧困少年兄弟吃飽飯、穿上衣等物質幫助，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精神上“站起來”，變成頂天立地的男子漢，這是通過觀看航天英雄乘坐返回艙返回地面來實現的。正是因為有這些如父親般服務於基層的好乾部，使得基層社會不會變成無政府主義或者非正規權力（如黑社會）的底層社區。從電影中可以看出國家與基層的兩種關係，一方面國家通過修路、通水、通電、通網、通訊等方式給基層提供基礎的現代化設施，另一方面又依靠成千上萬的基層幹部完成社會和人心治理，前者依靠的是國家的工業硬實力，後者則是具體而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和鞠躬盡瘁的為人民服務精神。

近些年，從《戰狼2》（2017年）、《紅海行動》（2018年）、《流浪地球》（2019年）等主流商業電影開始，出現了一種既弘揚愛國主義等主旋律價值，又獲得市場高票房認可的現象，再加上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可以説，實現了一種在商業化、娛樂化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政治性和國家認同的可能性，也是更有效的、更容易接受的把正能量與日常生活相結合的宣傳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新中國七十年的文藝發展經歷了三重轉型，第一重是文藝的政治化、革命化，文藝被組織到革命動員和宣傳中，這體現在從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藝變成五六十年代高度政治化的革命文藝；第二重是文藝的去政治化、去宣傳化，文藝變成一種去政治化的文化工業和娛樂產業，追求躲避崇高、娛樂化和批判“體制”等意識形態，這是從七八十年代的工農兵文藝轉型為九十年代、新世紀之初的文化產業制度；第三重是弘揚主流價值觀的去政治化的文藝，這是一種個人主義、日常生活與愛國主義、正能量等抽象價值相包容的文化，是一種去政治化基礎上的再政治化。如果説《戰狼2》、《流浪地球》講述的是當下和未來的中國故事，那麼《我和我的祖國》則通過重塑歷史和當代史，完成這種正在形成之中的文藝新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