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蓄謀已久還是偶然發生——盧溝橋事變起因探討（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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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危急！平津危急！

抗日戰爭紀念館館內的盧溝橋事變半景畫

1937 年7 月7 日，宛平城外的一場日軍“丟人”事件釀成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點燃了中日全面戰爭的導火線。80 年來，出於不同的政治立場，關於事變的起因存在“陰謀”和“偶發”兩種觀點。日本更出於推卸戰爭責任和遮掩不光彩歷史的需要，故意曲解歷史。有鑑於此，本文擬通過梳理中日雙方史料，來揭開日本陰謀發動盧溝橋事變這一歷史的真相。

華北分離　陰謀暗起

自1933 年5 月中日雙方簽訂《塘沽協定》以來，日本抓緊消化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侵略果實，中日關係進入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歷史階段。到1935 年，日本華北駐屯軍和關東軍又開始了陰謀將華北變為日本勢力範圍的分裂工作。這種意圖在《昭和十年一月大連會議關東軍説明事項》中可見一斑：“我軍在北支與支那駐屯軍及北平武館等協作下，正逐次擴大使南京之政令失去效力之形勢，如是講究諸般施策，非有誠意忠實實行我軍部要求之政權則不能使之存立。為此應堅持主張我之正當權利，即對所有未解決問題及不法行為提出要求，追究到底，由此導致現北支政權崩潰亦在所不惜。”

在這一分裂意圖的指導下，日軍從1935年5月開始，陸續以天津日租界親日派報社社長被暗殺、東北義勇軍孫永勤在《塘沽協定》劃定的非武裝地帶活動、關東軍特務潛入熱河省繪製地圖在張北縣被中方扣留、偽滿洲國官員在熱河省西部東柵子遭狙擊等事件為藉口，要求中方撤出河北省、察哈爾省直屬於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治、軍事勢力及其機構，否則立即開戰。到6月底，中日雙方經過反覆交涉，中國華北當局全面接受日方要求，簽訂了《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

日本華北駐屯軍裝甲部隊在做臨戰準備

1935年8月6日，日本陸軍省向關東軍、駐屯軍等發出了《對北支那政策》的指示，要求將河北省、察哈爾省、山東省、山西省、綏遠省“華北五省”變為不受南京政權政令影響的自治色彩濃厚的親日滿地帶；消除華北地區的“一切反滿抗日策動”，日本和偽滿洲國之間實現“經濟文化融合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陸軍省在附件中加了這樣一句説明：“外務方面也已非正式表示對此趣旨不存在異議。”由此可見當時的侵吞華北政策已經開始成為日本政府對華侵略的既定國策，使得在華日軍的侵略氣焰更為囂張。

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在1935 年9 月24 日的聲明中也指出，華北分裂的任務就是“必須改變並確立北支政治機構，當前則須指導組成北支五省聯合自治體”。同年11 月，殷汝耕在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指使下於通州發表自治聲明，成立了偽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在《塘沽協定》所劃定之非武裝區建立了事實上處於日軍操縱下的獨立政權。為了剋制日軍繼續以“自治運動”來分裂華北，12

月，南京國民政府宣佈成立以宋哲元為委員長，統轄河北、察哈爾兩省政務、軍務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來作為緩衝，從而以表面“自治”來瓦解日軍分裂中國的企圖。

1936年1月，日本內閣通過了《第一次北支處理要綱》，進一步説明了實現華北五省自治的意義和方法，“華北分離”正式成為日本國策。為了增強華北日軍實力，同年4 月，華北駐屯軍兵力從1771 人增至5774 人，增到原來的三倍之多。到11 月，關東軍也不甘寂寞，加緊謀劃在內蒙古地區的分裂活動，援助原清朝蒙古親王德王向綏遠發動進攻。

1935 年成立的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華北危急！平津危急！

日軍的侵略不斷激發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危機意識。20 世紀30 年代中後期的中國既不是甲午中日戰爭時那個外強中乾的沒落王朝，也不是九一八事變後那個內戰不休的國家。中國人民決心團結抗爭，南京國民政府和華北地方當局也積極周旋，這讓日本感到“分離工作”的艱難。為了改變現狀，曾密謀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擬定了《對支實行策改正意見》，提出要“清算華北特殊地區的觀念，糾正以往醖釀華北五省獨立勢頭”。日本華北駐屯軍則加緊在平津一帶軍事演習，試圖以軍事壓力逼迫中方就範。

1936年，日本華北駐屯軍兩次製造豐台事變，逼迫中國軍隊撤出，從東、北、西三面包圍北平，使得華北氣氛越發緊張。1935 年以來日本政府的“華北分離”政策史料，成為支持盧溝橋事變陰謀論的有力依據。

盧溝橋畔　真相還原

戰火首起地點盧溝橋，位於當時北平西南宛平城附近的永定河上，扼平漢咽喉，是北寧、平綏兩條鐵路的要衝。日軍控制豐台後，盧溝橋便成為平津聯絡內地的命脈。1937

年，日軍在盧溝橋附近的活動越發頻繁，空氣驟然緊張。據《今井武夫回憶錄》記載，當時東京政界的一些消息靈通人士私下裏盛傳：“七夕之夜，華北將重演像柳條溝一樣的事件。”為此，石原莞爾專門派人來華北調查。後來，謠傳變成了現實，這成為支持陰謀論的又一重要依據。

七七事變“陰謀”和“偶發”的最主要分歧就在於事件的起因，突如其來的槍聲和失而復得的日軍“丟人”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了更好地還原真相，筆者藉助日軍的戰鬥詳報、華北軍政當局與國民政府的往來電報以及當事人今井武夫、秦德純、王泠齋的相關回憶來還原事變當夜的經過。

志村菊次郎

1937 年7 月7 日晚上7 時30 分，日本華北駐屯軍步兵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在盧溝橋附近開始夜間演習，演習內容包括利用黃昏接近敵軍主要陣地和黎明衝鋒。日軍戰鬥詳報中稱，因知道龍王廟附近設有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的陣地，日軍改從龍王廟附近向東面大瓦窯進軍。當晚10時40分，該中隊自稱突遭數發子彈射擊，中隊長清水節郎立即中止演習，吹起集合號。正在這時，又從宛平城方向射來十數發子彈，該中隊由此認為中國軍隊在挑釁。第八中隊在大瓦窯西面碉堡附近重新集結後，發現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於是一面下令準備應戰，一面派傳令兵向上級報告。駐紮豐台的日軍第三大隊聽聞之後，也緊急集合起來。到1937年7月8日零時左右，聯隊長牟田口廉也接到報告，當即表示同意第三大隊準備戰鬥，派聯隊副隊長森田徹到現場調查，慎重處理，必要時可斷然處置。

突如其來的日軍戰備狀態，讓中方也感到事態很嚴重。時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區專員兼宛平縣縣長的王泠齋，一面通知駐軍營長金振中對城防切實戒備，一面命令警察保安隊代為搜尋失蹤日兵。歷時一小時毫無結果，王泠齋親赴北平市政府及外委會報告。日軍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提出進入宛平縣城搜查失蹤日兵的要求，若中方不同意便以武力強行進城。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市長秦德純為弄清事實真相，決定派王泠齋和冀察外交委員會主席魏宗瀚、委員林耕宇去北平日本特務機關交涉。其實，失蹤日軍士兵志村菊次郎在1937年7月8日零時20分左右已經歸隊。關於他失蹤的原因，有人認為他是個新兵，深夜上廁所返回時迷失了方向；也有人認為他是因為天黑失足掉進了十幾米深的沙坑而暈倒在那兒，才誤了歸隊。這從事實上説明了日軍“丟人”與中方無關。但是松井太久郎轉而堅稱放槍的中國士兵逃進了宛平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

為了進一步施加壓力，日軍增派步兵一箇中隊、機槍一個小隊抵達宛平城東門附近，第三大隊的主力也集結於盧溝橋火車站西南方向。1937年7月8日零時20分，日軍第三大隊佔領“一文字山”

，並在山上開設了無線電台。正在通州露營的第一大隊也受命在北平東郊朝陽門外射擊場附近集結，向豐台進發。中國駐平津地區的第二十九軍也加緊做好防備，中日之間走向了大戰的邊緣。

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方派兵增援

上述“放槍”和“丟人”是盧溝橋事變發生當夜最主要的兩件事。中方認為，日軍沒有“丟人”，就算丟了也是日軍自己的事，志村菊次郎的歸隊讓日軍陰謀破產。“放槍”也絕非中方所放，中國官兵當時多在睡眠中，槍聲是日方為謀求“華北分離”而策劃的陰謀。日方則在後來交涉中迴避了“丟人”問題，轉而以“放槍”是中方的挑釁來逼迫中方讓步。日方同時加緊部署軍隊，試圖以武力威壓使中方屈服。

多年以後，日本聯隊長牟田口廉也承認：“我當時一是想打一仗，出出威風，二是怕受到處罰，所以隱瞞了這個事實。但是，我確實沒有想到就此引發了中國人民的全面抗日戰爭。”大隊長一木清直在採訪中回憶：“當時接到報告士兵已經回來了，沒有異狀。但是，我的想法是聯隊長既然讓我就此事進行交涉，如果就這樣算了，中國方面會怎樣宣傳就不知道了。此前的‘豐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許會讓他們產生只要敢真槍實彈地對付就可以讓演習的日本軍隊逃跑這樣的概念吧。如果是那樣，對日本來説是很遺憾丟臉的事情。”

上述事實已經表明，七七事變是日軍蓄意所為。近衞文麿在日本投降前的《為和平努力》文件中半遮半掩地承認：“盧溝橋事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直到今天，還是莫明真相，如果要問哪一方面先動手的，我總覺得我們這方面有點可疑。”但是日本在戰後出於各種目的，改口稱是中方軍隊打響了突如其來的第一槍，不僅日本官方修訂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持這一看法，日本學者在著作中也往往認為“事變”是一起孤立的槍擊事件，理由是1937 年日本在戰略態勢上與蘇聯相差懸殊，當時正在抓緊建設偽滿洲國，努力完成對蘇戰備，並沒有對華開戰的意圖。

攻擊宛平城的直接指揮一木清直

至於説究竟是誰在事變中開了第一槍，日本學者不惜為此展開想象，認為可能是中國士兵面對夜間演習的日軍感到恐懼，不自覺地開了槍；可能是馮玉祥、石友三所屬西北軍舊部開的槍。日本NHK

綜合電台在《對歷史的交代——盧溝橋槍聲之謎》節目中還煞有介事地猜測，槍聲是因為失蹤的日本士兵志村菊次郎迷路走近中國軍隊陣地引起的。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也頻頻就“放槍”問題發難，希望以此擺脱戰爭責任，著文聲稱“對於（日本）中國駐屯軍來説，如果中國方面爽快地承認非法射擊的責任在於基層士兵，並且由負責人出面道歉和移防的話，是準備就此了結的”。日本對此事的曲意解讀，令人歎為觀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