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講真話的鄉村女教師：基層形式主義何時休？_風聞

近日，湖南永順縣鄉村語文教師李田田在自媒體上推送文章《一羣正被毀掉的鄉村孩子》，質疑學校頻繁迎檢、教師忙於“扶貧”、耽誤課程等形式主義現象。

因為文章引發了相當關注，當地教體局深夜約見，讓李老師備受壓力；而目前，在媒體深度跟進、州委領導親自介入後，李田田的實話受到了印證，“驚嚇”也得以解除。

雖然事情已經告一段落，但它所反映出的基層現實倒也格外“真實”。

李田田老師微信朋友圈截圖（圖源：上游新聞）

“忍”術

李老師文中有不少心痛無奈之語：

“開學以來，學校幾乎每週都有檢查，隔兩天，我們就要帶學生大掃除。停課掃地是常有的事，我的語文課已停滯不前。

老師得走訪扶貧，我身上就有五户貧困户，得時常與他們聯繫。這不，本週末老師們又要下隊走訪，算老百姓收入，蒐集整理信息，填寫各種資料。有幾次，檢查應急，我們老師不得不停課去政府加班，讓教室空堂，我們把那400多個學生置於何地？把教育置於何地？”

唏噓之餘，島叔發現這篇文章所揭示的種種，在各個貧困地區實在是再普遍不過。

客觀上講，農村中小學歷來是形式主義的重災區，這不僅是因為學校管理本身就陷入了形式主義的魔咒，還因為教育系統作為各農村地區最龐大的事業單位羣體，需要深度介入當地的中心工作，自然容易受到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影響。

比如李老師文章中寫到的脱貧工作，這些年來，脱貧攻堅成了貧困地區**“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而具體到教育系統呢，它本身就面臨着與其業務相關的政治壓力，如控輟保學等工作直接關係到脱貧驗收，各學校都得花大精力監控留守兒童、貧困家庭兒童等重點羣體。

再加上，在一些深度貧困地區，由於貧困人口眾多，扶貧任務大，凡是公職人員都有幫扶任務。像李田田這樣工作才幾年的年輕老師，也有5個對口幫扶對象。

在這種情況下，業務單位聚焦主業，其實是不容易做到的。

像島叔調研過的一些貧困村裏，**扶貧工作隊有公檢法的，有醫院的，有學校的。**這些單位本身業務就比較繁忙，還要承擔繁重的脱貧攻堅任務，要説對本職工作沒有影響，怕是自欺欺人了。

李田田老師説，她的學校最近幾年都是忙於迎檢、做材料、入户，乃至於影響了教學進度，可謂一點都不誇張。

當事女教師李田田（圖源：上游新聞）

只不過，貧困地區的脱貧攻堅工作具有較強的政治性，從黨性、責任和擔當的角度看，各單位和黨員幹部配合中心工作，是不能討價還價的。

島叔在和扶貧幹部交流過程中，發現大部分扶貧幹部首先都對脱貧攻堅工作有較強的認同，認為參與其中，的確是黨員幹部應盡的責任。

再者，他們也覺得這是“分內之事”，即便另有專業職責，但扶貧也算是“臨時分派”或組織交辦的“其他事項”，這在業務工作上也是説得過去的。

再次，基層的朋友雖對扶貧工作的形式主義深有體悟、多少都有怨言，但理性分析，覺得這也難免；況且只要脱貧摘帽後，事情就完了，也就“忍”了，所以説，扶貧幹部一般是不會公開抱怨甚至反抗的。

按照李老師在文中所言，她算是“忍”了很長時間，私下應該是表達過不少意見的，以至於還有同事勸解和開導她要有“政治覺悟”

但不管怎樣，她的這篇文章終歸算是“意外”——也許是她入職時間不長，平常又喜歡自己寫點東西，對有些事情不吐不快。

但對於大多數扶貧幹部而言，他們卻早已習慣扶貧工作中現有的“工作倫理”。

李田田老師微信朋友圈截圖（圖源：上游新聞）

由來

本質上講，**扶貧幹部們的“焦灼”現狀，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機制有關。**而如何保證集中力量辦大事？主要依靠黨政統合機制。

一直以來，扶貧工作作為一項“業務”，是扶貧辦和鄉村幹部的工作，和其他幹部是關係不大的；然而，一旦把脱貧視作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指標，且賦予時間壓力（即在有限時間內完成任務），扶貧工作就會從眾多的“業務”中獨立出來，成為遠超其他業務的“重點工作”。

在特定的地區和特定的時間節點，“重點工作”還會進一步提升，成為“一把手工程”，再進階為“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李老師文章裏説，開學以來每個星期都要迎接檢查（區檢、縣檢、州檢、省檢、國檢），還要頻繁入户做材料，出了錯還要追責——**這應該是當地的脱貧攻堅工作到了最關鍵的時刻，要接受第三方評估和摘帽檢查。**​

鑑於脱貧摘帽的重要性，各地基本上都是抱着不能出一點錯的心態在做準備工作的。而在“非常態”工作壓力之下，形式主義也由此產生：反覆檢查，反覆查找漏洞，反覆動員，反覆加壓，總之是要盡最大限度保證“萬無一失”。

問題在於，“百密一疏”總是在所難免，只要認真，總能挑到“漏洞”。島叔就觀察過不少貧困地區的迎檢工作，基礎工作不可謂不紮實，檢查準備也不可謂不認真，但極少有不出紕漏的。

如果碰到一位理性一點的上級領導，還能夠得到理解；但要是碰到“不講情面”的領導，就會本能地懷疑下級工作不紮實，進而要求整改。

在李田田老師的事情上，島叔是支持這位年輕教師的；而對於當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的行為，卻也不無同情性的理解。

從縣領導的角度上説，全縣幹部、羣眾辛辛苦苦脱貧攻堅了好幾年，好不容易到了要成功的時候，若突然因為一篇反映形式主義的文章而被否定了成績，怕是有點冤枉。

對於當地教體局來説，就更承擔不起這種責任了。合理推論，局裏領導肯定是接到了縣相關領導的指示，需要妥善處理李老師反映的問題。但誰都明白，且不論李老師反映的問題多半是事實，即便和事實有出入，也談不上是什麼錯誤。

要正兒八經採用制度手段去處理，還真不好弄。於是教體局採用了一個“非正式”的治理策略，讓其親戚去做工作，並以關心的名義溝通。

只不過這種柔性方法操作得並不成熟——要求李田田連夜冒雨進城，還找到其宿舍要求其簽字，傳遞的怕是相反的意思。

這麼説來，這個事情倒也很難説該由誰來承擔責任。脱貧攻堅中的形式主義問題，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只要是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隱藏着諸多的政治信息，不能用簡單的行政理性去理解。

貧困户核實確認貧困信息

形式

為了完成中心工作，地方黨委政府會集中調配資源，領導注意力也多集中於此，工作要求和考核權重都會迅速提高，而由此而生的形式主義，通常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重點工作的容錯空間小，基層必須採取措施“避責”，把工作做紮實更是最好的“避責”。**但在實踐中，怎麼樣才算是“工作紮實”，就很難講了。

有些地方工作確實很紮實，但不一定對得上上級的指標體系；更要命的是，“意外”又總是難免。

“避責”的關鍵慢慢就變成了，一旦有“意外”事故，或上級“意外”發現紕漏後，馬上採取措施合理解釋——最好的辦法是，什麼事都“留痕”，讓上級有據可查。

李田田老師反映形式主義問題後，有關領導拿一個縣裏出示的解釋文本讓其簽字，就是出於“避責”和“自保”的考慮，萬不得已的時候對上級和公眾有個交代：你看看，連李老師都承認了，她説的有點片面。

二是重點工作的“重要性”，上級往往只能通過提高要求和領導重視來體現。

平心而論，在一般貧困地區，在如此之大的扶貧資源投入下，按期脱貧怕是問題不大。然而，要把脱貧的成績真正體現出來，怎麼弄呢？只能用標準數字、文字、圖片、實地“盆景”來展示。

基層不斷做形式主義工作，一方面是要把實事呈現出來，另一方面，至少表明一種態度。否則，“連形式都不做，怎麼能説是重視”？

長此以往，上級和基層就陷入了一個極其弔詭的境地：領導越是重視，越是下基層調研、檢查，基層就得做越多的形式主義工作來回應上級。

一張有關脱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的照片

近年來，為了解決基層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問題，很多事無鉅細的措施也都一一落地，但從基層的反映看，效果尚不明顯。

比如“四不兩直”調研（島注：不發通知、不打招呼、不聽彙報、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層、直插現場），雖然減少了一些迎來送往的工作，但某種意義上，基層更是緊張了——得做更多的形式主義工作以備檢查。

説白了，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本身就是科層組織的產物，在封閉體系內很難根除。尤其是在治理現代化還未達到一定階段的情況下，單純在體制內去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最可能致使的結果不是二者的減少，而是其更多的“繁衍”生機。

那出路何來？島叔覺得，解決這一問題，根本上還是要取道於民主集中制和羣眾路線。毛主席就説過：讓人説話，天塌不下來。

李田田老師説了真話，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領導認真接受批評，加以改進就是了；如果有不同意見，那也只能用討論、説服的方法，不能壓服。

所幸，針對本次事件，湘西州州委書記葉紅專已經表態，湘西州將整頓一切形式主義的檢查，教師有什麼好的建議，支持公開發表，並及時予以調查解決；今天，由永順縣紀委監委牽頭的調查組也正式成立，對發現的問題及時整改並嚴肅處理。

當然了，李老師反應的問題，也不是永順縣一地存在的問題；州委領導為她説話，其實也是為永順縣和其他地區的相似困境解套——將來還是少搞形式主義吧。

永順縣人民政府相關通報

李田田最新微信朋友圈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