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韜：轉基因話題中的科學與民主_風聞

科技是引領社會變革的。不管在什麼年代，在文化昌明的時候，或是在法西斯猖狂的時候，科技都是走在社會前面，這應該是我們社會的一個基本共識。

由此帶來一個問題，我們的社會要隨着科技發展作相應的調整。這個調整是兩個方面的調整，一個大方面就是觀念方面的調整，包括公眾的，媒體的，甚至我們管理人員的科學素養面臨一個嚴峻的考驗。還有就是對科學成果推廣的時候一些管理方面的調整。

對於人文社會學者，我的建議是首先了解和學習科技成果，然後才能很好地對其研究、批評和建議，這個次序不要搞錯。現在看來，參與轉基因討論的一些人士搞反了。

人文社會學科的人士參與轉基因話題的時候，他們都隱含着或者公開説明一個概念：轉基因不確定。這是他們的一個基本依據，這個依據從來都沒有成立過。

第二是轉基因倫理的問題。

第三是轉基因和民主的問題。有些人士刻意在轉基因話題中設法在樹立一種民主和科學的對立狀況，這是荒謬的。

第四是圍繞着所謂知情權的問題。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人文學院於2010年5月16日舉辦了以“轉基因生物風險、評價與決策”為主題的“第一次當代科技與社會論壇”。這個學術規模比我們這個規模大得多，規格也非常高，叫做第一次當代科學與社會論壇。

我把這個論壇上面一些代表的重要發言大概歸納了一下。這裏需要強調下，這些觀點恐怕不能代表他們現在今天的觀點了，因為他們當年在學術上是很認真地弄出了這麼一些文章，但是現在恐怕很多人已經銷聲匿跡不會再承認了，所以我們就沒有必要太追究他們現在的情況。但是他們當年的觀點，白紙黑字是很清楚的。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劉兵教授指出：既然轉基因問題不僅僅是科學問題（注意他把這個作為共識了，實際上科學家們認為轉基因首先是一個科學問題，然後才會有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的説法），那麼就必須有非科學家參與有關轉基因的討論。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楊通進教授以“從預防原則看轉基因技術及其倫理問題”為題，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李真真研究員以“社會語境下的生物技術”為題，“應該建立民主的商談機制，以此來化解差異性的衝突，實現差異性的認同。”

這個活動沒有科學家參議，從知識結構來看好像這些學者並沒有真正搞明白轉基因，而且到今天，這些學者的轉基因知識還沒有任何進步。

轉基因不僅僅是科學問題，這一點我們同意。然後“科學家和科學是靠不住的”，這個就有點問題了，科學靠不住，還有什麼靠得住？如果説科學家靠不住，勉勉強強，我們有做的不夠的地方我覺得可以接受，我們靠不靠得住也要靠事實説話。然而，他們關於轉基因的結論就出來了：轉基因需要擴大社會參與。

這個地方還隱含了一條，就是實際上他們不僅僅不信任科學界，也是不信任政府的，實際上這個會議的主題就是這麼一個主題和結論：轉基因的結論不確定，科學家和科學共同體是靠不住的，只有靠民眾參與。

搞民眾運動是不是可以呢，這個已經被歷史證明了。這些學者開這個會要達到什麼目標，大家都很清楚。**第一點，他們在轉基因問題上，要否定科學家的第一話語權，就是搶話筒的問題。**第二點，他們要試圖證明轉基因領域要有他們的發言機會。這個第二條我們是同意的，沒有反對。但是第一條是我們不能接受的。第三點，是要製造和維持一個虛假的爭議狀態，引起社會多元參與，甚至引向意識形態的鬥爭，吹大這個學術泡沫。只要國際社會對轉基因問題有爭議，他們就可以隨時參與，隨時發表一些言論。所以這個第三點就是他們真正的目標。

人文社會學科精英們就是這種認識水平，那麼社會上轉基因的狀況參與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大家就可想而知了——把轉基因的學術泡沫抹去以後，剩下的只是謠言。

他們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比如説2013年4月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發佈了《關於負責任的轉基因技術研發行為的倡議》。我們有這麼一篇很重要的，甚至是重量級的一個文件，在社會上可能影響不大，但是對轉基因的科學家們看了以後影響非常大。我需要説一下，**關於負責任的轉基因研究行為的這麼一個倡議，討論稿到發表，轉基因科學家們沒有被邀請參與討論，這在以前的科學活動行為中是很少發生的。**與此相對的例子，前幾天我們剛剛看到，關於中國科學院、美國科學院和英國皇家學會三家科學機構官方組織一個關於人類基因組編輯的這麼一個峯會，這個峯會還發表了一個明確的聲明，這個聲明顯然是第一線科學家在一起參與制定出來的。也就是説，生物醫學研究的倫理原則是世界各國各個學科廣泛參與制定的，而具體操作上則是專業科學家討論制定。而當年這個轉基因討論活動和今天這個峯會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但我想強調這其中三點。第一，它在第三條的社會責任部分，它要強調這“不要受各種潛在利益的影響，謹慎對待以營利為目標的商業研究”——這是要提醒科學家，你做研究可以，要做推廣就要慎重。

某些人一旦來談論科學問題，往往把領導的話拿來進行重複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因為**領導已經發表了方針政策，你是做貫徹的，科學家眼巴巴等你告訴我們現在還哪裏不慎重了，我們還要怎麼樣才要慎重，這兩個問題他們一個都沒有回答，沒有任何建設性的回答。**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應該產業化，包括像朱作言先生，你看了這個，就不敢找公司去了，人家告訴你慎重，你不知道怎麼慎重，就不知道怎麼去做了，那還是不做了。

第二個請看裏面的第四點，“如果無法判斷是否存在倫理問題，應主動與同行”，最具亮點一句話出現了，“必要時，與人文社會學者進行探討”。意思清楚了：最關鍵的問題，要請人文學者把關。

第三個我要強調，他們還是強調向社會公開相關研究，這個我們同意，沒有問題。“保證公眾瞭解研究的基本目的、進展和結果”，但是這個對我們來説難度很大，與做研究相比，我們做科普不如做科普報道的專業記者和科普作家更專業，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以後，知難就要退了。自覺接受社會監督，我們也是同意的。但是社會監督需要一個有序的機制來保障，是需要能操作的，可它又沒有講如何做好有效的社會監督。

公佈了這個倡議以後，至少我身邊做轉基因科學的同事感覺壓力非常大，找不到方向。所以，人文學社會學者的針對轉基因的工作甭管是直接還是間接的，他們是有成就的。

再一個，由於這些現象出現，轉基因的異化自然出現了，時間原因我就不展開説這一點了。

我這裏説一下反轉輿論質疑的核心理由，一個是轉基因不確定，第二個是科學家有爭議。轉基因不確定的疑問，我們在其他場合都作過一一的解釋，轉基因不但作為食物安全性是確定的，而且對於環境的安全是確定的，政府也不會把不確定的東西給公眾去吃，這一點大家還要有一個基本的事實判斷和常識的判斷。

至於科學界有爭議，這個問題經不住追問：請問科學界誰跟誰有爭議？一看是外行和內行在爭，那就不叫科學爭議了。專業科學家和其他學者的口水，也不叫科學爭議。

第二個，再問他一句，轉基因領域爭論的是什麼問題，是不是科學問題，那麼這個混淆的説法自動就被消解掉了。

給大家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説一下。

現在人類的起源領域還是有爭議的。科學研究是有一定共識和成果的基礎上才發現有新的進展。智人演化自直立人，後者起源於200萬年前的非洲，這沒有爭議，是定論。爭議在於，是各地的直立人分別演化成了智人，還是一支直立人演化成所有的智人，而其他的直立人消失掉。

左邊這張圖表明多地區起源説：各地的直立人在各地演化成了智人。右邊這張圖是單起源説，走出非洲説：來源於一支非洲的直立人演化成了智人，而其他的直立人已經消失掉了。通過分析發現，直立人中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很少部分滲入智人基因組中，這個事實其實已經基本可以認定第二種學説是對的。

當然出現了新的證據，這個藍線是第一次直立人走出非洲的狀況，這是根據分子生物學得出的觀點。第二次，又從非洲走出一支由直立人演化成智人走向世界各地的。

10月15號，我們中國學者劉武、吳秀傑等報道在湖南的道縣發現了智人的化石，這個化石是智人，而且推斷年代有好幾種方法都表現一致，大概推斷8-12萬年左右。而按照分子生物學推斷的結果是中國的土地上，大概6萬年以後才有可能出現智人，現在化石結果8萬年就出現智人了，這個是一個小小的矛盾需要解決。

科學是非常嚴謹的，大家看到面對這個科學爭議，科學家在民間通過媒體動員廣泛的社會參與了嗎？沒有！沒有説讓大家廣泛參與，也沒有請人文學者把把關。我們科學家幹什麼，找證據、做實驗，這個就是科學真正解決爭議的方法，而不是爭執不休。

同時，大家看到對於現代人類起源這一個確定的科學問題，有至少兩個不同的科學共同體及其研究綱領在深入參與：一個是傳統文化歷史考古研究，另一個是過程考古學，後者基於分子人類學，遺傳考古學方法。兩個科學共同體和研究綱領完全不同，但最終科學結論必須一致。

我們看到了，針對同一個科學問題，各種相互獨立方面都可以自由參與研究，這是什麼？這就是科學中的民主。它跟科學結論的一元性是統一的。

科學與民主從來是同源相伴的，試圖通過擴大外行的參與，否定科學民主一致性的企圖是荒謬的，也註定不會得逞。

作者：姜韜，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高級工程師

（本文系作者在2015年12月6日轉基因科學傳播座談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