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學習和時局_風聞

學習和時局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 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 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間，對於黨的歷史特別是黨在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這個時期的歷史所進行的討論，大大地幫助了黨內思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統一。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貴州省遵義城所召集的擴大的政治局會議雖然糾正了從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傾錯誤路線，改變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的成分，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但是在黨的很多幹部中間，對於過去的錯誤路線的性質卻沒有作過徹底的清算。為着進一步地提高黨的幹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這個時間內，曾經幾次進行了關於黨的歷史的討論；隨後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這個時間內，領導全黨高級幹部進行同樣的討論。這個討論為一九四五年召集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重要的準備，使那次大會達到了中國共產黨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學習和時局》就是毛澤東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和五月二十日在中央黨校第一部對於這個討論所作的講演。關於中共中央對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所作的詳細結論，參看本篇附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

　　去年冬季開始，我黨高級幹部學習了黨史中的兩條路線問題。這次學習使廣大高級幹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在這次學習中，同志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中央政治局曾對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作了結論。這些結論是： 　　（一）關於研究歷史經驗應取何種態度問題。中央認為應使幹部對於黨內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時對於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在作結論時應取寬大的方針，以便一方面，徹底瞭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又一方面，能夠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錯誤路線[1]和李立三錯誤路線[2]的大斗爭，這些鬥爭是完全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瞭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着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鑑戒。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着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着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 　　（二）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對於四中全會[3]至遵義會議[4]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採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幹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進行分析。例如在土地問題上，當時的錯誤是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但在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這一點上，則是和我們一致的。列寧説，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5]。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頭腦，對於複雜事物，不願作反覆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我們報紙上分析文章的缺乏，黨內分析習慣的還沒有完全養成，都表示這個毛病的存在。今後應該改善這種狀況。 　　（三）關於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6]文件的討論。應該指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是基本上正確的，因為它確定了現時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確定了當時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批判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發佈了十大綱領[7]等，這些都是正確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亦有缺點，例如沒有指出中國革命的極大的長期性和農村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極大的重要性，以及還有其它若干缺點或錯誤。但無論如何，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我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四）關於一九三一年上海臨時中央及在其後由此臨時中央召開的五中全會[8]是否合法的問題。中央認為是合法的，但應指出其選舉手續不完備，並以此作為歷史教訓。 　　（五）關於黨內歷史上的宗派問題。應該指出，我黨歷史上存在過並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經過遵義會議以來的幾次變化，現在已經不存在了。這次黨內兩條路線的學習，指出這種宗派曾經在歷史上存在過並起了不良作用，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以為經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9]，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10]，一九四二年的全黨整風和一九四三年冬季開始的對於黨內歷史上兩條路線鬥爭的學習[11]，這樣許多次黨內鬥爭的變化之後，還有具備原來的錯誤的政治綱領和組織形態的那種宗派存在，則是不對的。過去的宗派現在已經沒有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思想形態的殘餘，我們繼續深入地進行整風學習，就可以將它們克服過來。目前在我們黨內嚴重地存在和幾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帶着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12]。例如由於鬥爭歷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這一根據地和那一根據地的不同，敵佔區、國民黨統治區和革命根據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門不同（這一部分軍隊和那一部分軍隊的不同，這一種工作和那一種工作的不同）而產生的各部分同志間互相不瞭解、不尊重、不團結的現象，看來好似平常，實則嚴重地妨礙着黨的統一和妨礙着黨的戰鬥力的增強。山頭主義的社會歷史根源，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特別廣大和長期被敵人分割的農村根據地，而黨內教育不足則是其主觀原因。指出這些原因，説服同志們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打通同志間的思想，提倡同志間的互相瞭解、互相尊重，以實現全黨大團結，是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 　　以上所説的問題，如能在全黨獲得明確的理解，則不但可以保證這次黨內學習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將保證中國革命一定得到勝利。

二

　　目前時局有兩個特點，一是反法西斯陣線的增強和法西斯陣線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陣線內部人民勢力的增強和反人民勢力的衰落。前一個特點是很明顯的，容易被人們看見。希特勒不久就會被打敗，日寇也已處在衰敗過程中。後一個特點，比較地還不明顯，還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見，但是它已在歐洲、在英美、在中國一天一天顯露出來。 　　中國人民勢力的增強，要以我黨為中心來説明。 　　我黨在抗日時期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為第一個階段。在此階段的頭兩年內，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軍閥重視國民黨，輕視共產黨，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國民黨戰線進攻，對它採取以軍事打擊為主、以政治誘降為輔的政策，而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則不重視，以為不過是少數共產黨人在那裏打些遊擊仗罷了。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武漢以後，他們即已開始改變這個政策，改為重視共產黨，輕視國民黨；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去對付國民黨，而逐漸轉移其主力來對付共產黨。因為這時日本帝國主義者感覺國民黨已不可怕，共產黨則是可怕的了。國民黨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同我黨的關係也比較好，對於人民抗日運動雖有許多限制，但也允許有較多的自由。自從武漢失守以後，由於戰爭失敗和仇視共產黨這種情緒的發展，國民黨就逐漸反動，反共活動逐漸積極，對日抗戰逐漸消極。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因為在內戰時期受了挫折的結果，僅有四萬左右有組織的黨員和四萬多人的軍隊，因此為日本軍閥所輕視。但到一九四○年，黨員已發展到八十萬，軍隊已發展到近五十萬，根據地人口包括一面負擔糧税和兩面負擔糧税的[13]，約達一萬萬。幾年內，我黨開闢了一個廣大的解放區戰場，以至於能夠停止日寇主力向國民黨戰場作戰略進攻至五年半之久，將日軍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圍，挽救了國民黨戰場的危機，支持了長期的抗戰。但在此階段內，我黨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種錯誤，這種錯誤就是輕視日本帝國主義（因此不注意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主張以大兵團的運動戰為主，而輕視游擊戰爭），依賴國民黨，缺乏清醒的頭腦和缺乏獨立的政策（因此產生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對於放手發動羣眾建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大量擴大我黨領導的軍隊等項政策，發生了動搖）。同時，我黨吸收了廣大數目的新黨員，他們還沒有經驗；一切敵後根據地也都是新創的，還沒有鞏固起來。這一階段內，由於時局開展和黨與軍隊的發展，黨內又生長了一種驕氣，許多人以為自己了不得了。在這一階段內，我們曾經克服了黨內的右傾偏向，執行了獨立政策，不但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創立了根據地，發展了八路軍新四軍，而且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為第二階段。日本帝國主義者為準備和執行反英美的戰爭，將他們在武漢失守以後已經改變了的方針，即由對國民黨為主的方針改為對共產黨為主的方針，更加強調起來，更加集中其主力於共產黨領導的一切根據地的周圍，進行連續的“掃蕩”戰爭，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14]，着重地打擊我黨，致使我黨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這兩年內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這一階段內，我黨根據地縮小了，人口降到五千萬以下，八路軍也縮小到三十多萬，幹部損失很多，財政經濟極端困難。同時，國民黨又認為他們已經閒出手來，千方百計地反對我黨，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國主義配合着進攻我們。但是這種困難地位教育了共產黨人，使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學會了如何反對敵人的“掃蕩”戰爭、“蠶食”政策[15]、“治安強化”運動[16]、“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們學會了或開始學會了統一戰線政權的“三三制”[17]政策、土地政策、整頓三風、精兵簡政[18]、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等項工作，克服了許多缺點，並且把第一階段內許多人自以為了不得的那股驕氣也克服下去了。這一階段內，我們雖然受了很大的損失，但是我們站住腳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進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因為國民黨的反共和我們不得不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自衞鬥爭的這些情況，黨內又生長了一種過左的偏向，例如以為國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過分地打擊地主，不注意團結黨外人士等。但是這些過左偏向，也被我們克服過來了。我們指出了在反磨擦鬥爭中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指出了在統一戰線中又團結又鬥爭和以鬥爭求團結的必要，保持了國內和根據地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九四三年到現在為第三階段。我們的各項政策更為見效，特別是整頓三風和發展生產這樣兩項工作，發生了根本性質的效果，使我黨在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兩方面，立於不敗之地。此外，我們又在去年學會了或開始學會了審查干部和反對特務的政策。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根據地的面積又擴大了，根據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負擔和兩面負擔的，又已上升到八千餘萬，軍隊又有了四十七萬，民兵二百二十七萬，黨員發展到了九十多萬。 　　一九四三年，日本軍閥對中國的政策沒有什麼變化，還是以打擊共產黨為主。從一九四一年至今這三年多以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華日軍是壓在我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身上。三年多以來，國民黨留在敵後的數十萬軍隊經不起日本帝國主義的打擊，約有一半投降了敵人，約有一半被敵人消滅，殘存的和撤走的為數極少。這些投降敵人的國民黨軍隊反過來進攻我黨，我黨又要擔負抗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偽軍。國民黨只擔負抗擊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軍和不到百分之十的偽軍。從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時間，日本軍閥沒有舉行過對國民黨戰場的戰略進攻，只有幾次較大的戰役行動（浙贛、長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歸，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於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在此情況下，國民黨採取上山政策和觀戰政策，敵人來了招架一下，敵人退了袖手旁觀。一九四三年國民黨的國內政策更加反動，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又被我們打退了。 　　一九四三年，直至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戰線逐漸失利，美國的反攻增強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蘇聯紅軍嚴重打擊之下有搖搖欲倒之勢。為救死計，日本帝國主義想到要打通平漢、粵漢兩條鐵路；又以其對重慶國民黨的誘降政策還沒有得到結果，有給它以再一次打擊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舉進攻國民黨戰線的計劃。河南戰役[19]已打了一個多月。敵人不過幾個師團，國民黨幾十萬軍隊不戰而潰，只有雜牌軍還能打一下。湯恩伯部官脱離兵，軍脱離民，混亂不堪，損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幾個師，也是一觸即潰。這種情況，完全是幾年來國民黨厲行反動政策的結果。自武漢失守以來的五年半中，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戰場擔負了抗擊日偽主力的重擔，這在今後雖然可能發生某些變化，但這種變化也只能是暫時的，因為國民黨在五年半以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下所養成的極端腐化狀態，今後必將遭到嚴重的挫敗，到了那時，我黨抗擊敵偽的任務又將加重了。國民黨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觀，得到了喪失戰鬥力的結果。共產黨以五年半的苦戰奮鬥，得到了增強戰鬥力的結果。這一種情況，將決定今後中國的命運。 　　同志們可以看見，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現在止，這七年時間內，在我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經歷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種情況。我黨抗擊了日寇的殘酷進攻，建立了廣大的革命根據地，大大地發展了黨和軍隊，打退了國民黨的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黨內發生的右的和“左”的錯誤思想，全黨學得了許多可寶貴的經驗。這些就是我們七年工作的總結。 　　現在的任務是要準備擔負比較過去更為重大的責任。我們要準備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為使我黨能夠擔負這種責任，就要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起來，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據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關於根據地工作，第一階段內有大的發展，但是不鞏固，因此在第二階段內一受到敵人的嚴重打擊，就縮小了。在第二階段內，一切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都受到了嚴格的鍛鍊，比起第一階段來好得多了；幹部和黨員的思想和政策的水平，大進一步，沒有學會的東西，學會得更多了。但是思想的打通和政策的學習還需要時間，我們還有許多沒有學會的東西。我黨力量還不夠強大，黨內還不夠統一，還不夠鞏固，因此還不能擔負比較目前更為巨大的責任。今後的問題就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這就是為着將來擔負巨大工作的第一個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沒有這種準備，我們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國。 　　關於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們一向是做得很差的。如果現在我們還不爭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千百萬勞動羣眾和市民羣眾圍繞在我黨的周圍，並準備羣眾的武裝起義，我們的軍隊和農村根據地就會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種種困難。我們十多年來是處在農村中，提倡熟悉農村和建設農村根據地，這是必要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的準備城市起義的任務，沒有也不可能在這十多年中間去實行。但是現在不同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要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實行了。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不久就可能開會，這次代表大會將要討論加強城市工作和爭取全國勝利的問題。 　　這幾天陝甘寧邊區召開工業會議，是有重大意義的。一九三七年邊區還只有七百個工廠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人，現在有了一萬二千人。切不可輕視這樣的數目字。我們要在根據地內學習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業和交通機關，否則到了那時將無所措手足。準備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裝起義，並且學習管理工商業，這是第二個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沒有這種準備，我們也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國。

三

　　為了爭取新的勝利，要在黨的幹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開動機器。所謂放下包袱，就是説，我們精神上的許多負擔應該加以解除。有許多的東西，只要我們對它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就可能成為我們的包袱，成為我們的負擔。例如：犯過錯誤，可以使人覺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錯誤的，從此萎靡不振；未犯錯誤，也可以使人覺得自己是未犯過錯誤的，從此驕傲起來。工作無成績，可以使人悲觀喪氣；工作有成績，又可以使人趾高氣揚。鬥爭歷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負責任；鬥爭歷史長的，可以因其長而自以為是。工農分子，可以自己的光榮出身傲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識傲視工農分子。各種業務專長，都可以成為高傲自大輕視旁人的資本。甚至年齡也可以成為驕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為自己聰明能幹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為自己富有經驗而看不起青年人。對於諸如此類的東西，如果沒有自覺性，那它們就會成為負擔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離羣眾，屢犯錯誤，背上了這類包袱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所以，檢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來，使自己的精神獲得解放，實在是聯繫羣眾和少犯錯誤的必要前提之一。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的錯誤，使這次革命歸於失敗。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年。紅軍利用蔣馮閻大戰[20]的條件，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接着全國人民在日本進攻面前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更嚴重的路線錯誤，使辛苦地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戰起來了，統一戰線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陳獨秀路線有某些相似的錯誤。這一次，又使得受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響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鑑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21]，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鑑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所謂開動機器，就是説，要善於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雖然沒有包袱，有聯繫羣眾的長處，但是不善於思索，不願用腦筋多想苦想，結果仍然做不成事業。再有一些人則因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腦筋，他們的聰明被包袱壓縮了。列寧斯大林經常勸人要善於思索，我們也要這樣勸人。腦筋這個機器的作用，是專門思想的。孟子説：“心之官則思。”[22]他對腦筋的作用下了正確的定義。凡事應該用腦筋好好想一想。俗話説：“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是説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這種習慣，在我們黨內是太不夠了。如果我們既放下了包袱，又開動了機器，既是輕裝，又會思索，那我們就會勝利。 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

（一）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便是此種結合的代表。我們黨一成立，就展開了中國革命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在為實現新民主主義而進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奮鬥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的三個歷史時期中，我們黨始終一貫地領導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向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和豐富的經驗。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將人類最高智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造地應用於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羣眾、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眾、情況極複雜、鬥爭極困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國，光輝地發展了列寧斯大林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説和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説。由於堅持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並向一切與之相反的錯誤思想作了勝利的鬥爭，黨才在三個時期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達到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的鞏固和統一，發展為今天這樣強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餘萬黨員，領導了擁有近一萬萬人民、近一百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形成為全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解放事業的偉大的重心。

（二）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全體同志，在這次大革命中，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發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推進並幫助了國民黨的改組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形成了東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幹，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光榮的一章。但是，由於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於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強大，特別是由於在這次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佔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志和其它同志的正確意見，以至於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 　　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的十年間，中國共產黨，並且只有中國共產黨，在反革命的極端恐怖的統治下，全黨團結一致地繼續高舉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領導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革命知識分子和其它革命羣眾，作了政治上、軍事上和思想上的偉大戰鬥。在這個戰鬥中，中國共產黨創造了紅軍，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議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分配了土地給貧苦的農民，抗擊了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的進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事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全黨對於企圖分裂黨和實行叛黨的托洛茨基陳獨秀派[1]和羅章龍[2]、張國燾[3]等的反革命行為，也同樣團結一致地進行了鬥爭，使黨保證了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總原則下的統一。在這十年內，黨的這個總方針和為實行這個總方針的英勇奮鬥，完全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無數黨員、無數人民和很多黨外革命家，當時在各個戰線上轟轟烈烈地進行革命鬥爭，他們的奮鬥犧牲、不屈不撓、前仆後繼的精神和功績，在民族的歷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沒有這一切，則抗日戰爭即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亦將因為沒有一個積蓄了人民戰爭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作為骨幹，而不能堅持和取得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 　　尤其值得我們慶幸的是，我們黨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革命學説應用於中國條件的工作，在這十年內有了很大的發展。我黨終於在土地革命戰爭的最後時期，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和全黨的領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在這十年內，我黨不僅有了偉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時期中也犯過一些錯誤。其中以從黨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六屆四中全會）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遵義會議）這個時期內所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左”傾錯誤，最為嚴重。這個錯誤，曾經給了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的損失。 　　為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後車之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着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為：對於這十年內若干黨內歷史問題，尤其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在黨內曾經發生了“左”、右傾的偏向。 　　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投降主義者，這時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逐漸變成了取消主義者。他們採取了反動的托洛茨基主義立場，認為一九二七年革命後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於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經是所謂資本主義佔優勢並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因此他們武斷地説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在當時就只能進行所謂以“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運動，而取消革命運動；因此他們反對黨所進行的各種革命鬥爭，並污衊當時的紅軍運動為所謂“流寇運動”。他們不但不肯接受黨的意見，放棄這種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反黨觀點，而且還同反動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不得不被驅逐出黨，接着並墮落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黨內，使黨內的“左”傾情緒也很快地發展起來了。這種“左”傾情緒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已經開端。八七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羣眾繼續革命的戰鬥，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卻為“左”傾錯誤開闢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藉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向。它在組織上開始了宗派主義的過火的黨內鬥爭，過分地或不適當地強調了領導幹部的單純的工人成分的意義，並造成了黨內相當嚴重的極端民主化狀態。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後繼續生長，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為“左”傾的盲動主義（即冒險主義）路線，並使“左”傾路線第一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時的盲動主義者認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否認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因而他們仍然不但不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卻，反而不顧敵人的強大和革命失敗後的羣眾情況，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羣眾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和這種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同時，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的打擊政策也發展了起來。但是由於這個錯誤路線一開始就引起了毛澤東同志和在白色區域工作的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非難，並在實際工作中招致了許多損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這個“左”傾路線的執行在許多地方已經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傾路線的開始不到半年時間），就在全國範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上結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召開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正確地肯定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指出了引起現代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因此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併發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4]。它正確地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指出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指出了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羣眾。它進行了兩條戰線的鬥爭，批判了右的陳獨秀主義和“左”的盲動主義，特別指出了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脱離羣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會也有其缺點和錯誤。它對於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對於大革命失敗後黨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於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認識。這些缺點和錯誤，雖然使得八七會議以來的“左”傾思想未能根本肅清，並被後來的“左”傾思想所片面發展和極端擴大，但仍然不足以掩蓋第六次大會的主要方面的正確性。黨在這次大會以後一個時期內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時期內，不但在實踐上發展了第六次大會路線的正確方面，並正確地解決了許多為這次大會所不曾解決或不曾正確地解決的問題，而且在理論上更具體地和更完滿地給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根據。在他的指導和影響之下，紅軍運動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黨在白色區域的組織和工作，也有了相當的恢復。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間，還在黨內存在着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又有了某些發展。在這個基礎上，遇着時局的對革命有利的變動，便發展成為第二次的“左”傾路線。在一九三○年五月蔣馮閻戰爭爆發後的國內形勢的刺激下，黨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領導，在六月十一日通過了“左”傾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使“左”傾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產生這次錯誤路線（李立三路線）的原因，是由於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認革命需要主觀組織力量的充分準備，認為“羣眾只要大幹，不要小幹”，因而認為當時不斷的軍閥戰爭，加上紅軍運動的初步發展和白區工作的初步恢復，就已經是具備了可以在全國“大幹”（武裝起義）的條件；由於他們不承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革命危機在全國各地都有同樣的生長，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並污衊毛澤東同志在長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以農村來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由於他們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中國革命的總爆發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而中國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總爆發中才能成功；由於他們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並因此規定了若干不適時宜的“左”傾政策。在這些錯誤認識下，立三路線的領導者定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後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於停頓。在這些錯誤決定的形成和執行過程中，立三同志拒絕了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建議，並在黨內強調地反對所謂“右傾”，在反“右傾”的口號下錯誤地打擊了黨內不同意他的主張的幹部，因而又發展了黨內的宗派主義。這樣，立三路線的形態，就比第一次“左”傾路線更為完備。 　　但是立三路線在黨內的統治時間也很短（不到四個月時間）。因為凡實行立三路線的地方都使黨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損失，廣大的幹部和黨員都要求糾正這一路線。特別是毛澤東同志，他不但始終沒有贊成立三路線，而且以極大的忍耐心糾正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左”傾錯誤[5]，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在這個時期內不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利用了當時蔣馮閻戰爭的有利形勢而得到了發展，並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其它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除個別地區外，也得到了大體相同的結果。在白區，也有許多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經過黨的組織起來反對立三路線。 　　一九三○年九月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對於立三路線的停止執行是起了積極作用的。雖然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還表現了對立三路線調和妥協的精神（如否認它是路線錯誤，説它只是“策略上的錯誤”等），雖然六屆三中全會在組織上還繼續着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六屆三中全會既然糾正了立三路線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因而它就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徵的那些錯誤。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屆三中全會上也承認了被指出的錯誤，接着就離開了中央的領導地位。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補充決議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號通告中，進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線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當然，無論六屆三中全會或其後的中央，對於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都沒有加以清算和糾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一直存在於黨內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六屆三中全會上和六屆三中全會後還是濃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既然對於停止立三路線作了上述有積極作用的措施，當時全黨同志就應該在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以求反“左”傾錯誤的貫徹。 　　但在這時，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鬥爭經驗的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在陳紹禹（王明）同志的領導之下，卻又在“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路線”的旗幟之下，以一種比立三路線更強烈的宗派主義的立場，起來反抗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了。他們的鬥爭，並不是在幫助當時的中央徹底清算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以及黨內從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一九二九年以來就存在着而沒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在當時發表的陳紹禹同志的《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中，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態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和其它“左”傾思想“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這樣，“左”傾思想在黨內就獲得了新的滋長，而形成為新的“左”傾路線。 　　陳紹禹同志領導的新的“左”傾路線雖然也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左”傾錯誤和六屆三中全會的調和錯誤，但是它的特點，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評了立三路線的“右”，是它指責六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未加以絲毫揭破和打擊”，指責第九十六號通告沒有看出“右傾依然是目前黨內主要危險”。新的“左”傾路線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係的問題上，誇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誇大中國現階段革命中反資產階級鬥爭、反富農鬥爭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它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認為所謂“直接革命形勢”很快地即將包括一個或幾個有中心城市在內的主要省份。它並從“左”的觀點污衊中國當時還沒有“真正的”紅軍和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在組織上，這條新的“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們違反組織紀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錯誤地在黨員中號召成立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要求以“積極擁護和執行”這一路線的“鬥爭幹部”“來改造和充實各級的領導機關”等，因而造成了當時黨內的嚴重危機。這樣，雖然新的“左”傾路線並沒有主張在中心城市組織起義，在一個時期內也沒有主張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但是整個地説來，它卻比立三路線的“左”傾更堅決，更“有理論”，氣焰更盛，形態也更完備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黨在這些以陳紹禹同志為首的“左”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子從各方面進行壓迫的情勢之下，也在當時中央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對於他們實行妥協和支持的情勢之下，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其結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傾路線，使它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勝利，而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路線對黨的第三次統治。六屆四中全會直接實現了新的“左”傾路線的兩項互相聯繫的錯誤綱領：反對所謂“目前黨內主要危險”的“右傾”，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儘管六屆四中全會在形式上還是打着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的旗幟，它的主要政治綱領實質上卻是“反右傾”。六屆四中全會雖然在它自己的決議上沒有作出關於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黨的具體政治任務的規定，而只是籠統地反對所謂“右傾”和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但是在實際上，它是批准了那個代表着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即在當時及其以後十多年內還繼續被人們認為起過“正確的”“綱領作用”的陳紹禹同志的小冊子——《兩條路線》即《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而這個小冊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反右傾”的“左”傾機會主義的總綱領。在這個綱領下面，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同志到中央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過分地打擊了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6]同志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並在六屆四中全會後接着就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其實，當時的所謂“右派”，主要地是六屆四中全會宗派主義的“反右傾”鬥爭的產物。這些人中間也有後來成為真正右派並墮落為反革命而被永遠驅逐出黨的以羅章龍為首的極少數的分裂主義者，對於他們，無疑地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他們之成立並堅持第二黨的組織，是黨的紀律所絕不容許的。至於林育南[7]、李求實[8]、何孟雄[9]等二十幾個黨的重要幹部，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羣眾有很好的聯繫，並且接着不久就被敵人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六屆四中全會這種對於中央機關的“改造”，同樣被推廣於各個革命根據地和白區地方組織。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比六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後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統地向全國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機關或新的領導幹部，以此來貫徹其“反右傾”的鬥爭。 　　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發表的決議，表示新的“左”傾路線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運用和發展。接着，中國連續發生了許多重大事變。江西中央區紅軍在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和全體同志的積極努力之下，在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還沒有來得及貫徹其錯誤路線的情況之下，取得了粉碎敵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圍剿”的巨大勝利；其它多數革命根據地和紅軍，在同一時期和同一情況下，也得到了很多的勝利和發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開始的進攻，又激起了全國民族民主運動的新的高漲。新的中央對於這些事變所造成的新形勢，一開始就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它過分地誇大了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忽視了“九一八”以後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民主要求，強調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其它帝國主義是要一致地進攻蘇聯的，各帝國主義和中國各反革命派別甚至中間派別是要一致地進攻中國革命的，並斷定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因此它繼續主張打倒一切，認為當時“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它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地實行武裝工農、各企業總罷工等許多冒險的主張。這些錯誤，最先表現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決議》，並在後來臨時中央的或在臨時中央領導下作出的《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關於一二八事變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區中央局關於領導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繼續和發揮。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間以秦邦憲（博古）[10]同志為首的臨時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止，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繼續發展的時期。其間，臨時中央因為白區工作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遭受嚴重損失，在一九三三年初遷入江西南部根據地，更使他們的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據地和鄰近各根據地進一步地貫徹執行。在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據地黨代表大會[11]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區中央局的寧都會議，雖然已經根據六屆四中全會的“反右傾”和“改造各級領導機關”的錯誤綱領，污衊過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據地的正確路線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改變了正確的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但是因為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影響，在臨時中央的錯誤路線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仍然得到了勝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開始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極端錯誤的戰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統治。在其它許多政策上，特別是對於福建事變的政策上，“左”傾路線的錯誤也得到了完全的貫徹。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臨時中央召集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六屆五中全會），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六屆五中全會不顧“左”傾路線所造成的中國革命運動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挫折，盲目地判斷“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鋭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着”；判斷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説這一斗爭將決定中國的“革命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它又重複立三路線的觀點，宣稱“在我們已將工農民主革命推廣到中國重要部分的時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將成為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才會統一，中國民眾才會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和反對“用兩面派的態度在實際工作中對黨的路線怠工”等口號之下，它繼續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斗爭和打擊政策。 　　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根據地的最大惡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紅軍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區。“左”傾路線在退出江西和長征的軍事行動中又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繼續受到損失。黨在其它絕大多數革命根據地（閩浙贛區、鄂豫皖區、湘鄂贛區、湘贛區、湘鄂西區、川陝區）和廣大白區的工作，也同樣由於“左”傾路線的統治而陷於失敗。統治過鄂豫皖區和川陝區的張國燾路線，則除了一般的“左”傾路線之外，還表現為特別嚴重的軍閥主義和在敵人進攻面前的逃跑主義。 　　以上這些，就是第三次統治全黨的、以教條主義分子陳紹禹秦邦憲二同志為首的、錯誤的“左”傾路線的主要內容。 　　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們披着“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着六屆四中全會所造成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使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和完整，在全黨影響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這個路線錯誤的同志，在很長時期內，卻在所謂“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等武斷詞句下，竭力吹噓同事實相反的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之“正確性”及其所謂“不朽的成績”，完全歪曲了黨的歷史。 　　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是同這條“左”傾路線完全對立的。他們不贊成並要求糾正這條“左”傾路線，因而他們在各地的正確領導，也就被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組織或人員所推翻了。但是“左”傾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的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不斷失敗，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幹部和黨員羣眾面前暴露了這一路線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不滿。在中央所在地區紅軍長征開始後，這種懷疑和不滿更加增長，以至有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這時也開始覺悟，站在反對“左”傾錯誤的立場上來了。於是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幹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了並鍛鍊了黨和紅軍的基幹，勝利地克服了堅持退卻逃跑並實行成立第二黨的張國燾路線，挽救了“左”傾路線所造成的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危機[12]，正確地領導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運動[13]，正確地解決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14]，組織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神聖的抗日戰爭的爆發。 　　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被逐漸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來，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全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和黨史學習，更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黨的歷史上歷次“左”傾以及右傾的錯誤。過去犯過“左”、右傾錯誤的同志，在長期體驗中，絕大多數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做過了許多有益於黨和人民的工作。這些同志，和其它廣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認識上互相團結起來了。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欣幸地指出：我黨經過了自己的各種成功和挫折，終於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第一次達到了現在這樣高度的鞏固和統一。這是快要勝利了的黨，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戰勝了的黨。 　　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認為：關於抗日時期黨內的若干歷史問題，因為抗日階段尚未結束，留待將來做結論是適當的。

（四）

　　為了使同志們進一步瞭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以利於“懲前毖後”，不在今後工作上重犯這類錯誤起見，特分別指出它們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思想上同正確路線相違抗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15]和毛澤東同志所詳細分析過的，現階段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九一八”以後部分地變為殖民地）；這個國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是國際無產階級已在蘇聯勝利，中國無產階級已有政治覺悟時代的民族民主革命。這就規定了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人農民為主體而有其它廣大社會階層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區別於舊民主主義又區別於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由於現階段的中國是在強大而又內部互相矛盾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和中國封建勢力統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其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統一性，這就規定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之極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不能不經歷長期的曲折的鬥爭；同時又使這一斗爭能廣泛地利用敵人的矛盾，在敵人的統治比較薄弱的廣大地區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裝的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實踐所證明的中國革命的上述基本特點和基本規律，既為一切右傾路線所不瞭解和違抗，也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所不瞭解和違抗。“左”傾路線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個主要方面的錯誤： 　　第一，各次“左”傾路線首先在革命任務和階級關係的問題上犯了錯誤。和斯大林同志一樣，毛澤東同志還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不但指出中國現階段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別指出農民的土地鬥爭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內容，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因此對於農民鬥爭的領導是中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務[16]。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他又指出中國所需要的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才談得上社會主義的前途[17]；指出土地革命因為革命在城市的失敗有了更大的意義，“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鬥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鬥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18]；指出大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之後，自由資產階級仍然和買辦資產階級有區別，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國主義的階層還是很廣泛的，因此必須正確地對待和儘可能地聯合或中立各種不同的中間階級，而在鄉村中則必須正確地對待中農和富農（“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同時堅決地團結中農，保護富裕中農，給富農以經濟的出路，也給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19]。凡此都是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思想，而“左”傾路線是不瞭解和反對這些思想的。雖然各次“左”傾路線所規定的革命任務，許多也還是民主主義的，但是它們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定界限，並主觀地急於要超過民主革命；都低估農民反封建鬥爭在中國革命中的決定作用；都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以至上層小資產階級。第三次“左”傾路線更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強調反對富農。特別是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中國階級關係有了一個明顯的巨大的變化，但是當時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則不但不認識這個變化，反而把同國民黨反動統治有矛盾而在當時積極活動起來的中間派別斷定為所謂“最危險的敵人”。應當指出，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也領導了農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反抗當時國民黨政府的進攻，這些任務都是正確的；但是由於上述的“左”傾認識，他們就錯誤地害怕承認當時的紅軍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運動，錯誤地反對所謂“農民特殊革命性”、“農民的資本主義”和所謂“富農路線”，而實行了許多超民主主義的所謂“階級路線”的政策，例如消滅富農經濟及其它過左的經濟政策、勞動政策，一切剝削者均無參政權的政權政策，強調以共產主義為內容的國民教育政策，對知識分子的過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運工作和過左的肅反政策等，而使當前的革命任務被歪曲，使革命勢力被孤立，使紅軍運動受挫折。同樣，應當指出，我黨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的國民黨統治區中，一貫堅持地領導了人民的民族民主運動，領導了工人及其它羣眾的經濟鬥爭和革命的文化運動，反對了當時國民黨政府出賣民族利益和壓迫人民的政策；特別是“九一八”以後，我黨領導了東北抗日聯軍，援助了“一二八”戰爭和察北抗日同盟軍，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個條件下紅軍願同國民黨軍隊聯合抗日[20]，在六個條件下願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裝自衞委員會[21]，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這些也都是正確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由於指導政策的錯誤，不能在實際上正確地解決問題，以致當時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也都沒有得到應有的結果，或歸於失敗。當然，在抗日問題上，在當時還不能預料到代表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主要部分的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在一九三五年的華北事變[22]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以後所起的變化，但是中間階層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地方集團已經發生了成為抗日同盟者的變化，這個變化是廣大黨員和人民都已經認識了的，卻被第三次“左”傾路線所忽視或否認，形成了自己的嚴重的關門主義，使自己遠落於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後。這個關門主義錯誤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後的狀況，在遵義會議以前，基本上是沒有改變的。 　　第二，各次“左”傾路線在革命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問題上，也犯了錯誤。斯大林同志説：“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23]和斯大林同志一樣，毛澤東同志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即已正確指出，由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缺乏民主和工業的不統一的大國，武裝鬥爭和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毛澤東同志又指出：廣大農民所在的廣大鄉村，是中國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陣地（革命的鄉村可以包圍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離鄉村）；中國可以而且必須建立武裝的革命根據地，以為全國勝利（全國的民主統一）的出發點[24]。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由於國共合作建立了聯合政府，當時的根據地是以某些大城市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個時期，也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軍隊，並解決鄉村土地問題，以鞏固根據地的基礎。而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於強大的反革命勢力佔據了全國的城市，這時的根據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農民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在反革命統治薄弱的鄉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發展和鞏固起來。毛澤東同志指出這種武裝的鄉村革命根據地在中國存在的歷史條件，是中國的“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是由此而來的“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25]。他又指出這種根據地對於中國革命的歷史意義，是“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羣眾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26]。至於這個時期的城市羣眾工作，則應如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劉少奇同志所主張的，採取以防禦為主（不是以進攻為主），儘量利用合法的機會去工作（而不是拒絕利用合法），以便使黨的組織深入羣眾，長期廕庇，積蓄力量，並隨時輸送自己的力量到鄉村去發展鄉村武裝鬥爭力量，藉此以配合鄉村鬥爭，推進革命形勢，為其主要方針。因此，直至整個形勢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條件時為止，中國革命運動應該以鄉村工作為主，城市工作為輔；革命在鄉村的勝利和在城市的暫時不能勝利，在鄉村的進攻和在城市的一般處於防禦，以至在這一鄉村的勝利及進攻和在另一鄉村的失敗、退卻和防禦，就織成了在這一時期中全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錯的圖畫，也就鋪成了在這一形勢下革命由失敗到勝利的必經道路。但是各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因為不瞭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的特點，不瞭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不瞭解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長期性，就從而低估了軍事鬥爭特別是農民游擊戰爭和鄉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就從而反對所謂“槍桿子主義”和所謂“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而總是夢想這時城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