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擴張理論與明治時期日本思想界_風聞

來源：《歷史研究》2019年第３期

**摘要：**明治時期日本思想界為了論證民族擴張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宣揚了一整套理論。該理論起源於西方傳入日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弱肉強食”思想。從這種思想出發，根據本國在亞洲文明程度的領先狀況，日本思想界提出“文明徵服野蠻”的理論，認為日本已經是亞洲“文明強國”，在世界上可以同歐美列強並駕齊驅，因而應當在亞洲成為“食他人者”。另一方面，日本思想界又提出，亞洲各國是“野蠻落後”的社會，所以只能成為“被食者”。再進一步推斷，日本思想界又宣揚，文明進步的日本向野蠻落後的東亞各國擴張，“輸出文明”並“保護”那裏受苦受難的各民族，成為日本“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民族擴張的“正義性”似乎得到了“合理的”解讀，明治日本思想界為狹隘的民族主義煽動下的軍國主義擴張提供了所謂“正當性”詮釋。

**關鍵詞：**日本　民族擴張　甲午戰爭　抗日戰爭　社會進化論

有關日本近代對東亞大陸的民族擴張野心和侵略行徑，學術界已有較多研究成果。大多數學者認為，日本近代以來的民族擴張，是為了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資源、資金、勞動力和商品銷售市場，而不顧其他民族的生存權益，對鄰近的大陸展開持續的擴張侵略。顯然，這是從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規律視角進行的分析判斷，認為日本的侵略擴張與世界各資本主義列強的擴張有着共同之處。不過我們還應當更進一步認識到，日本在維新之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時，列強已控制世界各地的大部分資源，包括東亞大陸也正在被列強蠶食和瓜分。所以日本的侵略擴張野心比其他國家更為彰顯，貪慾更為強烈，甚至為了快速攫取殖民利益，有排斥其他列強在東亞的殖民利益的企圖。有的學者提出，日本侵略擴張是為了脱離原有的東亞“華夷秩序”，重建“日本式的華夷秩序”。其實這種重建新的“華夷秩序”不過是稱霸東亞、統治亞洲各民族的另一種説法而已。還有學者認為，日本的民族擴張早在資本主義興起之前的安土桃山時代已經形成了傳統。此觀點符合客觀史實。但是，應當注意的是，這種擴張傳統不僅僅是一種慣性使然，也與日本想要獲得的經濟、政治利益密切相關，二者須臾不能割裂。

對日本民族擴張持辯護立場的學者也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認為，日本對外擴張是為了維護國家對外的威信，建立皇國的“御國體”。這顯然是從傳統的皇權主義觀念（認為天皇是神的後裔，日本是“神國”）提出的説法，沒有任何合理性。有人認為是由於歐美大國的存在，威脅到日本的獨立。與此相關，有學者認為，正是因為西方列強對東亞的壓迫，日本民族主義與歐美列強的對抗不可避免，而對外擴張正是與之對抗的手段。這兩種説法實際上是日本為了侵略亞洲其他民族尋找的一種流行的藉口。甚至在昭和初年還有學者認為，日本對外擴張是為了東亞不同民族相互之間的和睦，這更是粉飾日本民族擴張實質的邪説。

從另一角度看，上述各種觀點，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日本明治時期思想界為推動日本對外擴張而展開的理論詮釋。應當看到，儘管日本在近代以前已經形成對外擴張的傳統，但明治初期日本對東亞大陸侵略擴張的構想，要真正付諸實踐，還存在很大障礙。因為要大規模對外擴張，還存在“師出無名”的問題。而明治日本思想界的新動態，正好迎合了這種需要。有的思想家根據歐美列強對外擴張現實，真心認為自己宣揚的一套弱肉強食理論，是符合世界發展潮流的，而這種理論正好被髮動民族擴張的日本統治者所利用；有的人則是刻意密切配合執政者，宣揚一套“理論”，以論證日本對外擴張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所以，對明治日本思想界宣揚民族擴張的“理論”作深入剖析，顯得十分必要。

針對上述問題，以前的學界論著已不同程度涉及一些日本政治家、思想家對亞洲的認識和日本對亞洲各國的外交政策實踐，例如田畑忍的《加藤弘之的國家思想》、吉田曠二的《加藤弘之研究》和安川壽之輔的《福澤諭吉的亞洲認識》。田畑忍的著作重點分析了加藤有關弱肉強食、強力造就權力並締造國家的思想。吉田曠二的著作只用了一章介紹加藤弘之的國家思想，比田畑忍的論述更為簡略。安川的著作針對丸山真男等學者對福澤諭吉思想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涉及福澤諭吉對國際公法的否定、對東亞中朝兩國的一貫蔑視態度以及民族沙文主義思想。但是這些論著都比較重視對人物個案的探討，在系統梳理日本民族擴張的“理論”方面，尚十分欠缺。國內少數研究成果雖從不同層面對日本近代出現的民族擴張主張進行了批判性研究，但它們對這套擴張“理論”內在邏輯聯繫的系統論證和全面闡釋仍十分欠缺。日本民族擴張的思想動因問題仍未較好解決。因此，有必要依據當時的原始史料，對明治日本思想界宣揚的擴張“理論”的內在邏輯展開系統梳理，揭示日本近代對外擴張的思想動因，同時亦可深度挖掘當今日本為侵略擴張所作種種辯解的思想來源。

一、對西方“弱肉強食”理論的宣傳

眾所周知，英國學者達爾文近代出版的《物種起源》提出了生物進化論，另一位學者赫胥黎對這種理論作了進一步闡釋。中國清代學者嚴復將其翻譯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規律。這一理論打破了歷來流行的“上帝創造萬物”的理論，揭示出生物界從低級向高級演進的客觀規律。這無疑是人類對客觀世界認識的實質性飛躍。但如果將其理論完全套用於人類社會的演變，則會出現謬誤。而稍早一些，英國另一名學者斯賓塞提出 “社會進化論”，認為人類社會也同生物界一樣，存在“弱肉強食”的規律。這一理論無疑對東亞社會造成了影響。

西方進化論傳入日本後，引起很大反響。1877年，美國動物學家莫斯應邀到東京講課，他介紹的生物進化論風靡日本學術界。正如1913年三宅雪嶺（1860—1945）針對當時的社會狀況描繪的那樣：“進化一詞如生翼而飛，留心新知識的人們，動輒將進化掛在口邊，認為只要一説進化，彷彿所有問題便迎刃而解。”這説明進化論被當時渴望追趕西方“先進文明”的日本社會接受和容納。但此時日本社會的人們很難將科學的生物進化論與存在謬誤的社會進化論相區分。所以生物進化論傳播的同時，對社會進化論的宣傳也就自然流行起來。

當時西方列強對亞洲的民族擴張趨勢愈演愈烈，客觀上也深刻刺激了日本社會各階層，思想界普遍認為這種弱肉強食趨勢在所難免。例如1878年2月6日《郵便報知新聞》上有評論文章指出：“蓋以蠶食吞併直接致富之術，猶如一個社會之一個人掠奪他人之財產，將其佔有以致富。難道不是實在可厭之至耶？然而，此野蠻習俗在今日可雲尚未洗滌。雖然列國通好有盟約，萬國交際有公法，但絕不會構成維持普遍和平之功用。為了吞併他邦、合併其領土而發動戰亂之勢，遂不能遏絕……嗚呼！介立於虎狼羣中，欲免其傷害，其亦難矣！”也就是説，在資本主義列強興起和不斷擴張後，無論是友好盟約還是國際公法，都不能阻止列強對落後民族的肆意掠奪。這種客觀事實和列強掠奪難以避免的論點，無疑也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日本的流行創造了條件。

社會進化論宣傳在日本最有力的代表人物是加藤弘之（1836—1916）。這位明治維新前後大力宣揚“天賦人權”的啓蒙思想家，在閲讀了大量西方學者的進化論相關論著後，徹底拋棄了早年的天賦人權主張，轉向了社會進化論。正如他本人在1897年談到:“閲讀了達爾文及斯賓塞等進化主義的書（餘40歲左右的事），越來越明白我們人類本來並非特殊的生物，由於進化而形成了我們人類的原因”。在1912年他又回顧到：“在我40歲之時，即明治8、9年之前，專信二元主義，有着糊塗的宇宙觀。認為在物質上是自然力，在精神上是超自然力在起作用。不僅如此，我還將我們人類視為與其它動物完全不同種類，我們人類存在着與其它動物不同的天賦人權，還具備天命倫理。然而，到40餘歲因偶爾閲讀巴克爾的《英國文明史》，才開始得到醒悟其錯之端緒……因而便逐漸好讀達爾文、斯賓塞、赫克爾及其他諸位碩學有關進化主義之書。更加明白宇宙作為唯一自然，絕無超自然之物。從而一點都不懷疑，我們人類並非本來便為萬物之靈長，而是完全依據進化才開始成為靈長的。”可見，加藤大約是在1876年以後，開始接受西方傳來的進化論，並開始轉變自己以前持有的天賦人權等觀念。

之後，加藤弘之多次在自己的論著和講演中，論證了進化論的合理性。1879年加藤在文章中指出：“先於達爾文主張進化論者，乃法國人拉馬克以及科弗羅伊·德·海萊瑞，德國人科特以及沃肯。然而詳説其理者，乃達爾文。”在同年發行的《日本之開化》中他又提出：“我人類決非天孫神裔，也非受天神上帝特惠者。反而是由卑賤之猿類之一種進化者。而且其猿類也亦由下等動物進化，其下等動物也亦由更下等動物進化……”可見，加藤接受進化論思想是頗為深刻的。如果僅僅是探討科學的生物進化原理，否定人類由神造的謬論，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加藤弘之在接受進化論後，卻吸納了“弱肉強食”的觀念，將其應用於社會進化的理論中，用來反對自己以前極力主張的天賦人權説，並將這種理論適用於不同民族之間的關係中。

加藤弘之認為世界上的資源十分有限，因為凡有機體生存，皆需要大量資源，包括光熱、水、土地等，也有可以充當食物之種種動物。他在1912年公開出版的《自然與倫理》中，總結了自己的進化論思想，並對上述觀點進行了解釋：“然而，上述生存之需要物品，對於要完成時時刻刻不斷誕生之有機體之生存，是非常不足的。無論如何也不能滿足確保誕生總數之千萬分之一者之生存。於是作為無可奈何之結果，產生之有機體之絕大多數乃死滅，僅僅有少數得以生長。”由此可見，加藤的看法是，既然生存必需的資源如此匱乏，那麼世界上的人類為了獲取比別人更多的生存資源，自然會產生自私自利之心理。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人們為了爭奪生存空間和資源必然相互競爭。

加藤認為這種“唯一利己”恰恰就是包括人類在內的有機體的原始本能：“凡有機體必首先固有唯一利己性根本動向。是即為了完成自己生存之自然力。因此實際上可以稱為有機體之原始性本能。”這種看法並非初次出現，早在1879年，加藤就在東京的一次講演中指出，這種受原始本能驅動，為了利己而競爭的行為，正是促使社會進步的動因：“若無利己之心，必然不會有開明進步。利己之心產生競爭，競爭產生進步。沒有利己之心，便無競爭；沒有競爭，便無進步……方今世界，皆由利己之心互相競爭而進步也。”他認為這種競爭不僅表現在戰爭中，在學問、工業、通商各方面都會出現競爭。各國之間的競爭，產生於各自的利己心即愛國心。當然，這種競爭絕不會勢均力敵，總會出現強弱區分。加藤的論點，實際上為日本思想界論證發動侵略擴張之“競爭”行徑的合理性埋下了伏筆。

具體考察了當時日本所處之國際地位後，加藤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的一次講演中指出：“吾更從日本在地球上所處位置考察，不得不更增加了將來不安之憂慮。蓋在同外國交際上，不僅德義難行甚為明瞭，而且如與外國關係之事，若優勝劣敗之天則最有勢力，則文明富強之邦國制約未開貧弱之邦國，實不可避免。雖有如何之宗教，如何之道德，亦無可奈何。”他強調了國際間交往不是靠講求信譽的仁義道德準則或宗教信仰，而是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規律在發揮作用。所以世界上優等的文明富強國家，往往會控制劣等的貧弱國家，充分證明了這種規律的不可抗拒性。這種解釋雖然十分牽強，卻似乎自然得出了強國對弱國侵略擴張“天然合理”的邏輯結論。

於是在另一次講演中，加藤提出自己的主張，即弱肉強食乃天則，歷史上從不存在天賦人權：古來自然法學派主張所謂天賦之自由平等者，全屬妄談。妄談者流雖言吾人類天賦自由平等之權利，但吾人類與其他動物相同，絕無天賦之自由平等。吾人類社會如動物界，特只強者權利之履行。強者常制弱者，蓋無疑之天則也……欲得自由權，則必須先成為強者。也就是説，人類與動物沒有區別，只能遵循倚強凌弱的規律來獲取自由權利。加藤弘之由此徹底否定了自己以前大力宣揚的天賦人權學説。

因此加藤提出，這種行使權力的強者自然也就構成社會的主體：“在社會之中，作為有彼之強者、弱者之區別，強者常常控制弱者。故畢竟強者作為社會之主體，弱者不過只能作為服從其者，乃可雲在任何社會皆為不可掩蓋之事實也。”根據這種“不可掩蓋”的事實，加藤得出的結論是：這個社會“只能是強者之社會。無論如何，弱者不過或只能被壓制之，或只能聽從被保護之。若果然，社會只是強者之集合，弱者只不過作為其從者。”從其論述我們可以得知，他認為整個社會的制度設計，包括法律規則的制定、經濟利益的分配等，都只能圍繞強者考慮，而弱者的權利只能被棄之不顧。

為什麼不同民族之間社會發展會呈現出強弱差別？加藤弘之錯誤地認為是因為人種之間有優劣之分。他在一次講演中闡述了這種人種優劣論：“人類中既有優等人種，也有劣等人種。由於競爭，優等者乃越發優等，腦的發達隨之更加充分。然而，劣等人種腦愈益不發達。隨着腦不發達，愈益變得劣等。最近不同人種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起來。因此，劣等人種由於所謂智慧之工具被優等所壓倒，又因所謂身體之工具被壓倒，漸漸人也就被滅掉了，而其中也有全部死絕的人種。”這種因為人種優劣而導致社會發展出現差異的觀點，實際上是近代以來，歐美列強為了對落後國家實行擴張而尋找的藉口。但加藤弘之在此將這種違反科學的觀點作為真理加以肯定，實際上也就隱伏着為日本對外擴張尋求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可能。

因此，加藤弘之將有機體的優勝劣汰競爭規律，應用到國家、民族之間的關係中，必然得出民族擴張侵略正當合法的理論。在1906年公開出版的《自然界之矛盾與進化》一書中，加藤弘之提出國家和民族之間的侵略和掠奪，實際上是自然進化的現象，與人們通常理解的倫理道德無關：“由是可知，開明人種，壓倒未開人種，而掠奪強佔其土地物件之事，決不能認為是不道德或盜賊的行為，實不外為一種自然行為。此正與自然界中之動物界一樣，無所謂善惡正邪之評判”。加藤弘之：《自然界之矛盾與進化》，王璧如譯，上海：世界書局，1931年，第88—89頁。加藤在此將生物進化的原理完全照搬到人類社會中，認為人類與動物毫無區別，沒有任何倫理道德可言。這無疑為相對強大的民族對相對弱小的民族實施侵略擴張尋求到了“合理化”藉口，作了所謂“正當化”的詮釋。

根據這種謬誤的邏輯，加藤弘之主張，為了本國利益發動侵略別國的戰爭無可非難：“固然對於和他國締結了條約的事項，要想任意地背棄，在所不許。但所謂條約云云，決不可靠。故雖在既經約好的事，假使在覺察到此為自國的不利之時，則不得不採取解約的手續了。即或因他國的不承諾，而出於開戰之一途，亦決非可以非難的事。”也就是説，為了本民族的利益，即便撕毀條約、發動侵略戰爭，也是正當合理的行為。當時日本已經在甲午戰爭中戰勝中國並獲得鉅額賠款，以後又與沙俄為侵佔中國東北爆發日俄戰爭，加藤的這種為侵略戰爭辯護的“理論”，實際上起到了極力美化日本民族擴張的作用。

加藤後來又在一部似乎學術性更強的著作《自然與倫理》中對其謬論作了進一步闡釋：“雖然各國必然在某種程度上謀求他國之健全、幸福，但那完全不過是圖謀本國健全、幸福之手段而已。因而假若看到對本國不利，不僅絲毫不會為他國圖謀，或至不得已，為了本國的利益遂不得不障害他國之利益。那決非不允許，甚或乃理所當然也。”按照加藤的“理論”，在國際交往中，只有維護本國利益才是最高宗旨。即便與他國合作，也僅僅是為了謀求本國利益的權宜之計。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不得不損害他國利益的行為，猶如自然界中的弱肉強食規律一樣，是天然合理的。

日本近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1901）則更直截了當地認為，國際交往準則就是與動物界同樣的弱肉強食。1883年10月他在《時事新報》評論中明確指出：“世界各國之相對峙，呈現禽獸相食之態勢。若食者成為文明之國人，被食者有不文明國。我日本國是要加入其食者行列，與文明國人共同尋求良餌歟？還是要與數千年來萎靡不振之亞細亞古國為伍，共同堅守古風，被文明國人所食歟？是成為獵者狩獵兔鹿歟？還是成為兔鹿被獵者所獵歟？二者不可不抉擇其一。”他將國際間的交往關係，偏激地看成禽獸之間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關係，而且明確文明國家就是強者，非文明的傳統古國則成為弱者。強者自然就成為“食他者”即獵人，弱者也就必然充當“被食者”即獵物。

依據這種邏輯，福澤諭吉認為國際關係純粹就是上述這種弱肉強食的關係。他在1878年發表的《通俗國權論》中提出：“若然，則萬國交際之道，亦與此無異。雲和親條約，雲萬國公法，雖如甚美，但僅為外國之儀式名目。交際之實，不過爭權威、貪利益。觀察世界古今之事實吧。貧弱無智之小國，沒有能充分依賴條約和公法而保全獨立體面之先例，皆人所盡知也。不僅小國，連大國與大國之關係，也正是相對立，互窺其嫌隙。一有可乘之隙，絕不會放棄。窺之探之，其之所以未發作，唯在兵力強弱這一點上。沒有其他可依賴之便利。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若不主張大炮彈藥擁有之道理，乃成為製造無道理之器械也。”福澤的理論一方面揭示出近代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時期的國際關係現實，另一方面也為日本今後應當遵循的國際交往規則指出了方向，即只能憑藉實力進行弱肉強食的競爭，不受任何國際公法和外交道德的約束。這種強權觀念以後逐漸成為日本外交思想的主流意識。

老一代思想家宣揚這種弱肉強食的民族關係準則，被年輕一代思想家所繼承。明治中期以後的著名思想家德富蘇峯（1863—1957）雖然早年主張民族平等，但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越來越傾向於弱肉強食的國際政治觀念。1913年，他通過考察甲午戰爭的進程，談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於是領悟到，無力的道理使有力的無道理獲勝，若欲實行道理，必須要有實施它之實力。即領悟到道理其物，幾乎不會有自動實行者。只能有待於他力，才開始發揮其妙光。我於是歸依了力的福音。假若有實力，連無理也可以貫徹，何況道理焉？假若沒有實力，連充分的道理也無法貫徹。”也就是説，在國際關係中，完全沒有任何公理可言。只要有強大的國家實力做後盾，即便是蠻不講理，任何行為皆可暢行無阻。這就完全否定了國際交往中的誠信原則，將“實力外交”或“暴力外交”推向了不講絲毫信用、無視任何道德的極致。

這種社會進化論思想，也得到另一位更年輕的思想家北一輝（1883—1937）的贊同。1906年他在公開出版的書中提出，社會進化與生物進化沒有區別：“人類乃一生物種屬也。社會主義致力於作為一生物種屬之人類進化，當然不能脱離生物進化論的所有法則之外，社會進化論乃成為生物進化論卷末之一節。”他將生物進化論與人類社會進化論完全混為一談，實際上抹殺了人類社會發展與生物進化的本質區別。而且北一輝認為，即便是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完全避免這種殘酷的生存競爭：“社會主義若與生存競爭説相背馳，誠不過應為非科學之空想。即便自稱為科學社會主義，其也僅可為經濟學、倫理學、歷史學等之上所空説者。從構成諸科學之根底的社會哲學上，無論如何也只能是烏托邦。所謂社會主義……當然不能逃逸出包含稱為人類的生物種屬之生物進化論之原理的生存競爭之外。”這就將生物進化論應用到幾乎所有人類社會形態的發展演變中。

這種弱肉強食的民族關係思想，一方面受到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興起之後，尤其是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階段，歐美列強海外擴張的客觀反映。如果僅將其作為一種防範外來侵略的國防思想，尚無可指責。但若將這種思想運用來否定國家之間本來應當平等相處的正常關係，便成為十分荒謬的強權政治思想。它實質上是為日本對外擴張尋求所謂“合乎天理”的理論依據。

二、日本的雙重國際地位觀

在日本思想界描繪的這種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中，日本究竟處於什麼樣的國際地位？這是日本明治思想界討論較多的問題。自維新以來，日本思想界不少人依據社會進化論認為，日本在世界上具有雙重國際地位：一方面對於更為先進的歐美列強，日本通過維新後的一系列改革，正在進入世界“文明國家”行列，擺脱了“被食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對於亞洲其他相對落後的國家來説，日本由於自身的文明進步，加上民族的“優等種屬”特性，已具備了“食他者”的資格，肩負着不可推卸的“保護”亞洲其他民族並向其輸出“文明”的國際義務。這種觀念經過明治諸思想家、政治家的精心論證，似乎找到了邏輯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首先，日本不少政治家、思想家認為，經過明治維新後的一系列社會改革，日本正在從傳統封建社會變成文明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開始具備與列強抗衡的實力。所以在國際地位上，應當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但歐美列強往往不承認日本這種正在變化的國際地位。因此，有必要通過努力，改變歐美列強的看法。

明治時期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1841—1909）在1883年訪問歐洲後，發現歐洲人仍然瞧不起日本人，因而抱怨歐美各國不承認日本已進入文明社會：“我抵歐以來，注意測知歐人對我東洋之友愛情誼深淺如何……苟從事東西二洋之交涉，歐土相連橫，企圖凌駕於孤立之我。其心術畢竟無他，唯在於人種與宗教之異同。”伊藤認為，歐美列強始終不能將日本視為對等國家進行正常交往，並非因為日本文明不進步，純粹是因為日本人的宗教信仰與基督教社會不同。為此，他又對比了東南歐巴爾幹地區的國家，認為日本文明程度早已超過“彼之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門第內哥羅、羅馬尼亞”，但歐美各國非但不承認日本進步，反而卻與巴爾幹各國有“同宗兄弟之情誼”。這是因為“歐洲之所謂文明道德者，悉皆作為耶穌教內之事，並無將之推廣於異教人之意。”也就是説，日本當時的文明發展程度早已超過巴爾幹諸國而可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這種現實之所以仍然不被歐美列強承認，主要是因為日本不屬於基督教國家。伊藤尚未認識到文明程度是一種全方位的評價標準。此時日本的各項改革剛起步，社會經濟正在轉型，近代化國家體制尚未建立，所以歐美列強仍然將日本視為尚未文明開化的國家而持輕視態度。

福澤諭吉提出，日本維新後，社會文明的發展雖然時間不長，但在許多事物上完全能與西方對峙：“兵制、航海、工業、器械製造等，西洋人能生產，難道我不能生產？唯有不及彼者，並非終究不可企及，僅尚未習慣之。”之所以尚未習慣，是因為日本向西方學習的時間很短暫，就像一個努力學習新事物的未成年人，“實行西洋流之事，在製作西洋流之物之練磨中，我日本人之年齡僅如10歲以上、尚不足20歲之少年。”正因為如此，即便文明程度不高，但“行動不老練，固不足咎”。他認為日本儘管與歐美列強尚存一定差距，但正在進入世界文明國家行列。

與伊藤的觀點不同，福澤諭吉認為歐美列強之所以瞧不起日本，並非因為宗教，而是因日本所處地理位置受文明進展遲緩的中、朝兩國連累，從而受到不公正評價。1885年他在後來引起諸多詬病的著名短文《脱亞論》中表示：“如今中國、朝鮮不僅對我日本一點也沒有援助，以西洋文明人眼中看來，由於三國之地理相接，有時或將之視為同一……若中國、朝鮮之政府堅持古代之專制，沒有可憑藉之法律，西洋人便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之國家；若中國、朝鮮之士人沉溺甚深，不知科學之類，西洋之學者便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之國家；若中國人卑屈而恬不知恥，日本人之爽快也為之被掩蓋；若朝鮮國對人處刑很殘酷，則日本人也亦被推測同樣無情……其影響之事實顯現，間接造成我外交上之障礙實在不少。可云為我日本之一大不幸。”那麼，要改變西方列強的看法，福澤認為只有脱離與中朝的傳統關係，日本才能振興亞洲：“為今日之謀，我國不可猶豫，等待鄰國之開明而共同振興亞細亞。寧可脱離其伍，而與西洋之文明國共進退。其接觸中國、朝鮮之法，用不着因為鄰國而特別客氣。只能正可按照西洋人與之接觸之做法來處理。親近惡友者，不可免除共有之惡名。我們乃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之惡友者也。”福澤表面上是主張日本和亞洲的振興，但這裏説得比較隱晦的“按照西洋人與之接觸之做法來處理”，實質上就是要日本模仿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方式，對待亞洲相對落後的各民族。所謂“脱亞入歐”就是仿效歐洲列強向亞洲各國擴張的同義語。

不僅如此，福澤甚至還主張日本應憑藉實力壓制以前曾壓制過自己的國家。1882年福澤提出：“在我帝國日本，從事億萬元之貿易，備有千百艘軍艦，要將日之丸旌旗飄揚於中國、印度之海面上，出入遙遠之西洋諸港，獲得大為炫耀國威之勢。不僅像彼之英國人那樣抵禦中國人，現在還要將其英國人當作奴隸壓制，束縛其手足，血氣之獸心不能自禁也……今日我輩對外國人不平，乃因尚未擺脱彼之壓制。我輩之志願，乃僅在於壓制此壓制，欲在世界上獨自專行壓制。”他強調日本已經強大，不僅要擺脱歐美列強控制，還要反過來控制他國，甚至獨霸世界。

為了達到上述目標，福澤認為日本應進一步學習和趕超西洋文明諸國，並與之共同充當“食他者”。在1883年發表的《外交論》中他首先指出，所謂“文明”是與傳統的“道義”相悖的：“因各種事情，逼迫各國簽訂條約，又割地，並對其國民無道德或憐憫。講於理不可舉行之類的道理，完全不聽。無論有理無理，西洋文明之人，控制其他不文明國家，作為天成之自然。以不文明國之利，利於文明國之人，作為天與之利，不容懷疑。”他認為文明的強國，控制不文明的弱國，掠奪其利益，本身就是天經地義，不存在其他傳統“道義”可言。既然如此，福澤主張日本為了擺脱“被食者”地位，而在國際關係上成為“食他者”，必須擯棄歷來的傳統觀念，深入改革自身現狀：“我日本國也開國，與西洋諸國交往。仿效其文明，使我國也變成文明。在世界大劇場中競爭，嘗試進步之先後。在一決國是之基礎上，與文明國交往，親睦文明之人，讀其書，講其文，行其事，用其器械。從政事、法律、學問、教育之根本，至商工、殖產之業，一切萬事，皆不違背西洋文明之宗旨。不可不在亞洲東方，努力始創一新西洋國。”福澤認為，只有這樣，日本才能拉近與歐美的差距，真正做到在國際事務上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實質上，學習西洋成為文明國家只是手段，能夠像列強那樣成為“食他者”隨意掠奪弱小民族才是最終目的。

加藤弘之則從人種優劣的視角，主張日本民族為優等人種，所以日本在國際上應當具有優越地位：“日本人種絕非劣等人種，實為優等人種。不僅絕不會被西洋人所滅，而且充分具備與西洋人對峙之力量。已經與西洋人有30年左右之交往，人口絕無被滅之模樣，反而愈益增殖，還產生出了智慧非常不亞於歐洲人之人。絕不會讓歐洲人獨自橫行世界。相信與歐洲人同為上等人種，是共同橫行世界，將天地萬物皆作為我據有之同伴。”如果是僅僅主張與歐美列強相抗衡，鼓吹這種非合理的人種優越論還情有可原，但加藤進一步強調要與列強“共同橫行世界”，反映出其理論與民族擴張的必然聯繫。因為日本橫行世界的空間不可能在歐美，首要目標就是要在亞洲充當霸主。

民權理論家中江兆民（1847—1901）於1882年撰文譴責西方列強的侵略行徑時指出：“恃己之強盛而輕賤人之微弱，誇己之文物而侮辱他國之鄙野，此惡弊因由來已久，欲一朝除去實為不易者。此尤其成為在外交中產生災害之原因。歐洲諸國之民，動輒加速對亞洲人民之嫉惡之原因，未必不源於此一事。”針對這種不正當的國際關係，他提出日本“苟樹獨立之旗在國家，則知違反經濟之理，揹負道德之義，乃不得已。平時預備大軍以自守，恰如站在交戰之立場。無他，乃因外交之道尚未得其當，諸國皆胡亂景慕英雄黷武之事，自以為得計之故也”。其言下之意，面臨弱肉強食的現實國際格局，日本只能以強化武裝力量、隨時準備戰爭的態勢，來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這種強化軍備的措施，即便違背經濟發展規律和通常理解的所謂道德倫理也在所不惜。中江兆民的主觀本意是強化國防軍事力量以對抗列強，當然他並未預料到，日本也可以憑藉這種力量從事對外擴張。因為武裝力量用於國防或對外擴張，二者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一向主張思想開化進步的《自由新聞》也於1884年12月27日刊登文章，強調日本的文明發展足以與歐美各國匹敵。文章指出，日本在近20年間，文明開化取得了史無前例而非同小可的進步。所以那些“徐徐進步，耗費數百年，才獲得開化之歐美人，幾乎不相信我邦進步開化之確實，以至往往評價為表面開化或模擬開化。如其大眾人民看待今日之我國，猶如看待昔日所構成頑陋微弱之我國”。即便日本已經建立起強大的陸軍，或者海軍已擁有鐵甲艦，完全足以保護日本民族的獨立，但歐美人一概不相信，“因此，無論我邦説國權損毀，還是論條約修訂，彼恬然不顧之，皆曰尚早尚早。要之，不知我邦有如何之開化進步之實，有如何之武力，故如此也”。日本面對這種狀況，應當如何應對？文章強調：“現在我邦對外之急務，在於儘可能使彼迅速知道此事。”其言下之意是，應當盡力向歐美列強展示，日本已進入近代文明國家行列，可與列強地位對等。這也代表了日本社會中上層渴望“海外雄飛”的願望。

其次，在主張日本已可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的同時，思想界又根據“弱肉強食”原則強調，日本在亞洲已具備霸主地位和“食他者”資格。正如1883年福澤諭吉所強調的那樣，日本作為文明國家的目標，就是要與歐美列強一樣，成為國際事務中的“食他者”：“今作為我日本人，若要利用近代利器與西洋人並立，相互爭文明之先，不僅不被彼等所食，而且要與彼等一起，形成尋找時機食他狩他之勢。除非首先改變我古俗舊慣，從政事法律教育之大體制，至社會日常之小事，限於不出現大障礙而改革之。努力仿效西洋之風，用偉大英明決斷，導致亞細亞東方出現一純粹之新西洋國，不足以完全達此目的。”也就是説，改革傳統社會中“古舊”因素，仿效西洋先進諸國，建立近代化的社會制度，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使日本成為歐美列強那樣的強國，以形成隨時可以侵略和掠奪他國的實力和態勢。

那麼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呢？福澤對此專門分析了日本區別於亞洲他國的特殊性：“日本在東洋諸邦中，乃為一種特殊之國情。其人心活潑而不固陋，見善移之而不固守……從政事法律教育之大體制，工商產業之方法細緻，至日常衣食住行之事，逐漸仿效西洋文明之風，遂企劃我國開闢以來，連做夢都不會想到之政治大變革。開人民會議參與政事之端緒，已設立府縣會，今後還將擴大其趨向。至聖詔降臨，批准將國家大政改為立憲政體，實為非常之國勢變動……改革千年之古俗舊慣，乃將日本社會組織成為西洋文明之風氣也。”既然日本已經從事瞭如此多的社會改革，文明取得了巨大進步，獨步亞洲而無他國能望其項背，那麼稱霸亞洲已是指日可待。

接着福澤順理成章地提出，日本應當抓緊當前時機稱霸東亞：“若乘此勢更進一步，將彼之文明利器實際運用，開闢亞細亞東方之面目。即便處於今日禽獸相食之世界，限於我日本，無事則退守，一旦逢事變之時，食他也不被他食。不僅與西洋諸國比肩並立，假若為了成為東方文明之魁首，誘導近鄰各國，有朝一日可共享天賜之幸福。並非僅僅我日本人有自信，即便作為西洋諸國之有識之士，也往往並非沒有屬望於我者。”福澤在這裏十分緊迫強調的“成為東方文明之魁首”，即公然主張日本要成為亞洲之霸主。至於所謂與亞洲各國“共享幸福”，不過是為了掩蓋控制其他民族之實質。而其描繪的美妙藍圖，同時還有希望列強承認日本已經提高的國際地位的目的。

福澤還對比鄰近的中國，強調了日本充當亞洲盟主保護東亞的責任不容推辭。1881年他在《時事小言》明確指出：“近年來，中國人雖然稍有企圖開化文明之狀態，但實際上僅為千萬人中之一部分，不容易將其力波及全國。要使中國向近代文明轉化，首先必須從根本上改造其人心，不可期待大量引用日本先例而速成。若然，則方今東洋列國，作為文明之中心，充當其魁首而同西洋諸國相抗衡者，非日本國民還能有誰呢？應該認識到，保護亞細亞東方，乃我責任也。”福澤這裏所謂的實施“保護”，實際上是“控制”的同義語，是打着保護旗號行擴張之實的巧妙藉口，不過是日本充當“食他者”的另一種説法而已。

就連一些被認為具有進步思想的學者，也極力主張日本稱霸東亞。如自由主義思想家大井憲太郎（1843—1922）在1891年的演説中強調，沒有必要與中國、朝鮮這類落後國家商談東亞的發展策略，“若論亞細亞之政略，終須以日本為主。若不思以我日本掌握東洋之霸權，就不能處置東洋問題”。他強調關鍵是要保證日本能掌控亞洲霸權。

當時即便是主張亞洲各國聯合以抗衡歐美列強的思想家，也提出日本應當或已經成為亞洲霸主的觀念。如草間時福1879年11月發表文章,提出東洋合作、與歐美列強相抗衡的主張，他指出：“今我國作為亞細亞諸國開化先進之國，自任又以他人所許，在諸邦中率先擔當東洋連橫之業。放棄我國又有誰呢？”他強調，如果東亞各國聯合，日本理所當然應當成為這個聯合體之首腦。

又如一貫主張黃種人團結一致聯合對抗西歐的樽井藤吉，1893年提出了東亞“合邦”的構想：“今天我們日本人，欲使南洋諸島脱離白人之束縛。然而，與朝鮮合邦以防備俄國，若不與清國相約以分其勞，非獨力所能及。我們日本人固然以親和作為人生當務之要，豈無擴充其道以惠及各種人之念耶？那些白人，欲殄滅黃種人之劣跡歷歷在目，徵兆可尋。我們黃種人若不欲戰勝之，則為白人之餌食也。於是，戰勝它之道，僅在於培養同種人團結一致之勢力。”這種聯合亞洲人對抗歐美列強的構想本無大錯，但樽井藤吉認為，日本在亞洲社會發展領先，應當作為“盟主”，引導大東合邦：“我日本位於亞洲之東極。作為先覺者，應該打破友國之迷夢，應將其導入富強開明之域。在這東極，冠以東號者乃義務也。何況親睦聯合在東方人之天賦性格中耶？”他在此雖然只是強調亞洲國家親睦合作，但在某種程度上為以後日本的主流意識——主張以日本為首，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奠定了基調。正如當代學者山室信一指出：“通過關注共同性中存在的差異,在此設定序列,主張日本的優位性、主導性。”

前述《自由新聞》的評論文章也表明日本應當充當亞洲霸主的意願。文章強調：“今有關韓城事變，在日清間產生了不容易之交涉，由彼我談判之狀況，將直屈訴諸干戈，為了嘗試日本刀之鋭利，應需要大力出兵。如果有達到此不得已之場合，將我邦之武力顯示於世界，不可不言乃為使傲慢之白種人大吃一驚之好時機。”該文主張，為了向歐美列強顯示自身武力強大，日本應該向更為弱小的國家進行軍事擴張。

總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日本思想界，關於日本的這種雙重國際地位的理論非常流行。它一方面表現出日本社會普遍存在的擺脱歐美列強不平等條約的壓迫，爭取民族獨立和趕超歐美列強的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顯現出維新後取得的一系列社會進步，導致日本思想界唯我獨尊、力圖爭當亞洲霸主的觀念日益流行。這不可避免地引導日本對外尋求“餌食”，充當“食他者”的民族擴張慾望迅速膨脹。

三、文明日本充當落後亞洲的“救世主”論

眾所周知，世界各不同民族的社會歷史發展極不平衡，這原本是歷史演進的客觀規律。但明治日本思想界卻將其作為民族擴張“合理化”的藉口，提出一套亞洲各國野蠻落後，已經進入文明社會的日本有義務充當救世主，去“保護”和“解放”落後的東亞各國，並向其輸出“文明”的理論。這種理論實際上是前述日本應當擔當亞洲盟主（霸主）的理論的延伸。既然是盟主，當然有義務像救世主一般去“保護和解放”處於落後狀況的亞洲各國。如果説亞洲盟主論主要強調日本的國際地位，而“救世主論”則強調日本應當在具體行動上切實履行盟主義務的霸權主義外交理論。其實質是披着“文明”的外衣，打着解救“野蠻民族”的旗號，對相對落後的民族實施野蠻的侵略擴張。

從宏觀理論上考察，加藤弘之認為，文明徵服野蠻是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客觀事實，不僅理所當然，而且只會帶來更大的文明：“假若歐洲人種遵守所謂人道，將野蠻人民視為與自己同等，敬重其人格、自由，承認其土地所有權利，將會有如何結果？若果然如此，我想，世界之大部分如今仍然是荒蕪之地，因而世界之開明也幾乎不能充分顯現。”於是，加藤似乎找到了世界文明發展演變的規律，他總結道：“如此看來，所謂今日世界之大開明者，其大部分起因於文明人民征服野蠻人民之大事業，餘確信此乃不爭之事實。換言之，應當承認只有歐洲人對野蠻人不採用人道，作為遵從敬愛全人類之宗旨，世界今日之大開明方能產生。”其言下之意，“文明”的歐洲人對落後的“野蠻”民族的慘無人道的征服，是促進這些野蠻地區文明進步的根本動因。進一步推理，則會得出一種似乎帶有“普遍合理性”的荒謬結論：民族征服是促進世界文明進步的原動力。

既然如此，加藤弘之認為，這種民族征服的戰爭，原本不存在什麼正義與非正義的本質區別。即使國家發動侵略戰爭，本國人民也要協助：“如甲國向乙國妄起不義之戰，固然為不善之舉。因此作為臣民，若能諫止之，那是再好不過。但若終究不能，則斷然下決心幫助國家之不義戰爭，以打倒正義之敵，這當然是作為臣民者應當之義務。當遇到這種可悲之場合，幫助國家之不義，那等於臣民之正義。在組成國家之細胞的我們中間，沒有任何東西比國家之生存更重要。”這種為了狹隘的本國利益而顛倒正義與非正義的邏輯，實際上公開為日本對外擴張提供了“合法化”的理論依據。

如果説加藤弘之的主張使民族擴張意圖顯得更加理論化，那麼，另外的思想家則相對現實地提出了一套理論：因為亞洲各國落後，已經進入文明社會的日本應該充當救世主，去“保護”和“解放”落後地區的人民，促使其走向文明和共同繁榮。

哪些亞洲國家需要日本去“保護”呢？首先當然是鄰近的朝鮮和中國。它們需要保護的理由就是因為遲遲不走向文明開化。福澤諭吉認為，朝鮮由於長期不實行文明開化的改革，積弱不堪，簡直就是砧板上可以食用的肉。1885年他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表明瞭這種觀點：“弱肉強食非桌上之談，乃流行於今日世界而不需要隱瞞之事實也。尤其是近年歐洲各國，利用先進交通工具，急於向東洋求其肉。如朝鮮之弱國，終究不能保全其獨立之體，乃甚為易見之事也。”既然歐洲人要在東亞尋求肉食，日本作為亞洲文明國家就應當捷足先登，而朝鮮當然是日本應當首選的“肉”。所以福澤多次主張干涉朝鮮內政。1882年他發表文章提出：“與朝鮮國之交際，在我國不僅不能等閒視之，就其國內之治亂興廢，文明之改進退步，並非可以袖手旁觀。彼之國勢若果然未開，可誘之導之；彼之人民若果然頑陋，可説之諭之。就其誘導説諭，我日本人雖然勞心費神，又耗費錢財，但若無暇顧之，事已至此，亦不可退也。”他主張即便勞心費神、耗費錢財，也要干涉朝鮮內政。因為福澤認為，干涉朝鮮是為了日本人的安全：“僅在朝鮮，我日本人民之安寧，不可雲之穩如泰山。若知其不安，為何不盡快準備之耶？或雖有人認為朝鮮人怯懦，不足憂慮之，但萬中之一不可測也。即便或不需要自衞之備，但當彼國人心不穩之時，我顯示武威壓倒其人心。以我日本之國力，幫助推進鄰國之文明。兩國交往進展到今天，恰恰可雲乃我日本之責任也。”他將干涉別國內政説成是幫助其發展文明，不干涉朝鮮就不能確保日本安全。福澤的“理論”不僅牽強，而且顯得十分霸道，充分表現出急於擴張的日本社會的焦躁。

當然，福澤認為“幫助”朝鮮推進文明並非最終目標。他指出當時西洋諸國文明日益進步，軍備也日漸增進，吞併他國的慾望也同時膨脹，這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西洋各國“逞其慾望之地，已明確在東方亞細亞”。在這危急時刻，要使全亞洲同心協力，以防範西洋人的侵凌，“哪個國家可以更適合充當魁首、成為盟主耶？我輩絲毫不自誇自國，虛心平氣觀察，在亞洲東方，擔任此魁首盟主者，非我日本莫屬。”他認為最終目標是日本通過干涉東亞各國，進而充當亞洲盟主，與歐美爭奪亞洲地盤。以幫助亞洲為名，行充當亞洲霸主之實的企圖昭然若揭。

然而，如果日本要將朝鮮作為餌食，必然會遇到當時與朝鮮存在傳統宗藩關係的中國的阻礙。為了掃清最終吞併朝鮮的障礙，日本首先必須否定這種傳統宗藩關係。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在甲午戰爭期間曾提出，中國雖然勉強可以作為朝鮮宗主國，但朝鮮自身並不心甘情願：“實際上清韓之關係，儘管在普通公法上，欠缺使人確定宗主國與屬國關係之要素，但至少在名義上，勉強可將朝鮮認可為其屬邦……而清國在朝鮮儘管可以稱為宗藩關係，但不僅就連朝鮮本國都尚未甘心於成為完全無缺之屬邦，而且常常説存在能夠妨礙它的東鄰一強國，無論如何也欲將其除去。這對於清國政府是自然而然的事”。這實際上暗示了清朝要想完全控制不甘心俯首稱臣的朝鮮，必須消除日本這個障礙。因此，陸奧宗光強調，日本政府不要承認中國保護朝鮮之權利：“清國政府根據《天津條約》第三條向朝鮮派出軍隊，將行文趣旨直接照會於帝國政府。只是在文書中有‘保護屬邦’之言辭，但帝國政府附言抗議，未曾承認朝鮮為清國之屬邦”。這就為日本排除中國干擾而獨佔朝鮮，奠定了“合法”的基調。

除了朝鮮，日本眼中更大的“餌食”仍然是其從中世紀晚期以來就覬覦的中國這片遼闊的領土。因此，宣揚中國的落後和日本對其有“拯救”的義務，是明治日本思想界極力要論證的理論。1882年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社論中提出中國的頑陋妨礙了日本和平進步的理論：“我輩策劃百年之大計，並非為了取一時之快。終究重視和平主義，其所要達到之目的，唯在於東洋三國之文明開進。只有中國政府對此文明開進不悦歟？或知爭文明開進之鋒，非自國之所長，便一意孤行，堅持頑冥固陋之非歟？今忘卻東洋全面之利害，經營本國一國之私利，其餘毒波及於日本和朝鮮之交往中，漸漸雙方之間欲抱有不快之念，我輩所最不堪遺憾也。我東洋之政略，不得不云為中國人所害。”福澤筆下的中國，被描繪成不僅自私自利、頑冥固陋，而且妨礙了日本與朝鮮的正常交往，危及東亞的安全。

隨着甲午戰爭爆發，福澤諭吉又於1894年8月5日撰文強調，中國頑固保守，比朝鮮還落後：“中國人千百年來做周公孔子之夢，安眠而未醒。自尊自大，輕蔑他人，以堂堂中華聖人國家而自誇，只會暴露本國之無知矇昧……嗚呼！彷彿自家之臭味也波及他國，反對鄰國之改革，以至妨礙文明開化之事，決不可饒恕！”對於這種“頑冥不化”的保守國家，福澤認為日本應該向其輸出文明。他在8月1日的文章中露骨地表示：“文明之風潮逐漸強大，其動向必借人力之約束。若日本人不承當此事，則必由他國人力推動”。即是説，如果日本不動手，中國遲早會被其他列強染指：“如彼之中國，今日終究不可避免一如既往……彼國人等被千百年來儒教主義腐蝕，完全成為化石，無論接觸多少世界之風潮，也不得不認為不會有自新之精神……彼等果然在不能自動振奮之精神中，決不懷疑，早晚會借他國人之手而大變動。” 這裏實際上就是主張不要讓西方列強染指，而是憑藉日本人之手，促使中國“走向文明”。

甲午戰爭期間的1894年12月，德富蘇峯發表了著名文章《大日本膨脹論》，鼓吹向中國擴張是正當行為。文章提出：假若有盤踞在我們之前途上，妨害我們國家可能享受之權利與利益者，不問它是何國，皆不能放棄與之為敵。而與清國作戰，只因我們保全正當國權之行為，及我國運之振作、國民之膨脹，必遭清國敵視也。德富蘇峯公開宣揚日本利益至上，誰妨礙日本獲取利益，誰就成為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敵，就應當被消滅。日本的民族擴張橫行無忌，似乎找到了最正當的藉口。

甚至就連公認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植木枝盛（1857—1892）也主張侵略中國的合法性。他在1887年發表的文章中，根據被歪曲的事實提出：“吾輩對清國處理朝鮮之事，不僅感到最奇怪，我國大日本之國權，亦且有不可懈怠其注意者。”文章認為中國軍隊在朝鮮首都對日本國民大肆燒殺姦淫，企圖滅亡日本，“其所為不僅對朝鮮不當，而且正是對我日本不可不謂敢於破壞盟約之大罪。若夫一朝事端至此，日本政府無論如何操和平主義，無論如何欲容忍彼國之傲慢，也亦不得默默附和，無需多言。而清國乃不可測度之國家也”。日本成了和平主義國家，而中國被描繪成不僅愚昧落後，而且隨時可能對外發動侵略的國家。這種顛倒黑白的論點，似乎為日本的民族擴張“師出有名”增添了砝碼。

為了更進一步從邏輯上論證日本充當東亞“盟主”，而以“保護者”和“解放者”的名義對中國、朝鮮實行侵略擴張的正當性，福澤諭吉提出了若干具有內在邏輯聯繫的理論。

一是“資源共享論”。中朝兩國閉關鎖國，不與外國通商，所以應將其資源攫取共享。1894年7月7日福澤撰文主張：“在如今文明之世界，如果允許如此鎖國存在，使私有地球上面之共有物，就會成為所謂暴殄天物者。若要使人類之幸福和文明進步不受到妨礙，就必須用力地舉開國之實。故此次出兵，決非為了壓制弱國，吞併其領土。唯以這種出兵，促使彼改革國內百般制度，除去弊政之根源，直至欲真正實行開國之實，此事乃為了人類之幸福、文明之進步，而履行至當之天職也。”在這一理論中，中國和朝鮮的資源、財物皆屬

“全球共有”，日本也理所當然擁有。如果這兩國閉關鎖國，日本就可用武力打開其國門，獲取其財富。福澤理直氣壯地斷言：“彼之老大國也與朝鮮同樣，只要有鎖國自守，私有世界之共有物，妨礙人類之幸福、文明之進步之事，為了世界之正理公道，自然不得不對之作出處分。”“處分”實為“掠奪”。這種侵略別國、掠奪財富的強盜行徑，在福澤的理論中變成了“世界之正理公道”，為了文明進步“而履行至當之天職”。

二是“社會共進論”。亞洲各國必須實行類似日本的社會制度，否則日本有權干涉其內政。這實際上是福澤一貫宣揚的“文明論”的另一種表述方式：既然日本已經模仿歐美各國，實行了先進的文明制度，那麼亞洲各國也應當模仿日本實行類似的制度，否則文明的日本就有義務“幫助”野蠻的民族實行這種制度，“幫助”的手段可以不受限制。

福澤早在1881年就指出，如今歐美列強以武力侵略東亞的嚴峻形勢，“無異於大火蔓延者”，然而，東亞各國，尤其是與日本近鄰的中國和朝鮮，遲鈍而不能抵擋其勢，等於木造板屋不堪火災。所以日本應以武力援助。這並非為了中朝，而是為了日本自身安全。因此“必須以武保護之，以文誘導之，使其迅速仿效我例，進入近代文明。”如果萬不得已，也可以武力脅迫其進步。“所謂輔車相依、唇齒相助，雖可通用於平等的國與國之間，但如今對中國、朝鮮，要希望互相依賴，可雲迂闊之甚。有何足以為輔之，又為唇之耶？”福澤筆下因循守舊的中朝兩國，落後的社會制度已不能阻擋列強對東亞的擴張，而且很可能導致戰火蔓延到日本。為了保障自身利益，日本作為文明民族，應當主動用武力去促使他們仿效日本，進入近代文明社會。

三是所謂“文野之戰”論。日本對亞洲各國的侵略擴張，是文明民族戰勝野蠻民族的正義戰爭。福澤提出：“此次日清兩國戰爭，也事實上作為文野明暗之戰，其勝敗如何，關係到文明日新之氣運狀況。假若以東洋文明之先進為己任之我國人民，覺悟到不僅是國與國之戰，即為了世界文明之戰，給予當頭一棒，不！是天靈蓋之大打擊。若決心開啓蒙昧國人之矇昧，以致使彼等真實悔悟，降伏於文明之門前而不止，終究可成為進步之最重要者”。這種理論與前述加藤弘之提出的“文明徵服野蠻是推動進步的動力”之理論如出一轍。宣揚這種“文野之戰”的福澤諭吉，聽到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了中國的戰報後，認為“日清戰爭是官民一致的勝利，愉快和感激難以言表”。

曾任文部大臣的尾崎行雄發表文章提出，中國和朝鮮落後且驕傲，日本應該打掉其驕傲心：“往年之妄舉偶然呈現清人大為增長其倨傲心，頗為輕視日本之狀態……中國之權勢若行於四方，亞洲決不能振興。日本之權勢若行於四方，亞洲必可振興”。所以他認為抑制中國和朝鮮的倨傲心，是日本獨立也是振興全亞洲之必要。至於抑制的方法，“僅在於以勇敢決斷，紮實控制彼。”即為了使日本橫行東亞，須用武力控制中朝兩國。這不過是 “文明徵服野蠻”的另一種説法而已。

結語

經過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反覆論證，民族擴張的一套理論被系統地提出。這套理論在日本外交史上影響極大。它對當時日本的擴張侵略提供了所謂正當性與合法性依據。可以看出，理論的邏輯指向與當時統治集團的對外擴張戰略十分吻合。日本統治集團正是要將朝鮮作為自己擴張之重點。如軍國主義代表山縣有朋反覆強調：“國家獨立自衞有二途：一曰守禦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護利益線，不失自己之形勝。何謂主權線？疆土是也。以何謂利益線？接觸鄰國之勢，與我主權線安危緊緊相關之區域是也……我邦利益線之焦點，實在於朝鮮……而朝鮮之獨立，要維持之，有何等之保障耶？此豈非感到向我利益線急劇之威脅者耶？”山縣這種外交軍事觀念與思想界提出的理論不謀而合。這套理論在日本外交思想上發揮了“承上啓下”的作用：“承上”就是繼承了明治以前思想家如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人提出的向東亞大陸擴張的設想；“啓下”就是為昭和時期日本實施“大陸政策”提供了“合法性”理論依據。

當然，這套理論本身漏洞百出，不能自圓其説。因為如果按照“弱肉強食”的國際關係準則，那麼當日本尚未走向文明而相對落後時，歐美列強是否也理所當然可吞併日本？日本在列強壓迫下爭取民族獨立的所有舉措，是否也就失去了合理性和進步性？這一點，明治日本思想界沒有也無法作出合理闡釋。另外，日本後來在亞洲的所作所為，使這套理論外表罩上的“保護”和“解放”落後的各民族、“促進各國文明”的光環也不攻自破。

但是，受此理論影響，直至當代，日本政界要員、社會右翼勢力甚至知識界，不少人仍然不願承認當年發動侵略戰爭的非正義性和罪惡性，不願對受戰爭侵害深重的亞洲人民表示歉意和懺悔，甚至還極力美化這場給亞洲各國包括日本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戰爭。此類事例不勝枚舉。例如，曾擔任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在流行一時的小冊子《日本可以説“不”》裏極力美化日本對亞洲各國的侵略，提出：“南朝鮮、台灣、新加坡等經濟形勢很好的地方，戰前都曾被日本統治過。日本的確幹過壞事，應該承認與反省。但是不可否認，日本也在那裏留下了好的影響”。法務大臣永野茂門1994年5月3日甚至這樣回答記者提問：“把那場戰爭説成是侵略戰爭是錯誤的。説發動那場戰爭的目的是侵略,那是不對的。當時日本真心是想解放殖民地、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永野這番話與近代日本思想界提出的充當救世主、解放亞洲各國人民的“理論”一脈相承。199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週年。當年4月17日擔任日本“終戰50週年議員聯盟會長”的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在答記者問時，居然提出“大東亞戰爭是自衞戰爭……日本當時沒有侵略的意圖”。他還進一步為侵略行為開脱道：“雖然曾經與美英交戰，但是,並沒有打算侵略亞洲”；“大東亞戰爭是日本的自衞戰爭。雖然從結果來説日本是失敗了,但是亞洲的殖民地獨立了。”他堅持宣揚日本侵略亞洲各國是為了對抗歐美列強的擴張，幫助亞洲各國獲得民族獨立的“正義”行為。不僅日本政府官員有如此態度，就連日本文化教育界也有人認可這套侵略理論。如青山大學教授佐藤和男就認為：“日本是為了生存、自衞而打仗,對亞洲殖民地人民的解放,帶來了值得載入世界歷史史冊的效果。儘管可以説日本國民是失敗者,但其對人類秩序的規範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總之,侵略戰爭的説法是錯誤的。”可見，近代日本民族擴張的這套理論直到當代仍然有很大輿論市場，其惡劣影響不可低估。

〔作者許曉光， 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教授。成都61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