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不再相信李安的魔法_風聞

李安累了。

《雙子殺手》在國內的首場看片後，他説，“現在只有我一個人這麼拍，到底是我有問題，還是這個世界有問題？”

先前，他接受《衞報》採訪時，整個人陷進了椅子裏，嘆氣道，“一切都比你現在想象到的，難多了。”

記者説，哪怕他之前再興奮，只要講到人們對新技術的不接受，眼神就會黯淡下來。

太難了，太難了。可是，當旁人問他，還要繼續拍120幀電影嗎？他説，只要還有人肯投資，我就會一直拍下去。

但實際數據是，《雙子殺手》投資1.38億美元，目前的北美票房，是2000多萬。自上映那天，連着幾天是票房第三。第一名是早《雙子殺手》上映一週的《小丑》；第二名是《亞當斯一家》。

挺讓人心疼的。

但李安，還是提着那麼一口氣，心裏想着他一直想拍的那部拳擊電影《馬尼拉之戰》，依然用120幀拍攝。

李安説話始終是委婉的，不會使用太激烈的言辭，但脾氣又實在是倔。

他的傳記作者張靚蓓講“真正看到那個難纏又執着的李安”，“對問題追根究底，對創作纏鬥不休，對轉折處理細膩，又毅力、耐力過人”。

他的合作者，《飲食男女》《卧虎藏龍》《色，戒》的編劇王蕙玲講，跟他工作像是在投籃，必須琢磨他不斷變化的心思。

做120幀，他還是那樣，面上雲淡風輕，其實心裏面十頭牛也拉不回來。他在電影裏拍，克隆人Junior對着中年人Henry説，有的彎路要我自己走，不要教我道理，OK？

雖然説這個情節，也是片方要求他改，但確實很像他在120幀的路上，一條路走到黑的心態。即便是不甚成功的“產品經理”，李安確實愛着他的120幀。

李安覺得，120幀是電影的未來。

對於這個命題，沒人敢説對，也沒人敢説錯，只能對未來，對技術，保持一份敬畏之心。

但120幀對於李安個人來講，早已經超越了一種技術、一種趨勢，而是一種信仰。

我們説他這是“技術探索”，但其實對於“儒生”李安，用理性去衡量他所執着的技術是不是有效，既無趣也無解。但把他作為一個拿技術當做信仰的孤獨者，那份執着的探索又太令人玩味。

文 | 宇文北

1.

想創造“栩栩如生的東西”，

挑戰自己，也是折磨自己

攻克技術，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

李安要面對的，是幾乎全世界也沒有幾個人懂這門技術。彼得·傑克遜拍48幀，但也爭議不斷，和120幀也還是不一樣。

李安兩眼一抹黑，攝影機焦距調不對，整個片場的人，也個個搞不懂，120幀操作起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

而且，在《雙子殺手》裏，李安不光用了120幀，還用了動態捕捉，讓威爾·史密斯返老還童。

這個技術，在《本傑明·巴頓奇事》裏用到了，在《西部世界》裏用到了，在《美國隊長3》裏也用到了。

具體的實現方法，各有不同。有記錄下演員面部肌肉運動所有數據，再用電腦生成一個頭，變動數據以“生成”表演的；也有相對即時，將演員的表演進行動態捕捉，再生成所需圖像的。

但無論是哪種方式，都必須要面對“恐怖谷效應”的挑戰。

在ACG大行其道的今天，“恐怖谷”應該不是什麼生僻詞彙了。簡單來説，就是人對和自己長得像的物體，有着特殊心理。長得不那麼像時，還挺喜歡，一旦超過了一個閾值，就覺得看起來十分恐怖。

恐怖谷效應 | Wikipedia

不少遊戲CG人物看起來古怪，就是因為非常像人，而又總欠點東西，觸發了恐怖谷效應。

如果説，用電腦生成的人，看起來有一分古怪，就會令人害怕，那麼在120幀，五倍於通常電影24幀的條件下，有0.2分的古怪，這個“電腦人”即宣告失敗。

面對這樣的挑戰，李安和維塔工業一起，死磕到底。

首先，維塔會用數台高分辨率攝影機，對史密斯進行掃描。以這些掃描數據為基礎，建立一個數據庫，包含了史密斯在做各種表情時，不同肌肉的運動參數。

影片中的Junior是23歲，他們便找來史密斯這麼大時，出演的電影，比如27歲時的《絕地戰警》，25歲時的《六度分離》，22歲時的《茶煲表哥》。

他們也要來了史密斯小時候的照片，去琢磨他年輕時候的臉。

這不再是一門電腦科學，而是一門生物科學。

每個工作小組，攻克的課題都很小很刁鑽。一個小組去分析史密斯的牙釉質和牙本質，一個研究他的嘴唇怎麼抿上又怎麼開裂的，一個拆解他的角膜、鞏膜、虹膜，並給眼睛建模，一個量化他皮膚的色素含量。

即便是這樣，即便是數據100%正確了，李安還是覺得，人臉看起來不對，他想“創造栩栩如生的東西，就好像有自己想法的東西”。

哪怕只剩兩個月就要上映了，他也還是不滿意，一遍遍修改。維塔的工作人員大叫：“不公平！上帝用了130億年造人，而我們只有兩年！”

這樣，才呈現出瞭如今大家可以在影院看到的年輕版威爾·史密斯。

恐怖谷效應越恐怖，李安的120幀越像一次自殺式拍攝。最終的挑戰，是這個“電子人”，能不能經得起120幀的審視。

他説，如果找史密斯的兒子來演，就沒有意思嘛。

他想自己給自己設置障礙，再鉚着一股勁去攻克它。挑戰自己，也折磨自己。

2.

他可能真的發現了不一樣的世界，

只是有點孤獨

奇怪李安為什麼這麼執着於技術，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李安並不是技術型的導演，從來就不是。

剛上高中那年，李安的父親就興沖沖地拿了“性向表”回來讓他填。這是一種測試學生學習能力傾向的表格。李安看了，“就知道自己不是理、工、醫、農的料”。

這麼多年，我們也習慣於李安，用文人、哲人式的方法去拍電影。

什麼時候發生變化的呢？《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李安開始去接觸3D，但他發覺，**現有的3D，“幾乎毀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拍攝時有頻閃，物體運動容易讓畫面模糊，影像看起來也十分昏暗。

於是，他選擇了120幀。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在北美沒有得到好評價。人們懷疑120幀的必要性。

一些人認為，高幀高清，看起來像廉價的肥皂劇，還有人認為，高幀下的大特寫，演員表演稍一用力，就顯得假模假樣。

各自的心理都十分正常。

長久以來，客廳裏的電視機往往是伴隨性的媒介，人們邊看電視邊做其他的事情。電視劇要和其他家務、其他電器爭奪人們的注意力，畫面變得更亮、更鮮豔是必然的選擇。但電影不同，電影在一個黑暗的空間裏被觀看，它可以用層次更豐富的暗調去表現。

有些假3D，夜景當然過於昏暗，但一定程度的暗，又好像確實更“高級”。比如印刷裏面，有光滑鮮豔的亮膜，和顆粒感更重、霧狀的啞膜，而後者歷來被認為高檔（也確實成本更高），被用於高檔裝幀。

但李安不信這個邪。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不被認可，他就繼續拍《雙子殺手》，他還想繼續拍《馬尼拉之戰》，如果還有人願意投資，他還要一直一直拍下去。

他也很愛膠片拍攝，珍惜它的顆粒美感，但他同時又覺得，既然來到了數碼拍攝時代，就應該讓數碼拍攝走出自己的路子，而不是仍然去追求那種模糊、朦朧、顆粒感。

“數碼它確實有很多潛力，它應該是不一樣的，它不應該再去學習膠片，你現在空間已經可以做到，為什麼還去模仿一個平面裏尋找空間的藝術？”“我只是不服氣數碼要去模仿膠片。”

他甚至説，他不再習慣低幀，做高幀時間長了，再看普通影片，反而覺得很奇怪。慢慢調節才又適應了過來。

這種説辭，我有點想到剛拍完《只是世界盡頭》的澤維爾·多蘭。

那部電影在戛納不被影評人待見，場刊打分極低，但電影節給了它評審團大獎。領獎時多蘭紅了眼，領獎後的採訪，他還是一臉委屈，並堅稱“這是我拍過的最好的電影”，哪怕《我殺了我媽媽》是那麼蓬勃的處女作，哪怕《媽咪》放映時全場給他歡呼鼓掌。

這個聯想可能有些不當揣測李安，但他身上又確實有點“老小孩”賭氣的倔強。

**也可能，他是真的發現了不一樣的世界。**有了不同的知識體系後，看到的東西都發生了改變。

“因為對我來講，好像第三隻眼打開了，整個世界都不一樣，好像我跟電影的關係都不一樣了。我覺得它真的很漂亮，真的有種美感在裏面。”

只是有點孤獨。

3.

人們****總是要看到神蹟，

才會相信有神的存在

其實，無論這技術是電影的未來，還是李安的誤判，一個改革者，註定孤獨。一個與人們過往經驗都不同，甚至相悖的視覺體驗，衝擊力太大了。

這不是李安的問題，不是觀眾的問題，也不是技術的問題。

不如説，是這兩部電影，和這門技術的不適配，是這幾部電影，和人們接受心理的不適配。

《比利·林恩》依然是李安式的，靜靜講故事的電影。但它需要人沉下心，去代入男主角，從他的境遇裏，感受戰場、人生的荒謬性，感受人和人之間永恆的隔閡。

而它，是很多人看的第一部高幀電影。這個衝擊力太大了，反而讓人跳脱出去。要讓一部電影同時承擔起思辨和技術推廣的重任，太多，太累了。

在《雙子殺手》裏，李安做了調整。他選擇了一個簡單的故事，也壓縮了思辨的內容，把餘味留在銀幕之外，用了更多的動作場面以及前文提到的“返老還童”，去突出高幀的優越性。

但這部電影，先不説被劇本拖累，就説用“返老還童”來為120幀站台，本身也吃力不討好。

因為電影，是一個魔法世界。

**人們來到魔法世界，期待的是奇觀，是神蹟。**尤其當一門新技術與電影結合，人們就更期待它的可能性。

“返老還童”是神蹟，但它又是太低調的神蹟。

李安在製作年輕殺手形象時，目標是讓人們看不出來他是一個電腦生成的人。觀眾看不出來，他就成功了。但同時，他也失敗了。因為最終的結果，是這技術的魔法性質，難以被人察覺。

人總是要見到神蹟，才肯相信有神的。

而李安卻長鬚白袍，一門心思修煉內功。人們看一眼，哪裏肯相信他會魔法，只當他會打太極。

4.

最終彰顯120幀魔法的那個人，

或許不會是李安

人們固有印象的魔法師，應該像詹姆斯·卡梅隆那樣。

1922年，就有戴眼鏡才能看的3D電影了。但直到《阿凡達》，3D才成為風尚。

因為他用3D，創造了一個全新全異的潘多拉星球，一羣神奇的納美人。

這就是神蹟。

我們常叫卡梅隆技術型導演，但他能推廣開技術，其實因為他是“感官系導演”。他知道如何最大程度地去刺激觀眾的感官，讓技術彰顯它的魔力。這魔法立竿見影。

而李安可能屬於“心靈系導演”，儘管也有奇觀式的《少年派》，但更多時候，安叔拍的是“想頭”大於“看頭”的電影。

這個分法當然不準確，他們各有所長，短板也並不絕對。但無疑，直觀的魔法更容易令人相信技術。卡梅隆精於揮灑魔法，而李安笨拙地試了又試，從各路反饋來看，並不那麼對路。

不知道120幀會不會真的成為電影的未來，但我有個悲觀的想法，即使成真，那個最終讓120幀的魔法灑遍電影世界的人，也可能不是李安。

但也許這也是幸事，至少，李安不孤單了。

李安真的不好嗎？我不覺得。

120幀真的不好嗎？我不知道。

1955年，丹麥出過一部拿了威尼斯金獅獎的電影，《詞語》。

故事裏，農民家的二兒子得了瘋病，成天唸叨着“神諭”，當自己是耶穌。一家人講到這個孩子就嘆氣，説好好的孩子，怎麼因為情傷就成了傻子。

在故事的結尾，二兒子出現，還説着那些瘋話，可已經過世的大兒媳，隨着他的話，在棺材裏張開了眼睛。

誰又是傻子，誰又是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