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活着會怎樣？”_風聞

編者按：改革開放以來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歷程表明，與歷史虛無主義的鬥爭需要長期艱苦不懈的努力。比如，前些年關於毛澤東與羅稷南之間曾發生過所謂“魯迅活着會怎樣”的對話的傳言，在社會上引起爭議，就是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對此傳言，陳晉《“魯迅活着會怎樣？”——羅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澤東“秘密對話”質疑》一文依據詳實可靠的資料和文獻，進行了細緻的考證，指出了其不合史實和情理之處，並對其產生原因作出了合乎邏輯的分析；秋石《關於一篇“親聆”1957年“毛羅對話”回憶的追蹤調查》一文，下大力氣蒐集求證，從親歷者訪談、回憶材料比對、歷史照片場景還原等方面進行了辨誤。這兩篇文章，從多個角度全方位地進行查核考證，揭示了該“傳言”背離歷史真實的本相。這啓示我們，對社會上一些關於黨的歷史和領袖人物的不實傳聞和錯誤觀點，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予以考辨和澄清，消除其在社會上繼續傳播的基礎。在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本刊特發表這兩篇文章，供研究參考。

周海嬰的《魯迅與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敍述平實冷靜，不刻意張揚，是一本很不錯的回憶錄。受到讀者廣泛關注，是在情理之中。該書最後一篇《再説幾句》，有這樣一段敍述：“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慣例請幾位老鄉聊聊，據説有周谷城等人，羅稷南也是湖南老友，參加了座談。大家都知道此時正值‘反右’，談話的內容必然涉及到對文化人士在運動中處境的估計。羅稷南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的大膽假設，具有潛在的威脅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絕不敢如此冒昧，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一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

書中這段節外生筆的敍述，尤其引人注目，一段時間曾在媒體上被炒得沸沸揚揚。

好在作者坦誠，此事不是他親耳聽羅稷南相告，而是羅先生在90年代去世前夕，“覺得很有必要把幾十年前的這段秘密對話公開於世，不該帶進棺材，遂向一位信得過的學生全盤托出”，作者是1996年應邀參加巴人（王任叔）研討會時，聽“這位親聆羅老先生講述的朋友告訴”的。於是，“再三疑慮，是不是應該寫下來，心裏沒有把握，因為既有此一説，姑且把它寫下來請讀者判斷吧”。周海嬰顯然沒有把此説作為定論，“請讀者判斷”的宣示，也值得稱道。不過，作出正確的判斷，一要有過硬的史料依據，一要有合理的邏輯。

為了弄個明白，不妨沿書中所提供的線索，來看看羅稷南有沒有可能在1957年反右時當面向毛澤東提出“魯迅活着會怎樣”的話題。

羅稷南不可能以毛澤東的“同鄉”和 “湖南老友”身份參加“聊聊”

按《魯迅與我七十年》的敍述，羅稷南正是有了同毛澤東“同鄉”且為“湖南老友”的身份，才有機會參加毛澤東1957年在上海邀約的聊天，才可能“直率”地當面“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

關於羅稷南的情況，書中説是作者母親許廣平的“老朋友”：

他思想進步，崇敬魯迅，生前長期埋頭翻譯俄國高爾基的作品，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接觸高爾基的主要文學著作，幾乎都是讀他的譯著。抗戰時期，他們夫妻住在浦石路，距離我家霞飛坊很近，母親經常帶着我在晚飯後溜達到他們家，靜靜地聊些時政傳聞、日寇潰敗的小道消息。羅稷南先生長得高大魁梧，脾氣耿直，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聲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聽懂。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受聘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任教，直至退休。九十年代羅老去世，我因定居北京，沒能前赴告別。

據此線索，筆者着意查詢了有關羅先生的資料，沒有看到有專門記述其生平的出版物，只是在一些辭典名錄裏列有其名，其中包括：《中國民主黨派人物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人名大辭典·當代人物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版）、《新中國文學辭典》（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中國文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版）。

這些名錄辭典，雖記述簡略，但可明確的是，羅稷南原名陳小航，生於1898年，192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後到雲南、黑龍江、吉林等省中學任國文教員。其身份大體如《魯迅與我七十年》所説，主要以文學翻譯名世，譯作有蘇聯作家高爾基的《克里姆·薩木金的一生》（筆者還查到其1938年出版的版本）、愛倫堡的《暴風雨》以及英國作家狄更斯的《雙城記》。此外，《中國民主黨派人物錄》還稱其為“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起人之一”。

但這些名錄辭典的另一些記載，便與《魯迅與我七十年》所説相左了。羅稷南不是湖南人，而是雲南順寧（今鳳慶）人。他去世的時間也不是90年代，而是1971年8月。此外，在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研究室編輯的《上海社會科學界人名辭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裏，也沒有查到羅稷南的名字。該書按學校、院、系、所、室詳細編排，收錄範圍是“1988年8月前上海各高校、科研單位等已經獲得副高級以上學術職稱的人員”。如果羅稷南在新中國成立後“受聘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任教，直至退休”，是不應該漏掉他的。

筆者再查，發現《昆明市盤龍區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目錄中有一篇雷濺波寫的《憶陳小航（羅稷南）老師》。此外，有文章稱艾思奇在讀中學時，擔任校刊《滇潮》的編委，並在上面發表文章，受到進步教師楚圖南、陳小航（羅稷南）的關注與稱讚。這兩條信息説的無疑都是羅稷南1923年大學畢業後回到雲南當中學教師的經歷。

因此，羅稷南和毛澤東不是“同鄉”，自然也談不上是“湖南老友”了。

或有人問：這位雲南籍的羅稷南，和《魯迅與我七十年》説的那個毛澤東的“同鄉”，並且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的羅稷南，是不是同一個人呢？

從雲南籍的羅稷南的履歷來看，應該是同一個人。他曾在國民革命軍中當過師政治部宣傳科長和師部秘書，這大概是北伐時期。後來在國民政府十九路軍指揮部做秘書，1933年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時，參加福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任閩西善後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據説，還曾到江西同紅軍談判聯合反蔣事宜。此後，便到上海從事文化活動，從1936年起有譯作出版，1937年後做過幾年的讀書生活出版社經理。一般談中國民主促進會的起源，總是要説到1945年9月和10月先後在上海創辦的兩個政治性刊物，一個是唐弢、柯靈主編的《週報》，一個是鄭振鐸、蔣天佐等創辦的《民主》週刊，而羅稷南便參與了後者的創辦併成為該刊的編輯。在這兩個刊物周圍，聚集了大批當時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周建人、許廣平，他們為這兩家刊物撰稿，時常聚談時政。經過醖釀，1945年12月，由馬敍倫、王紹鏊等發起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許廣平、羅稷南均參與其間。

這個雲南籍的羅稷南，顯然就是《魯迅與我七十年》中説的“母親（許廣平——引者注）的老朋友羅稷南”，“母親經常帶着我在晚飯後溜達到他們家”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新中國成立後，這位羅稷南也確實長期在上海工作，且擔任過中國作協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還是上海市多屆人大代表，屬上海文化界有名人士則是確切無疑的。

當然，不能因為羅稷南不是毛澤東的“同鄉”和“湖南老友”，就可以推斷他和毛澤東沒有密切交往。

從羅稷南的經歷來估算，在新中國成立前，他和毛澤東有可能在三種場合見過面。一是青年毛澤東兩次到北京，那時，羅稷南是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毛澤東和北大師生的交往是人們知道的。二是1924年到1927年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先後在廣州、上海、武漢等地工作，而羅稷南在南方政府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和第三軍做過文職人員。三是1933年底福建事變時羅稷南曾到過江西同紅軍談判聯合反蔣之事，那時毛澤東在江西中央蘇區。

不過，筆者目前尚未見到敍述羅稷南同毛澤東交往的史料。即使如《魯迅與我七十年》所説，羅先生是90年代去世的，那麼，生於1898年的羅先生應該是90多歲了。而毛澤東也已去世近30年。這期間，同毛澤東有過交往的人，特別是能稱得上“老友”的知識分子，大多寫了或口述了相關的回憶文章，知道情況的人也或對其進行採訪。但有關回憶毛澤東的文章和著述，確未見敍羅先生者。這大概有待於進一步查找或知情者提供信息了。

由此可以確認：雲南籍的羅稷南不可能以“同鄉”和“湖南老友”身份參加毛澤東1957年在上海同周谷城等人的“聊聊”。如果真的在羅稷南和毛澤東之間存在着一個“幾十年前的這段秘密對話”，在他去世的1971年，正值“文革”，缺少後來才可能出現的對1957年反右鬥爭進行反思的氣氛，羅先生是否能在那個特殊年代冒着遺禍親屬的風險，把“秘密”説給自己的學生，也是值得思量體味的。

毛澤東1957年在上海召集座談會的情況

“一九五七年”，“正值‘反右’”，“上海”，毛澤東請周谷城、羅稷南“幾位老鄉聊聊”、“座談”，這是《魯迅與我七十年》提供的毛澤東在“秘密對話”中評説魯迅那段話的時間、地點、人物和場合。

據筆者接觸到的史料文獻記載，毛澤東在1957年曾三次去過上海。第一次是3月20日在南京黨員幹部大會上發表講話後乘飛機到上海，當天晚上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友誼電影院召開上海市黨員幹部大會，並發表講話，第二天便去了杭州。第二次是7月6日從杭州到上海，一直到9日下午離開上海到達南京。第三次是9月17日下午從杭州到上海，18日晚，毛澤東即已在北京同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會見來華訪問的印度副總統拉達克裏希南。

毛澤東後兩次在上海，確實“正值‘反右’”。如果出現過羅稷南當面問毛澤東“要是今天魯迅還活着，他可能會怎樣”這樣的情況，時間應該是在1957年7月6日至9日和9月17日至18日這兩個時段。

我們先看看一些史料對毛澤東在這兩個時段的活動的記載。

據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纂的《毛澤東在上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書所附《大事記》載，毛澤東這兩個時間段在上海的活動日程，除參觀工廠企業、接見外賓外，有五次同上海各界人士座談講話。

7月7日晚上，在中蘇友好大廈同上海科學、教育、文化、藝術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談。

7月8日晚上，在中蘇友好大廈電影院向上海各界人士發表講話。

9月17日，會見趙超構、舒新城、束世澂。

9月17日晚上，會見黃浦區委書記，上海鍋爐廠黨委書記、廠長和上海動力學校校長。

這四次會見中，7月8日晚上那次聽者眾多，羅稷南是否與會不得而知。但從記錄稿上看，中共上海市委的主要領導如柯慶施等均在場，還有插話，顯然不屬於“同鄉”聊天性質。毛澤東這天的講話全文曾收入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題為《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收入時按整理稿所署時間寫成了7月9日），沒有談到魯迅。9月17日會見趙超構等人，倒屬於聊天座談，但他們不是毛澤東的同鄉，並且據趙超構回憶：“同時被接見的還有舒新城、束世澂兩先生，這已是反右以後了。一見面，主席就詼諧地對在座的人介紹説：宋高宗的哥哥來了（宋高宗名趙構）。”只有趙超構、舒新城、束世澂是確切無疑的。毛澤東在談話中還向陪見的上海市委的人和舒新城交代了修訂《辭海》的任務。9月17日晚上的會見，主要是邀請基層的幹部座談，瞭解機關、工廠、學校整風和搞大鳴大放的情況，工作內容十分具體，沒有高層文化人士參與也是清楚的。

就剩下7月7日晚上那次座談了。

巧的是，據正式記載，這次會見恰恰有羅稷南在場。一共有陳銘珊、漆琪生、談家楨、趙丹等36位各界人士。7月9日的《文匯報》以《毛澤東主席在上海接見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並進行親切交談兩小時》為題報道了此事，並詳列了參加這次座談的具體名單，但沒有周谷城。顯然，這次也不屬於《魯迅與我七十年》所述的那場毛澤東同周谷城、羅稷南等具有聊天性質的座談。

由於這是筆者目前知道的1957年羅稷南見到毛澤東的唯一一個場合，於是頓生一個假設：有沒有可能毛澤東確實在這次座談中回答過羅稷南關於“魯迅活着會怎樣”的提問，而只是羅稷南生前把這次座談誤記成了一個小型座談，抑或羅的學生誤聽、進而使周海嬰誤傳為毛澤東是在與同鄉的聊天座談中回答羅稷南的提問的？

然而，根據相關材料分析，這個假設似乎又不成立。

首先，綜合《毛澤東在上海》一書收入的一些參加這次座談的人的回憶文章，毛澤東的談話內容主要有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的整風、上海反右鬥爭、高等教育和消滅血吸蟲病等問題。沒有人回憶説涉及到了魯迅。如果確有羅稷南提問“魯迅如果活着會怎樣”的事情，而毛澤東又是那樣回答的，在90年代的記敍中，人們不會有意迴避，畢竟事過境遷，不再是特別敏感的話題了。

其次，據《文匯報》報載，這次座談有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領導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等人陪同。即使同毛澤東再熟悉，在那個場合恐怕也難隨意提出這個用《魯迅與我七十年》話來説是“具有潛在的威脅性”的話題。況且，此時反右開始進入高潮，被邀請參加座談的人，大概也是經過挑選的，不會讓人覺得是平日裏對反右明顯牴觸或腹疑多多的人。相反，參加座談的一些人，多少還有些緊張心態。這從陳銘珊的回憶中可以看得出來。他説：“市委統戰部電話通知我馬上去中蘇友好大廈咖啡廳。我不知道是什麼事情，趕到那裏一看，只見燈火輝煌，已經有好多人坐着。一進門就看到毛澤東主席站在那裏講話，使我驚喜不已。我悄悄地坐在後面。咖啡廳裏是分團桌坐的，毛主席講話後就坐過來同大家交談。當他坐到我所在的一桌時，有人介紹到我説：‘這是陳銘珊。’毛主席説：‘噢！上海有個陳銘珊，北京有個陳銘德嘛！’當時反右運動已經開始，北京陳銘德已被劃為右派。我聽後心中很吃驚，不知這話是什麼意思。毛主席與我們交談了一會，臨離開之前又補充一句：‘我剛才説北京有個陳銘德，是為了便於記憶。’他這一解釋，才使我如釋重負。”

第三，座談會三天後，《文匯報》曾邀請部分參加7月7日晚會見的人談同毛澤東座談的感想。這些人的發言載於7月12日的《文匯報》，佔了一個半版的篇幅，共13篇。其中有一篇是羅稷南的發言，發表時用了正文中的一句話作標題：《在這樣變動的時代，知識分子必須有堅定的立場》。其發言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有機會謁見我們國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詩人，我感覺榮幸，興奮而又慚愧。”從語氣上品味，看不出羅先生同毛澤東有多熟悉，而其他在此之前同毛澤東有過交往的人的發言，則常常提到“又一次見到毛主席”一類的話。更重要的是，他的發言內容同其他人的基調也是一致的，主要是強調在反右鬥爭中要對黨充滿信任，要有堅定的立場。

第四，從羅稷南當時的情況來説，他也並非鋒芒畢露之人。筆者查閲了1957年7月至9月的《文匯報》，他沒有被點名批評，也沒有刻意撰寫批判右派的署名文章。除了上述7月12日發表的座談發言外，有他名字的文章有三篇。一篇是1957年8月下旬，上海市第二屆人代會第二次會議開始前夕，《文匯報》《解放日報》《新聞日報》邀請部分代表進行座談，主要內容當然是反右，羅稷南也在被邀之列。代表們的發言在三家報紙上發表，從8月24日《文匯報》所登內容看，羅先生的發言比較起來火藥味還算是不濃的。此外，在8月27日至9月4日舉行的上海市人代會期間，出席會議的上海市作家協會的負責人巴金、周而復、柯靈、唐弢、章靳以、郭紹虞、趙家璧、嚴獨鶴、羅稷南曾有一個聯合發言，9月4日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前者題為《進一步開展文學界的反右派鬥爭》，後者題為《堅決保衞社會主義文學事業》。9月12日，上海《解放日報》又發表巴金、周而復等十位上海文學界代表人士的聯合發言《徹底揭露右派骨幹份子、“詩人”、“莎士比亞專家”孫大雨的醜惡真相》，署名者中有羅稷南。這三篇均是座談或正式會議上的發言，且兩篇是多人署名，其應景隨勢之態，是不難體會的。作為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的書記處書記和上海市人大代表這種風口浪尖的身份角色，在當時能做到這樣，也屬不易。由此也可知羅先生絕非喜出風頭硬要往風口浪尖裏鑽的人。以這樣的性格，又看不出同毛澤東有多深的交往，很難想象他在7月7日晚上那次座談的大庭廣眾之下能當面向毛澤東提出“具有潛在的威協性”的話題來。

除了人們知道的座談外，當然不能排除毛澤東1957年7月和9月兩次到上海期間還小範圍地同一些人會見過。但一般來説，毛澤東在外地如果要找什麼人座談、聊天，按常規是讓當地有關部門通知被邀對象，有時還會有當地有關部門的人作陪。對此，當地有關部門基本上有所記載，負責聯繫或作陪的人也應有記憶。相信上海黨史研究室1993年編纂《毛澤東在上海》時不會不就近廣泛查詢。事實上，該書的“後記”便已申明，編纂過程中，他們的徵集工作“深入到工廠、企業、機關、學校，以至個人”，在考訂毛澤東來滬次數及活動情況的過程中，中央警衞局有關領導和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同志，也“提供了許多重要線索和資料依據”。但書中卻無記述周谷城、羅稷南1957年同時到毛澤東處座談的文字。

此外，周谷城生前回憶同毛澤東的交往的文章，最長最集中的一篇，是1978年12月20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回憶毛主席的教導》，後來幾乎所有談毛澤東與周谷城相交往的文字，都脱胎於此。《毛澤東在上海》一書也收入了孫琴安撰寫的《毛澤東與周谷城》一文。兩篇文章敍述新中國成立後周谷城在上海同毛澤東見面的事情，除了1961年5月1日、3日和1965年6月20日這三次有確切時間外，還有三次。周谷城的回憶是：“記得有一次主席到了上海，陳毅同志在上海錦江飯店設便宴招待主席，把我同陳望道先生召去作陪。”“記得有一次主席到了上海，曾由陳毅同志代為召集座談會。會場在展覽館電影樓下西廳裏，到會的教授、學者、專家等約三十餘人。”“有一次他在葉劍英、劉伯承、賀龍幾位元帥，和徐特立、林伯渠幾位老人陪同下到了上海，正在展覽館電影院樓下西廳，準備吃晚飯之前，把我召去。”對照《毛澤東在上海》所附《大事記》和《陳毅年譜》，1957年間，沒有陳毅到上海陪同毛澤東見什麼人的記載，只有1956年曾三次在上海陪同毛澤東會見文化教育界和民主人士。至於葉劍英等元帥陪同毛澤東見周谷城，在另一篇文章中，周説明是1958年。

既然周谷城1957年是否見過毛澤東都成了問題，這就不能不讓人覺得，哪怕羅稷南不是以“同鄉”身份，也很難説參加過毛澤東1957年在上海同周谷城等人的座談。至於羅稷南在參加1957年7月7日晚上的座談會上，是否可能向毛澤東提出“魯迅如果活着會怎樣”的話題，從前面的分析中，答案應該是清楚的。

毛澤東1957年確實談論過 “魯迅活着會怎樣”這個話題，但與《魯迅與我七十年》所述內容有根本區別

1957年，毛澤東確實談論過“魯迅活着會怎樣”這個話題，但談話的時間、地點、場合、人物，特別是內容，都與《魯迅與我七十年》所述迥然相異。

1957年3月上旬，具體説是6日至13日，在北京舉行了一個規模浩大的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提議召開這個會議，目的是為了解決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以後思想理論和宣傳文化領域出現的各種情況。參加會議的除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外，主要是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宣傳文教部長和各界知識分子的代表，共有八百多人。值得一説的是，本來是黨內會議，毛澤東卻特意提議邀請了不少黨外文化人士參加。會議先是印發了陳其通等人

1月間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那篇闖了點禍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被毛澤東視為以“衞道士”的面目來阻礙“雙百方針”的貫徹實施），又聽了毛澤東2月27日的那個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錄音，同時，中宣部還以中宣部辦公室名義印發了一份題為《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彙集》的會議材料，其中編入了33個人們特別關心並用於討論的問題。這樣做，無疑是要宣示此次會議的目的是“放”而不是“收”。

在隨後分成宣傳、教育、文藝、新聞出版、高教、科學幾個組座談討論中，其氣氛之熱烈可想而知。如參加文藝組討論的茅盾就發言説：陳其通四人的文章把文學界出現的問題估計得太嚴重，有些驚慌失措，給讀者一個印象，“雙百”方針好處少壞處多，是一篇教條主義文章。而陳沂的《文藝雜談》頗有不革命就等於反革命的味道。而巴金則反映：“雙百”方針在下面阻力大，不少人不贊成。現在要“鳴”出來不容易。講公式化最容易，要“鳴”就要講自己的話，很多人不習慣甚至害怕“鳴”，作家要有獨立思考，有膽量。

毛澤東自然也利用這個機會聽取各界人士的意見。從6日至13日，他分別邀請了宣傳、教育、文藝、科學和新聞出版五個組的部分代表進行座談，差不多每天座談一次，直接傾聽他們的反映，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

正是在3月10日召集的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談會上，毛澤東直率地談起了“魯迅活着會怎樣”這個話題。

據這次座談會的文字記錄稿，參加座談的人中，有人提到現在的報紙上的東西太硬，還有人反映了最近上海討論辦報問題時提到的一些意見，例如説，“思想性多了，報紙就不活潑”，應該“軟些，軟些，再軟些”。毛澤東直接引用魯迅的寫作來進行了回答：

你們贊成不贊成魯迅？魯迅的文章就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説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裏。有人問，魯迅現在活着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着，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説得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捱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未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捱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

這段話，早在1983年，就完整收入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新華社聯合編選、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

事實上，在3月8日毛澤東召集文藝界代表座談時，便已經談到了魯迅，同樣也是回答人們的提問。當時，參加這個座談的巴金對毛澤東説：“我們大家這次討論‘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比方説，描寫官僚主義，大家都覺得難辦，寫誰誰都不高興。還有雜文，上海有人説要全面，有人説雜文就不能全面，魯迅的雜文，只講一件事。”毛澤東回答説：“恐怕要來大民主才行，黨內提過批評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還沒有展開。現在黨內還沒有統一思想，哪種是官僚主義？如何批評？還不一致。要整風，那時就好批評了。現在剛剛批評一些，馬寒冰、陳其通就發表聲明，無非是來阻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接着，毛澤東又談起了魯迅：

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瞭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於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説恐怕是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時候講一講，這33個題目（指此前中宣部印發的《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彙集》的會議材料，其中編入了33個人們關心的問題——引者注），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很明顯，這段話也是在回答“魯迅活着會怎樣”的假設，不過是以毛澤東自己提問的方式説出來的。

由此我們可以確認：“魯迅活着會怎樣”這個懸念式的設問，最晚是1957年3月上旬就出現了，而且與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後思想文化界的活躍氣氛有關，與毛澤東在1957年1、2、3月間大力推動“雙百”方針的貫徹實施，反覆宣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有關，但與稍後的反右確實沒有關係。

關鍵是，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內容同《魯迅與我七十年》所述也是迥然相異。且不説作為政治領袖的毛澤東，説出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不合常理；且不説以毛澤東對魯迅精神一以貫之的理解和推崇（1937年就説魯迅是“聖人”，到1973年還重申魯迅是“聖人”，而自己只是“聖人”的學生），説出這樣的話來不合常理；就以毛澤東談論這個話題的背景和目的來説，他也不可能萌生出魯迅被關進牢裏或識大體不做聲的設想。當時，他一心破除貫徹“雙百方針”的障礙，給那些擔心寫批評文章讓人抓着辮子捱整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打氣鼓勁，用毛澤東自己的話，是“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如果搬出來的是一個在牢裏寫作的魯迅，有多少人還願意向魯迅學習呢？如果搬出來的是一個“識大體不做聲”的魯迅，又有什麼必要呢？顯然，這兩種假設當時都會同毛澤東談論魯迅的初衷南轅北轍。

當然，毛澤東也設想了，“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魯迅）也會不寫的”，僅此而已。談到這個設想的用意，顯然是指稱那些被毛澤東視為“左”傾教條主義的人弄出來的氣氛，諸如他當時反覆提到的陳其通、馬寒冰等人的文章，以及文藝界對王蒙小説的批評，特別是各級幹部中比較普遍的對貫徹“雙百”方針的觀望猶豫等等。毛澤東提議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澄清這種氣氛。所以，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召集的四省一市省市委書記思想工作座談會上，毛澤東還回憶起3月8日在北京同文藝界代表座談時巴金和他的對話。

他説：“巴金向我説雜文難寫。我説有兩條，一條是共產黨整風，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評的環境了；還有一條是，徹底的唯物論者是不怕什麼的。”

正是基於對“徹底的唯物論者”的戰鬥精神的期望和呼喚，毛澤東才搬出了魯迅，並堅信在新中國成立後“大概是文聯主席”的魯迅，“他一定有話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因為“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毛澤東對自己這個判斷的自信，並具有那樣濃厚的感情色彩，是不難體會得到的。

最後還是回到《魯迅與我七十年》有關這個話題的敍述，因為作者周海嬰在書中説，他2001年7月拜訪文化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時，這位前輩告訴他，“也聽説過這件事”。所謂“這件事”，自然是指毛澤東回答“魯迅活着會怎樣”時説“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的事。

於是，筆者萌生出這樣一個猜想：也許毛澤東1957年3月在北京同文藝界、新聞界的代表們談論“魯迅活着會怎樣”的話後，在場的上海文藝界、新聞界人士回去後有所流傳，羅稷南等自然先後輾轉耳聞。恰巧毛澤東的回答中也有“魯迅的時代，捱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這樣的話，遂逐漸演變為《魯迅與我七十年》所述的內容。隨着1957年夏天的形勢變化，進而把毛澤東談論此事置換到了1957年“正值反右”的場合。

至於反右以後，人們會以什麼樣的心情來回答和理解“魯迅活着會怎樣”這個懸念式的設問，則是另外的話題了。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務委員（副部長級）、研究員，文章來源：《黨的文獻》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