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賀：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70年——回顧與前瞻（下）_風聞

4

空間、制度與代際：

影響現代文學文獻學的重要因素

 70年來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所達到的成就及其問題、可能的發展方向已如上簡述，但如何評價這一領域研究的歷史與現況，其成敗得失又該由誰負責等問題，同樣也是本文的題中應有之義，需要我們關注、思考。事實上，無論是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的持續開掘，理論體系與研究方法的初步探討，還是新領域、新議題的相繼被開發出來，它們首先都是現代文學文獻學自身不斷發展、成熟的“內在理路”催生的結果，但在同時，也是學者們對自身的學科、專業定位及其展開過程中遭遇到的各種困難、疑惑、焦慮，以學術的方式所作出的共同的回應。這種種困難、困惑、焦慮的感覺，清楚不過地體現在幾代學者連續呼籲建構一個獨立的“現代文學文獻學”的有關論述當中。

1985年，馬良春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期發表了《關於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建議》，首次旗幟鮮明地提出將“現代文學史料學”予以學科化的倡議。此文首先區分了文學史學和文學史料學的不同研究任務，進而就建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予以解釋，最後也最具有指導意義的是，作者對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的類型學觀察，和以此為基準展開相關工作的設想。依文獻史料類型的不同，其將工作範圍劃分為專題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資料、文學史上某種文學現象的研究資料等）、工具性史料（包括書刊編目、年譜、文學大事記、索引、筆名錄、辭典、手冊等）、敍事性史料（包括各種調查報告、訪問記、回憶錄等）、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編選、佚文的蒐集、書刊的影印和複製等）、傳記性史料（包括作家傳記、日記、書信等）、文獻史料（包括實物的蒐集、各類紀念活動的錄音錄像等）、考辨性史料等七大類。儘管在今天看來，這一觀察仍顯粗疏，且偏重於文獻史料的蒐集、整理，亦未涉及一個專門領域建立時需要確立的理論、方法、作業規範、程序等前提問題之討論，但作為拓荒性的工作，在現代文學文獻學史仍佔有重要地位。此後不久問世的樊駿的《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也審慎地接納了這一提議，但有所修正。不過，馬良春、樊駿等人的洞見，不僅在80年代處於邊緣地位，就是在90年代也被暫時擱置，此時如火如荼的“重寫文學史”熱避之不談文獻史料，致使有關的文學史書寫不免硬傷累累。[47]直至2004年，劉增傑發表了《建立現代文學的史料學》，表明現代文學研究者的治學觀念、研究取向再一次發生變化。四年後，謝泳又發表了《建立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構想》，使設想變得更為具體。此外，也有青年學者“基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與文學史料的發掘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意義”，提出建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料學”學科的看法。[48]凡此種種，既是現代文學文獻學自身不斷發展、成熟的“內在理路”所致，但在同時，也象徵着這一領域的學者們對自己充滿濃厚興趣的文獻史料工作不斷尋求意義、如何向同行及更為廣大的學術共同體説明工作意義何在的不懈努力。

為什麼文獻學者需要不斷尋求意義，並向同行作出解釋、説明？這固然是任何學術工作需要的，但的確在這一領域更為突出。因為，就在馬良春、樊駿等人試圖建立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研究學科、力圖“完成自身系統工作的建設”未久的20世紀90年代初，孫玉石就發表了與此迥然相侔的看法：“現代文學史料學要成為一門科學的意義，不僅在於促進文學史料的發掘與整理，辨偽與考訂，不僅在於完成自身系統工程的建設”，更重要的“是如何發揮史料建設在現代文學理論研究中實現科學化的調節機制。沒有完整史料建設基礎的理論是殘缺不全的理論。同樣，沒有理論昇華的史料建設也是沒有完成的史料學。史料學應該盡到促進理論研究科學化的責任”。[49]從表面上看，此一看法是論者在向文獻史料工作提出注重理論提升的要求，但在事實上，卻也顯露出文學史家對現代文學文獻史料整理與研究（當時流行的術語是“資料工作”）持以不敢信任、認同的態度。在文學史家看來，文學文獻史料研究是需要為文學史研究服務的，過於強調其獨立的學科性、專業度，而不能與理論對話、與文學史研究對話，其價值或恐微不足道。這也是迄今為止學界的主流看法，但正如劉福春所論：

有些人常常説，我們這些做文獻的就是為研究服務的。我覺得不對。這就等於説，我們的文學批評並不完全是為創作服務的。文獻研究也有自身獨立的價值。隨着社會分工越來越細，文獻工作有自己的研究範圍、工作規範、治學方法和獨立的學術價值，已經能夠成立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文獻無疑是為史的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服務的，但對於文獻工作卻並不盡然。如果將文獻工作與研究工作視為兩種不同的學術工作的話，文獻工作無疑是一切研究工作的開始，可研究工作未必一定是文獻工作的目的，文獻工作應該有自己要達到的高度和深度。……學科獨立了，有了制度的保證，才能使現當代文獻整理研究工作有合法的身份、合理的評價和健康的發展。古典文學文獻學可以不用依附於古代文學研究而獨立存在，現代文學文獻學同樣也可以獨立存在。[50]

就此而言，劉福春的論述代表了21世紀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者最重要的一個觀念，即我們所發掘、整理、校讀、研究的對象，並非“史料”，而是“文獻”。二者的分野其實非常明顯：對於“史料”而言，其必然臣服於史學，只是史學研究的資料，而對於“文獻”來説，自有其多方面的參考價值，非只史學（包括文學史學）一端，易言之，“史料整理是個初始的工作，為的是給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礎，現代文學也首先需要史料的發掘和整理，甚至也可以有我們的史料學。真正的文獻工作則不止於此，通常，它本身的過程就可以成為發動學術的工具，甚至成為一代思想的發源……不應該將其視為前學術階段的工作”。[51]由此出發，在眾多先驅者所開闢的道路上，“現代文學史料學”“現當代文學史料學”及“現代文學資料學”等理論構圖，開始不得不轉入“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這一新境，但回顧來時路，我們不得不指出，在學術思想觀念的變動之外，仍有其他重要因素，影響了這一領域數十年來的發展。這些影響因素，在此主要指的是學術與高等教育在空間上的差異，學術生產、評價制度及文獻資料利用制度的不良，學者代際的轉換等。

如所周知，自1949年至今，雖然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等校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課程中，一度皆有專人開設“新文學史料學”等課程，也培養了一些從事現代文學文獻史料整理、研究的專門人才，但與70年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教育的整體格局及人力資源相比，仍如杯水車薪。這首先是由於開設這些課程的高校，集中於北京、上海等優質學術、教育資源聚集地和文化中心地帶，未能輻射至全國各地，造成了發展的不平衡性；其次，即便是在這些高校內部，無論是課程建設，還是相關的學術研究，也只限於任課教師個人的努力，而未能獲得制度的支持；其所用於教學、研究的文獻史料，多為任課教師個人收藏，極小一部分才來自學校和當地的圖書館，遠遠談不上系統、深廣；其間進行的文獻史料整理與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現為一種師門內部的傳承、一種“默會之識”（tacit

knowledge）的習得，而非是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專業訓練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實際上，就連授課教材基本上也是由任課教師自編自印，直至1986年朱金順以課程講稿為基礎、修改完成的《新文學資料引論》[52]作為該領域首部教材問世，情況才有所改變，因此，這些課程的影響，只能及至於選課學生、任課教師所指導的少數研究生和訪問學者。

《新文學資料引論》

 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

但與此同時，學者們也在努力消除空間差異，試圖尋求制度支持，締結學術共同體，從而相互支援，共享專業資訊、資源及學術研究的信念。這表現在自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華文學史料學會等學術團體和中國現代文學館、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等機構相繼成立，《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新文學史料》（創刊時為輯刊，後改為期刊）《中華文學史料》（輯刊）《東北現代文學史料》（輯刊）等刊物的創辦，都見證了這一努力的過程，但這一努力是否奏效？我們僅從《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中華文學史料》《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等刊物相繼停辦，最後只剩下《新文學史料》這一發表現代、當代文學文獻史料及其研究的專業刊物即可一窺全豹。然而，學者們嘗試將現代文學文獻研究學科化、制度化的種種努力，並未因此而中輟。新世紀以來，一系列以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研究為主題的專業會議的召開，乃至中華文學史料學會近現代史料學分會這一學術團體的成立，不僅使得全國範圍內該領域學者走向聯合、達成共識成為可能，也推動了“現代文學史料學”向“現代文學文獻學”的全面轉型。2003年12月20-21日清華大學召開“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2004年10月13-16日河南大學舉辦“史料的新發現與文學史的再審視——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問題學術研討會”，2006年9月24日中華文學史料學會近現代史料學分會在河南大學正式宣佈成立，2009年11月1-3日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中國現代文學新史料的發掘與研究”國際學術會議，2016年4月8-10日“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理論與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長沙理工大學開幕。同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現代中文學刊》等專業刊物也開始接受文獻工作成果。現代文學文獻學似乎正在迎來它自己發展最好的時候。

但我們不必高估學科化、制度化的倡議以及過度渲染學術共同體的發育在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70年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如何重要。這是由於不良的學術生產、評價制度和文獻資料獲取、利用制度也同樣深刻地影響了其發展歷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到20世紀80年代專業期刊的逐漸增加旋即凋零，變為以報紙副刊、書訊類報紙、非學術刊物為主，再到如今為專業期刊和報紙部分接納，70年間現代文學文獻整理成果和研究論文的發表條件，可謂一波三折，當然，這也與相應的學術評價密切相關。正如前引不止一位文獻學者在呼籲建議現代文學文獻學、史料學時所指出的那樣，其在長期以來並未得到應有的積極、公正的評價，直至今天，“文獻蒐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困難重重，工作辛苦、時間長、見效慢，而出版的成果學術評價不高”[53]仍使同道中人耿耿於懷。一個更有説服力的例子是，迄今為止，在“王瑤學術獎”“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論文獎”等專業獎項中，幾乎看不到關於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研究的論文，更無論文獻整理成果。

毋庸置疑，這一有欠積極、公正的學術生產、評價制度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重要因素，乃是不同世代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對何謂現代文學、何謂現代文學史、何謂現代文學文獻史料、如何做現代文學文獻史料整理和研究、如何評價這一工作等問題理解有異導致的。儘管“世代”（generation）這個社會學的概念“在使用時要相當謹慎”，[54]但正如史學界正在發生的“世代交替”現象所示，不僅21世紀年輕一代的文獻學者的“問題意識、書寫或表達形式、研究規範與學術價值觀”，已經呈現出與前輩學人“迥然不同的樣貌”，[55]就是在此前幾代學者內部，不同世代的學者，對現代文學的定義、現代文學研究的取向、學術工作方式及其意義的理解有異，也直接影響了現代文學文獻史料學者的研究、寫作取向，影響了其在相應階段的學術生產、評價體系中的位置、角色。舉例來説，當阿英、唐弢等人從事現代文學文獻史料工作時，極為熱衷於五四新文學、左翼文學，而朱金順、姜德明、劉增傑、陳子善、商金林、劉福春、解志熙等人的觀念、實踐則較為多元，但因他們與現代文學家多所接觸，進退取捨之間，仍不無感情傾向，但到了包括筆者在內的更為年輕的世代進入這一領域時，現代文學及其文獻史料已成相對客觀的研究對象，而我們所要面對的也不僅僅是歷代前修所理解的現代文學研究、現代文學文獻學的“影響的焦慮”，還有來自古文獻學、西方語文學/古典學、“數字人文”等等不同學術傳統、領域的學者的影響和挑戰。

圖書館及其他文獻庋藏機構的書刊利用制度的不夠友善，致使研究者獲得並利用原始文獻資料極其不易，也是限制現代文學文獻學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此，周谷城曾指出：“造成民國時代學術文化的斷層，原因之一是民國圖書的館藏量少和流通不善，書籍難與廣大讀者見面，嚴重影響了民國時代的學術成就直接服務於現代化事業。當前，民國圖書成了學術文化界迫切需要而又難尋的書籍。全國只有少數大城市和幾所主要大學藏書較多，但缺乏完整性與系統性，而且紙張變質，有的字跡模糊不可卒讀。十年動亂，人為損壞更嚴重。因損失較多，有些書籍已成為孤本。在流通中，只能作為內部參考，而不能對外開放。同時，由於古籍的影印本與文獻複製本的出現，竟形成了民國圖書比明清古本甚至宋元古本更難看到的奇特現象。”[56]既然專業學者長期以來都難以接觸、閲讀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獻資料，而不得不借助於建立個人收藏，或是尋求建立與收藏家、書商的私人的文獻史料交換網絡，才能從事相關工作，其他對此懷有濃厚興趣卻缺乏一定條件、能力的同行，若欲順利邁入這一行列，就無異於痴人説夢了。直至21世紀以來，隨着圖書館等文化館所服務意識的提高、晚清民國報刊數據庫的迅速發展、舊書刊售賣和拍賣網站的開放運作，才逐步消除了這一制度的負面影響，使我們更多、更充分、更多元的文獻研究成為可能。但在另一方面，恰以文獻利用制度的不良，激發了學院內外的學者，投身於廣泛蒐集實物史料、建立個人收藏、辨別史料真偽、註釋和考訂文本等工作。阿英、唐弢、瞿光熙、丁景唐、魏紹昌、朱金順、姜德明、包子衍、陳夢熊、倪墨炎、徐重慶、胡從經、陳子善、龔明德、謝泳等幾代學院內外的文獻學者，莫不如此。他們的工作狀態，頗有幾分近似於阿諾爾多·莫米利亞諾所説的，在歐洲近代史學出現之前十分活躍的“博古學者”，“對歷史的事實充滿興趣，但對歷史學卻興味索然。”[57]但也因此，這一領域較文學理論、批評或文學史學等其他領域，對來自大學、社會科學院系統之外的學者更少排斥和敵意，後者當中的佼佼者，也取得了與職業學者不相上下的出色成就。

然而，就其總體而言，由於上述所論諸影響因素的存在，1949年至今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雖已有不少成績、可圈可點，但問題仍很突出。例如，樊駿當年提出：“從史料工作者需要具備怎樣的知識修養，到應該如何進行史料工作，再到如何檢驗工作成果，它應該達到何等水平等，都缺少具體明確的要求和標準”，[58]可謂是該領域的核心問題，然而直至今日其仍未被充分討論，只在輯佚學等分支領域稍有論及。[59]諸如此類，理應構成21世紀這一領域研究的起點。

5

走向未來：

文學、文獻學與史學的辨證

 自筆者於三年前提出“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獻學轉向’”至今，[60]當代文學研究界亦出現了所謂的“史料學轉向”之説，但與此同時，近年來亦有學者檢討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等問題。在這一討論中，其強調了“史學化”研究趨勢對文學的“內部研究”可能造成的另一種壓抑、弱化，重新提倡“文學史”研究不應過分重視“史”而輕忽其之為“文”的面向。[61]此後，儘管也有學者從正面提出了在現代文學領域採取“史學化研究”路向的必要性，並提出重視樸學方法，以求得戴震所謂的“十分之見”（而非“成見”“偏見”或“不見”），[62]顯示出文獻史料學者不畏時議、堅持己見的姿態，但也有年輕學者就此類現象發表了更為嚴厲的批評：

必須承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這些年在佚文蒐集、版本考證、史料挖掘等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進步，為後世研究者的工作打下了極為堅實的基礎。不過，如果仔細想一下，那麼我們會發現這些年出現的大部分研究只是在已有的研究格局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細化而已。因此，學界對現代作家生命中的隱秘之處有了更為深入的瞭解，對作品發表時的環境有了更加全面的考察，那些早已被作家本人遺忘的佚文也紛紛進入我們的視野，然而，所有這一切卻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80年代以來研究界對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判斷。也就是説，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往往是首先劃分出各自的研究領域，然後分頭進行深耕細作式的鑽研，根本沒有餘暇看看旁邊的“風景”，更不要説去重新思考現代文學這個學科的整體圖景。[63]

這一論述涉及兩個互相關聯的重要判斷，一是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現代文學界仍未有大的創新，大致上仍延續80年代的研究格局（在作者看來，王德威等海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是唯一的例外），二是近四十年來文獻史料、文學史研究者們“深耕細作式的鑽研”並未帶來對“現代文學這個學科的整體圖景”的改變。但對這兩個判斷的理解，其實都關係着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即如何理解現代文學文獻研究的“碎片化”問題。應該説，近年來隨着史學界對“碎片化”的批判，這一問題，也似乎成為了困擾我們的一個重要問題。批判的原因無外乎是説“碎片化”不能導向“整體圖景”的重新描繪，亦即對現代文學史的重新理解。但在事實上，這一問題本身是有問題的。這不單是因為我們的現代文學研究（包括文獻史料研究）還不夠“碎片化”，諸如一些重要作家生平（如穆時英是否“附逆”、何以“附逆”）之類的基本史實迄今未能解決、對一些重要問題的理解（如周氏弟兄如何失和）常因關鍵性文獻的缺乏而徘徊於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窘境不能向前，對一些重要作品的批評（如丁玲第一部小説集《在黑暗中》）以不顧及版本學、校勘學研究而無法使之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也不單單是由於我們可以援用歷史主義、實證主義認識論及其修辭，得出“整體化研究如果不以碎片化研究為基礎很難站住腳，碎片化研究如果沒有整體化視野價值可能要大打折扣”之類折衷、調和的看法，而恰恰是説，無論是史學界所謂的“全史”“通史”或“整體史”，還是文學理論界所謂的“總體性”“整體化”視野的重建，在不同的學術發展階段，提出這些設想雖然都有其必要性、現實關懷，但在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意識到：這種種設想，既有其洞見、貢獻，也是一種“迷思”、一種“想象”、一種重新建構“宏大敍事”的誘惑（對於一個現代文學研究者而言，還有什麼以畢生之力書寫一部現代文學史更具誘惑），而且，在更大的思想視野、川流不息的時間長河中，也不過是一個個“碎片”甚且“碎片”的“碎片”，[64]但“碎片”並不必然導向“碎片化”，正如有宏觀、整體之眼光並不必然帶來對文學史的重新建構、解釋。其實，目前在中國學術界出現的對“碎片化”與“整體化”問題的爭論，早在幾十年前，西方學界已有充分的討論和辯論，[65]但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西方，是否選擇微觀（史）研究的取向，既與學術潮流、學者個性糾纏在一起，也因為許多批判“碎片化”的學者未有專精之研究，不免使其批判陳義過高，難以以理服人。

王德威

至於論者熱衷於製造“碎片化”與“整體化”的虛假對立，正如製造文獻史料研究與理論批評、文學史研究的虛假對立一樣，乃是對文獻史料研究的性質及其與理論批評、文學史研究的關係缺乏較深入之認識所致。以至今尚未“古典化”“歷史化”的當代文獻史料的整理與研究為例，洪子誠在接受筆者訪談時即已聲明，“史料與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之間，是一個互相推進、辯駁、制約的雙向運動”。因為，“‘史實’與‘史識’是相關的。文學史料工作不是‘純’技術性的。史料工作與文學史研究一樣，也帶有闡釋性。‘史料’不是固定的、死的、擺在那裏的，需要發現，賦予意義，給予‘編排’，因而是有生命的，生長、變化或消亡的。這裏面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有待蒐集整理的材料，一是蒐集整理者，另一是整理者與材料建立的關係。儘管史料工作有基本的要求和‘作業規範’，但是這個關係是獨特的，難以通約化。如果對文學歷史的狀況和問題晦暗不明，欠缺相應的歷史觀和藝術判斷力，將如何理解材料的價值，如何將它們放置在適當的位置上？”[66]

但如此立論，並非是想要弱化文獻史料研究的問題意識、思想視野及其與文學、史學研究的對話關係。恰恰是説，我們一方面要尊重文獻史料研究的專業度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必須承認，要從小的、具體的細部研究中，得出某些普遍性的觀察是有難度的。正如漢學家德沃斯金所言：“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我們已普遍接受這樣一種看法，即歷史學的靈魂不是按年羅列事實，而是解釋。”[67]無論是開掘文獻、校勘文本，抑或是鈎沉考證、重建史實，無一都需要提出新的解釋，而不只是對事實本身的儘可能的還原或無限接近。支撐我們從事文獻研究的基本觀念是歷史主義、實證主義，但對歷史主義、實證主義的批判，自尼采、福柯、波普爾、伽達默爾、哈貝馬斯至史學理論家海登·懷特、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納等人，都有諸多精彩論述，顯然，歷史主義、實證主義不可能亦不必推崇至極端境地。不過，“求真”“求實”仍為人類認識自我、世界的主要目的、衝動，因此，後現代主義並未摧毀實證研究，相反，實證研究所以長盛不衰，乃是從後者那裏汲取了不少新的靈感和思想，從而一面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侷限、不足，一面用心開拓胡適所謂“歷史家需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的“高遠的想像”[68]（對於布羅代爾而言，與“努力工作”或“語言能力”之類素養相較，“想象力”才是歷史學家更為核心的特質），訓練自己“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以使研究與事實相合、與邏輯無違。在此二方面認識配合之下，學者們實虛相濟、文史兼修、圖文互證，並輔之以新的研究工具、資源，或可使其專門研究及所作結論、相關認識，既不會像傳統的學者那樣天真地以為真理、事實、真相在握，也不會輕易地走向妄説、臆測之境地，而失去應有的分寸感，使“科學性”“客觀性”及韋伯所謂的在學術研究中儘量懸置價值判斷、保持價值中立的追求，成為一紙空言。

洪子誠

我們也有必要確立這樣的“常識”：文學研究並非中西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化外之地”，也並無超越其他任何專業領域的“治外法權”。我們已經聽聞許許多多的文學研究者（特別是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特殊性”的強調（因此，文獻學、史學研究的規範，社會科學研究的行規，似無必要注意）、對引進西方當代流行諸種文學理論、方法的“必要性”的強調（向中國、西方的古典學術傳統和常規學術研究虛心學習，從中汲取自己發展、革新的動力，似就不必重視），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對現代文學文獻史料整理、研究，卻一例充滿了偏見和成見。儘管對現代文學研究“碎片化”的擔憂本身並非偏見、成見，但也與此密切相關，或可謂是這些偏見和成見刺激、延伸而出的一個必然的觀點。不過，正如上文所論，基於文獻史料的文學研究者，固然有必要在其研究中重視對“整體圖景”的理解，從而使文獻整理與研究在獲得具體、細部的認識的同時，推動、幫助我們形成對現代文學史的重新理解，但亦須使這一工作享有其應有的尊嚴和榮譽的同時，不斷保持與傳統、現實之間的對話關係。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一對話關係，是內藴於文獻整理、研究本身的，並非我們強加、強行賦予或“過度詮釋”得來。與那些擔心文獻研究無關現實、無法回應現實關懷的學者的看法相反，余英時從明清學術思想史研究中就得出過完全不同的判斷：嚴肅、認真的學術研究（包括文獻研究在內）本身，即具有“內在的批判力”，學者們的“最後創穫自然會對政治與社會透射一種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69]學風如何影響世風、政風之變，正可由此想見。

總之，在筆者看來，現代文學研究目前存在的諸多問題，既與未能充分吸收、轉化西方文學理論、方法有關，也與其間的文獻學、史學取向發展尚處於原始階段相關（恰非是論者所謂的“過猶不及”）。因為，若是文獻學取向已有長足之進展，我們應該就不會只有一部《魯迅全集》可以信賴，其餘則聊勝於無；若是史學取向能有出色之發揮，我們的研究能與專業歷史學者的成果比肩，則文獻史料是否需要開掘、其與研究之關係何在等問題，似亦不必在此饒舌。歷史學者早已指出，“史料無論新舊，關鍵是要發現新的問題，提出新的認識，否則無論前人用什麼材料，討論什麼問題，甚至就是一篇小説，都可以把我們想要説的話提前説了”。[70]進一步來説，“‘材料（史料）’與‘議題（問題）’”是“學者終日涵泳於其間、終生面對且盡心竭力處理的對象”。“從某種程度上説，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決於論著者對於‘材料’與‘議題’的把握方式。在各學科體系重組、知識結構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實質性的學術突破，而不是滿足於用語、詞彙的改變，必須從議題的瞭解與選擇、從材料的搜討與解讀開始”。[71]

因此，無論是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獻學轉向”，還是令其他學者擔憂的“史學化”研究趨勢，所折射出的恰是當下的現代文學文獻學與文學史研究共通的焦慮、困難與盲點，以及其嘗試提出的因應之道：在文學、文獻學與史學之間，如何辨證、折衝、協商、妥協，互相支援、互為其用，從而使得我們的研究既獲得歷史化、古典化的品質（“文學史”的“史”），亦不失其當代性和文學性（“文學史”的“文學”）。當然，面對種種一時難以定讞的爭論，文獻學者既不必妄自菲薄、自覺低人一等，亦不必因此妄自尊大，以為斯文在茲、學問在茲，相反，始終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努力、廣泛地吸收新知的同時，作出諸多切切實實的研究，以使自己的工作成果，成為此後從事相關研究的重要參考和有效的學術積累，恰是應該追求的境界。但這仍只是最低層次的追求，我們更高遠的目標是，讓既有的宏大敍述、歷史書寫及文獻編纂“實踐中一貫的簡化、區隔、壓抑、排斥策略以及選擇性、習慣性遺忘等”[72]得以再度彰顯，從而儘可能還原一個複雜、多元、歧義共生、眾聲喧譁的文學/歷史圖景，而這將有助於人們更為深入地認識中國現代文學及其與現代社會、制度、文教、道德倫理之關係的同時，亦可使我們自身不斷成為更加開放、包容並具有充分的實踐性和能動性的現代自我。這不僅是現代文學文獻學之於全部人類學術工作的貢獻，也是其之於當代人、當代社會的意義之所在。

註釋

[1] 張若英（阿英）編：《新文學運動史資料》，光明書局1934年版，第1-2頁。

[2] 樊駿：《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上）》，《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1輯。

[3] 樊駿：《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下）》，《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4輯。

[4] 嚴家炎：《唐弢先生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編：《唐弢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598頁。

[5] 唐弢：《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問題》，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編：《現代文學講演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頁。

[6] 劉增人、陳子善教授談話記錄，2019年6月5日。另，據此談話記錄，可知朱子南《瞿光熙藏書的下落》（《世紀》2014年第6期）有關記述有誤。

[7] 王賀：《目錄學向何處去》，《上海書評》2019年3月19日。

[8] 陳子善：《十五年來史料研究的回顧和展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六屆年會，1994年5月2日-6日。

[9] 陳子善：《為“張學”添磚加瓦》，《光明日報》2016年1月12日。

[10] 關於現代文學史研究中如何整理、運用圖像資料的初步探討，參見王賀：《現代文學版本及其圖像資料的整理、研究——評黃開發、李今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初版本圖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4期；葛兆光：《成為文獻：從圖像看傳統中國之“外”與“內”》，《文匯報·文匯學人》2015年11月13日。

[11] 對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一個初步觀察，參閲吳秀明、史婷婷：《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狀況考察——基於數據的統計與分析》，《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6期；吳秀明、史婷婷：《近十年來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的總體圖景——基於數據的類型分析》，《文藝爭鳴》2019年第2期。

[12] 易彬：《“鈎沉集腋，功在文苑”——陳子善老師學術工作評述》，《傳記文學》2019年第3期。

[13] 王瑤：《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4期。

[14] 葉聖陶説：“古書講究版本，你（指唐弢——引者注）現在談新書的版本，開拓了版本學的天地，很有意思。”轉引自朱金順：《新文學版本的學術和文物價值》，見種福元、劉愛平編：《中國古舊書報刊收藏交流指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頁。

[15] 朱金順：《新文學資料引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117頁。

[16] 姜德明：《新文學版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6頁。

[17] 徐鵬緒、趙連昌：《中國現代文學目錄類型論略》，《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5期；趙連昌：《中國現代文學目錄學類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類型研究之一》，青島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

[18] 王賀：《目錄學向何處去》，《上海書評》2019年3月19日。

[19] 解志熙：《老方法與新問題——從文獻學的“校注”到批評性的“校讀”》，氏著：《考文敍事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叢》，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7頁。

[20] 張麗華：《通向文化史的現代文本文獻學——以魯迅隨感錄〈新青年〉刊本與北新書局〈熱風〉本的校讀為例》，《文學評論》2018年第1期。

[21] 顧農：《魯迅怎樣編校〈唐宋傳奇集〉》，《中華讀書報》2014年5月14日。

[22] 參李怡：《地方性文學報刊之於現代文學的史料價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1期；劉濤：《緒論——民國邊緣報刊與現代作家佚文》，《現代作家佚文考信錄》，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頁；凌孟華：《抗戰時期非文學期刊與作家佚作發掘脞論——以〈國訊〉為中心》，《現代中文學刊》2015 年第4 期；湯志輝：《民國時期的中學校刊及其文學史料價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5年第9期；易彬：《集外文章、作家形象與現代文學文獻整理的若干問題——以新見穆旦集外文為中心的討論》，《文學評論》2017年第4期。

[23] 王賀：《“常見書”與現代文學文獻史料的開掘——以穆時英作品及研究資料為討論對象》，《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3期；《“常見書”與現代作家、學者的“集外手稿”——以〈志摩日記〉為討論對象》，《上海魯迅研究》第82輯（2019年1月）。

[24] 廖久明整理：《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整理談》，《現代中文學刊》2018年第5期。

[25] 王賀：《從“研究資料集”到“專題數據庫”》，《蘇州教育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集體署名”與全集編纂的“現代性”問題》，《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3期。

[26] 錢理羣：《有缺憾的價值——在〈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文學評論》2013年第6期。

[27] 王德威、李浴洋：《何為文學史？文學史何為？——王德威教授談〈何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3期。

[28] 楊洪承：《“新編年體”在史料整理與學術研究之間的徘徊——評付祥喜〈20世紀前期中國文學史寫作編年研究〉》，《文藝研究》2014年第5期。

[29] 陳其泰：《歷史編纂：中國史學優於西方史學》，《人民日報》2015年3月30日。

[30]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頁。

[31] 付祥喜：《現代文學史料研究主體的三個“危機”》，氏著：《問題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5頁。

[32] 王賀：《現代文學版本及其圖像資料的整理、研究——評黃開發、李今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初版本圖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4期。

[33] 陳子善：《手稿的定義和價值》，《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簽名本和手稿：尚待發掘的寶庫》，季桂保編：《思想的聲音——文匯每週講演精粹》，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頁。

[34] 張重崗：《馮鐵：中國現代文學手稿研究現狀》，《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年4月4日。

[35] 橋畔：《“中國現代作家手稿及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上海魯迅研究》2014年秋季號；趙獻濤：《建立現代文學研究的“手稿學”》，《上海魯迅研究》2014年秋季號；王錫榮：《手稿學在中國》，《文匯讀書週報》2015年10月26日。

[36] 易鵬：《“花心動”：周夢蝶〈賦格〉手稿初探》，洪淑苓主編：《觀照與低徊：周夢蝶手稿、創作、宗教與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學生書局2014年版，第271頁。

[37] 朱金順：《新文學資料引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頁。

[38] 朱金順：《新文學資料引論》，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頁。

[39] 陳子善：《“希望不要買毛邊書”》，《文匯報》2019年6月16日。

[40] 陳子善：《葉聖陶的〈城中〉》，《文匯報》2019年6月18日。

[41] 朱金順：《講究版本要靠實物，初版時間要憑初版本版權頁——序〈中國現代文學初版本圖鑑〉》，黃開發、李今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初版本圖鑑》，河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頁；陳子善在其文獻編纂、研究及“新文學史料學”課程的講授中，一直踐行並強調從實物出發這一作業原則。

[42] 陳子善：《〈吶喊〉〈彷徨〉版本的幾個問題》，復旦大學2019年6月27日演講。又，此文演講稿即將發表；作者對《吶喊》版本的前期研究，亦可參《〈吶喊〉版本新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8期。

[43] 胡博：《樊駿——中國現代文學的守護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編：《學問有道——學部委員訪談錄》下冊，方誌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0頁。

[44] 王賀：《“數字人文”如何與現代文學研究結合》，《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1期。

[45] 王瑞來：《既是方法的闡述，也是發展的思考——〈古籍校勘方法論〉導言》，《光明日報》2019年4月10日。

[46] 詳參王賀：《“數字人文”如何與現代文學研究結合》，《現代中文學刊》2019年第1期。

[47] 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1999年初版），針對該書的文獻使用錯誤、匱乏及“過度闡釋”等問題的討論，近十餘年來，層出不窮，參見徐潤潤、徐楠：《“多義性的詮釋”不是脱離文本的隨意闡釋——為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指瑕》，《上饒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唐德亮：《〈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的錯謬》，《文學自由談》2013年第2期；付祥喜：《當代文學史編寫中的文獻史料問題：以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為考察對象》，《文藝研究》2014年第3期；李明軍、拉珊娜：《〈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諸問題商榷》，《邊疆經濟與文化》2018年第6期。

[48] 袁洪權：《文學史料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西昌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6卷第4期（2004年12月）。

[49] 孫玉石：《史料建設與理論研究科學化問題隨想》，《中華文學史料》第1輯。

[50] 劉福春：《尋求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學科的獨立學術價值》，《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51] 王風：《現代文本的文獻學問題——有關〈廢名集〉整理的文與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3期。

[52] 《新文學史料學研究之回顧》，《朱金順自選集》，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頁。

[53] 劉福春：《尋求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學科的獨立學術價值》，《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54] 羅·埃斯卡皮：《文藝社會學》，羅美婷譯，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頁。

[55] 陳春聲：《新一代史學家應更關注“出思想”》，《史學月刊》2016年第6期。

[56] 周谷城：《民國圖書資料的學術文化價值》，見種福元、劉愛平編《中國古舊書報刊收藏交流指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頁。

[57] 轉引自王晴佳：《西方史學如何完成其近代轉型？——四個方面的考察》，《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58] 樊駿：《這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工作的總體考察（下）》，《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4輯。

[59] 參見潘樹廣、塗小偉、黃鎮偉主編：《中國文學史料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3-1307頁；王賀：《〈西北文藝〉所載夏羊佚詩、佚文與遺札——兼論現代文學文獻的散佚及價值》，《北方論叢》2018年第4期。

[60] 王賀：《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獻學轉向”》，《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61] 郜元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2期。

[62] 金宏宇：《現代文學的史學化研究》，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6頁。

[63] 李松睿：《整體研究圖景與單一化的歷史想象——談王德威的抒情傳統論述》，《文藝爭鳴》2018年第10期。

[64] 王笛：《不必擔憂“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65] 王晴佳：《歷史研究的碎片化與現代史學思潮》，《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66] 王賀：《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研究及問題——北京大學洪子誠教授訪談》，《新文學史料》2019年第2期。

[67] 轉引自楊天宏：《“心通意會”：歷史研究中的虛證》，《社會科學研究》2019年第3期。

[68]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陳平原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胡適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08-709頁。

[69] 《余英時訪談錄》，http://mooc.chaoxing.com/course/509018.html.

[70] 《明清時期的四川到底是怎樣的——梁勇〈移民、國家與地方權勢〉書序》，趙世瑜：《面目可憎：趙世瑜學術評論選》，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107頁。

[71] 《永遠的挑戰——略談歷史研究中的材料與議題》，鄧小南：《朗潤學史叢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506頁。

[72] 孫民樂：《“不屈不撓的博學”——評劉福春〈中國新詩編年史〉》，《現代中文學刊》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