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北族王朝沒有中國意識完全不符合史實_風聞

從中見立夫1984年發表的論文開始，近年來，部分國外學者一直懷疑中國之名及中國認同未被歷史上北族王朝所接受。這些觀點已經在國內外學界引起了一些回應性的不同意見，其中以姚大力、郭成康、黃興濤、趙剛和甘德星最具代表性。本文擬在上述學者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從非漢文史料中發掘史實，全面系統地梳理考察這一問題；同時，也針對國外學者的某些質疑，以史實為依據，做出更為確鑿有力的回答。

一、從滿文史料中所見之“中國”看清朝與中國的同一性

《內閣藏本滿文老檔》

“中國”一名在滿文史料中的較早出現，大致可以追溯到滿洲入關之前的清太宗天聰三年（1629）《滿文老檔》的相關記事中。後金政權通過翻譯途徑在其書面語言中借入了“中國”（dulimbai gurun）一詞，以指代當時與後金互為敵國的明朝。在清朝入關以前，滿洲統治者尚未以“中國”作為其建立的國家政權的自稱。

不過到清朝入關之後不久的康熙前期，隨着統一全國進程的最終完成，滿洲統治者也相應調整了政治觀念，不再避諱沿用中國的名稱，轉而將清朝看成是中國歷史上繼明朝而起的又一個正統王朝，故在滿語中以其直譯形式dulimbai gurun來指代自己的王朝政權，可以説滿語中的“大清國/清朝”(daicing gurun)與“中國”（dulimbai gurun）逐漸具有了同一性。

有兩個例子比較鮮明的驗證了滿洲統治者政治觀念的轉變。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俄雙方簽訂尼布楚條約時，該條約的幾個不同文本中均出現的是“中國”的有關譯名；雍正元年（1723）刊行的圖理琛著述《異域錄》滿文本中，“中國”（dulimbai gurun）更是屢屢出現，清朝皇帝已經樂於以中國君主的身份聽聞下屬上奏頌詞。

根據相關索引，滿文本《異域錄》內總共先後出現了23次“中國”（dulimba-i gurun）的用例。由此更可看出，以自己作為中國臣民的歸屬意識，在像圖理琛這種於康熙中後期步入仕途的滿洲官員那裏業已根深蒂固。對他們來説，作為效忠對象的中國與大清彼此完全可以等同。

二、對清代蒙古缺乏“中國（dumdadu ulus）意識”觀點的反證

中見立夫始終認為民國之前的蒙古人缺乏 “中國”（dumdadu ulus）意識，以致他認為蒙古語中“中國”一詞是在清亡以後才創制出來的。姚大力教授引用的1849年出版的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語辭典》中出現的蒙古語“中國”一詞予以反駁，那麼，還有哪些時間更早因而也更為有力的反證呢？

首先是雍正五年（1727）九月清朝與俄國簽訂的《恰克圖條約》的蒙文譯本。1982年，德國學者魏彌賢（M.Weiers）通過文獻學考察指出，《恰克圖條約》的蒙文本中出現了“中國”一詞，蒙古是中國之一部的表述在同一條約的滿蒙文本中均無差異。相應地，清朝最高談判代表蒙古王公策凌的署銜在條約的滿文本中正式記作：中國副將軍扎薩克多羅郡王和碩額駙，這就意味着，策凌已經相當明晰地具備了清朝與中國相等同的意識。隨着《恰克圖條約》的陸續簽署與生效，喀爾喀蒙古王公上層，無疑會接觸到條約中規定的蒙古屬於中國之一部以及自己也身為中國大臣需效忠朝廷等政治觀念。

清朝官方一直着力在蒙古地區推行“中國意識”。至晚從18世紀開始，清朝致力於推動的“中國意識”在蒙古地區收到了某種成效，且並未引起蒙古人在政治上的強烈反彈和不滿。嘉慶年間組織纂修完成，以漢滿蒙三種文字共同刊行的《理藩院則例》，在道光、光緒等朝還數次增刪修訂，發放範圍也越來越廣，囊括了內外蒙古各部上層。以此清朝等於中國，因而漠北—漠南蒙古隸屬於中國的政治意識，自然在蒙古地區會有進一步的傳播。

《理藩院則例》（蒙古文）

除了蒙古以外，清朝統治者還尋找機會將“中國意識”灌輸傳入到新疆和西藏。

三、元明時期見於非漢文文獻的“中國”及“中國意識”試析

“中國”在明代的非漢文文獻中出現得較少，主要見於明朝官方頒佈的《華夷譯語》一類辭書資料。該詞的出現顯示出明朝在與邊疆少數民族和海外國家交往時，已經自認為有必要彰顯出“中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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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岸本美緒指出，正是在明朝末期（尤其是萬曆以降），明朝公文或個人文集中在書寫時將“中國”兩字頂格抬頭以示尊敬的現象日益普遍，反映了當時以中國為中心的國家意識的高漲。她還強調，明末漸已凸顯高漲的“中國意識”進一步影響到了後來的清朝，這不僅表現在清朝入關後在漢滿文獻中繼續以中國自居，並且還體現在其處理對外事務時同樣繼承了將“中國”一名頂格書寫的先例。

元朝的蒙古語國號中出現的“中央”（dumdadu）一詞，恰恰應當被看作是受到漢地政治文明影響之下逐漸萌發的“中國意識”的突出表現。而西方史料中的“中央帝國”一名則是“中央蒙古國”在使用過程中的進一步簡稱，實際上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中國”無論是在含義色彩上，還是在疆域範圍上（即同時包括中原內地和西北邊疆），已無本質性的差別。因此，那種認為在13—14世紀的“大蒙古時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概念尚處於個別化與多歧化的階段，故在當時來説既不顯要更不統一的論點，反而恰恰是需要認真反思與檢討的。

四、遼金時期非漢文史料所見之“中國意識”

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是否也存在類似的“中國意識”這一問題，最近已由國內學者徵引漢文史料進行了詳細論證，並給出了確定無疑的回答。

近年來，多位學者發表了關於女真文內容的解讀報告。根據這些學者的共同釋讀結果，顯然可以看到，女真文中“偉大的中央金國”與漢文中的“大金”是彼此對應的。而“中央”一詞在此的出現，再度使人聯想到前引蒙古語文書出現的“中央蒙古國”一名。兩者的共同點是均以“中央”一詞加在先前的固有國號之前，反映了“中國意識”在北族王朝政權的國家觀念中的傳播。

相對於金朝而言，遼朝的契丹大小字墓誌資料中保留的以“中央”一詞嵌入國名的情況就更加常見，共有大中央契丹國、大中央胡裏只契丹國、大中央契丹胡裏只國三種情況。“中央”一詞明確見於國號反映了中國意識的影響，遼朝從興宗、道宗之際開始逐漸接受“中國意識”，並體現在相應的契丹語國號名稱上。

早在清朝以前，遼、金、元三朝在入主漢地以後，同樣培育出很強的“中國意識”，早期的遼金兩朝則將“中國”所具有的“地理上的中央位置”一義與其建立的國名相結合。元朝建立以後，則出現了“中央蒙古國”的蒙古語國名，並被其西北宗藩察合台汗國所採用，並進而巨大地推動了“中國”一名在西方的傳播。

餘論

華裔學者趙剛的研究成果在國外學界引起了熱烈反響，贊同者和懷疑者皆有之。其中持保留意見者以柯嬌燕的一篇近作為代表。她極力主張趙剛文中列舉的史料不能作為清朝在政治上具備了“中國意識”的證據。作者從邏輯學和語言學兩個方面對柯嬌燕的觀點進行了反駁，認為她的相關評論純屬誤解，無一可取。

本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作者鍾焓（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中國社會科學網李中平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