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迷信：老對手面臨新問題_風聞

導讀

在中國的科學普及現狀中，多種作用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很複雜的局面。破除迷信的口號儘管被到處張貼，傳統迷信仍舊頑強地生存着；科學普及有科普法保證，風水師的培訓卻在走向職業化；有識之士認識到前沿科學家參與科學普及的重要性，但科學家們對此反應冷淡；媒體願意強調一些科學產品和成果作為好新聞賣，但它們不願意也沒有能力把相關的科學知識背景交待明白。

所有這一切導致了這樣一個結果――美國兩個世紀的科學普及史也導致了相同的結果：人們最終採取迷信的方式來接受科學的產品和成果――這正是伯納姆所説的“迷信戰勝科學”的真正含義所在。在這樣一片“迷信的叢林”中，科學的生存狀態是很嚴峻的，科學能不能被普及？甚至需要不需要被普及？都成了一個問題。

作者從普適的科學方法、前沿科學的突破性、多元的社會價值觀和文化的力量進行了深入探討，並重新描繪了科學普及的前景。

本文是作者翻譯美國曆史學家約翰·C·伯納姆的著作《科學是怎樣敗給迷信的：美國的科學與衞生普及》（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時寫的譯者序，曾刊登在《文景》2006年第1期，標題為“人有愚昧的權利嗎？****”，並有刪節。

**現在10多年過去，“風雲之聲”公眾號希望再發布一次，此處在原來全文基礎上略有刪改。**文中談到的一些現實案例反映的是作者2005年撰文時看到的情況，對於一些問題和現象或已略有改觀，但在敍述中就不做大幅度改動了。

1、美國的科學普及：迷信戰勝了科學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約翰·C·伯納姆（John C. Burnham，1929－2017）在他的著作《科學是怎樣敗給迷信的:美國的科學與衞生普及》（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揭示了這樣一個令人迷惑的現象：曾經作為一種積極、進步的文化力量的科學，在美國消費文化中，慢慢地為新偽裝下的迷信和神秘主義的復活讓出了一條通道，最終導致科學在大眾層面上被迷信擊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顯然認識到該書中揭示的不僅僅是一種歷史上的文化現象，而且對中國當今的科學普及也有深深的借鑑作用，所以決定引進並翻譯出版。我有幸成為該書的譯者，在艱苦漫長的翻譯過程中，對相關問題也進行了一些思考，藉此機會把這些想法寫下來。

先簡單介紹一下書的大致內容。在書中，伯納姆引述了詳盡的史料和當代的研究成果，論證了科學的普及史和社會史與純科學的歷史並不相同；指出在普及教學中，科學反對迷信的戰鬥，並不象人們時常假設的如同在實驗室研究和實際教學中那樣，也是通過理性的和自然主義的力量，在後工業時代的美國這樣一個高度技術化的社會中取得了勝利。事實上，當所有人假設迷信和神秘主義已經被拋給過去，科學普及者已經轉向其他話題時，一種與迷信功能等效的對應物卻應運而生――説它與迷信功能等效是因為它與過去的迷信扮演了同樣的文化角色，它是科普工作者從一開始就要努力擺脱的非理性主義及其載體；同時，科普工作者不再對各種形式的迷信採取果斷的抵制運動，因為他們不再能夠辨認出迷信的新偽裝。

伯納姆主要以十九、二十世紀美國的科學普及歷史為經，以公共衞生、心理學和自然科學三個領域內的普及活動為緯，向讀者展開了一部美國的科學與迷信的“戰鬥”史。全書共分六章外加一個導言。導言是對全書內容的一個指導性概述。第一章“迷信和科學普及”在比較寬廣的視角下論述了迷信和科學及其普及情況的歷史背景和現狀，“現代迷信”、“實用迷信”、“科學反對宗教的戰爭”、“自然主義觀點的發展”、“懷疑論者”、“權威”、“科學的宗教”、“科學方法”、“科學人”、“科學普及和盲信”、“美國的科學普及”、“科學普及的機構”、“文化遲滯”等等，從這些小節標題可見其考慮問題的視角和重點。第二章“衞生普及”論述了公共衞生領域的普及活動及其普及模式發生的轉變。第三章“心理學普及”論述了美國的心理學普及歷史及其普及模式發生的轉變。第四章“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普及”和第五章“二十世紀的自然科學普及”以較長的篇幅論述了美國近當代自然科學的普及歷史及其普及模式發生的轉變。

第六章“科學普及的模式和迷信的勝利”是全書的重心所在，在前述各章內容的基礎上綜述了科學普及的一般變化模式和迷信最後如何取得了勝利。伯納姆驚訝地發現，雖然衞生學、心理學和自然科學的普及在內容上千差萬別，參與的人員也互不相同，所處的階段在時間對應上也互有參差，但它們都遵循同樣的變化模式。“否定性力量”、“孤立事實的有害影響”、“支離破碎的科學普及所產生的後果”、“新聞報道中的孤立事實和追求轟動效應”、“新聞慣例”、“被媒體彎曲”、“廣告”、“廣告的文化功能”、“‘科學人’的退位”、“技術員而不是科學家”、“‘科學人’隱退的後果”、“作為一種建制化支撐的科學普及”、“讓人樂觀安心的科學普及”、“熱情和懷疑態度的喪失”、“聯盟的背叛”等等，從這些小節標題中，我們便可以看出科學普及模式改變中的各個要素。

最終，伯納姆獲得了這樣一個一般意義上的科普模式轉變：起初，在科學與宗教之間的傳統鬥爭中，普及層面上的科學自然主義和還原論包含一種明確的反謬誤程序。這種反謬誤程序在十九世紀晚期尤其有效，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就被削弱乃至停頓了。然後，迷信披上了幾乎沒有人能認出來的新外衣，採取新聞和廣告等傳媒形式來傳播自己。非自然主義和喜愛迷信的媒體開始積極地與傳統科普爭奪地盤，媒體追求轟動效應，並對信息進行支離破碎的切割，而這正是早期科學普及者用懷疑主義和自然主義所抨擊過的迷信要素。追求轟動效應的煽情主義帶來的矇昧主義和孤立事實徹底地主宰了媒體世界，神秘思想甚至傳統迷信被廣泛容忍。到二十世紀，科學家越來越多地撤出了科普陣地，把它留給了媒體人員和教育人員。於是，在美國這個高度分工的社會中，專門從事科普的人員，主要是一些記者，逐漸接管了向外行聽眾介紹科學的職責。到二十世紀中期，科學普及活動中進一步滲透進商業利益，成為廣告宣傳的附屬品，大大偏離了反對謬誤和迷信的傳統科普。

顯然，上面幾個段落的簡單介紹不可能取代伯納姆用一部專著進行的分析和論證，感興趣的讀者肯定需要去閲讀全書才能對所涉及的問題有一個全面、準確的把握。

2、中國的科普現狀：迷信似乎從未被擊敗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也經常思考中國當前的科普現狀，並經常有一種感覺：中國的科普似乎正在重走美國科普的老路，只不過在美國用了將近兩個世紀來完成的科學普及模式的轉變，在中國則很擁擠地鋪展在幾十年裏，以致有些階段不可避免地有交叉和重疊，一些在美國科普史上先後出現的現象會同時出現在中國現階段的社會中。

對於科普中的傳統否定性因素或反謬誤功能，從“崇尚科學，破除迷信”這樣一個幾乎在每一個居民小區的宣傳欄裏都張貼着的口號中可以明顯地體現出來。由於中國公眾受教育程度參差不齊，科學素養相對缺乏，所以迷信有額外的生存維度。在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迷信沒有被真正破除乾淨過，這也正是上述這個口號仍舊需要被鄭重提出的現實意義所在。但是，在缺乏科學素養的公眾中，如果只是簡單地喊喊口號，科普的效果是很有限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至今走在居住區內和附近的馬路上，還經常遇到潑灑在路面上的一團團藥渣，這種乞求藥“倒”病除的現象不能簡單地被歸類為一種無害的民俗――至少在污染環境這個層面上是有害的，它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現代社會中的頑強生存力。

有一些古代迷信以改頭換面的方式繼續留存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們需要改頭換面的原因有時不是因為它們在現代社會中難以容身，而是因為它們對於現代人來説太過複雜而難以被理解和掌握。譬如體現着數字神秘主義的古代術數系統，原本是一個很複雜、精緻的系統，在古代需要通過專門的學習來掌握，而現在則退化為只通過某種方言對數字的發音來附會吉凶宜忌，如“4”諧音“死”是不吉利的，“8”諧音“發”是吉利的，等等。於是電話號碼這種八位或十一位的自然數就有了吉凶之分，人們選擇號碼時紛紛避凶趨吉。某省甚至把認為是不吉利的車牌號人為地刪除，以便避免用得起小車的富人們化錢買不吉利。而北京市宣佈2008年奧運會開幕時間是2008年8月8日晚8時，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這種個人的和政府的行為，無疑直接、有力地推動了迷信思想的流行，與科教興國的國策和培養一種科學、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尤其令人驚訝的是，這種老式迷信居然也流行在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級知識分子當中。在筆者（撰文時）任職的大學中，某學院喬遷新大樓之際，教授們要挑選自己的辦公室。某日在教室休息室聽該學院幾位教師説起學院大樓414房間無人認領，並聽他們議論説原本可以人性化地考慮把這種房間號碼處理成廁所云云。可見，在中國現階段，迷信、神秘主義等非理性思潮的普遍氾濫，已經到了令人十分擔憂的程度了。

在中國的科學普及語境中，宗教與迷信一度是並列的，但其實它們兩者的差異並不小於科學與迷信的差異。然而，宗教在中國科學普及中的影響，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相對較弱。雖然佛教和基督教等外來宗教先後滲透到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並取得了相當廣泛的民眾信仰基礎，但這種信仰基本上是迷信層面上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中包含的理性探討精神並沒有因此而取得廣泛的民眾基礎。在美國和歐洲，在科學傳播的早期階段，基督教的信仰為科學的普及提供了一個框架或一種模式。伯納姆把這叫做“科學的宗教”（religion of science）――與現代神學裏的“科學的宗教”（scientificreligion）一詞的含義顯然不同。

按照伯納姆的説法，“科學的宗教”由一組不正式的信仰組成，這些信仰讓追隨者們內心充滿福音般的熱忱。他們因此試圖整個地改變個人和公眾。他們的熱情和策略來源於基督教的新教福音派。這些狂熱者們崇拜他們的殉道者――哥白尼、伽利略、斯文特斯以及稍後的反進化論教士手下的犧牲者們。“科學的宗教”的使徒們要與之戰鬥的罪惡力量是迷信、愚昧和不寬容。他們的目標是通過把每一個人沐浴在真理之下，也就是説通過普及科學，來達到啓蒙。在美國這樣強烈的宗教教養背景下，“科學的宗教”這種説法顯然就不僅僅是一種比喻，而是對福音派信徒的行事風格和方式的一種傳承，區別僅僅只是佈道的內容。

在中國基督教從來沒有能夠成為一種舉足輕重的文化力量，所以在中國的科普史上沒有形成象在美國那樣的一種有影響力的“科學的宗教”，這一方面消解了科學與宗教在中國社會中的正面衝突，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基督教中包含的理性因素和對迷信的抑制――宗教在理論上是目標明確地反對迷信的。 

在十九世紀晚期的美國科學普及中還出現過一股叫做“科學人”（men of science）的重要力量，他們是那些既從事科學前沿領域研究，又熱心科學普及的科學家，他們一般從文化和社會的層面用較寬的視野看待科學，他們出版科普書籍，為雜誌撰寫科普文章，把理性帶入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反對迷信的戰鬥中，“科學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使得教育與宗教分離這一成果，在總體上影響了美國人的生活。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一方面出現了專職從事科學普及的人員；另一方面，進行科普活動的組織機構也發生了變化，尤其是新聞業內發生的變化，使得科學普及轉換到一個非常不同的階段，科學家幾乎不再進行科學普及，“科學人”退出了歷史舞台。

相比之下，在中國就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一股有影響力的“科學人”勢力，甚至要舉出這樣的單個“科學人”也有點困難――即使有，也屈指可數。雖然現在也有人在媒體上呼籲，前沿科學工作者應該參與科學的普及，但應者寥寥，學術界遠離科普的現狀沒有改觀。可想而知，在學術界把做科普看作是“不務正業”的習慣思維沒有改變之前，尤其是導致美國“科學人”消亡的某些因素――如媒體、廣告的作用等――在當今中國社會中也已經悄然形成之後，中國的“科學人”恐怕很難再脱穎而出了。

到二十世紀中葉前後，美國的科學普及可以説是進入了“末法”時代，“科學人”已經“退位”，新聞媒體成了主要的科學傳播機構，新聞記者和科學記者成了主要的科學普及者。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是當時極少數堅守科學普及陣地的科學家，他抱怨説，因為科學很明顯地“日益失去與非科學家人員的接觸，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學家們幾乎被認為是一羣巫師了。”他認為應該用傳統的科學普及方法來去除一些科學的神秘性，並同時幫助人們去品嚐一下科學的味道。去除科學的神秘性當然是意味着要為科學的事實和發現提供一個有意義的可理解的知識背景。然而新聞媒體的慣例是隻強調孤立的支離破碎的科學事實，商家利用媒體進行的廣告宣傳，其目的也只是在於兜售科學的產品，媒體和商家都不想介紹科學的背景知識。

在這點上，中國的新聞媒體和廣告商模仿起美國的做法來毫無困難並且惟妙惟肖。在當今的報紙和電視節目中可以看到鋪天蓋地的這種對孤立科學事實的強調和對科學產品的推銷。媒體報道中對科學的彎曲問題，在現階段已經引起了一些人的重視，並引發了一些討論。但是顯然還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去改變現狀，缺乏科學常識的新聞報道還比比皆是；尤其那些打着科學的招牌進行推銷的保健品和藥品等，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不過從它們的成功經營來看，公眾看來是接受這樣的推銷的――這正好説明了公眾缺乏科學常識因而沒有能力辨別其中的虛假成份。

用對科學產品和成果的強調來代替對相關知識的普及，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對航天技術的報道。媒體放棄了向公眾普及有關飛船的飛行動力學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環境的科學知識。航天活動基本上被看作一種政治活動而不是一種科學探索活動。媒體則喜歡對飛船搭載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貴性進行大肆渲染，似乎發射飛船的物質代價都被附加到了這些物品身上。如果説是搭載植物種子，希望在高能環境中誘發基因突變，以改良品種，這還有一點點科學的味道――實際上由於基因突變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載種子以改良物種的效率和科學性往往被誇大；而一些搭載的紀念品被賦予的價值，則純粹是人為的，並且是毫無科學意義的。神州六號搭載的上海世博會會旗和國際奧委會會旗被莊重地遞交到有關政府領導人手中，這也許具有科學政策上的含意，説明政府對航天事業的重視；但搭載的會旗被賦予的神聖含義是沒有理性基礎的，這種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現代巫術――按照伯納姆的説法，脱離了知識背景的技術離巫術本來就不遠。

對照美國的科學普及歷史，中國在科學普及的機構建設方面，也相對薄弱。在十九中葉前後，美國興起的各種學術講演吸引了大批聽眾，這種講演往往是系列的，既有固定會堂式的也有巡迴式的，演講者們通過熱誠的宣傳或佈道，把科學知識傳播出去。同時，美國出現了許多種重要的科學普及雜誌，如《大眾科學月刊》、《科學美國人》等，出現了專門的“科學通訊社”（Science Service），“美國科學促進會”也極大地投入到了科學的普及和傳播中去。相比之下，中國的科學普及基本上是個人色彩的、非建制化的，雖然最近對科普甚至進行了相關的立法，但無論是普及者和被普及者，對這項事業的投入仍舊很有限。最近《科學美國人》因為發行量達不到美國方面的要求而停止了中國版的發行，就是一個很説明問題的例子。

就這樣，在中國的科學普及現狀中，多種作用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很複雜的局面。破除迷信的口號儘管被到處張貼，傳統迷信仍舊頑強地生存着；科學普及有科普法保證，風水師的培訓卻在走向職業化；有識之士認識到前沿科學家參與科學普及的重要性，但科學家們對此反應冷淡；媒體願意強調一些科學產品和成果作為好新聞賣，但它們不願意也沒有能力把相關的科學知識背景交待明白。

所有這一切導致了這樣一個結果――美國兩個世紀的科學普及史也導致了相同的結果：人們最終採取迷信的方式來接受科學的產品和成果――這正是伯納姆所説的“迷信戰勝科學”的真正含義所在。

3、科學：究竟能不能真正被普及？

在瞭解了美國的科普歷史和思考了中國的科普現狀之後，一個問題就變得比較尖鋭了：科學到底能不能真正地在公眾層面上得到普及和傳播呢？在科學史的教學和研究過程中，在平時的書籍、報刊的閲讀中，我也常常思考過這個問題。誠然，科學本身因積累而體現出一種向前的進步，科學史之父薩頓博士甚至認為這是唯一體現出進步性的人類活動。但是，如果去考察一個專門的科學概念，就會發現它往往是越來越遠離公眾的。譬如説宇宙學概念，唯一顯得“平易近人”的宇宙學説恐怕就是把亞里斯多學説和基督教神學結合起來的中世紀“水晶球”宇宙模型。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艱澀難懂，不是寫給普通人看的；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也不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更不是。所以，就像前面述及的，科學的普及歷史並不像科學本身那樣有一個清晰的進步歷史。

按照伯納姆的觀點，在普及層面上，科學敗給了迷信。伯納姆在論述中指出了科學敗給迷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科學人”退出了科普陣地。而“科學人”之所以撤退了，一方面是因為各科學領域的發展越來越快，專業分工越來越細，科學家需要疲於奔命地趕上本行業的發展，無暇去顧及科學的普及，同時專業的分化也讓科學家很難象老式的“科學人”那樣在一個全面、寬廣的文化視野下關照整個科學。伯納姆在書中提到一位“科學人”諷刺性地建議為1955年的年青科學家開出這樣的新型畢業文憑：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茲證明

某約翰·温特沃斯

除生物化學之外

對其他事物一無所知

請不必在意他可能在任何其他科目上發表的任何看法，尤其當他與其他跟他類似的人聯合起來試圖從某種這樣那樣的困境中拯救世界時，千萬不要當真。

然而，他刻苦學習，努力工作，因而獲得博士學位。他很可能是一位非常有用的公民。請務必友好待之。

反觀我們當前的教育和科研體制，學校培養出來的和社會需求的正是這樣的技術員而非科學家。

“科學人”退出科普陣地的另一方面原因在於科學本身變得越來越艱深晦澀，譬如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這樣的科學知識，已經很難在公眾層面上加以普及。儘管不排除有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公眾出於很稀有的興趣愛好，喜歡挑戰自己的智力去閲讀艱深的科學內容，但大部分報紙讀者和電視觀眾越來越把閲讀和觀看科學當作一種娛樂，他們很不願意去折磨自己的腦細胞來費勁地理解科學背景知識，而只去欣賞和享受科學的產品。就如伯納姆指出的，“科普工作者面臨的那些經久難題之一，就是一直以來都在動員好奇心的力量，來克服為了理解事物所付出的努力所帶來的痛苦。”研究消費文化的歷史學家們指出，消費文化的社會是自我放縱的。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大眾科學的知識性一面得不到繁榮。極大多數科普聽眾選擇一種放任的方式面對這個社會，欣然屈服於一種新的迷信。

愈演愈烈的科學知識的專業分化，給仍舊想致力於科學普及的人員帶來困難。即使某位科學家有能力同時透徹掌握多門學科的知識，但是普及的受眾先不説有沒有能力去領會，就是有沒有必要去領會這些知識，也是個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科學普及者們提出“科學方法”的概念，他們認為科學的精髓正在於它的方法；他們相信，在對各種不同專業知識的探求中，有一種普適的科學方法存在着。於是科普的重點從普及各種專門知識轉向了普及一種科學方法，從而可以避開令人討厭的數學推導和煩瑣的知識細節。

然而當科學普及者們大談科學方法時，一些在前沿科學領域工作的科學家卻對此持否定態度。譬如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大物理學家温伯格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根本沒有什麼科學方法，他説：“許多科學家很少有科學方法是什麼的概念，這就好像大多數騎自行車的人對自行車是如何保持直立的概念知之甚少一樣。在這兩種情況裏，如果想得過多，往往可能會摔跟頭。”那麼普及者們普及的科學方法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似乎就值得懷疑了。

單純強調方法，跟媒體單純強調科學的產品和孤立的事實，像是單擺的兩端，它們一個抽去了具體的科學內容，一個剝離了具體的知識背景，結果都會導致一種似是而非的科學普及。這樣的普及很容易流於形式，變成喊口號。空洞的口號沒有內容，只是一件外衣，迷信很容易就穿上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伯納姆在書中揭示的情況表明，迷信戰勝科學靠的不是具體的迷信內容而是一種“迷信方法”――訴諸權威、非理性的“新聞－廣告”模式等。

因此，從歷史和現狀來看，對“科學到底能不能被真正普及”這個問題，答案即使不是否定的，也是不容樂觀的。在文化相對主義和價值取向多元化的語境中，科學被看作是並且僅僅是文化的一種。在這種相對的和多元的價值體系中，促使科學家去從事艱難探索的熱情和決心，在道德上或任何其他方面，並不比對足球的迷戀、對“超女”的追捧或某種其他獨特、古怪的心理活動顯得優越多少。於是在農曆正月初五趕在所有人前面大放鞭炮迎財神到家祈求今年財運亨通的做法自然就是無可厚非的了，甚至還是對美好未來的一種訴求。你用科學的辦法企圖創造美好明天――而且有些事例表明這“明天”還不一定美好；他用祈求神靈的做法來祈求美好明天，誰也別説誰比誰高明。在這樣一片“迷信的叢林”中，科學的生存狀態是很嚴峻的，科學能不能被普及？甚至需要不需要被普及？都成了一個問題。

但是，科學畢竟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和文化力量，科學活動也佔據越來越多的自然和社會資源。現在有這樣一個説法：“科學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給科學家們去做。”這句話便是在強調公眾應該更多更深入地參與到科學中去。另一方面，科學也需要在更廣泛的公眾層面上被理解。因此，通過科學普及讓公眾理解科學，做這件事儘管有很多困難，但還是值得和應該首先做的。畢竟，人們對他們要參與並要發表決策性意見――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的東西，應該先有一個正確的瞭解，是最起碼的。

（2005年12月12日 於上海梅隴）

背景簡介：****鈕衞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教授，主要從事科學史教學和天文學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