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局成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的綠色新政_風聞

作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

25年前，我是《氣候變化1995——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一份報告》的主要作者。“在那份報告中，我們犯了一個大錯誤:我們應該更大聲地拉響警報。但是，我們缺乏我們今天所擁有的關於氣候變化的速度和後果的壓倒性證據，因此，我們沒有完全預料到極端天氣事件對我們的星球、我們的生命和財產造成了如此毀滅性的影響。

當時，我們認為氣候變化的影響將集中在世界熱帶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和北歐可能會從中受益。緬因州和新斯科舍省等地的海灘可能會變得適合游泳。

誰能預料到美國將成為主要的輸家？僅在2017年，颶風、野火、洪水以及熱浪和嚴寒的後果造成的損失就佔到GDP的2%左右，自1980年以來累計損失總額達1.6萬億美元(經通脹調整後的美元)。誰能預料到格陵蘭和南極的冰蓋會以如此快的速度融化，或者世界各地的冰川會如此迅速地消融?我們知道海平面最終會上升，但沒想到會這麼快。

現在我們知道，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生活在我們的地球範圍內，大自然並不總是寬容的，而我們並沒有這樣做。在過去的兩個半世紀裏，人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是基於對能源的控制，尤其是在上個世紀，這意味着使用化石燃料，把深埋在地球深處的碳拿出來燃燒，以比自然過程更快的速度向大氣中排放二氧化碳。這種肆意揮霍的後果現在正落在我們身上。

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生活的許多方面——我們如何組織我們的經濟、我們的城市、我們的交通、能源、住房和食品系統。

好消息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現在都認識到了這一點。即將上任的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承諾，歐洲將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歐洲還承諾要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經濟格局:對任何沒有盡力保護地球的國家所生產的商品徵收跨境税。

還有一個好消息：我們完全可以承受這些變化。我與倫敦經濟學院的尼古拉斯·斯特恩共同主持的“碳價格問題高級別委員會的報告”得出結論，2015年《巴黎協定》中規定的目標，將全球變暖限制在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1.5-2℃的水平，只需徵收每噸約100美元的碳税即可實現。這將意味着能源價格將上漲2-3%，遠低於世界此前的水平。

近年來，可再生能源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使其在大多數領域都能與化石燃料競爭，這使得成本更加可控。事實上，類似於新政的綠色轉型承諾很可能釋放出巨大的創新能量。這種能量將對經濟有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今，我們擔心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將如何導致失業，擔心長期停滯(即便是在零利率下，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擔心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所説的“全球儲蓄過剩”。然而，就在我們為過剩的勞動力和資本發愁時，一些人卻哀嘆我們負擔不起綠色轉型。

這種立場的荒謬應該是顯而易見的。至少，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有時甚至是一些嚴肅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家——都表現出他們對市場體系解決我們實際經濟和社會需求的能力失去了信心。在某種程度上，這種信心的缺乏是值得的:金融市場對短期信號做出反應，而環境惡化的長期經濟成本尚未被計入價格。

正如我在《歐洲經濟評論》即將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所解釋的那樣，碳定價是必要的，但還不夠:我們將需要大量的公共和私人投資以及監管，以指導經濟並刺激創新。為了為這些投資提供資金，我們將需要更多的公共綠色投資銀行，併為現有的開發銀行提供更多的資金。包括世界銀行和歐洲投資銀行在內的現有機構或許做得不錯，但它們根本不具備綠色轉型所需的資源。投資越多，監管越好，實現巴黎目標所需的碳價格就越低。

法國的的“黃背心”運動已經引起人們對關注綠色過渡的分配結果的必要性的注意。我們現在正為忽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分配後果而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我們應該吸取這個教訓。但如果我們能很好地管理好綠色轉型，世界上絕大多數公民的生活將會更好。

在可持續發展和綠色轉型的討論中，有兩個方面的分配常常被忽視:代際分配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分配。擁護低赤字和緊縮政策的政客們總是談論強加給後代的成本。但氣候變化和海平面上升給子孫後代帶來的代價要大得多。世界各地的年輕人都認識到這一點，現在他們拒絕坐視不管。

特朗普的盤算是讓美國在今天變得偉大，而不考慮未來——這正是我們陷入當前困境的原因。然而，到目前為止，按人均計算，美國仍是全球最大的污染國。

我們的生活已經超出了地球的承受能力;想象一下，如果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縮小自己與當今發達經濟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會給地球帶來怎樣的負擔。當然我們不能要求這些國家犧牲自己的生活水平，好讓發達經濟體繼續肆意揮霍。

歐洲承諾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現在正面臨氣候變化帶來的道德和經濟影響。許多美國企業、城市和州都在這樣做。現在需要的是美國政府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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