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米爾·阿明、沃勒斯坦的薪火與中國的“去依附”發展經驗_風聞

文 | 温鐵軍 薛翠

編者按：

       在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薩米爾·阿明離世一年後的8月，另一位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世界體系理論主要提出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教授亦辭世而去。兩位思想家傾其一生的理論建樹和社會行動，為我們留下了豐厚的精神遺產。

       温鐵軍教授及其團隊在繼承和發揚薩米爾·阿明與沃勒斯坦的理論分析與社會實踐的基礎上，一邊重新解讀世界、梳理中國在“世界體系”中依附與去依附的經驗教訓，另一邊堅持從中國鄉土與大眾民主的立場，探索中國未來的另類道路，為南方如何跳出發展主義陷阱提供創造性的思想理論資源，以豐碩的成果向兩位戰士致敬。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薩米爾·阿明

貿易戰為名的中美體制交鋒不斷拓展，終於掀開了21世紀新冷戰之序幕——佔據全球化中心地位的西方政治家明確表達了“一個世界兩個體系”、區隔中國於西方之外的戰略目的。

此刻的中國，即使坐擁世界最大工業產能，即使為了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必須仗劍天下，也難免四顧茫茫……君不見，老冷戰時代自覺抵制“北方”國家剝奪而著稱於世的南方國家思想界與社會運動界正因了無新策而在焦慮之中躁動着。全球深陷亂局之際，一度撐持着“第三世界”另類思考的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和在西方思想界尚有抱薪之力的進步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先後乘鶴西去[3]。大千世界，芸芸眾生。西方中心論引領西化資本主義300年間多少騷客撩人，當下卻僅有權謀術士弄潮於金融政治把控世界！今人放眼全球，法國唯有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猶抱資本論之薪火，美國尚餘小約翰.柯布(John Boswell Cobb Jr.)仍為生態馬克思主義而負重潛吟。礙難再有進步思想家依據革命實踐推出理論創新。

 2012年12月，薩米爾阿明與温鐵軍教授在西南大學

筆者三生有緣，曾經在國內外的會議交流乃至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向左翼思想界泰斗討教: 曾經向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Theory)[4]與反體系運動(Anti-systemic Movement)[5]求教我們創新的“成本轉嫁論” (Cost Transfer Theory)，以及向薩米爾·阿明彙報學習他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與“去依附”(De-linking)思想[6]、探討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和“金融資本內爆”的相關性。[7]

薩米爾·阿明和沃勒斯坦作為前輩，畢生言行合一，一邊從自身解構其所受教的歐美中心主義話語，一邊從年輕時代便投身學生運動乃至躬身於國際社會組織與政治活動，共同鞭撻壟斷的金融資本主義，共同呼籲改變世界，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8]這些改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另類思想創新，正在成為21世紀的中國向生態文明做戰略轉型的理論工具。

2018年8月15日，沃勒斯坦為薩米爾·阿明撰寫的悼念詞中，闡釋兩人不但理念相若，更為改變世界鬥爭中的同志: 

“我們剛開始談話，我們就發現我們觀點是如此接近。我倆都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世界中。我倆都覺得我們必須組織起來摧毀它。我倆都認為馬克思主義思想依然必不可少。但我倆都認為它不是一個教條，需要加以更新。

……我們（四人幫）在某重要問題上看法相同[9]。我想説，這大概佔80%。在處理我們的分歧時，所有問題上都有不同的組合。薩米爾和我的共識最多。隨後年間薩米爾和我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聯繫。他生活在環繞地球的飛機上。我沒有他那樣的精力。但我始終是他在鬥爭中的同志。

這裏只有一場鬥爭。我們必須改變世界。”[10]

     承蒙前輩多年教誨，聆聽對談，激發思辯創新，以重新解讀世界與中國經驗，實屬獲益非淺。我們團隊在繼承薩米爾·阿明與沃勒斯坦的理論分析與社會行動中有所發揚，一邊梳理中國在“世界體系”中依附與去依附的經驗教訓，另一邊堅持從中國鄉土與大眾民主的立場，推動新世紀鄉村建設運動，二十年來踐行理論、聯繫現實，除了探索中國未來的另類道路，也為南方如何跳出發展主義陷阱提供另類的思想理論創新。

     追念前輩面授機宜，諄諄告誡之際，謹以《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2012)、《去依附：中國化解第一次經濟危機的真實經驗(1949-1952)》(2019)、新興七國比較研究(2011-至今)等重大研究中提煉出的成果，向兩位逝去的國際主義戰士致敬。

《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2013)[11]

温鐵軍等 著

東方出版社

2013年版

開宗明義，正本清源。我們在《八次危機》一書的序言中就提到，此書的理論框架是在借鑑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以及薩米爾·阿明的依附理論的基礎上，使用政治經濟學構建分析框架和借用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作輔助分析工具，試圖讓集成創新形成的“成本轉嫁論”成為解構當代中國經濟史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史的主要理論工具。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的主要分析對象是興起於16世紀歐洲的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其中包括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國際體系和地緣文化, 沃勒斯坦認為自人類邁入馬克思所説的資本主義文明階段後, 幾乎所有民族都漸次被核心國家整合到同一個世界經濟體系中來, 形成了 “核心”(core) 、 “半邊緣”(semi-periphery )、“邊緣”(periphery)的結構，通過不平等的交換，半邊緣和邊緣區域的剩餘不均等地往核心區域輸送這一過程中，核心國家地位不斷強化，邊緣國家地位不斷弱化。

雖然沃勒斯坦的理論不是建之於中國經驗之上，但若以當今世界仍然存在的 “核心”、“邊緣”、“半邊緣”的非均衡結構來作進一步深化的分析，可認識到這種結構已經在金融資本全球化之中惡化為 “雙輸”博弈，像中國這樣的邊緣國家和半邊緣國家(亦稱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仍然不成比例地以各種方式向核心國家作雙重輸送。既輸送實物產品形成對西方的貿易順差來推動其貨幣增發，又反過來以不斷累積的貿易盈餘購買西方政府增發的國債，輸送其貿易盈餘回到西方資本市場來促使金融資本愈益泡沫化。

這也為薩米爾·阿明跟我們團隊交流中形成的“金融資本內爆”理論奠定了討論前提。

為紀念薩米爾·阿明，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舉辦了“全球化的歷史脈絡與第三世界的經驗教訓——薩米爾·阿明及其思想遺產的再探討”會議。

誠然，本書借用的“去依附"觀點是阿明在提出第三世界依附理論的基礎上演變而成，據此得以深刻解讀中國20世紀50-60年代去依附的經驗：土地改革與自主工業化。土改後的中國農村，政府以“土地革命戰爭”的名義給4億多農民以自然村為產權邊界來政治性地均分土地，一方面在客觀上使中國的“三農”（農民、農村和農業）對高風險城市經濟“去依附”，進而為全國整體上的金融秩序恢復穩定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以至於毛澤東在城市的金融鬥爭中反覆強調土改的政治性和經濟性功能，反覆強調勝利的保障在於土改；[12]但另一方面，也由此形成了嚴重的制度“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一是對農村傳統土地基本制度的路徑依賴——此後任何政治性分配土地，其產權邊界也都在自然村（後來大部分改為生產隊、經濟社），二是城市資本對“三農”轉嫁制度成本的路徑依賴——此後歷次經濟軟着陸，大都以“三農”作為軟着陸的載體；而不能向三農轉嫁代價的危機都會硬着陸。

該書對20世紀60年代中國遭遇外部投資中輟徹底地實現了“去依附”後，仍然自力更生髮展工業化的經驗作出觀點提煉。雖然阿明對中國去依附的經驗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但那主要是在中國自主推進工業化的階段。如果考慮到90年代後期，中國國內愈益嚴重的產能過剩壓力本是一柄高懸於資本主義世界頭上的 “達摩克利斯之劍”（The Sword of Damocles），則中國這種融入全球化無論怎麼被照搬來的西方話語做意識形態化地包裝，其本質上仍然是在構建了“再依附”（re-linking）關係之後剩餘過量向外輸送的過程。

另一方面，對於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前的發展，不管是沃勒斯坦和阿明，還是任何願意自覺地從發展中國家角度出發考慮問題的研究者都會認為，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 “中心─邊緣”結構下，發展中國家納入的是 “統治─依附”結構，大多數邊緣國家在世界經濟中僅僅是原材料和初級產品的供應者，本國的工業化嚴重依附於西方發達工業國家，邊緣國家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又因發達國家的關税壁壘和國內保守勢力的阻撓而難有成效，以致在政治上、經濟上受制於人。

由此可見，大多數邊緣國家之無法擺脱被邊緣化的宿命，並非其自身落後……。

當前，進一步從沃勒斯坦給出的這個世界體系論的定勢看美國對中國發起的新冷戰，則可知其近年來的矛盾激化的本因， 美國之所以不顧起碼的國際準則以“霸凌”行為來表達其孤獨求敗的“憤怒”，主要在於中國確實試圖按照西方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路徑加入全球自由貿易，但卻被在後冷戰階段已經穩居中心地位的美國當作“切奶酪” 的敵對力量！一是中國為了漸次改出在舊的“邊緣”地位上的過分“依附”而對內提出了產業資本升級的“工業2025”，並且對外提出了產業資本輸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二是為了減少剩餘淨流出及對美元依賴造成的雙重被剝奪而由中國發起組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sian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推出了石油和鐵礦石國際期貨的人民幣結算等。

凡此種種，不離其宗；對過去沒有很好地學過沃勒斯坦著作的中國人而言，美國發起新冷戰的系列言行的確是難得如此直白的“好教員”。

下面的文字，主要介紹我們團隊在繼承發揚阿明和沃勒斯坦等前輩學者的思想之下推出的理論創新之作。

《去依附：中國化解第一次經濟危機的真實經驗(1949-1952)》(2019)[13]

董筱丹、温鐵軍 著，東方出版社2019年版

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1949年新中國成立，當時既要應對民國延續下來的長期高通脹，又要處置經濟發展所內生的新矛盾，通脹一波未平，赤字一波又起。

國民政府1935年的依附型幣制改革等因素，導致民國時期的長期高通脹，工商業利潤趕不上通脹率，遂有96%左右的資本用於投機獲利。我們認為，不論任何經濟體制只要發生惡性通脹就會使製造業的利潤跟不上通脹率，從而迫使產業資本家析出資本進入投機領域。自然，新中國成立後要成功治理這場延宕十幾年之久的危機必須重建經濟和金融主權。那麼，只能通過“去依附”獲得主權，依託國家主權向國債和貨幣做賦權形成國家信用體系，以國家資本替代被民族革命趕走的帝國主義資本和官僚主義資本。這個經驗，適用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不論其處於產業資本最初的原始積累階段，還是21世紀的金融資本擴張階段。

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如何治理建國初期發生的赤字和通脹惡化的危機，不僅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以解殖為目的的民主革命具有普遍意義，對於中國當今困局的化解也具有重要的借鑑作用。當年，中國憑藉政治主權向財政和貨幣體系賦權，對人民生活的最主要的必需品採取“折實”的方式來穩定國家信用，這對於當前發展中國家如何在全球化條件下制定利於本國主權貨幣穩定的國家政策，從而有效應對外部成本轉嫁以及輸入型危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如果説1950年前連續13年的通貨膨脹是西方國家經濟大蕭條代價向中國轉嫁的派生現象，進而演化為民國政府在戰爭和通脹壓力下不斷加深對美元的依賴，成為民國敗亡的主因；那麼，土地革命中新誕生的國家政權不可能依靠外援、更被切斷對美元的依賴、而以國內農村實體經濟的力量成功抵制了城市物價飆升，就可以視為主權國家在漫長的“去依附”鬥爭中所取得的重要的階段性勝利。

總而言之，中國共產黨靠土改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靠增量農產品穩定供給平抑城市物價，成功吸納了因彌補赤字而過量增發的貨幣，最終實現了經濟的軟着陸。此外，中國靠鄉村土改緩解了通脹危機，而大多數沒有開展土地革命的發展中國家至今仍難以從殖民化留下的依附性及其派生的“發展陷阱” 中自拔。對比中國經驗，探尋如何應對此前半殖民地經濟遺留下來的高通脹，歸納其經驗和機制，對深化發展經濟學理論研究，指導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甚至指導世界各國應對通脹危機，都具有重要意義。

新興七國比較研究(2011-至今)

圖為温鐵軍教授與（左）與沃勒斯坦（右）

自從2011年開始，本團隊沿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與反體系運動，以及阿明“去依附”理念，通過調查和國別比較研究來深入探討全球南方遭遇西方危機打壓的經驗教訓，尤其是那些曾經有過較高增長率的國家，更有比較研究的價值。我們選取7個（4+3）國家為案例：巴西、中國、印度、南非，加上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委內瑞拉。7國又分為3組：一是中國和土耳其曾經有過國家資本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 現在處於產業資本階段, 且越發走向新自由主義金融化；二是印度及印度尼西亞存在數量龐大且分佈廣泛的微觀經濟主體, 且與“正規經濟”並駕為二元結構，致使產業經濟難以形成；三是巴西、委內瑞拉和南非乃屬後殖民化國家，始終未完成工業化, 依賴原材料輸出而面臨國際經濟下行週期而遭受嚴重衝擊。

當前金融資本主義在核心國家頻繁爆發危機，並以政治及經濟雙重成本轉嫁方式，導致半邊緣及邊緣國家陷入政治危機，經濟下行，社會動盪。本研究分析以美國為首的核心國近年的戰略性調整，探討其對全球南方的影響。研究指出：能否化解這個伴隨着西方推崇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解殖談判而內生的、具有普遍性的“主權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Sovereignty），乃是二戰後興起的發展中國家“依附”與中國“去依附”的最根本的差別。不論其處於產業資本階段，還是21世紀的金融資本階段。我們重新界定的“反體系”或者“去依附”，大致有現實意義地強調三個研究重點:

一是針對2013年10月美國為首的西方六大金融資本構建貨幣互換協定形成的金融全球化的新中心提出的。

二是對發展中國家金融資本異化於實體經濟通過脱實向虛成為主導的資本力量提出的。

三是針對代表激進發展主義的經濟脱嵌社 會並且形成官產學媒精英結盟排斥大眾提出的。

誠然，二戰後解殖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和地緣戰略格局中普遍地處於從屬地位，因此其發展進程更易受到其經濟上的“宗主國”所主導的國際地緣政治經濟格局變化的影響。遂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追求工業化的進程，一般都會因國內資本和技術稀缺而陷入“外資依賴”，其主權債務主要是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對發達國家形成的。這個過程被阿明歸納為“再依附”。

經濟成本轉嫁是通過國際貨幣及金融制度權，核心國家破除發展中的主權國家對金融資本流動的限制，把全球金融化的風險成本主要轉移給非核心國家來承擔，以此極大化自身的收益；金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爆發使全球經濟進入下行週期，加上資本主義的結構性財富收入分配不平等使中下層羣眾日益不滿，族羣、宗教、區域衝突加劇社會動盪；全球不論何種體制下的所有政府，幾乎都無可避免地面對經濟、社會及政治的多重不穩定。

核心國進行“政治的成本轉嫁”，主要內容是利用幣緣—地緣軍事戰略部署，加上各種巧實力、軟實力的操作，顛覆被核心國視為妨礙自身戰略利益的國家政權，或者使其在軟實力鬥爭中接受西方意識形態化的教育、文化、藝術、理論，潛移默化地實現“去國家化” (De-nationalization)。若遭遇阻力，則以巧實力發起“顏色革命”從內部顛覆敢於對抗的發展中國家……。

競爭對手及非核心國家的政治及經濟不穩定，一方面有利核心國資本趁危機之際先做空再收購有價值資產，另一方面更有利於吸引國際資本回流本國。而此類“去國家化”的作用，即解除其國家調控經濟及管制資本破壞性流動的能力，在民族資本還未具備競爭力時，打壓其相對具競爭力的國家資本，扼殺其長遠國際競爭力。

新世紀以來的20年裏，新興國家經歷了“過山車”一樣的大起大落。

先是因2001年美國因後冷戰階段單極霸權走向反面而爆發雙重危機——以“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泡沫”崩潰為代表的新經濟危機和以“911事件”為標誌的政治危機——造成核心國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雙重流出，遂使有條件容納“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國家出現經濟一度勃興的局面；於是就有被西方跨國公司粗略地歸納出來的概念——“新興經濟體”(Emerging Market)。核心國家危機爆發, 但，緊接着的卻是好景不長，這些新興經濟體近年來又隨2007-08年核心國家的核心——金融資本中心爆發危機造成全球經濟下滑而先是跟着美國量化寬鬆QE (QuantitativeEasing)的漲落而同步發生大起大落；當然也就緊隨美國停止QE的2013年而相繼陷入停滯、甚至落入發展陷阱。

[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著，郭方等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

究其原因，不難發現其經驗過程基本符合沃勒斯坦世界體系論給定的規律：核心國家的所謂的“比較制度優勢”的實質內涵，就是順暢地實現了全球體系的核心地區國家向半邊緣及邊緣地區國家進行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成本轉嫁。[14]

需要提示的是：2013年10月31日，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全球六家主要央行把現有的臨時雙邊流動性互換協議，轉換成長期貨幣協議。根據美聯儲公告，這些互換協議在六國央行間建立起了“雙邊貨幣互換網絡”（a networkof bilateral swap lines），一旦簽訂雙邊互換協議的某兩家央行認為當前市場狀況可以保證互換髮生，那麼有流動性需求的央行就可以按照協議規定獲得來自其他五家央行的貨幣流動性來補足自身臨時性短缺。可將此稱為“新大西洋體系”。

2013年12月18日，美聯儲開始啓動緊縮性貨幣政策，推動全球美元迴流。2014年10月底，在上述新大西洋體系運作滿一年、已經取得調控經驗之後，美聯儲宣佈結束資產購買計劃，全面退出了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在此後美元流動性收縮基本格局之下，上述六家西方主要央行的壟斷體系，將主導全球貨幣金融經濟體系的大分化。進入該體系的貨幣、金融市場將得到流動性支持，以及國際資本評估的“危機底線溢價” ，而無緣該網絡的全球其他所有經濟體，貨幣匯率、金融市場都將受到衝擊。[15]

如此一來，金融全球化時代的西方貨幣體系便形成類似沃勒斯坦世界體系理論所揭示的一個新的“核心—半邊緣—邊緣”格局正在形成：美元依然處於最中心位置，是核心中的核心，與圍繞美元的歐元、英鎊、日元、加元、瑞士法郎組成核心貨幣體系；其餘意識形態兼容的經濟體因可以和這六方央行進行較大規模的貨幣互換，而具有了次中心屬性；而其他依附於核心國、能和核心央行進行有限度貨幣互換的國家，例如墨西哥、巴西(依附於美國)和東盟(依附於日本)等，則成為半邊緣；至於被排斥在外，未能和核心貨幣央行進行互換操作的其他經濟體，則處於邊緣地位。

這個體現金融資本核心內在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初步完成，即成為新冷戰的內涵……。

核心國家金融資本如此反覆洗劫邊緣國家實體經濟，對於金融資本短期來看或許會有好處，但是從長期看，當金融資本把所有的實體經濟都納入金融化的時候，最終將因為多空大戰不能繼續做下去而導致自身的崩潰，那它自身也就走向了滅亡。因此，馬克思主義在提出基本規律的時候早就預見到，當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的時候，就會因金融資本自身的寄生性，而使得它必然是腐朽的、垂死的[16]。

誠如斯言，美國這個金融資本核心國家確實發生股市連漲9年的奇蹟，如此這般地沿着金融資本虛擬化泡沫膨脹的道路迅跑到2019年，終到了世界經濟難以容納的地步，一方面作為金融資本核心的美歐日相繼推出負利率借貸和發債；另一方面，網絡經濟派生的虛擬幣都有對虛擬化的金融資本取而代之的勢頭……。

2016年8月蒙特利爾世界社會論壇，從右到左為：戴錦華教授、沃勒斯坦教授、劉健芝教授。

南方國家與其嘗試在核心國主宰的霸權體系內進行小修小補，期待遊戲規則會因此對新興及發展中國家變得更公平，還不如更清醒地做出新的選擇！也許是到了該真正對獨攬金融霸權的核心國家“去依附”、擺脱附庸關係的關鍵時刻了！

所謂“新”，就要在核心國霸權的壓迫之下靠制度創新來實現對“新幣緣戰略同盟”的去依附，這就要求區域合作板塊中的國家捐棄前嫌、求同存異，締結不同規模的地區性主權貨幣結算體系及區域自由貿易聯盟，努力打造能夠有效弱化輸入型危機的地緣戰略縱深。

自1955年萬隆會議(BandungConference)倡議不結盟運動以來，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局勢中一直處於守勢，只能在先發國家所塑造的秩序與失序中被動應對，甚至掙扎求存。這個情況直至近年新興國家推出金磚銀行（NewDevelopment Bank BRICS）、亞投行等倡議才出現局勢轉變的可能。這些倡議的歷史意義在於新興國家嘗試走出美歐所主導的佈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Woods system)，另立更有利於後發國家可持續發展、平等互惠的全球金融貿易新格局。

建立另類世界體系中國不可能阻止資本主義體系的瓦解。它只能努力在未來的世界體系中保有自己的位置。 

——沃勒斯坦[17]

中國提出“生態文明戰略”作為21世紀新的發展方向，這個試圖改出一般資本主義道路的重大戰略轉型，需要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不過，這種中國特色的舉國體制立即成為西方軟實力攻擊的目標……。

同時，中國也在努力建立相對平等互惠的世界體系，遂有以一帶一路作為其核心戰略。接着，這個重點是與發展中國家“互聯互通”的戰略，也被西方軟實力定為“新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既然一帶一路是一種制度權競爭，那麼決定其成敗的關鍵，是核心價值的話語競爭力。中國必須形成一套內生性的社會公義論述，來應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經在世界上佔據統治地位的民主自由話語及其外推的制度變遷軟實力。

當然，如果中國內部的資本力量為了緩解過剩正在以城市化吸納過剩產能而不顧鄉土文化及資源環境；而官方面臨30年發展主義所帶來的貧富分殊、環境惡化、腐敗不義、道德倫理崩壞的嚴重社會矛盾而束手無策，那我們怎樣有信心使這套“基建發展主義”的語話在海外會有説服力呢？中國既然確立的發展生態文明的轉型戰略，則只能建基於多元化社會的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之中；而構建和諧社會，也只能建立在符合公義的社會財富分配之上。

可見，如果中國缺乏一套內生性社會公義的論述，輸出基建發展主義，不足以挑戰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話語。

在這個方面，最有國際對話的説服力的，是中國2005年針對“三農問題”推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及2017年推陳出新強調的“鄉村振興”國家戰略。

有鑑於此，中國的知識生產者需要繼承沃勒斯坦和阿明的思想遺產，提升一套可以輸出的東方(或鄉土社會)式社會公義論述，才可以把“一帶一路”上升為具有全球意義的戰略性話語。

2004年1月，温鐵軍教授（左一）在印度鄉村調研

在清末以來中國人追求民族自立自強的一百多年的歷史進程中，鄉土社會在國家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傳統社會的內部治理機制受到破壞導致小農破產、鄉村衰敗，就會爆發嚴重的社會衝突乃至農民革命。清政權解體到民國1949年敗亡都存在農民為主體的暴力革命。但，凡是能夠有效利用鄉土社會的內部化機制處理鄉村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就能維護鄉村內部的穩態結構。尤其當代工業化進程，鄉村客觀上發揮了“勞動力蓄水池”作用，國家得以藉助“三農”載體成功實現經濟“軟着陸”，使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間斷的延續了70年。

鄉土社會之所以有相當強大的內部化處理外部性風險的能力，就在於鄉土社會依存於自然界而內生的文化多樣性，而這個基礎性的東方制度優勢，從來沒有被人認識過。

通過基層試驗中漸進歸納經驗，除了在理論研究上着重借鑑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成果，但，必須更多注重中國或東方經濟歷史中最顯出可持續性的農村多元化發展經驗，其中的核心經驗可以歸納為以“農户理性+村社理性”，以此為前提構成社區資源性資產共有制決定的收益分配關係，其比較制度優勢不僅在於能夠使外部性問題得以內部化處理，而且派生的是生態化社會化的有效機制，防止兩極分化。

東方農業社會形成於水利灌溉和災害防治等公共需求，形成的是社區為資源邊界的羣體理性，或者因注重氏族村社的公共利益而不可能是把西方強調的個體利益最大化置於首位。幾千年的東方農業社會與千差萬別的自然界多樣性有機結合，具有相輔相成的傳統，內生性地決定了幾千年都是“多神教”派生的多元化生態文明。據此可以提出東方政治經濟學理論。

換言之，生態文明轉型和“一帶一路”固然重要，但鄉村振興戰略相對而言更有利於提升軟實力，促進國際對話。如果我們繼承薩米爾.阿明和沃勒斯坦的思想來連接和帶動發展中國家，則都需要更深厚的社會公義思想和文化內涵,以應對亞非歐大陸上的多樣民族、多元化文明。

注 釋

[1] 温鐵軍：福建農林大學特聘教授，退休前擔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鄉村建設中心主任、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農村經濟與金融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組建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2013年組建福建農林大學海峽鄉村建設學院, 均任執行院長。

[2]薛翠：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副教授，全球大學（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創始成員，亞洲學者交流中心（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理事。

[3] 薩米爾·阿明辭世於2018年8月12日，法國巴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辭世於2019年8月31日。

[4]參考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第一、二、三、四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5] Immanuel Wallerstein, “New RevoltsAgainst the System”, New Left Review, 18 November-December 2002, p29-39.

[6]SamirAmin,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 Zed Books, 1990. SamirAmin, “A Note on the Concept of De-linking”, Review, X, 3, Winter, 1987,435-444.

[7]薩米爾·阿明，〈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內爆〉，《可持續實踐與鄉村建設》，温鐵軍、周常勇、劉健芝編，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15年。 

[8] “生命故事——全球大學採訪沃勒斯坦(August 2018)”, 

騰訊視頻：

http://v.qq.com/x/page/g0921v2wxd4.html ;

嗶哩嗶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638614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3v4hIZeVno.

[9] 四人幫指的是 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貢德·弗蘭克(Gunder Frank,1929-2005)、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1931-2018) 和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

[10]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 路愛國譯,〈薩米爾·阿明：鬥爭中的同志〉, 《評論》，第479號, 2018年8月15日, https://www.binghamton.edu/fbc/commentaries/archive-2018/479cs.htm

[11] 温鐵軍等：《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

[1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13]董筱丹、温鐵軍，《去依附：中國化解第一次經濟危機的真實經驗(1949-1952)》，東方出版社，2019.

[14] 温鐵軍、高俊、張俊娜，〈中國對美“雙重輸出”格局及新變化〉，《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5(7)。

[15] 徐以升，<從“牙買加體系”進入“大西洋體系”>，《第一財經日報》，2013-12-03。

[16]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徐曦白譯，<結構性危機：資本家或許無法再從資本主義中獲利>，《資本主義還有未來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17]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路愛國譯，〈“中國如何?”〉,《評論》第460號, 2017年11月1日.

https://www.binghamton.edu/fbc/commentaries/archive-2017/460c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