塚本由晴：被西方封禁40年的建築行為學_風聞

作者：俞洲

後來有一次我在柏林的演講就是這個主題，會後Lars Lerup跑上來告訴我他對這個話題非常興奮：長期以來“行為”這個詞在西方基本是一個建築討論的禁區，因為會被和七十年代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聯繫起來——“行為主義”通過研究人的行為去利用特別的空間安排來控制人的行為，是一個非常負面的領域。

但是我們的“行為學”卻是非常不同的。我們並不干涉，只是鼓勵行為。我們在這本書裏面提出了三種來自於不同主體的行為：人的行為、自然的行為、和建築的行為。我們想要鼓勵這三種行為良好地互動與合作。我認為建築厲害的地方便是讓來自不同實體、不同媒介、出於不同理由的行為能夠結合在一起。

導語

@The Asian Art Museum

非常感謝亞洲藝術博物館長期以來與加州藝術學院的合作，讓我們能有這次的講座。我看到下面坐滿了。塚本由晴在1992年和他的夥伴貝島桃代一起創立了犬吠工作室（Atelier Bow-Wow）。塚本曾任教於哈佛，UCLA，丹麥皇家藝術學院，巴塞羅那建築學院，康奈爾，萊斯和蘇黎世理工。他現在是東京工業大學的一名教授——東工大同時也是他的母校，他在這裏先後獲得了建築和工學的學位。他和貝島桃代的作品影響了我們許多人對於城市觀察的方法和對象。他們是多產的作者：在01年到14年間出版了14本書，包括知名的《東京製造》和《寵物建築》。他們還是多產的建築師：25年間已經完成了超過100幢的房屋。犬吠工作室的建築行為學（architectural behavior）着眼於人對於建築的感受，關注日常生活的空間中那些常被忽略的部分。而他們標誌性的繪圖也通過《圖解犬吠工作室》影響到了全世界的建築學學生，以至於所有的透視截面圖現在都被冠上了 “Bow-Wow式繪圖”的名字。讓我們歡迎犬吠工作室的塚本由晴。

講座正文

塚本由晴，Atelier Bow-Wow

謝謝。今天我想講的是建築行為學，不過演講還有一個副標題：“發掘本地資源（Creating better accessibilities to local resources）”。東日本大地震後，我在當地參與災後重建的經歷讓我產生了希望能重新復興當地已經被棄置的資源的想法。

重建的這段經歷讓我們學到了很多，同時也影響了我們實踐和看待建築的方式，所以今天要講的就是我在建築行為學和發掘本地的資源上所做出的新嘗試。

我們2010年出版了《行為學（behaviorology）》，試圖來整理犬吠工作室十二年來所做的各種嘗試：包括建築實踐，都市研究，展覽，藝術，傢俱設計和文字寫作——一般來説如此不同的內容很難放在一本書裏，但是我們在製作這本書的時候逐漸發現，這些互不相同的作品其實都有着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對於行為（behavior）的興趣。

於是我們就有了乾脆將“行為學”作為書名的想法。我上網搜索後，發現有很多的學者在不同的領域做行為學的研究，瞭解到行為學是一個具有學科交叉屬性的學科。

這讓我開始思考一件事：建築學裏可不可以也有行為學呢？於是我嘗試寫了一段關於如何將行為學引入建築學的文字，並放在了這本書的封面上——為此我還特別聯繫了行為學學會的主席，問他我們能不能在這樣使用“行為學”，得到了他鼓勵的回覆之後我們就確定了這個名字。

後來有一次我在柏林的演講就是這個主題，會後Lars Lerup*跑上來告訴我他對這個話題非常興奮：長期以來“行為（behavior）”這個詞在西方基本是一個建築討論的禁區，因為會被和七十年代的“行為主義（behaviorism）”聯繫起來——“行為主義”通過研究人的行為去利用特別的空間安排來控制人的行為，是一個非常負面的領域。

* Lars Lerup，Rice大學建築學院前院長

但是我們的“行為學”卻是非常不同的。我們並不干涉，只是鼓勵行為。我們在這本書裏面提出了三種來自於不同主體的行為：“人的行為”、“自然的行為”、和“建築的行為”。我們想要鼓勵這三種行為良好地互動與合作。我認為建築厲害的地方便是讓來自不同實體、不同媒介、出於不同理由的行為能夠結合在一起。

所以從建築行為學這個概念出發，我們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我們研究了不同的對象，比如城市，窗户，建築類型，還有人們是如何通過行為來佔據城市空間的。我在這裏通過其中關於東京的建築行為的研究給你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東京新陳代謝

透過新宿的東京都廳的觀景台，你能看到這樣的景色：由小房子組成的城市肌理綿延不斷一直到山邊。這就是典型的東京城市，大部分的東京人都生活在這樣的空間裏。雖然偶爾有些高樓，但是整個東京的平均高度只有1.5層。東京廣大而扁平，靠着公共交通連接着。

這樣的城市肌理的形成自然有它的歷史原因：二戰結束的時候，東京城市的70%都被燒燬了，但是進駐的盟軍並卻不允許日本政府進行大規模的城市規劃來規整土地，同時政府也沒有實施整體規劃的預算，所以政府只能以依靠讓人們自掃門前雪的方式完成東京的重建，這帶來了大量的獨棟住宅。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盟軍認為日本原先的大地主-佃農的體系所帶來的嚴格的階層尊卑意識助長了軍國主義，於是他們就將地主擁有的大塊的田地切割成小塊，讓人們在上面建設自己的住宅——而田地平整空曠，又已經有道路連接，本身就非常方便建設住宅。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我們前面看到的都市肌理就這麼出現了，與之同在的另一個現象則是其中建築的更新換代的速度非常快。——倫敦的房子有141年，但東京只有30年。上世紀60年代，一些建築家們正是捕捉到了這一現象，從而促成了新陳代謝派的產生。他們認為日本的城市就和生物一樣，新的建築會不斷替換陳舊的建築。

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黑川紀章的中銀膠囊塔（左邊照片）：這座塔中心的核心結構上插滿了可以替換的膠囊，每一個膠囊是一個單人間，每20年一換；這也是這種個人主義第一次被用空間的形式表現出來。

但其是這個設計也展示了都市中的設計創新是如何表達集中的權力與資本的。這個塔只是資本與權力想要將整個城市囊括進塔樓的野心的一個小小的例子，新陳代謝主義就是實現這一構想的工具。

當然這個項目也代表了日本當時的快速工業化：塔樓裏上面所有的居住單元都是像產品一樣被生產出來的。

右邊的照片則來自Takashi HOMMA在00年拍攝的東京下北澤的景象。雖然這裏沒有塔也沒有膠囊，但是你可以看見所有的那些小房子都擠在一起，中間隔着一條小小的縫。但是就和膠囊塔上的膠囊一樣，所有的這些房子不到三十年都會被新建的房子取代。

所以我把60年代的新陳代謝派叫做“有核新陳代謝主義”，因為膠囊塔有他的核心；而現在的東京，大部分的這些新老建築的交替則是“空隙新陳代謝主義”，因為無論怎麼樣建築之間的那一條小小的縫都會被留着。

在這種城市肌理的大背景下，我們對於幾個其中的現象做了研究，其中一個就是“被分割的市郊”（subdivurban），結合自subdivided（分割的）和suburban（郊區）兩個詞。我們的一個研究對象就是奧沢（Okusawa）——這個有94年曆史的居住區、東京最早開發的一批郊區之一。

今天的奧沢就像是照片裏的這樣，很隨意，説不出有什麼視覺上的秩序。

這種混亂感的來源正是土地的分割。其實在建立之初，每塊土地的大小大概是250平方米。但是隨着時間過去，這塊土地被分割的越來越小。

這張圖很好的解釋了這個現象。最上面最開始土地是250平方米。但是接下來日本經歷了泡沫經濟，這塊地的價格狂飆到300萬美元，但日本的遺產税又特別高，是50%。普通的上班族沒人付得起這個税費， 他們只好把土地分割。土地被劃分成前後兩片，但是根據法規必須要留出兩米寬的通道，於是出現了這種詭異的像旗子一樣形狀的土地。

當然也有些人沒有受到影響而保留了原來的土地，所以在奧沢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居住模式。如果説日本的平均建築壽命是三十年，那麼像奧沢這樣九十多年的住宅區的建築已經經歷了三代的更迭了。

最初的第一代房屋一般很難看見，因為房子隱藏在了茂密的花園後面。

第二代的建築稍微小一點，而且隨着50年代的汽車普及，這些房子基本都有車庫，但是仍然會用綠植將房屋與街道隔開。

但第三代的房屋已經變成了這樣。一家開發商把整塊的土地買過來之後切成四小塊，建出這種像切片蛋糕一樣狹窄的房子——從左邊到右邊的顏色就像檸檬，橘子，草莓，還有巧克力的蛋糕一樣。這時土地已經變得極為狹小了，你看左下角的車庫裏甚至沒法完整容納一輛車；房屋的窗户也變得非常狹小，沒有花園的位置，更別提傳統的檐廊（engawa）了，房子的內和外被完全的隔絕了。

這樣的歷史造就了現在東京的擁擠和狹小的都市肌理。第一代的房子很寬敞，時常還能容納一些親戚——比如從鄉下上京讀大學的侄子。但到了第三代，房子裏的空間只能容納核心的家庭成員了；有時候甚至狹窄到連走進這樣的一個房子都會讓人覺得不怎麼舒服。

我把這段歷史總結成三點：第一，建築越來越只服務於單一的一個家庭；第二，建築越來越和外部隔絕；第三，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無用的間隙空間。

但是在2010年，用三十年一代的時間來算，第四代建築即將到來。我們提出了新的三點來和以往的三點對抗：第一，也能容納非核心家庭成員的空間；第二，讓居民有更多待在室外的機會；第三，重新定義的間隙空間——我們希望能讓建築重新變得具有包容力。

我們按照這三點設計了我自己的家——中間紅色的房子——我和桃代住在這裏，但這裏同時也是犬吠工作室的辦公室。

這是房子的截面透視圖。在左邊是相當寬敞的樓梯空間，連接了模型展示，餐廳和門廳；而右邊則是和普通房間的一層一層的空間。右邊最上面是我們的卧室，但卧室和一二層的辦公室共享三層的起居室。

這是房屋的外形。其實這個房子就修建在剛剛提到的那種旗子型的土地上。房子隱藏在很裏面的地方，讓我有機會在外牆上做一些很奇異的嘗試。我們在外牆上實驗了一種瀝青薄片，在邊角的地方把它們像包餃子皮一樣捏合起來，所以建築看上去就像是穿了件睡衣一樣，沒有那種鋭利的感覺。

如果你要是走進房子裏的話，可以直接看到辦公室。一邊的樓梯彎彎曲曲，可以通到我剛剛提到的起居室。

在這裏我們把隔壁鄰居的牆面當成了牆紙。上面的材質在中午太陽從南方射過來的時候會產生很漂亮的光影效果。

我們還有一個沒有牆樓頂花園，用來利用我們和鄰居之間的間隙空間，也給我們的室外生活提供場地。

共有城市

然後再來講講我們後面的一本書《Commonalities*（共有城市）》，這本書來源於我對於行為的另外一個關注點：行為是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是不會被某個人獨佔的。我認為這種共同性可以被用來重新塑造我們社會當中的公共場地。所以在這本書裏面我們討論了三點：第一，行為的生產；第二，行為的共同性；第三，行為的相對空間。

*Commonity一詞的本意是“共同性，共有性”，這裏書名Commonalities根據本書中文譯者的暫譯名寫作“共有城市”。本書中文版尚未出版，最後的名稱可能會有變化。

其中“行為的相對空間”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它正好是墨守成規的制度化的空間（institutionalized space）的對立面。

書的其中一章研究了不同的城市的人們是怎樣把空間化為己用的。

比如這張圖就是哥本哈根，即便沒有座位的人也背靠着欄杆席地而坐享受着落日，喝着啤酒彈着樂器。照片裏已經是夏末了，你可以看到騎車的人已經穿上了外套，但坐在那裏的卻只穿着T恤。他們不冷嗎？其實是他們靠着的石頭欄杆在白天吸收了日光之後會緩緩釋放熱量。所以你看這裏熱量的行為和人的行為形成了統一在了一起。

我覺得這種各種要素的行為的統一和合作，正是建築的出發點。建築其實就是將這樣的合作繼續深化，然後用一個物理結構固定下來。

下一個我們觀察的現象是東工大的賞花（hanami）。

就像這張照片一樣，日本人非常喜歡在櫻花時節帶着吃得喝的在花下聚會來享受春日時光。你可以看到這裏不僅是學生，還有周邊社區的居民們。

我們認為這其實是也是兩種行為的結合：一種是櫻花樹的行為，這是自然的行為，它每年都會開花；第二種則是人的行為，並不是我們叫他們來到這裏吃喝賞花，而是他們自己選擇在這個時節走出家門，來到樹下。這是日本社會中最有活力的時刻，大家都放下拘謹變得非常融洽，互相玩鬧。但這其實也是得益於景觀設計：在日本櫻花樹都是連着栽種的，這正是為了在賞花時能夠享受到被成片櫻花覆蓋的感覺。而在國外就很難看到這樣的栽種方法。

除了這樣的研究以外，我們還做了一些公共空間的設計。位於東京渋谷車站附近的宮下公園（Miyashita Park）就是其中一個。公園其實位於一片1964年建造的一層樓高的車庫的屋頂，緊貼東京主要交通動脈山手線，附近是非常繁華的澀谷商業區。

這張是戰時的照片。它被鐵路和河溝夾在中間，原本這塊狹長的土地上有大量的棚户，但是政府擔心引發火災會波及鐵道就將這上面的棚屋全部清除了。此後這塊土地一直作為公園使用，但在1964年舉辦奧運會的時候，因為渋谷當時也承辦了其中幾項賽事，為了服務比賽就在這塊地上建造了車庫。

我們在自己的書《東京製造》中也提到過這個例子。

但是你可以看到，改造前的公園裏非常昏暗和骯髒，女性和小孩都不喜歡來這個地方。我們接到了耐克的委託，他們希望能將這樣的公園改造成新的運動公園。所以我們就和當地政府一道，開始了這個項目。這是我們第一個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夥制）的項目，耐克在其中扮演了冠名商的角色。

這和其他一些由建築師設計的公共空間都不一樣。丹下建三設計了廣島和平公園，這是一個完全公共的項目，由政府發起且由政府買單。

或者是槙文彥設計的代官山集合住宅，雖然它大方地將空間開放給市民並且引入了商業設施，但這是一個完全私人發起，由私人買單的項目。

我們的概念很簡單。這周圍有很多玩滑板，攀巖和街舞的年輕人，他們都需要練習的空間，但不怎麼受居民的待見，所以我們就打算利用公園給他們場地；而場地裏這些20多米高的樹也會被保留，給公園提供完整的遮蔽。

但是事情並沒有想象的順利，項目根本沒法展開。你也知道這是政府和私人企業合作的項目，而這兩方，一邊是西裝筆挺的政府人員，一邊是永遠穿着T恤短褲的耐克員工，兩邊很難找到溝通的共同語言。光是初期設計就花了一年半的時間。但更糟糕的是在這期間一些設計圖被泄露了出去。因為沒有文字解釋，所以很容易被人們以自己固有的成見誤解。結果就是有人開始指責説這又是一個公共空間被企業拿去商業化的項目，甚至出現了左邊這照片裏的抗議。

好在這件事最終還是解決了，公園也順利地建了起來。此外，我們還要解決公園裏的流浪者的問題，讓他們從上層公園中搬出。當地政府為這些人在公園下層街道的地方提供了其實也不怎麼合法的木結構棚子，由政府人員一個一個地勸説流浪者搬到下面去。他們做了非常耐心的溝通，最後當然也成功了。

完成的公園是這個樣子。

因為預算很有限，所以我們儘可能利用了原來公園的東西。一方面我不想要一個全新的公園，另外我希望各種不同的元素能給予人們豐富的感官體驗：比如經過的火車，水龍頭，還有公園裏各種的行為。我們有給年輕人的運動設施，還在這裏做了全東京最長的長椅，吸引了各種各樣的人，有年輕人還會在這裏排練喜劇。這個公園非常成功，不過可惜現在已經被拆掉了。

在2015年的時候我們接到布魯日三年展的邀請去設計一個運河游泳俱樂部。布魯日是比利時的一個歷史遺產名城。

布魯日曾是一個國際貿易港，在13世紀的時候以一場海嘯為契機，布魯日將海嘯留下的溝壑改造成運河將城市與海洋連接起來，造就了它的港口*。但是到了14世紀，這些運河就已經無法承載體積日益龐大的貿易商船了，於是城市的重心從貿易轉向金融，直到20世紀。但因為缺少工業，布魯日不可避免地開始衰落。

* 根據維基百科，這件事情發生在12世紀，並且原因是風暴而不是海嘯。

不過直到70年代，這些當年的運河都還是人們夏日遊泳的好去處。但是77年開始，因為水體的污染，游泳就被禁止了。到了今天，水質已經恢復了，但是人們心中還是對下水游泳有些桎梏。

所以為了鼓勵人們下水，我們打算設計一個漂浮在水上的游泳平台。因為如果只有你一個人遊的話，你可能擔心別人的眼光；但是一百個人和你一起遊的話，這就變成了一種布魯日的文化。

我們決定保留岸邊的樹木。這些小花是本地的植物卻原產於拉丁美洲，是布魯日曾經作為國際港口的歷史的見證，所以我們也想保留它們。

所以我們的目光投在了水面上，最終我們將宮下公園的點子和北約的漂浮碼頭技術結合起來完成了這個設計。

游泳俱樂部在5月20日與三年展同時開放，但是因為沒人願意下到還只有11度的涼水裏，所以我只能拉來當地的合作伙伴們，由我們自己先來試試用看看。

不過到了8月1日的時候已經很熱鬧了，你可以看到有年輕時曾經在河裏遊過泳的爺爺時隔四十年重新回到水裏，教自己的孫子孫女游泳，這就是一種世代之間的傳承。

所以從這個項目中我們發現，其實城市裏有很多潛在的資源，比如運河，但我們和它們之間還有很多壁壘：比如第一道壁壘就是水污染，然後是人們心理的障礙。而建築正是要找到人們心中的壁壘，然後找方法去消解它們，讓資源可以被觸及。這樣就能造就優秀的公共空間。

鄉村災後復興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日本東北災後復興的故事。你們都知道東日本大地震，海嘯和福島的事情，而這個項目的場地正是在牡鹿半島，就處在震中區附近。

這就是牡鹿半島，有着深藏在海灣中的23個濱海村莊，整個區域比較閉塞，村莊互相之間非常獨立。在災後我們作為Archi+Aid的成員來到這裏幫助重建工作——Archi+Aid原本只是建築師之間一起踢足球的羣體，但後來發展成了這樣一個志願者組織。

這是災後的狀況。

我們這時的任務是和村民一起尋找可以用的新居住地。在路上我們看到了這些雪松樹林，它們原本是非常好的建築材料，但是自從80年代之後，美國和加拿大的進口木材用更低的價格打敗了它們，自那之後這片林子就荒廢了。

在這裏你可以看到在人們和資源之間的這層壁壘就是市場。明明有很好的建築材料，但是礙於市場，使得村民無法使用它們。

不像其他的項目，這裏的村莊全部被海嘯毀了，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實際觀察村民的生活。我們只能通過採訪他們，像做民族誌調查一樣通過問題，然後把他們的回答全部都記錄下來，最後畫成圖來還原他們的生活。

這張圖除了還原了村莊的原樣，還添加了新的居住地可能的位置。所以它不光是記錄了原來的生活，還表達了對於未來的期望。

然後在這張圖裏，我們通過和村民共同參與的工作坊，還原了村民使用海濱的方式。因為海嘯之後海濱已經被劃成了不能被居住的區域，所以將這些以前的資料留存下來就非常的重要了。

在交流中我們知道有居民想要繼續在當地居住，於是我們就用這種“核心房屋”的設計鼓勵他去想象未來的生活。在建造的過程中我們使用了一種叫做ITAKURA的傳統建造方式，雖然耗材是兩倍，但卻能更快的建造起來。

這是結構立起來之後的效果，結構連着室內就基本完成了，我們只要從外面添加保温材料和完成牆面就可以了。

一開始雖然是一個小而廉價的房子，但它可以慢慢成長，這就是“核心房屋”的概念。

這是這個漁村60年代的樣子，人和自然和諧的關係，有一些傳統的房屋，也有一些新的外來居民新建的房子，還有一些工棚。如果畫一張截面圖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這些不同的要素都落在不同的高度上。

但是當海嘯之後要重建的時候——日本政府在1945年的時候沒能主導規劃，但現在可以了——政府將最鄰近海岸的地方劃為限制區，只能建設農業和工業設施，不能居住，住宅區必須修建在山上。然後這裏還有一道巨大的海堤用於防洪。

但是在2017的時候，我看到左下角這張照片裏在這裏修建的，卻是和右邊照片裏的東京郊區的一摸一樣的房子。這是因為這些房子是以和東京郊區一樣的方式修建起來的，預先規劃好住宅區，由建造商來完成。

這樣雖然達到了數量的要求，卻丟失了原來山林，住宅和漁業之間的連結。所以我們開始思考要怎樣才能夠對抗我們主流的建築工業，因為它們可能會帶來不好的結果。

為了修復這種連結，桃代和當地的領導一起策劃了漁師學校。這是日本第一個漁師學校，因為以往捕魚是需要魚權的，而魚權和捕魚的技能一樣往往都是在家族繼承的，所以一個外來人沒有辦法成為漁師，但也因此這個行業無法吸引新人，面臨着傳承的問題。

漁師學校是很簡短的學校，一般三到四天，第一天學習怎麼用繩索，第二天學扔漁網，第三天學怎麼烹飪魚。所以更多是體驗漁師的生活。

我們還做了教科書。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斷的瞭解了越來越多當地漁師的生活技能，這讓我們瞭解到我們比起他們其實非常脆弱，還有現代地工業環境是如何地剝奪了我們這樣的經歷。

在東京工業提供了我們生活的所有需求，但所有的一切我們都需要用錢來換。但他們卻能夠從海洋中獲得，或者用東西交換到他們生活所需。但是同時他們又是非常高科技的，他們用手機，用高速快艇和雷達去尋找魚羣，並且熟悉機械——他們是非常混搭的人。

我也想變成他們那樣的人。而漁師學校所傳達的就是這種知道如何去提取資源的精神。我管這種人叫做材人，注意了，這和人材不一樣，人材，或者説是人力資源是一個管理學的概念，代表着管理者的價值觀。現在的學生們在學校裏就總是想要成為人材，這其實是把自己往管理者的標準上培養。看到學生這樣我總是會説，你當然可以把自己培養成人材，但是在這之前你先應該是一個材人。所以我把學生們帶到這樣的環境裏，去學習砍樹，收集野菜和蘑菇，還有如何捕魚。

但是即便有人想學習成為一個漁師，他們也沒辦法在這裏住下來，因為政府將新建住宅的數量嚴格限制在了願意的留下的原住居民的數量。所以我們決定去建設一些住宿設施。通過歷史研究我們發現（下面的截面圖是這個區域的歷史變遷），一些現在種了雪松的地方在60年代前曾經是農田，並且在歷史中不斷變化着作用，所以我們覺得可以在這塊地上建設一個露營地。

於是MOMONOURA村的建設就這麼開始了。我們砍下了場地上的雪松樹，在當地的鋸木廠加工成木材。

而建設本身也被我們變成了一次工作營，因為通過參與建設你能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現在和非政府組織（NGO）一起運營着MOMONOURA村。這張照片裏背景的大房子是我們設計的，前面的兩個小屋是其他年輕設計師設計的。大房子的中央是一個巨大的廚房，旁邊則是寬闊的榻榻米空間用於居住。

我們鄉村的經歷讓我想成為一個“材人”，所以接下來我們又和非政府組織合作，繼續這種“城市-鄉村交換（urban-rural exchange）”的項目。這個組織在千葉的東京成田機場附近的鄉村中運營老人院和日間看護設施等社會福利設施。

你可以看到這裏的地形非常複雜。細小的山谷像手指一樣插入丘陵——這些山谷裏是米田，山丘的上面則是蔬菜農場，而之間的山坡則是雪松樹林。但是這裏的雪松林就和牡鹿半島的一樣，處在無人看管的狀態。左下角綠色標出的這個房子就是我們的場地——Koisuru-Buta Laboratory，它也屬於這個組織，生產火腿和香腸等豬肉製品，同時遊客可以在這裏吃豬肉火鍋——他們同時還為當地的殘疾人提供工作。

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要設計一個什麼樣的房子呢？

在左上角的是場地附近公路邊的商店，你可以看到這些公路兩邊的建築總是委身於一個大停車場的後面，這樣的建築就好像是汽車文化對於農業文化的侵略。但是同時正因為他們的存在，當地農村的產品才能夠被遊客發現。因此，我覺得他們本應該是農業文化的一部分。

我在帕拉迪奧設計的鄉村別墅中也發現了類似的城市—鄉村交換現象。在威尼託大區的維琴察附近的區域就是這麼一個例子。16世紀的威尼斯的貴族和商人們因為奧斯曼帝國佔領了君士坦丁堡而失去了投資的目標，它們只能將投資轉向威尼斯附近的陸上地域。他們建立了很多的農場來種植莊稼，同時興建了這樣的鄉村別墅用於每年特定季節的居住。

這是城市裏的人第一次跑到鄉村裏來，為了讓他們能夠適應鄉村的生活，帕拉迪奧為他們設計了特別的鄉村別墅，他借鑑了古典風格希臘神廟似的立面和柱廊，讓原本不大的別墅看上去很雄偉。

所以我們借鑑了這種設計，在建築物的前方安排柱廊，並把停車場隱藏在了土牆的後面。當然為了讓人能明白這是開放的，我們還是安排了一些停車位在前面。

我們做了這麼一張剪貼畫，把我們的設計和傑斐遜設計的弗吉尼亞大學拼貼起來，兩者能夠被成功的連接在一起。傑斐遜試圖通過用柱廊將鄉村別墅連結起來的創造一種新的校園形式，而我們將16世紀的形式成功地用在了21世紀的設計當中。我們在使用這種形式的時候，同時引入它原本所處的環境，使它成為一個批判性的參照，來反思我們今天在汽車文化中組織空間的方式。

同時透過我們設置的條帶窗，人們可以看到房屋後邊由這個能源組織管理的井井有條的雪松樹，和儲存在後面的柴火。這棟建築在地震的一年之後也就是2012年完成，海嘯後的能源問題讓人們開始考慮從多樣化的來源中獲取能源。因此火爐被重新發掘出來。因此很多人看到這些柴火之後都想買。這個組織從中看到了機會，所以就有了柴火站這個新項目。

柴火站項目中的行動者網絡(Actor Network）

我們也開始意識到重新思考一個物體背後的網絡的重要性。而此時建築的質量不僅是關於體驗，還是關於這種建築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網絡裏面。打個比方，一棟建築是被一個可持續的、還是不可持續的網絡所支撐？

**基於這樣的想法，設計空間背後的網絡也是建築師的責任。**所以在與這個非政府組織討論之後，我們畫出了這樣一張關係圖，把各種要素都囊括了進去。

同時我們也需要將在這個設施中工作的殘疾人囊括進去，消除壁壘。我們在這一步上受到了很大啓發：林木管理的過程中有很多工作充滿了對於殘疾人的障礙。比如劈木頭，但是如果通過右邊的照片機器，那麼即便是殘疾人也可以進行這項工作。這讓我們產生了反思。我們作為建築師提到“無障礙”想到的往往只是坡道這些東西，但是實際上社會中還存在很多很多的障礙，比如找工作。如何解決這些障礙，也是建築師需要思考的事情。

所以我把這個命題帶回了我教書的學校， 和學生們一起研究了從原木到柴火之前的每一道流程，從中找出殘疾人也能夠參與的部分。

我們針對每個工序製作了指導手冊。當然後來經過了這個非政府組織的修改，因為學生們用的詞都太抽象和難懂了。

我們還拜訪當地的林業工廠，當時很大一部分工廠都已經處在停工的狀態，但是機器還在。

最後將所有的東西整合之後，我們完成了為這個非政府組織的新建築的設計（圖左邊的建築，右邊是上面提到的Koisuru-Buta Laboratory）。我們堅持建設所需的木材都來自於場地後面的樹林，因為我們儘可能地利用本地優秀的材料，而不是從通過市場買來自遙遠地方的材料。雖然中間遇見了很多的障礙，我們最後還是設法成功地做到了。

我們説服了當地的工人來幫助我們，最後在距離場地只有30米的地方就找到了我們需要的高品質木材。這塊場地曾經還是紅薯田，所以我們現在也在這裏舉辦治癒農場（Care Farm）。

這是截面圖。你可以看到一排同樣的框架重複過去，看似簡單的設計其實是為了當地的雪松而專門設計的：雪松是相對脆弱的材料，所以我們用相穿插的小構件，而不是一根巨大的橫樑來支撐屋頂。

屋頂的高度從高到低，分別容納工坊空間，老人的日間看護設施，和共享辦公空間。

你可以看到工作人員用這裏的柴火來給整個設施提供熱水。

你可以看到城裏人和鄉村人走到了一起，大家都成為了這裏的一員。

我們在談到日本的鄉村的時候，總是覺得那是個內部成員的小圈子，有些排外；而城市則是開放的，無論對誰都一樣。所以當人們看到日本的鄉村在衰落的時候，雖然有很多人想要搬到鄉村去，卻因為擔心無法融入只能作罷。但我覺得這是對於“成為一員”這個概念的誤解。

所以我覺的是時候重新從建築的角度考慮“成員”這個概念了，讓城市和鄉村的人可以自由移動。所以能在這個設計中看到這麼多不一樣的人聚在一起，我非常高興。

講座原址：https://youtu.be/ncWDaSImO_I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