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圈怎麼撕——“朗vs亨廷頓”事件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研究生Life”

被稱為“朗vs亨廷頓”的事件，是美國學術界的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件。很多人從不同的角度解讀此事：硬科學對軟科學，難科學對容易科學，科學對偽科學，左派對右派，激進對保守，耶魯對哈佛，等等。

《挑戰》

[美]S.朗著

斯普林格出版社　1997年10月版

　　朗（Serge Lang）是耶魯大學數學教授，著名的代數和數論專家，數學教育家，是布爾巴基學派的年輕成員。亨廷頓是哈佛大學政府系（相當於其他學校的政治學系）教授，時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主持哈佛國際事務中心。1986年亨廷頓被提名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朗是1985年入選的院士，他反對亨廷頓的提名，認為亨廷頓乾的是“偽科學”。結果，亨廷頓落選。要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落選，你可以來個“我永不參選”，透着跌份的是中科院，可嘆美國科學院不是中科院，你不參選，損失的是自己。第二年亨廷頓捲土重來，再獲提名，朗再次反對，亨廷頓再次落選。

這個被稱為“朗vs亨廷頓”的事件是美國學術界的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件。很多人從不同的角度解讀此事：硬科學對軟科學，難科學對容易科學，科學對偽科學，左派對右派，激進對保守，耶魯對哈佛，等等。

　　朗的專業是數論和代數，最出名的工作是他寫的三十四（!）本數學教科書，從大一的微積分教程開始，到很專業的橢圓曲線專著，每本都是經典，學數學的沒有不知道他的。當年我為了學習加密學，去數學系上了一門研究生的代數課，老師推薦朗和Herstein的書。朗的太難讀，最後還是買了本Herstein。

朗也是出名的社會活動家，左派，學術打假專家。朗上世紀六十年代參加學生運動，反越戰，反種族隔離，也積極支持婦女解放和黑人運動。他本科加州理工，畢業後在普林斯頓讀了一年哲學，精通羅素和邏輯經驗主義；再轉學普林斯頓數學系，師從代數大師亞丁。博士畢業後，先在芝加哥，後往哥倫比亞任教。研究當然做得好，但課講得出奇好。

　　朗1971年因反對校方對反戰抗議者的不公對待，憤而從哥倫比亞大學辭職。後在哈佛等校漂流一年，最終往耶魯任教。看得出來，朗很有原則。當然，你得先有本事，才夠有原則的本錢。

　　亨廷頓也不是凡人，他十八歲從耶魯畢業，服了一年半兵役後在芝加哥大學得碩士，二十三歲在哈佛得博士留校任教九年。但tenure（終身教職）沒過，必須離開，只得轉往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美國大學的正式教職中最低的是助理教授，一般在助理教授的位置上待五到七年，可以評終身教職。絕大多數情況下，評上終身教職後會自動升副教授，所以大部分副教授都是終身教授。美國的高中一般也採取類似的終身教職體系。

　　亨廷頓在哥倫比亞大學時擔任著名的“戰爭與和平研究所”副所長。注意：此時朗在同校的數學系。目前看不出是不是兩人在哥倫比亞就結下樑子了。亨廷頓三年後重回哈佛任教，這是很罕見的例子，一般在一個學校tenure沒過，想“逆襲”幾乎是不可能的，更何況哈佛這樣的牛校。

三本書奠定了亨廷頓在美國政治學界地位：《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文明的衝突》，在中國都很有影響力。《文明的衝突》最早是1993年發在《外交事務》上的一篇三十頁的文章，原題是疑問句“文明的衝突嗎？”，文章主旨是説冷戰後衝突的導火索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文明。文章發表後引起廣泛爭議，亨廷頓在爭論中細化了自己的觀點，三十頁的文章變成了三百頁的書，出版於1996年，此時離兩人掐架已過了十年。此書在1997年就被翻譯為中文，亨老先生還給中文版寫了個序，説這本書是Self-fulfilling Prophecy（“自我實現的預言”，或“正在應驗的預言”），也就是説文明衝突這件事，因為他的預測，而增加了發生的可能性。無論是指點江山，還是算命看相，也不過如此吧。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把《文明的衝突》當聖經。時至今日還不時聽到對《文明的衝突》的誇讚：“瞧人家多準，多年前説的話，現在都應驗了。”其實，亨廷頓書裏説的，北京出租司機二十年前早就跟我説過好幾回了，多大點兒事兒啊，人家數學還沒亨廷頓好呢。

　　美國科學院當然是美國最高的學術榮譽機構。1971年以前，美國科學院並沒有文科相關的學部，1971年增加了“行為與社會科學學部”。對這一點很多人頗有微詞，認為社會科學並沒有一套合適的評價體系和標準，大部分是靠拍腦袋瓜，用朗的話説就是靠State of Mind。

在英國，“皇家學會”的全稱是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明擺着，是隻對自然科學家開放。而“大英學院”（British Academy）則基本是面向人文和社會科學家。英國人的想法是：兩種不同的動物養在兩個不同的圈裏，井水不犯河水。美國倒是有個AAAS（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美利堅文理學院），兩派想養老的人都可入夥，但規格不夠高。中科院曾經也是兼收幷蓄，但“文革”後社科院分出來，科學院再評院士就不帶文科生玩了。亨廷頓想當院士的心態和復旦哲學教授想當中科院院士的心態是一樣的。

其實，凡事分個三六九等，哪兒的人都一個德行。美國科學院院士評選和總統大選是反着的：大選公開；院士評選不公開，由現任院士推薦。中國也是反着的，院士評選公開。其實公開也好，不公開也罷，都得託人活動，認識幾個院士就可以託他們推薦。在美國評院士，過了本學部還不算完，其他學部的院士也可以説三道四。其實，亨廷頓兩次評選，都已經過了本學部，哪曾想半路殺出個“朗咬金”。院士評選完全擺脱江湖是不可能的，都是凡人。美國院士評選的段子很多，但鬧成朗和亨廷頓這樣的，還真是少見，好在人家都是拿學問説事兒，不論男女。

　　亨廷頓被提名為院士所依據的主要學術成就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在這部被同行稱為“現代政治學經典”的書中，亨廷頓定義了一個所謂“社會滿意度”的概念，並用數學的方法按“滿意度”給各國家排了個序。在這個排序中，當時盛行種族主義的南非竟然被列為“滿意的社會”。掐架時，《文明的衝突》還沒出。

　　朗認為亨廷頓的研究根本沒有考慮南非的兩千萬黑人。反種族隔離運動那時鬧得正凶。亨廷頓卻是南非政府的顧問，他給政府的建議是壓制黑人運動，在壓制過程中可以採用各種手段，包括“欺騙，故意忽視事實”等等。而即使保守如共和黨也不會在公開場合支持種族隔離。儘管亨廷頓用了些數學公式，但朗認為那是“只具科學的假象卻沒有科學的實質”。

　　當亨廷頓看到朗的批評後，在政論雜誌《新共和》上簡要回復説：在成書的六十年代，南非並沒有黑人反種族隔離運動，也沒什麼社會問題。這個回覆激怒了朗。他找到六十年代美國主流媒體報道過的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造成的嚴重社會問題，複印，寄給了所有科學院院士。朗認為亨廷頓是“故意忽視事實”；否則，如果亨廷頓連這點南非歷史都不知道，那他至少是職業上不夠格的。朗並沒有因此停止，他向美國所有大學的政治學系發信，要求停止使用亨廷頓著作作為教材。耶魯等幾校的政治學系在仔細評估學術和政治正確性的各種因素後，真將此書從“必讀書”的單子上撤下，這對亨廷頓的聲譽打擊頗大。

　　亨廷頓的支持者指控朗是麥卡錫主義，這有點扯，麥卡錫主義是極右，而朗是左派，指責朗的人反而多數是右派。“麥卡錫主義”成了帽子，左派右派誰都可以用，就像在中國，動不動就罵人是“文革”。亨廷頓的支持者忽視了亨廷頓曾擔任美國政府各機構（包括中央情報局）顧問這一事實。亨廷頓的政治立場基本是保守的，但他自己表現得很機會主義，在共和黨的政府裏任職顧問，又不時出席民主黨的活動。這一點自然也被朗所不齒。但朗聲稱他批評亨廷頓不是出自於政治主張的不同，而是亨廷頓數學太糟糕。

　　華盛頓大學的數學家克布里茨（Neal Koblitz）早年就撰文（“拿數學當宣傳工具”）批評過亨廷頓之流。克布里茨在密碼學圈裏很有名，他是著名的橢圓曲線加密法的發明人之一。他指出亨廷頓使用數學的方法不對，自然不會得到正確的結果。他就差點説亨廷頓“丫不懂數學”。

　　亨廷頓的支持者為他做的辯護蒼白無力，多發表在右派報紙和刊物上，基本論點都是：亨廷頓是美國政治學會主席，是權威，所以不會錯（這同中國某些人的思維何其相似）；數學家不應該指責政治學圈裏的事（為什麼不行？如果政治學家看得懂數學，他也可以指責數學家幹錯了）。

　　非數學家同數學家討論數學問題當然很吃虧了。數學家任何時候批評任何人都可以理直氣壯，這是西方的傳統。據柏拉圖在《理想國》裏的記載：蘇格拉底主張算術是第一要緊的學問，第二是幾何，再次是天文。也就是説，不會點兒數學物理，別出來混。牛頓的書叫《數學原理》，羅素的書也叫《數學原理》，數學上立住了，別人才服。只有兩位數學較好的社會科學家站出來為亨廷頓辯護。一位是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薩繆爾森。他在《科學》雜誌上的辯護相對温和、泛泛，並沒有針對朗的具體指控。薩繆爾森説：一個領域的專家偶爾指控一下另一個領域，沒什麼大礙，但如果演變成學術人之間的派系鬥爭就不好了；最好還是各領域自己制定自己的標準。薩繆爾森最後還指出：“寬容促進科學進步。”總體給人感覺是和稀泥。

　　另一位為亨廷頓站台的也是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著名心理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司馬賀（Herbert Simon)。司馬本行其實是政治學，但他後來一手創辦的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系，後來已演變成計算機系加軟件學院加機器人研究所等數所教學研究機構，是美國計算機科學的重鎮。司馬本人也是人工智能領域的創始者，晚年曾數次來華訪問，對中國管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的晚輩提攜有加。他老人家這次站出來不排除有惺惺相惜的意思。美國數學科普雜誌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邀請司馬賀和克布里茨辯論，於是司馬賀發了篇文章企圖反駁克布里茨的指控，題目是“來點兒簡單有用的數學”，裏面還真鼓搗了一堆簡單的微積分小公式。基本企圖是為亨廷頓開脱，按説司馬的數學應該比亨廷頓好多了，但這在朗和克布里茨面前就顯得有點小兒科了。克布里茨回覆説：你數學可能比亨廷頓好，至少沒錯誤；但亨廷頓的主要問題是假設錯了，結論明顯錯。那時沒有微博，掐架都沒有實時性，幾個回合下來，好幾個月都過去了，旁觀者早散了，只剩下當事人乾着急。

　　朗指出亨廷頓主要錯誤在於：把政治觀點未經批評，就當作科學。他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説：科學家不能依賴權威，或者認證機構；也不能指望媒體或國會來充當科學的警察，必須依賴個人責任。話是這麼説，但現實世界，無論中美，權威性和認證機構沒法完全分離。得了諾貝爾獎，不用代筆，書都賣得好。

　　朗在同亨廷頓過招時，基本還是就事論事，儘量不做無根據的泛化。相比之下，物理學家、老頑童費曼就沒那麼客氣了，他直接説：社會科學通通都是偽科學。費曼尤其反感社會科學家誤用數學。想想美國的社會科學家挺可憐，好不容易學點數學，動不動就被科學家滅。在文科生眼裏，數學家和物理學家都是一夥的。朗非常欣賞費曼為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失事做的調查報告。他認為那是科學家參與社會活動的典範。挑戰者號整個的調查持續了六個月，費曼用數學和物理清楚而又令人信服地解釋了挑戰者號失事的緣由。

　　費爾德曼是伯克利的歷史學家，他有次同耶魯的一位教授掐架。朗站在費爾德曼的一邊。但後來他發現費爾德曼在六十年代曾發表過反對學生運動的聲明，他要求費爾德曼給出解釋，費爾德曼遂發表聲明為他早年的舉動道歉，最後老哥倆成了鐵哥們。有時，堅持原則和站隊還真分不太清楚。

　　朗打假的方式其實很簡單：他把他認為的學術不端行為，編成Files，然後郵寄給所有有關方面。他基本就事論事，把他認為是不端的證據從原文中摘錄，附加自己的評論，評論有時採用信件的方式。一個File，他經常要寄出上千份拷貝。那時互聯網和電郵還沒普及。朗都是自己掏腰包支付複印費和郵費。他好幾次在科學院開會時向其他院士募捐。他開玩笑地説：“革命也得靠資本主義支持啊。”

　　朗對亨廷頓的批評導致亨廷頓沒有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朗的打假記錄都被他編成書，由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出版。斯普林格是朗所有教科書的出版商，從朗身上賺了不少錢。朗開玩笑説別的出版商不願意出，他是逼斯普林格搭售。最有名的一本就是《挑戰》（Challenges）。該書的一半記錄了亨廷頓事件，其他部分主要是針對巴爾的摩事件的評論。巴爾的摩是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獲得者，但後來他的門徒出了個學術醜聞，把他牽連，逼他從洛克菲勒大學校長位置上離任，那是後話。

　　朗和亨廷頓都是1927年生人，生日差一個月，但分屬不同星座，亨廷頓白羊，朗金牛。朗2005年去世，亨廷頓多活了三年，也不知道最後那三年，他想沒想過再申請一次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