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國家交給他一個任務，後來國家忘了..._風聞

作者|    王天挺

來源|    史遺

有一位老人終於了了心願，因為，國家36年前（1978年）交給他的任務，他終於完成了。可是……

在打印店打了幾份材料之後，車洪才先生小心翼翼地把它們裝進包裏，來到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務印書館。進門之後他也不知道該找誰，直到傳達室的人來詢問，他才被告知應該去外語辭書編輯室。

編輯室裏只有一位小姑娘，問他：“您要出什麼書？”

他説：“出一本詞典，《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沒聽説過。”小姑娘搖搖頭。

“大概有多少字呢？”她又問。

“兩百多萬。”車洪才答道。

她驚訝地抬起頭，趕忙去找編輯室的主任。

當編輯室主任張文英趕到時，車洪才把打印好的詞典編寫過程、體例説明的材料交給了她。她越看越吃驚，突然發現這本詞典在商務印書館是立了項的，但她卻完全沒有印象。最後她跑去資料室查檔案，結果在一份1970年代的檔案中找到了記錄：商務印書館接全國辭書工作會議的指示，組織編寫《普什圖語漢語詞典》，時間是1978年。

這意味着，到2014年即將出版為止，這部詞典編了整整36年！

車洪才先生

被人遺忘的詞典

車洪才的兒子車然小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自家的客廳裏，擺了一個佔據整面牆的櫃子。櫃子很像是中藥房裏的藥櫃，上面有一個個的小抽屜，“往外拉能看到裏面是一溜寫滿字的白色卡片，沉得要命。”

那時候除了父親，沒人能看懂上面寫了什麼，他也不知道父親的工作跟這卡片有什麼關係。

後來，車然又把這些卡片統統搬到了廈門，因為怕丟失不敢託運，只好每次坐飛機帶一部分，“果然沉得要命，每次都超重。”

這些卡片是車洪才在30多年裏積攢出來的，上面寫滿了普什圖語漢語的翻譯詞條。

這幾年天冷的時候，已經退休多年的車洪才就會到廈門兒子家裏住上幾個月。大多數時候他都對着一台電腦，把卡片的內容輸入進去。現在，這台東芝筆記本電腦是他的“寶貝”，裏面存着他積累的包括5萬個詞條、合計250多萬字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為此他曾經做過兩次眼部手術，其中一次是視網膜脱落，早上一起牀發現平時個子高挑的孫女怎麼成了一條縫？結果第二天就看不見了。然後就是這些年耳朵也聽不太清了，左耳比右耳好些，所以家人都習慣站在左邊跟他説話。

鄰居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喜歡在院子裏溜達、有點耳背的老先生，即將完成國內第一部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但事實上，連出版社都忘記了這部字典的存在。

當初負責這部詞典的編輯孫敦漢已經80多歲，他還記得當時有兩個人脱產來編這個詞典，其中一個就是車洪才。“當時沒有規定期限，沒人知道要做多長時間。”

在他的記憶裏後來又開過很多次辭書會議，有的詞典又分給其他出版社了，“文/革”剛結束也比較混亂，加上兩人工作調動的原因，“就漸漸沒了聯繫，出版社也就忘了這回事。”

普什圖語是阿富汗的官方語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國以來學習這種語言的不到100人，目前長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集中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新華社、邊防和海關等。

“除了這些人，很少有人會用這本詞典。”車然一直擔心詞典無法出版，他託人打聽別的出版社，甚至考慮過自己出錢完成父親的心願。

“我不着急，這都等了30多年了。”車洪才説，“我心裏有底，我編的東西的分量我知道。”

這些年，唯一關注他的詞典的居然是一位居住在美國的阿富汗人，車洪才也搞不清他是怎麼知道的，“他打電話過來問我的情況，上來先用英語説，然後開始用普什圖語，好像在考驗我似的。但我答得很好。”這讓他有些寬慰。

天降大任

在車洪才北京家中的書櫃裏，大大小小放着他在大使館工作期間和各國政要的合影。書櫃的最深處有一個16開的本子，封面用普什圖語和英語寫着“畢業證書”，是他在阿富汗喀布爾大學文學院留學後獲得的，那裏是他和普什圖語最早結緣的地方。

年輕時的車洪才

1955年萬隆會議之後，中國政府開始加強與亞非拉各國的聯繫，與中國建交、半建交的國家迅速增加。

這時外交部翻譯幹部數量不足、水平不高的問題日益突出，有幾個新建使館甚至派不出到駐在國的翻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從全國各大院校抽調外語系學生去十幾個國家學習小語種，即非通用語。還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念大三的車洪才就是被抽調的學生之一。

他異常興奮，“因為派去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比較多，而當時阿富汗還被劃為資本主義國家，機會很少。”那時候他還不是黨員，他覺得這是組織對他的信任。

剛去的時候也不知道學什麼語種，只是被使館臨時分了宿舍，宿舍裏就有日後一起編詞典的張敏。

最後決定的人隨手一指，告訴他們：“你們這個宿舍的人學普什圖語，另外的宿舍就學波斯語吧。”

他琢磨着國家派他來是為了取經，那就要儘快把經帶回來。於是沒休過寒暑假，花3年時間學了9個學期的課程，他覺得這是一個“歷史使命”。

回國後他先是在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教語言，培養了兩批學生，然後去了國際廣播電台普什圖語組，其間還被要求把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翻譯成普什圖語，“那時候國家對非通用語的需求非常大，我就被調來調去。”他説道。

阿富汗境內語言分佈圖，淺綠色為使用普什圖語地圖，分佈較廣。

1975年，為了增加中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影響力，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辭書工作會議決定，準備花10年時間出版160種中外語文詞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文革”後期，辭書市場是一片荒地。截至1975年年初，書店中公開出售的中外文詞典，僅有《新華字典》、《工農兵字典》和《袖珍英漢詞典》等少數幾種小型詞典，收詞也非常少。

“這是個非常光榮的事情”，1978年商務印書館把《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編寫工作交給了當時在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工作的他，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是國家給我的任務，我出國所學的就是為了這一天。”

同時參與編寫的還包括他的助手——從河北文化館抽調來的他以前的學生宋強民，他們兩人完全脱產編字典。老同學張敏則利用在國際台普什圖語組工作的便利時常幫忙。

“我們那時候就有一股衝勁，想要把這個事做好。”張敏説 。

車洪才剛接手詞典，信心很足，他希望打造出中國第一本優質的普漢詞典，“可以流傳後世的那種”。他和宋強民都樂觀地認為詞典的完成會在“兩三年之內”。

在北京廣播學院5號樓一間不大的辦公室裏，他們把能找到的相關詞典都攤在桌子上。宋強民以前學過木工，他給每本詞典都做了個托架，方便閲讀。車洪才則開始利用一本從俄語翻譯過來的詞典為藍本進行編纂，直接在上面用鉛筆修改。

這個事情沒有任何經費。他們從國際廣播電台借了一台普什圖語打字機，先在紙上打普什圖語，再換英文打字機敲上英文。後來倆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於保存，宋強民就找到了當時西單二龍路街道辦事處的一家印刷廠，廠裏有一些不用的下腳料，他拜託他們把這些紙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於是就有了統一的格式：在15×10釐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圖詞語，然後是注音，下面是詞性，最後是釋義。

“小宋爸爸是戲劇學校的領導，小時候抄過戲文，所以他的字也寫得很工整。那真是一絲不苟地寫字。”車洪才感嘆。

他們甚至考慮到了做好以後怎麼印刷，在“文革”的時候外文印刷廠排過一本普什圖語毛主席語錄，有現成的刻好的鉛字，直接就可以拿來用。

但好景不長，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政府拒絕承認蘇聯扶植的卡爾邁勒政權，中阿關係陷入惡化。

他擔心政策會有變化，但還是安慰編字典的同伴：“這個時候應該更需要這部詞典，因為阿富汗的‘親蘇’身份使它成為更重要的調研對象。”

結果等了一段時間，他發現沒有人過問這件事。領導從沒來看過他們，同事除了在每週一次的政治學習上見他一面，都搞不清他在做什麼。只有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每隔大半年會打個電話過來，詢問一下進度。

為編纂《普什圖語漢語詞典》而整理的十萬張卡片中的一部分

​命運不受支配

編詞典的工作繁瑣而枯燥。他和宋強民長時間地悶在辦公室裏，只能聽見鉛筆“沙沙”寫字的聲音。因為過度聚精會神，眼睛會很疼，“像針扎一樣”。碰到生僻的詞彙，有時候一上午也編不出幾個。

車洪才覺得自己就像是電影《李時珍》裏的人物，在經歷一個漫長的而沒有盡頭的採藥工作，“編詞典的時候看着外面的樓一天天上去，我就在想我們這速度怎麼上不來？”

但在車洪才的夫人學平女士看來，他們的速度已經夠驚人了，她經常去辦公室發現倆人默不作聲地一個譯單詞，一個抄卡片，滿屋子紙片堆得都快把人埋起來了。她從不敢打擾他們，因為有一次她拍了一下車洪才的肩膀，結果他像觸了電一樣抖了幾下，“太專注了”。

到1981年，3年時間裏車洪才和宋強民整理出了10萬張卡片，他們把卡片放在木製的卡片箱裏，塞進文件櫃，足足裝了30多箱。

“那時的工作已經完成了70%，就快做完了。”車洪才説。

突然有一天，院裏的領導找他談話，讓他把詞典停一下，“讓我為新設的專業做全國調研”，理由是“總該為院裏做點事了吧”。車洪才臨走前把裝卡片的文件櫃鎖在外語系的辦公室裏，誰知道一鎖就是20多年。

調研回來的時候已經是1984年的春節，他心想：“這回該讓我編字典了吧。”

結果過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組織開設廣播電視的函授班——這一干就是5年，“趙忠祥都曾是這個班的一員。”

結束之後又被外交部借調去巴基斯坦大使館，那時候他已經52歲。這意味着他要從教學工作轉到外交工作，還要在當地學開車，每週都要穿上正裝參加使館的宴會。

他不樂意去，在家躲了3個月沒有回覆。外交部幹部司沉不住氣了，車洪才印象很深刻，“我們家那時候都沒有電話，後面傳達室那兒叫我，喊我電話。我想誰打電話找我，結果是外交部的幹部司，哎呀能不能來一趟談一談。”

去了那兒他先是説自己身體不好，“有腎結石血壓高什麼的”，結果外交部醫務室一查沒事，可以去。結果就去了。而他的10萬多張卡片還鎖在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辦公室的櫃子裏。他對此耿耿於懷很久，後來在寫書面材料闡述詞典工作如何停止時，他寫道：“被強行調動，這項工作由此擱淺。”

到了晚上他翻來覆去睡不着覺，經常拿一張巴基斯坦當地普什圖語報紙，在上面圈新的詞彙，他想想就心痛，“這麼多人的努力就擺在那裏了。”

他也惦記着那些卡片的安全。出國前曾經發生過一件讓他心痛的事，有一次外語系辦公室裝修，他剛好路過那兒，突然發現自己裝卡片的櫃子出現在水房，然後滿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户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處都是。原來工人把卡片櫃中間兩個抽屜卸下來，拿出裏面的卡片，鋪在地上睡覺。

車洪才當時就瘋了，“你們這是犯罪你知道嗎？！”他衝着工人大發雷霆。“我一張一張往回撿，完了以後全部拿回家裏面，女兒幫我排序查漏，有的字她不認識啊，有的看着像就往那兒擱在一塊。”查到最後還是少了百兒八十張，他很傷心，卡片裝在箱子裏，他都不願再看箱子一眼。

普什圖語字母表

1992年4月，阿富汗納吉布拉政權垮台，游擊隊接管政權，中阿關係實現了正常化，正在巴基斯坦的車洪才被派到了30多年沒去的阿富汗。他又重燃希望，覺得可以為詞典蒐集資料了。結果沒幾個月，阿富汗內戰加劇，中國大使館人員全部撤離。

撤離之前，大使館中了13顆火箭彈，宴會樓直接塌了，房頂也全是洞，還有一個火箭彈卡在上面沒有炸。車洪才當時正躲在一邊避彈，突然就覺得：“我的命運都不是我支配的。”

回國之後，已經沒多少人還記得有一部《普什圖語漢語詞典》需要編寫了。學院裏的領導都已經更換了一批，沒有人聽他的彙報，也沒有人給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完全被遺忘了。“檔案裏都沒這段了，”夫人學平説，“那段時間他不跟人交往，人都有些不正常，沒多久就退休了。”

未完待續

車洪才記得，第一次聽説本·拉登的名字還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即便退休了，他仍然關心阿富汗局勢，他分析塔利班裏面應該有正規軍混了進去，“不然不會那麼快控制全國的局勢。”

結果不久之後就發生了“9·11事件”，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拉開了對阿富汗塔利班組織戰爭的序幕，此後自殺性爆炸事件層出不窮，世界進入了一個“全球反恐戰爭”的時代。

由於長期在阿富汗作戰，美國政府感到普什圖語人才奇缺，還曾公開向全世界招聘既懂英語又懂普什圖語的人才。

這時候，北京廣播學院也恢復了對非通用語專業的招生，在家待了很久的車洪才被請過去教授普什圖語。他偶爾會在課堂上提到那本沒編完的詞典，還有鎖在箱子裏的卡片，學生們都很驚訝，覺得“不編完可惜了”。

此時中阿兩國的交往更加頻繁，普什圖語的需求很大。在甘肅，一個阿富汗人販賣鷹隼，審判的時候沒人懂普什圖語，還專門從北京調了他的一個學生過去翻譯；而一位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普什圖語頻道工作多年的領導，剛下飛機到了烏魯木齊機場就被一羣阿富汗人圍住請他幫忙，因為他們不會填寫出入境表格。

這讓他決心把詞典編完。

2008年不再教書有了完全閒暇之後，已經72歲的車洪才叫上原來在喀布爾大學的同學、一起編過詞典的張敏，作為共同的主編來完成這部詞典。“前幾天我還打電話問他身體怎麼樣，他有前列腺炎，説最近還要再檢查檢查。我説不要緊，離死還早着呢，堅持把這個幹出來。”

“反正也沒事。”張敏樂呵呵的，“就是想給自己總結總結。”他現在需要把過去總結的詞條重新校對一遍，還要往裏面添加新的詞彙。

當年的車洪才和張敏

為了能讓出版社印刷，他們必須先把卡片上的詞條輸入電腦。張敏不太會用電腦，這事由車洪才來做。

一開始總是出事故，不是忘記保存了，就是他的普什圖文軟件和系統不兼容。

這個軟件是他在瑞典一個阿富汗人創建的網站中找到的。“他一皺着眉頭從屋裏出來，我就想壞事了，又要重裝系統了。”學平説。

他還讓兒子車然公司的員工幫忙，那時候剛好金融危機，員工閒着沒事，4台電腦五六個員工輪流輸入。“他們主要輸中文和注音，普什圖語還得他自己輸，就這樣他還不滿意，嫌人家錯誤率高。”車然説。

又花了4年多的時間，到了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經基本完成。車洪才覺得懸了30多年的心終於落定。

他拿做外交和做詞典比較，“搞外交也是很累的，但是跟搞詞典的累不一樣。搞詞典需要一種韌勁，一種不斷地，就是不能有任何動搖地往下搞下去，如果思想放鬆，我幹嘛要這麼費勁，不幹了，也就放下了。”他説，“從個人來講，我更願意搞詞典，它有更長遠的影響。外交工作我能做，別人也能做，但是詞典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編的，不是所有人都願意去編的。”

他另一個編詞典的同伴宋強民2000年前就已經去世，但宋在美國的夫人韋力聽説了他又重新編寫詞典的事，還專門打電話過來詢問，説出版如果需要錢，“我贊助！”她覺得丈夫一輩子做了件有意義的事，就沒有白活。

車洪才説：“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現在沒拿到一分錢，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這個東西，評職稱什麼的都沒用過這個，用不上。”

2012年4月，去商務印書館的那天，是他30多年以來頭一次回去，他洗好了頭，套上一件棕色的皮夾克——這樣顯得精神，搭着公交就來了。兒子的擔憂也並沒有出現，張文英女士當場就表示她願意接手詞典。

2015年恰逢中阿建交六十週年，這本辭典順利列入慶祝項目。

2月9日，承載着國家使命、耗時36個春秋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終於問世了。

車洪才説，按照合同規定，每千字稿酬80元，總共我們將獲得稿酬大約十幾萬元。很多人問我值不值？這麼多年，我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能把普什圖語帶到中國，以78歲高齡編成第一本《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完成國家交給的任務，很滿足，心裏很踏實，這就值了。

張敏也很豁達，打趣説，現在人家出書都要自己掏錢，沒跟咱們要錢就行了。

在車洪才眼裏，這個事情其實很平常，“如果放到五十年代，不會有這麼大的影響，我是五十年代的思想，五十年代的做法，出現在21世紀罷了”，他説。

車洪才先生接受阿富汗加尼總統授勳並向其贈送《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把詞典編完，車洪才想該養老了，沒想到商務印書館又給了個任務，編譯《普什圖語漢語精選辭典》。“我説我年齡太大，不好接受了。他們説，車老師，要是你不接受，這本詞典20年以後也出不來啊！”

“我和張敏商量，那試試吧。看來人世大義無窮期啊！”車洪才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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