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德問題與中國_風聞

     正如古埃及人感嘆前來向他們討教的希臘人，説他們太年輕了。俄羅斯人也是一個年輕的民族。因此，俄羅斯文學表現出來的多愁善感正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的自尊，敏感的一種表現，他們的心志還不夠恆定，多變、易困惑。此外他們所居住的廣袤，封閉的苦寒之地也捆住了他們的手腳，使他們難以自由的行動，從而有所創造。自然環境施加的另一種限制是妨礙了他們與外部世界人類的交往，不能吸取豐富的營養，來豐富自己的人性，調配自己的人性，完善自己的人性。因此他們的恐懼就不是不安全，而是恐懼處在被人遺忘的角落之中，會給他們帶來鄙陋和長久陷於不成熟的狀態。

     正是在這兩點上，美國人展現了自己的優勢。當美國人的祖先跨上北美大陸時，日耳曼蠻族已經經過了基督教一千年的教化，並且通過十字軍戰爭和阿拉伯文明及東羅馬帝國進行長期深度的互動交流，吸取了豐厚的文明養分，開始步入成熟階段。北美大陸的自然優越性以及航海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地利之便，也便於美國人自如的行動和吸取資源和與外界交往。

     所以，俄羅斯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正因為年輕，他們還有一個廣闊的未來。他們要做的是靜下心來，植根於他們的環境，發展出與他們的環境相適應的倫理教化體系和行動體系，象盧梭教導他們的那樣，真正做一個健全的俄羅斯人，而不是總想做法國人，德國人或英國人。其次通過現代技術的發展，突破自然環境的限制，另闢一方行動的天地。

     現代中國人與俄羅斯人有很深的淵源，作為一個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正是通過十月革命的橋樑，吸取了青春的力量和質樸的生命力，以與一個高度成熟的文明之體相配，起死回生。正所謂文明其精神，野蠻其軀體，使自己有了強大而又明智的行動力，為自己開闢了寬廣的道路。

     德國思想家往往總認為他們處理的問題是整個西方的問題。但斯特勞斯指出這些問題，其實不過是德國的獨有問題。德國從來處理不好前台的自由主義和幕後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平衡，或者他根本就未認識到這一點。

     愛好哲學的民族，不是青春年少的民族，就是衰暮遲年的民族。一個人在青春年少時，偏好抽象空洞的玄想，在走向暮年時，同樣由行動走向內斂沉思。所以，黑格爾説，密納發的貓頭鷹黃昏才起飛。一如我們中國，青春風流的名士談玄學，老氣橫秋的道學家談理學。談論哲學的民族，不勇於行動，不善於行動。不樂於行動。當一個人從哲學，文學轉向倫理學，洞察人性，培育人生的智慧和情感，用有關事實和經驗的科學，培育冷靜的務實態度，堅韌練達的處理事實的能力，他就走向了成熟。

     因此，德國哲學家的誇誇其談就曲折反映出了德國資產階級的不成熟。德意志不像英法那樣，有以統一王權為代表的世俗政治長期的歷史實踐，欠缺足夠的政治經驗去教育資產階級。政治是一門實踐的技藝，不是從紙面習得的，需要的是在實踐中，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積澱。德國資產階級先天不足。而德國無產階級的思想家政治家終結了哲學，精研英法歷史，參透了政治運行的奧秘，反倒傳承了這筆政治智慧。

     我們中國的傳統，政治家的培育離不開經史之學教養。制度的靈魂是人，制度的運轉離不開人性的狀況和人的力量平衡。制度是人性狀況的投射，是人的皮膚，而非人的外衣。健全偉大的政治及其制度的背後是在歷史實踐中趨於成熟的人民及其政治家或政治家集團-睿智務實、熱情堅韌的行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