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尼拉大帆船：太平洋絲綢之路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小樂 

原帖：http://whis.cssn.cn/sjs/sjs_xsdt/201910/t20191017_5015736.shtml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關於貿易、海上航行等問題日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然而，西方學者研究的主要關注點基本在大西洋以及環大西洋地區的商貿活動，太平洋地區海上貿易，特別是環太平洋地區貿易與海上航行，還有很多的空白。這些空白在最近幾年被越來越多學者注意到，並開始進行學術研究。”9月27日，在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舉辦的“馬尼拉大帆船——現代早期跨太平洋互動”博雅德信工作坊上，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錢乘旦在主持時表示。工作坊邀請了來自西班牙、墨西哥、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者，討論了馬尼拉大帆船在太平洋上的活動情況以及產生的影響，美洲白銀輸往亞洲港口的數量和流向，大帆船貿易中的宗教文化交流等問題。

　　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韓琦在發言中指出，通常人們一看到馬尼拉大帆船，往往會有兩個誤區，一是認為大帆船貿易是中國和拉丁美洲的直接貿易，二是認為這是一種自由貿易。實際上，大帆船貿易是一個以菲律賓為中轉站，中國商品運往拉丁美洲的間接貿易。在開始的一段時間，貿易是自由的，但很快就形成一個貿易壟斷體制，成為由西班牙控制的壟斷貿易。

　　韓琦表示，馬尼拉大帆船貿易是西班牙駐菲律賓殖民當局的生命線。1565年菲律賓與西屬美洲殖民地的貿易航線開通後，一度暢通了中國經過菲律賓與美洲的自由貿易，但是好景不長。這一貿易衝擊了宗主國西班牙原先在美洲的貿易，且導致美洲白銀流向中國等亞洲國家，同時不利於菲律賓當地的殖民拓殖和工農業的發展。因此，從1593年開始，菲律賓殖民地宗主國西班牙便頒佈了一系列法令，除了對與中國的貿易做出了種種規定之外，還從航行的次數、船隊的規模、商品的數量、關税數額等方面對大帆船貿易進行了限制，實行了“許可制”制度、貨票制度、整批交易制度等，這樣，便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貿易壟斷體制。由於貿易壟斷本身的弊病，再加上其他西方國家的挑戰，最後導致大帆船貿易的終結。

　　台灣“清華大學”歷史所副教授李毓中通過對1620—1681年馬尼拉海關貨物税史料的研究，論述了白銀從馬尼拉輸往亞洲港口的數量及其流向。他表示，有關美洲白銀運往亞洲，進而對世界社會及經濟造成巨大影響的歷史，長期以來受到學界的重視，且試圖對輸往中國的美洲白銀數量進行估算，目前已有許多豐碩且多元的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認的是，除了皮埃爾·查努（Pierre Chaunu），使用一手的印地亞斯總檔案館材料外，多數研究主要仍是建立在片段且不連續，或是非主管關税事務官員的報告等基礎上而推論得出的數據成果。李毓中以一份1681年因馬尼拉高等法院法官迪亞哥·維格（Diego Antonio de Viga）控告海關官員瀆職，因而西班牙命令馬尼拉當局將1620—1680年抵達菲律賓貿易船隻貨物税海關清單謄抄副本送回西班牙作為法庭證物的珍貴史料，在此史料的數據基礎上，討論這60年馬尼拉對外貿易的概況，同時推算亞洲各地區以貿易形勢所取得的美洲白銀數量。他認為，幾乎所有材料都可以證實美洲白銀是通過太平洋貿易最後到菲律賓的，有90%流向了中國。他進一步指出，研究數據表明，關於自明朝以來缺少白銀的問題並沒有因西班牙的美洲白銀通過馬尼拉流往中國而得到解決，可能此後從日本或者其他國家帶來的歐洲白銀才解決了清朝的銀荒。

　　馬尼拉大帆船研究涵蓋了1565—1815年連接西屬美洲殖民地和亞洲的跨太平洋路線的多個方面，包括貨物的流通、物品的消費、文化的交流。墨西哥國立人類學與歷史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副主任羅伯特·洪科（Roberto Junco）從考古學的角度，研究了連接物、人、思想的船隻，特別是其建造和結構。檔案館資料的不斷髮掘使得這些大帆船可以被重建，此外，大帆船停靠的地點也被不斷地發現，這些都有助於學者更深入地瞭解這些大帆船的建造和結構，由此從不同視角還原當時大帆船貿易的盛況及其影響。他指出，大帆船從亞洲到拉美，通常需要航行6個多月，在這250年間這條航線是最長的，其間會遇到各種困難，這對船的堅固性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並進一步説明了船隻的建構和材料。此外，他還通過翔實的考古資料，介紹了兩個半世紀不斷增大的船隻尺寸，從一開始的幾百噸到一兩千噸。

　　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淼和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景德鎮學院講師翁彥俊則從沉船瓷器這一視角，分析了跨太平洋的馬尼拉帆船貿易。劉淼指出，16世紀至19世紀跨太平洋的“馬尼拉帆船”貿易作為早期全球貿易體系的重要一環，既是沿線各國包括中國、日本、菲律賓等為主的東亞、東南亞國家同西屬美洲殖民地及歐洲西班牙等國在內的各種物產、物資、人員大流動的通途，又是沿線各地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過程。他還介紹了中國東南海域、南海、菲律賓地區等發現的相關沉船資料的情況，並結合陶瓷窯址發現資料、沿線港口遺址考古資料以及墨西哥等拉美地區考古發現資料，探討了這一海洋文化發展變遷的歷程。翁彥俊則通過墨西哥恩森那達（Ensennada）發現的16世紀沉船瓷器以及美國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顧塔（Guthe）收藏的在菲律賓出土的瓷器，探討了大帆船貿易的起始時間和早期貿易性質。

　　西班牙阿爾卡拉大學東亞藝術與物質文化碩士項目專任教師辛塔·克拉埃（Cinta Krahe）和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吳傑偉從文化視角分享了各自的研究。克拉埃介紹了這兩百多年間不同時期大帆船運往西班牙哈布斯堡的中國瓷器。吳傑偉則着重談了大帆船貿易在宗教國際化和本土化中的作用和影響。他指出，大帆船貿易既是天主教傳播的途徑，也是天主教在菲律賓本土化的過程，也就是説，大帆船貿易既是文化傳播的手段，本身也是文化傳播的接受者。菲律賓的天主教衍生出很多本土化的表現形式，其中較為典型的是安迪波羅女神信仰和黑耶穌信仰。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於施洋則從20世紀80年代末在馬德里皇家歷史學院發現的一份1613年手稿，即《堂胡安·德·門多薩從秘魯利馬城前往菲律賓馬尼拉城及中國之行記述》入手，探討了1583年秘魯進入中國的一次失敗探索。她在還原其作者門多薩1583年6月到南澳島附近，輾轉潮州、廣州、肇慶，8月底抵達澳門的經過後，發現該記述在他抵達澳門後到1584年5月這段時間存在空白。經與同期西語史料比對，發現門多薩試圖在澳門取得貿易權並採購貨物運往秘魯，但被菲律賓官方派人強力取締。於施洋認為，究其原因，其資本確屬強取豪奪，但更重要的是，大帆船貿易之初，西班牙對中國策略尚面臨爭論，而西葡之間、美洲殖民地內部也存在利益爭奪。

　　主辦方指出，梁啓超曾説太平洋海權問題是20世紀第一大問題。改革開放的中國開始在21世紀積極參與亞太事務，並在近兩年與19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中國與拉美跨太平洋貿易和文化互動有着250多年的歷史，馬尼拉大帆船在雙方貿易與交流中曾發揮着突出的作用。大帆船不是中國官方壟斷、朝貢貿易，而是自發泛海、生生不息；不是馬尼拉與阿卡普爾科之間點對點的買入賣出，而是在亞洲、美洲之間建立起穿梭30多個港口、翻越安第斯山脈的密集網絡；不僅意味着溢價和奢侈品，而且更多地通過日用瓷、棉布等影響到廣大中下階層；不僅僅涉及貨物、技術的輸出，也涉及明清白銀貨幣化和諸多農作物的引入。馬尼拉大帆船這段歷史，與歐洲進行的殖民統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內生於拉美、拉美內生於中國的相互融通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