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再次“無視”中國，該憤怒嗎？_風聞

執筆/周文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獎結果於14日揭曉，經濟學家阿比吉特·班納吉、埃絲特·迪弗洛和邁克爾·克雷默因從事全球反貧困鬥爭方面的研究獲獎。

消息傳到國內立即引起了一輪議論。

有一種觀點認為，減貧要看田間地頭的實效，當今中國在減貧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有目共睹，諾貝爾獎對這一活生生的實踐熟視無睹，反而將眼光放在鼓勵精緻的經濟學模型與樣本上，讓經濟學成為學術圈內自我把玩遊戲，這體現了一種傲慢。

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三個人的得獎跟扶貧工作不是一回事，他們的理論證明了，靠自上而下的扶貧，往往只能鼓勵政府的貪腐，是無效的。只有推廣新技術，建立自下而上的市場經濟機制，才是符合經濟學規律並且能夠起效的。

這兩種看法孰是孰非？

面對中國經濟成就，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又一次選擇性“無視”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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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往年，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題是讓人眼前一亮的。

擺脱貧困是人類最大的難題，逃離苦難是人的天性。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逃亡是掙脱貧困和死亡的逃亡。幾千年來，人類歷史就是一部與貧困作鬥爭的偉大歷史。目前人類仍面臨的最緊迫問題之一是減輕各種形式的全球貧困。

與過去注重基礎研究和純粹學術上的貢獻不同，今年的經濟學諾貝爾獎顯得更加務實，這似乎表明了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當下的科學研究越來越注重研究給現實世界帶來的影響。

今年得獎的三位經濟學家也不是隻呆在書房裏構築模型，曾深入五大洲多個國家的窮人世界，調查貧困人羣最集中的18個國家和地區，從窮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創業、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個方面，探尋貧窮真正的根源。

同時，他們在《貧窮的本質:我們為什麼擺脱不了貧窮》也對關於貧窮的一些流行觀點進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窮人的依賴性越強，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等。

**他們指出，多年來的扶貧政策大都以失敗而告終，原因就在於人們對於貧窮的理解不夠深刻，好鋼沒有用在刀刃上。**對此，他們也用大量實例提出了一些實用性較強的建議，尋找那些經得起檢驗的扶貧方案，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貧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導。

但這不等於他們的研究就沒有問題。

從已有的資料看，這三位研究發展經濟學的學者的樣本是非洲和印度。不過要從消除貧困的實際經驗來看，在人類歷史來看，最成功消除貧困的國家就是中國。

中國從國內生產總值（GDP）佔全球的不到2%（1978年），到2018年中國GDP佔比約為16%。根據《改革開放40年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進步》白皮書，過去40多年，中國共減少貧困人口8.5億多人，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換句話説，改革開放40年，中國減貧人數相當於整個非洲或者歐洲人口總數，這是人類減貧史上的“中國奇蹟”。這其中，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對任何一位經濟學研究者來説都是一座超級富礦。

但是，今年諾獎三位得主沒有任何關於中國減貧實踐經驗的總結和系統化理論闡釋。由於缺乏中國的樣本，他們的理論最多隻能算作是隔空喊話。

首先，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通過做隨機實驗來解決減貧問題的。通過田野實驗方法驗證具體減貧政策的效果 ,從而發現有效的克服貧困狀態的相關政策。事實上，這更可能是書齋裏的學問。但是減貧問題如果成為象牙塔裏的東西，不能給世界帶來多少智慧，更解決不了現實問題。

今天中國在減貧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從來沒有做過所謂隨機實驗。對於解決貧困問題，中國有句話“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要真正解決貧困問題，扶貧更要注重扶志與扶智相結合，把發展作為解決貧困的根本途徑，既扶貧又扶志，調動扶貧對象的積極性，提高其發展能力，要給貧困人羣創造公平的成長和就業環境，可能要比單純的實驗的效果和作用更好。因此，他們的一些實驗方法可以借鑑，可以當做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工具。但是很難具有操作性和推廣價值。

其次，考察減貧理論的貢獻更重要的是看其效果。儘管今年的諾貝爾獎體現了人文關懷和發展問題的關注。但是為了工具而工具、實驗而實驗的研究風向標，也可能開啓理論研究的一個錯誤方向。經濟學不能成為“飄浮”在空中的理論研究，只是從工具到工具，從邏輯到邏輯，從而很難與現實生活相聯繫。現在他們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而缺乏來自世界減貧成效最大的中國經驗總結，其理論既缺乏説服力，也不能展示其理論的完整性和系統性。

事實上，十八以來，黨中央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脱貧，加大扶貧投入，創新扶貧方式，扶貧工作呈現新局面。精準扶貧、精準脱貧直接瞄準目標人羣，做到了精準識別、精準扶持、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切實提高了扶貧工作的績效和力度。這才是減貧實踐最有成效的理論。

可以説，精準扶貧、精準脱貧既是實踐創新，又是理論創新；既是對中國的貢獻，也是對世界的貢獻。精準扶貧、精準脱貧從提出到落實再到形成系統的思想，不僅為我國脱貧攻堅事業取得成功提供了指導思想和方向性指引，而且為世界減貧事業提供了中國經驗，更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減貧思想的生動實踐。

再次，離開了政府的作用，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在《貧窮的本質》中，兩位作者也坦承，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第一，避險手段太落後，第二，他們只顧眼前，不做任何長遠規劃，第三，因為認知水平的侷限，他們對不懂的東西有太多偏見。窮人往往缺乏必要的信息，難以做出正確的決策，窮人也經常因為生存而揹負了太多的責任，導致無法做出最優的決策。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所以解決窮人的問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才變得格外重要。

認真總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脱貧攻堅的實踐經驗，可以看到：堅持政府主導戰略、實行開發式扶貧方針、構建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扶貧模式、動員全社會力量扶貧濟困……應該説，這才是世界扶貧開發領域的中國經驗。

從中國的減貧經驗中，可以獲得如下啓示：其一，強有力的政治意願和政府承諾是實現中國減貧的根本保證；其二，減貧需要政府提供相應的制度和政策保障，綜合性的發展政策和專門的減貧計劃是減貧取得成效的根本保障；其三，減貧需要廣泛動員社會力量，政府的意志、社會的關愛與貧困羣眾意願相結合，從而確保了減貧項目與貧困人口的精準扶貧和精準脱貧效果。總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減貧取得成效的關鍵。

最後，以中國經驗為基礎重塑發展經濟學。對於發展中國家如何更好地發展，經濟學中有一門學科——發展經濟學，它是二戰後從西方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門新學科。按照發展經濟學理論，二戰後國際上專門成立了一個組織，這就是今天的世界銀行。世界銀行的目標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消除貧困，以實現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

世界銀行成立以來，為發展中國家相繼開出了諸如進口替代、結構主義等藥方，也通過各種途徑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現代製造產業和建設基礎設施。儘管有世界銀行和發達國家的各種努力和具體幫助，但這些國家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

總體來看，從世界銀行成立到2018年的70多年時間裏，如果去除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擺脱世界貧困線的人口數量，世界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這説明西方理論和實踐存在方向性錯誤。也就是説，世界的減貧成就主要源於中國。

中國發展的成效和脱貧實踐，説明西方理論和發展模式已遠遠落後於時代發展的步伐，更與全球發展治理的主題漸行漸遠。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的中國樣本和中國經驗，可以更好地為全球消除貧困提供更好的中國借鑑。因此，離開了減貧實踐的中國經驗作樣本，發展經濟學不可能有生命力。

2

 中國曆來是一個有着英雄崇拜情結的國度，諾貝爾獎在中國的輿論熱度一直不減，尤其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屠呦呦獲得2015年諾貝爾醫學獎後，大家更加期待在諾貝爾經濟學獎上也能迎來零的突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卻多年來與諾貝爾經濟學獎無緣，這似乎與中國日漸顯赫的經濟地位不符。

這當中是不是有西方經濟界對中國經濟傲慢和視而不見的成分？中國社會輿論是不是有必要這麼把諾獎當回事，而應該以平常心看待？這些當然都有討論的空間，但我想説的是，中國經濟學界自身先別急着看淡，是不是首先需要反思？

**國家強，經濟學理論必須強。**伴隨着中國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為引領中國經濟更好發展，中國必須要有自己獨立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如果在經濟理論上還是抱着西方模式不放，就會影響經濟政策的正確性。這方面，中國經濟學家們在理論和實務兩個層面，是不是應該有很大空間可以有所建樹？

中國豐富的經濟實踐，需要經濟學界花費很長時間腳踏實地去提煉研究，然而活躍我們扶貧工作一線的，大多是從事農村工作研究的，田間地頭有多少經濟學者呢？不活躍在田間地頭，活躍在電視上的房地產分析和網絡上的付費課，怎麼會有理論和實務兩個層面的建樹呢？

前段時間，國內學者爭論誰是雙軌制的最早提出者，喧囂躁動，互不相讓，甚至有人稱這是中國最可能贏得諾貝爾獎的理論。這樣突如其來不同尋常的密集高調造勢到底是什麼意思？不免讓人疑惑。

中國經濟學界的狂歡躁動掩蓋不了中國經濟理論事實上的失語狀態。

理論的貧血並不意味着中國經濟學界的冷清，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中國經濟學界的熱鬧程度要大大超過國外，甚至西方經濟學的各種流派由他們的代言人在中國土地上華山論劍，喧囂不已，經濟學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每個經濟學家都盡情地享受着經濟理論的狂歡和虛假繁榮。

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經濟學研究人員和隊伍，也擁有全世界最多的經濟學研究機構。現在整個社會都在熱切盼望中國經濟理論界出現最具有生命力的鑄劍師，無論是本土的還是海歸的，無論是主流的還是邊緣的，這都無關緊要。緊要的是他們的出現能夠填補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真空。

今年的諾貝爾獎給我們最大的警示就是，我們的經濟學家們要擔當起新時代的歷史使命，儘快合力推進探索和總結新中國70成就背後的經濟學理論邏輯，更好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

中國的經濟學家是幸運的，正趕上一個好時代，欣蓬盛世，又充滿了新問題和新現象。世界經濟正面臨百年未有之變，當前世界錯綜複雜、紛紛擾擾，一場經濟思想的新革命已在醖釀和發端。應該説，這些背景為經濟學理論的發展提供了百年難遇的實驗機會。關鍵是我們的經濟學學者們要擺脱對西方經濟學“迷信”和“崇拜”，儘快形成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獨立思考和理論創新能力。

（作者是復旦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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