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芹：靜悄悄抽空的信仰——我們怎麼會落到這一步_風聞
我是小泥童-见惯生死，乐观存亡2019-10-18 21:57
靜悄悄抽空的信仰**——我們怎麼會落到這一步**
窮與富、工業化先進與落後並非一個文明失魂的決定因素，真正的轉折點是審美權進而道義權的失手，這才是信仰崩塌的突破口。可直接拿走你的道義權，你是不服的，從審美權入手，就輕柔得多，尤其骨頭被打軟之後。審美權這把鑰匙被騙走，你會一步步自己交出道義權。征服者用尖船利炮不但曾奪走我們的主權，還悄悄地斬斷了我們的信仰，看起來卻像是我們自己動手。我們之所以看不見這場血腥的斬首，因為屠戮是從審美權温柔地下手的。 ——題記
我兩年前一口氣看了六十多部前蘇聯建朝以後的電影，看到六十年代，已經明白三十年以後的結局了，不管出不出戈爾巴喬夫。戈不過是因為頭腦簡單，致使崩潰愈加突兀和慘不忍睹。表面看是一個政權的垮台，實為俄羅斯民族的又一場大劫難，將其近代以來一系列不幸推到高潮。打倒斯大林後，隱匿在蘇境內的送鑰匙人就開始行動了，他們與中國送鑰匙的人有一本質不同，後者是被動的，而他們是主動的。所以我看到蘇聯六十年代後期的電影，便知八九-九零這個歷史轉折點中蘇命運截然不同的真正由來了。一個審美權早已被劫，一個審美權部分被劫；一個內部早有裏應外合的送鑰匙人，一個沒有直接內應，送鑰匙人只是賣了自己都不知道。
我在此不是説審美本身，而是顛覆技巧。精神解構最便捷的途徑是解構信仰，而致使信仰崩塌是道義權被劫，可直接拿走你的道義權，你是不服的，從審美權入手，就輕柔得多，尤其骨頭被打軟之後。審美權這把鑰匙被騙走，你會一步步自己交出道義權。
你這才恍然大悟，為何早在六十年代蘇聯電影就被選入西方電影節，那些被挑中的電影走的路子與中國八十年代進入西方“國際”電影節的電影有謀而合，看得出挑的人是謀算好的，慣用的偷鑰匙步驟每個環節都被隔了一代的操作者按步就班地遵守着，先挑什麼人，後挑什麼人，選擇什麼樣的主題，關鍵是看中什麼樣的細節。恐怕只有藝術本身不在謀略之內，這不是説被挑中的電影沒有藝術性，而是挑的理由與藝術無關。如果我們能深明這一點，則門儘可開着，也不會丟審美權。“集團”的方向是始終如一的，是它要打劫的對手隔一兩代人就看不清甚至丟掉自己的方向。
當時有幾人意識到這不是簡單的藝術品味甚至藝術觀的問題，而是核心問題，只要審美權的口子一開，道義權也會失手，最後必致信仰的崩塌。無論信什麼若沒有審美權作基石，無異難以為繼的烏托邦。中世紀以後歐洲天主教不可一世的權勢逐漸式微，就是從藝人工匠一步步脱離聖像主題開始的，審美權已經在另一個集團手裏了。所以欲建信仰先得掂量你能把控多少構築這一信仰的審美權，須從這一點着手確立你要建構什麼信仰，否則必是沙上城堡。換句話説，審美權-道義權-信仰-制度，審美權是建樓的根基。二十世紀全球一系列革命，從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化革命到中俄的無產階級革命，都是嫁接了信仰而無審美權做基石。我從蘇聯六十年代以後的電影陸續看出，一個失去了信仰的制度，無需外強直接攻打，它自己就會倒掉，像早已安排好的定向爆破一樣。而那麼容易就崩潰的制度，是信仰已空，信仰這座漂亮大廈的一磚一瓦不是別的，就是審美權和緊隨其後的道義權。
世界統治集團文明戰爭的戰艦釘釘鉚鉚都關係到審美權，無論打到哪裏，先偷審美權的鑰匙，這個權一篡奪，上層建築尤其文、藝、娛必匍伏在得權者腳下。這是“集團”幾百年打下來最稱手、最隱匿的武器，解構他人的戰船一釘一鉚地拆卸，對手到船沉了都不知漏洞出在哪兒。沒明白這一點的對手無一例外都成了其手下敗將。仔細想想就明白，沒有一個制度的政治信條不是一大堆漂亮話，那麼憑什麼一堆漂亮話被另一堆漂亮話打敗呢？表面有經濟成功、物質富裕的理由，但那不是勝敗的轉折點，前蘇六、七十年代中產階級的整體生活水平與西方同等階層並無太大落差，落差只發生在八十年代，西方進入了消費社會，那大大豐富的物質也不是西方人自己生產的，而是先四小龍後一大龍駢手胝足送去的。所以窮與富、工業化先進與落後並非一個文明失魂的決定因素，真正的轉折點是審美權進而道義權的失手。這才是信仰崩塌的突破口。
但征服者從來不把算計對手的剎手鐧告訴被打敗的人。在這條眾人想都沒法想像的征服的第二戰線上，説到底就是“一小把人”與“另一小把人”之間的戰鬥，就看誰能讓大眾信服。在經濟、制度統治之上還有精神統治，這才是最高統治，是看起來最不用統治的統治。玩得轉的“民主”社會，都有高度嚴密的精神統治穩定根基，“獨立”知識分子乃精神統治的掌門人，他們的角色與古代傳教士沒有本質差別，左手送出的東西正是右手牢牢抓住的東西。
為什麼比中國嚴密百倍的精神統治卻讓百姓渾然不覺？靠的是教士們一磚一瓦用審美權搭建的信仰，只有信仰可以讓人自生敬重與畏懼，實行自覺的自治。這種由教士（知識分子）牢牢掌握審美權的信仰，紮實、隱蔽，是看得見的戰爭或看不見的戰爭均難以移變的。我強調丟失審美權與道義權必致文明失魂最終死亡，説的就是這第二戰線上的戰略戰術，讀的人如果分不清這是明暗兩條戰線，就覺得你是不是誇大了危險性，過於悲觀了，甚至偏激了，這個國家靠得就是人民之類，因為他們把國家在另一條戰線上的進步，與我説的在第二條戰線上的大敗，混在一起解讀了。在隱形的第二戰線上，我以為民眾是靠不住的，她會被精神解構，事實上她已經被解構得差不多了。
我每次返國都一次比一次深地看到在中國境內精神解構中國人民也已天羅地網地架設好，可謂無孔不入，那天網恢恢對看見的眼睛真是觸目驚心！令我恨起自己的眼睛，因為我走到哪裏都像目睹一場對手無寸鐵的人的屠殺，想挺身相救，被救者都不知你要幹什麼！而直接操刀的都是傻乎乎的上層建築。在這第二條戰線上力量的對比比鴉片戰爭時還要懸殊，不僅攻擊方蓄謀已久而被攻方毫無意識，而且技術操作上也不成對手。例子不勝枚舉，尤以傳媒、影像領域一個攻一個被攻得快樂讓人驚顫。
但即使被殺得血肉模糊，也要奮起自救。在武器和能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尋求制勝的捷徑。我們在文明戰爭這條隱線上一敗再敗，就是因為征服者用尖船利炮不但曾奪走我們的主權，還悄悄地斬斷了我們的信仰，看起來卻像是我們自己動手。我們之所以看不見這場血腥的斬首，正是因為屠戮是從審美權温柔地下手的。追到這一層你才赫然明白十九世紀的“國際傳媒”（已是指哪打哪的軍團！）為什麼異口同聲地盯着男人的辮子、女人的小腳不放，那只是無比寬廣的華夏文明審美的一個枝節，卻被放大到全部，成為這個古老文明野蠻、落後的證據。我現在不知道為什麼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沒人站起來反問：印度錫克族的男人不能剪髮至死不得拿掉又臭又長的頭巾（看看印總理辛格），傳統猶太教的男人世代一身黑衣還拖條小辮、女人不得露發（只能戴頭巾或假髮），歐洲婦女為了身材窈窕一直到十九世紀末還在使用摧殘身體的緊身胸衣，怎麼沒受西方知識分子同等（上升到文明優劣）的厭惡和指責？為什麼西藏的天葬在目光如此“文明”“進步”的西方人眼裏倒充滿了神秘和美感？我在此無意為辮子和小腳辯護，何況那審美有一半是遊牧民族的入侵強加的，我只是為征服者尋找突破口之精準、被襲之人完全不知如何被襲而脊背發涼，凡“集團”要精神摧毀的對手（往往乃其真正對手）都是在審美權上被掀翻的。從這兩個審美禁錮的缺口，“集團”氅下的“國際傳媒”攜手作戰，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個綿延數千年的文明送上了絞架。如今回看那場驚心動魄的策劃和顛覆，你還認為是文明自然的演變或資本天然的力量嗎？
上百年的掙扎最後只剩“祖國”——僅存的信仰——這一線支撐，而剛剛過去的三十年還把這最後的信仰也大半解構了。丟掉這最後信仰的人多半是與背叛者的幻覺作了交換，在第一時間投進了“帝國”懷抱。他們認為有一天國家都將消失，這是“帝國”許諾的未來，不管是從左邊還是右邊實現。只是他們不知道那個沒有國家的世界並非他們想像的大同世界，而是上帝選民為主人的世界，中國人在其中只有兩個角色：被主子接納的上等僕人和未被主子接納的下等僕人。失去了信仰的文明，實際只剩為“帝國”甑選上等僕人的功能，三十年來我們的教育和思想體系，都在為“帝國”培養上等僕人，且全民都在為得到上等僕人的位置而努力。
在第二條戰線上，三十年的“飛越”讓我們失魂落魄，我們靠什麼來保衞自己呢？文明戰爭乃精神戰鬥，在精神戰場上赤手空拳如何抵禦有兩套信仰（舊宗教和新宗教）的對手？更荒唐的是，我們接受了他們的信仰體系（對世界的解釋權），卻幻想着保住我們的獨特和獨立，這使得我們的掙扎與反抗充滿了與自己影子的戰鬥。有些人心存幻想，以為只要誠心西學，就能學到真傳，卻忘了：一，人家讓不讓你學真傳。毛澤東是學了幾手真傳的，看看他被西人恨到什麼程度，西人只喜歡你按他説的做，最恨你照他做的做；二，自失主心骨學壞容易學好難。無頭無腦的人把服用人家精神解構我們的秘方當成了西學。
在再也不能關起門來、一手遮天統治的今天，“頭腦”對大多數人就是“信仰”，大多數人的“想”基於“信”，甚至只有“信”並無“想”，如今那些“叛逆”“精英”也並未聰明到擺脱信仰，只是把新信仰直接當成了頭腦而不自知。以為每一個人都能獨立思考是上了“進步論”的當，大多數只能靠信仰牽引。在“頭腦”盡失的時代，舍遠求近直達“信仰”恐怕是別無他法的選擇。在近代民族危亡的時刻，中國人已抄過一次近路，靠信仰提供的精神力量克服能力的不足，在第一條戰線上打羸了，奪回了主權和外交層面的尊嚴。在第二條戰線上如今也已是救亡如救火，重建信仰乃逃生之途。在“集團”秘密發動的第二戰線上打敗，就會讓在第一戰線上的成功變成空中樓閣，沒有穩固基石的華麗大廈，在羣狼圍伺之下，總有一天自己會轟然倒塌。
何況不管什麼制度，要維持都得化身為信仰，讓百姓覺得自己在統治自己事半功倍，非此你經濟再好、制度再完善都沒用。我們一直以為西方“民主制度”是一種理智安排，那是太天真了，那首先是一種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沒有教士，那個制度也是沒有神話的。我也許看人性看得太穿，制度就是信仰，理性能安排的只有規則，把制度與規則混淆，以為人可以以理性統治、並被理性統治，那是既沒學到西方的真傳，也丟了自己的根基。奇蹟是沒有的。
但這殊死一搏不是烏托邦對烏托邦，它的技術成份即在於只能從審美權入手，既然審美權是精神失敗的突破口，轉敗為羸為什麼不能也抄這條近路呢？我們要學會文明戰爭的戰法，從微小處、從細節入手，而不是我們歷來只會做的撒大錢辦大事（孔子學院、外宣傳媒），那是一千塊錢收不回幾塊錢的賠本買賣。要先從自己做起，從審美權做起，方能扶正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腹中空空卻往外送糧。比如在貿易已無國界的今天，建議立法規定進入中國開店或銷售的所有洋品牌，皆不得使用原字母名，而必須另用中文名。在中國境內所有廣告、店鋪、商品（包括中國自己的品牌）皆不得使用字母用名，也不得用類似譯名的用名（諸如格蘭士、雅戈爾、海爾之類），必須審請一個正式、能解義的中文名方可刊載上市，就像我們進入歐美的品牌中文全部消失一樣。有些“國際化”不是蜜餞，貪嘴是目光短淺，日、韓自古就是誰強跟誰，我們沒必要亦步亦趨。這只是個小小建言，因主動權在自己手裏，可先從這類“小事”做起。
我前不久乘車經過國內一建材城，車正好被堵在路上，讓我有時間細看商業中心巨大外牆上昭示的各種建材品牌，有一大半是洋名，直接用字母，其次是貌似洋文譯名的中文名，用純正中文名的少之又少。這與如今全國各地各大商場、中心商業區的情形一樣，純粹中文成了叨陪末座。我偶然看過一個節目，介紹廣州市中心商業街北京路的悠久歷史，節目做得不錯，古蹟保護人員也有意識，將這條千年古道的考古發現用玻璃罩起來供人蔘觀。但不知做節目的人意識到沒有，鏡頭拉上去俯瞰全街時，滿街廣告、店名還剩多少中文。一上一下形成荒誕對比，我實在沒法將這一幕視為有些人津津樂道的“開放胸襟”。你可以花大把錢宣傳愛國主義，甚至動用洋人來製造幻覺（漢語橋之類），若不牢牢抓住自我的重心——審美權，所有的努力就像吹氣球一樣，不但説破就破，還會一陣風就飄走。
信仰不是海市蜃樓，而是要一個細節一個細節搭建的，每個細節都跟審美權密不可分，而審美權又連着道義權。在西方每時每刻都在劫取你道義權的今天，單單嘴硬或低頭抱着不放是沒用的，那是碰到打手才用得上的逃避辦法，可你面對的是温文爾雅的偷鑰匙的人。你能做的只能是改造或改造不了關掉為送鑰匙培訓學徒的地方，比如文科類學校的某些學科。所有轟然倒塌的國度都是傳媒和電影人只由文科學校和電影學院輸送的國度，我後來知道法國很多媒體和電影界的掌門人恰恰不是從這些地方來的，而來自血統（這才是他們的真傳）。所有市場被好萊塢佔領的國家也是電影人才只由電影學院輸送的國家，世上電影發達的地方恰恰是沒有電影學院或不全靠電影學院培養人才的地方。香港電影最輝煌的時代、其最傑出的電影人與電影學院八杆子扯不上。如今那些電影專業畢業的香港年輕電影人，多半成了“文藝國際”的工具。這一點不奇怪，因為某些電影專業的教育體系已經完全“文藝國際”化了，它幾乎就是為西方“國際”電影節專門輸送年輕血液。
這不是説我們不能與外國有正常的文化交流，也不是所有國外文化機構都執行“集團”的使命，辨識“集團”直接控制的組織有粗淺的辦法：一，“國際”名聲被炒得最響的，也就是那些你以為具有絕對“國際”權威的，它們的名聲是那麼大，以致你想都不敢想它們的聲譽是從哪裏來的，它們話語的權威性是誰賦有的；二，“國際傳媒”必接力炒作的，由於所謂“國際”話語的源頭和方向都把控在“集團”手裏，最高的“國際”名聲就是這麼攜手詐騙得來的。
但我們談審美權時常會讓人誤解為審美本身，他們會問：那怎麼辦呢？總不能回到樣板戲的時代吧。當然不可能，不要把審美權當成審美禁錮，那是兩碼事。但處在弱勢的抵抗的一方常常只有要麼投降要麼落入將審美權當成審美禁錮的陷阱。“集團”正是從審美禁錮上找到突破口，它四面攻打，被攻擊方為招架不得不越收越緊，這正是以“解禁”的鑰匙偷偷地換走審美權這把鑰匙的時機。從歷史階段看，好像是推動進步，但偷竊的手恰恰藏在禮物之下，因為這並不是我們以為的一種自然進步的產物，而是帶有顛覆的原始動機的。觀察西方文明墮落的曲線，追到審美權這個突破口，你就會看到資本的力量固然有其自然的慣性，但這頭怪獸是有馴養和牽領的手的；從歷史長河、文明延續的角度看，圖景就更冷酷了，一把另配的假鑰匙不聲不響地換走了真鑰匙，發跡的只是一小把送鑰匙的人，大多數實際是被打劫了。
若以為審美權算不上國家要務，意識不到在第二條戰線上我們已是危在旦夕，不傾舉國之力像當年研製保命的原子彈那樣集中核心力量應對，我們將失去最後的逃生機會。因為重建信仰，關起門來硬灌輸是不行的，等待已經毫無信仰的官僚機構和吃裏扒外無頭無腦的知識羣體自醒也遠水救不了近火，這是一場高技術之戰，是尖鋒戰尖鋒的對決，也是背水一戰。不認識到這一點，是絕無可能突圍的。
**作者：**邊芹，作家，文化批評家。出版《誰在導演世界》（中央編譯出版社）和《被顛覆的文明：我們怎麼落到這一步》（東方出版社）。《一面沿途漫步的鏡子》。《文明的變遷：巴黎1896—尋找李鴻章》（東方出版社）。
譯著：《紅與黑》、《直布羅陀水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