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的團隊_風聞

來源：文匯  作者:陳尚君

司馬光畫像與《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殘稿(局部，藏於國家典籍博物館)。

如果要評選中國一千年以來最偉大的史學家，我會毫不猶豫地投票給司馬光，當然是因為他的偉大著作《資治通鑑》。在他以前，雖然主要史書有紀傳、編年兩體，但紀傳體的體例是本紀略具提綱，列傳專記個人，至於一件史事的來龍去脈，則非反覆研讀史書，無法理清頭緒。編年雖歷代皆有其書，或過於簡略，或僅及一代。唐初興起編年體的實錄，繼任皇帝要為先帝一朝修實錄，很好的創意，但本朝修本朝事，要求真相，那就難了。

司馬光在政治上失意之際，硬是堅持工作十九年，將公元前403年到後959年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在佔有全部文獻的基礎上，逐年逐月逐天排比史事，用通曉暢達的語言表達清楚，枱面上的理由是為皇帝治理天下提供借鑑，主要目的還是將這些年代重大史書全部梳理清楚。南宋後講史藝人都以此書為工作底本，更發揮了向民眾普及的價值。

司馬光如何能取得這樣偉大的成就？可以舉出個人學養、皇帝支持、助手得力、史觀通達、親力親為、堅持始終等原因。其他人也有機會得到這些條件，為什麼只有司馬光能成功？我認為主要原因是以司馬光為中心的團隊的通力合作，加上司馬光始終親自執筆，方得成功。

司馬光修《通鑑》，最直接動機是他編年敍述先秦時期的史書《稽古錄》得到英宗讚許，且要求他擴展至有宋立國以前。繼位的神宗繼續支持，恰好司馬光與主政者王安石政見有分歧，於是退居洛陽，專事著述。皇帝倒也理解，讓他史局自隨，提供經費，配備助手。所謂助手，就是名份仍是朝廷官員，職守僅是編書。司馬光挑了劉攽、範祖禹、劉恕三位，學問好，史有專攻，樂於協作，政見也接近，不然常起爭執也不好。

這三位助手可以略作介紹。

劉攽（1023—1089），字貢父，僅比司馬光小四歲，但成名甚早，是北宋最著名的漢史學者，宋時《漢書》經他校刊方通行，著作亦多。《通鑑》開修，他以知曹州入為國史院編修官。因漢史有《漢紀》《後漢紀》兩部編年史可為基礎，《通鑑》漢代部分成書較早，因而他離開團隊的時間也較早。

範祖禹（1041—1098），字夢得，三人中年齡最小。他雙親早亡，由叔祖範鎮撫養成人。司馬光與範鎮為莫逆友，故選定他。入局初他方年少得意，司馬光指點他仕進不可有貪心，得以盡改舊習，專力修書十五年。其中最繁蕪的唐代部分，由他專主其事。他後來奏進自己的著作《唐鑑》時，自述“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跡，析以義理，緝成一書。”南宋高宗通讀兩書，認為“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範祖禹有台諫手段”（《貴耳集》捲上），即看到兩者的聯繫與不同器局。

劉恕（1032—1078），字道原，是司馬光主貢舉時的門生。他一生精力幾乎盡瘁於《通鑑》，在書成前六年就因風攣疾去世。長編部分，他承擔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兩部分，司馬光視他為左右手。他本人從政經歷幾無可述，本人著作最重要的是《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可惜沒有傳世。《通鑑》的十國部分以此書刪削而成，史料價值最高。

三位助手都是飽學之士，且都進士登第，願意不計較自己的仕宦前程，給司馬光當下手，當然是出自對司馬光道德人品、學問識斷的景仰與信任。而全書編纂得以順利展開，更得益於司馬光的規劃得當，掌控有方。

今存司馬光《與範內翰論修書帖》，就是具體指導範祖禹如何編纂唐史長編，即以實錄為基礎，實錄中事有涉及前後者，加註於前後事項下，然後要求“將《新唐書》《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並諸家傳記小説，以至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其事之首尾。”即把當時能找到的正史及其他與史實有關的記載，分年、月、日加以編排，使無遺漏。然後再説明“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下”，並告知唐代文獻中有涉及隋前、唐後者，亦摘出交另人。還有許多細節的交待，比如一年幾次改元，以何年號為準；但凡僅屬文辭優雅的文章，書寫自己心情的詩歌，或“詔誥等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詼諧止於取笑之類”，則一概不取，但如果其間“或詩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戒諭”、“妖異有所儆戒”、“詼諧有所補益”，仍請保留。細節交待如次清楚，保證團隊工作之有序進行。

浩翰大書，又遵循上述步驟操作，工作量是巨大的，據説留在洛陽的修書的殘稿就裝滿兩間屋子。更可貴的是，司馬光始終堅持親自定稿，嚴格為自己制定額定工作量，將範祖禹匯錄的《唐紀》長編每四丈截為一卷，規定自己每三天刪訂一卷，如果某天有事耽誤了，後來一定要補上。他身邊常常僅一老僕聽候差遣，夜裏讓老僕先睡，自己看書直至夜半方睡下。五更初即起來，點燈著述，夜夜如此。為防讀書時睡着，他把一節圓木做枕頭，稱為警枕，若睏倦睡下，枕頭滾動，人即驚醒。

宋元時不少人見過司馬光修書草稿，無一作草字，一絲不苟。文物出版社1961年曾影印司馬光手稿一份，記東晉元帝永昌元年（322）史事大要，共二十九行，四百六十餘字，通篇正楷，字體規範。對此稿性質，學界有不同看法，或以為《通鑑》初稿，或以為刪改長編供書吏謄寫的提示，等等。多年持續工作，嚴重影響了他的健康。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説：“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禆海嶽。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這一年是元豐七年，他六十五歲，離開朝廷已有十五年，皇帝很少催促，但他始終朝夕抓緊，終克有成。書成之時，他的身體已經極度衰竭，後兩年即去世，真是“精力盡於此書”。

今人作科研，喜講團隊合作。以司馬光為例，倘無三位助手的傾力合作，沒有團隊核心司馬光的親自定稿、全力投入，這部偉大著作的完成是很難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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