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揭示了經濟學的貧乏？_風聞

摘要：本期推送的是IDS研究員Philip Mader、東英吉利大學高級講師Maren Duvendack、IDS名譽教授和研究員Richard Jolly以及日內瓦大學助理教授Solene Morvant-Roux發表的2019 Nobel prize reveals the poverty of economics一文。本文指出，就紀念Alfred Nobel而言，三位新的諾獎得主理應獲得經濟學獎。但是，該獎項也揭示出，在性別平等、研究方法、自我反思和對窮人生活的真正洞見方面，現代經濟學學科是多麼貧乏。

首先祝賀三位新得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並向第二位獲得該獎項的女性（也是第一位女性經濟學家）Esther Duflo表示特別祝賀。這對他們成就的認可是當之無愧的，不僅是因為他們對經濟學方法的重大轉變做出了貢獻，更因為他們作為經濟學家在如何思考和旨在塑造世界的方式的重大轉變上做出的貢獻。不過，我們更關注這種轉變的方向。“隨機主義”項目不僅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嘗試，而且還追尋着家長制和行為工程學的規範性議程。此外，我們對某些隨機對照試驗（RCTs）中的科學嚴謹性表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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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對照試驗深刻地改變了經濟學和政策制定

該獎項隨附的新聞稿重點介紹了三位獲獎者如何通過引入和普及實驗方法來幫助轉變發展經濟學。Michael Kremer，Abhijit Banerjee和Esther Duflo借鑑了醫學界的隨機對照試驗方法，並將其用於評估社會政策的干預。他們屬於一個更廣泛的隨機主義者團體的一部分，後者基於兩個組織：Abdul Latif Jameel的貧困行動實驗室（J-PAL）和貧困行動創新（IPA）。

Banerjee和Duflo迄今為止最著名的出版物是Poor Economics，這是一本2011年出版的非自我批判性的著作，書中聲稱通過社會實驗揭示了窮人生活的現實。作者認為，在實驗知情基礎上的小改變，涵蓋了廣泛的主題，相比起過於樂觀的、不切實際的想法，這將有助於穩步改善窮人的困境。

如今，他們的隨機對照試驗方法論主導了發展經濟學。自2003年成立以來，僅J-PAL就領導了978項隨機對照試驗。但是，Martin Ravallion等人也質疑這種實驗能否產生適當的證據，尤其是因為看起來其方法決定了問題。在某些社會政策辯論中，“尋求隨機化的東西”導致了方法論的原教旨主義，隨機主義者經常將實驗（理想情況下是他們自己的實驗）作為唯一真正可信的證據來衡量。並且，隨機對照試驗非常昂貴（通常約為一百萬美元），Robert Chambers指出，這隻會使研究變緩，並且往往無法得出結論性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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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對照試驗的行為負擔

隨機對照試驗為窮人的思考和行為方式以及行為經濟學家的行為方式提供了有趣的見解。例如，當一系列備受矚目的隨機對照試驗無法提供研究人員期望的“小額信貸奇蹟”上的證據時，研究人員很少注意那些微不足道的，甚至有時是負面的發現所帶來的影響。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在數據中一些小的（但統計學上）顯著的行為變化上。其中包括小額信貸在內的服務會鼓勵稍高的創業意願，並減少對“誘惑商品”的購買（Banerjee和Duflo的一種分類，對印度貧民窟的居民而言，如街上的茶和食物）。

問題在於，這些見解並沒有以漸進的方式轉變經濟學範式，並在經濟學的思維上實現更大的現實性和多元化，由此導致了毫不掩飾地再造窮人行為的努力，而這些努力在全球發展中已受到關注。世界銀行《2015年世界發展報告：心智、社會與行為》中確立了一種新的行為範式，即通過引發有針對性的社會規範變遷，通過娛樂進行潛意識營銷，如“選擇設計”（choice architecture）和“助推”（nudge），以及社會壓力和懲罰性條件，以改變窮人的行為。這個想法是“幫助”窮人克服所謂的非理性的“風險規避”，以便變得更具創業精神，或者更具有“時間一致性”，並能未雨綢繆。

但是，這些行為干預措施可能太小，過於簡單化、去權且家長制，並且偏向譴責受害者。行為主義範式將低收入和不穩定的生活解釋為個人行為不當和認知偏見的作用，而不是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更大的結構性不公的產物。並且，個人認知不足也不總是會導致貧困陷阱：富人也會犯錯誤（更多地是用他人的錢來犯錯），但對他們而言，後果要小得多。正如十五位領先的發展經濟學家在去年的一封公開信中説的那樣，隨機對照試驗和行為主義方法的設計實際上忽視了更宏觀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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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方法是否合理的問題

隨機對照試驗方法論和科學複製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其中一個引起廣泛爭議的例子就是Kremer為肯尼亞學童進行的驅蟲工作。

筆者中的某些人尋求與屢獲殊榮的隨機主義者及其工作進行互動，以確保他們的隨機對照試驗立足於現實，但是經歷卻令人沮喪。2010年，同一捐贈者聘用了一個研究團隊，共同研究由J-PAL領導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隨機對照試驗，以探討小額信貸的影響。研究團隊提供了額外的定性資料和廣泛的背景知識，以指導隨機對照試驗的設計。然而，儘管他們竭盡全力進行協作，他們的意見還是被忽略了，J-PAL團隊實施了一般的隨機對照試驗。當研究團隊隨後進行隨機對照試驗的複製時，他們發現數據收集和分析中存在眾多缺陷，且足以使任何發現的有效性受到質疑。他們的複製研究遭到了他們想要回應的Duflo和J-PAL團隊的駁斥。這個例子引發了一個問題，即所謂的隨機對照試驗儘管如此有缺陷，卻如何通過同行評審，並被更廣泛的學術界視為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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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經濟學 Vs. 進步經濟學

早些時候的諾獎認可了對減少貧困和人類發展的廣泛貢獻，特別是同時也是隨機對照試驗批評者的Angus Deaton爵士（2015年）和Amartya Sen（1996年），而二者都在不平等背景下研究減少貧困。但是最近幾年已經預示着一種行為主義的轉向，“助推”理論（‘nudge’ theory）的倡導者並自詡為“自由主義者的家長制” （libertarian paternalist）的Richard Thale在2017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們認為最新的經濟學獎項揭示了現代主流經濟學學科的貧乏。它仍然有欠缺和不足，不僅僅在性別平等方面。81名男性獲獎而只有兩名女性獲獎。就方法論和認識論而言，它仍然很欠缺，只能顧及其一，因為定量分析總是勝過定性方法或是混合的方法，而且狹義的正統框架之外的辯論都會歸為經濟學中的“異類”。就同情心和洞見而言，它仍然很糟糕。

一個21世紀的先進的經濟學應當摒棄行為主義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並將其開拓於那些導致貧困和不平等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問題。真正的發現等待着那些拒絕狹義框架的“貧困”經濟學家。

**注：**從技術上講，諾貝爾經濟學獎不是諾貝爾獎。它是由瑞典中央銀行創立的，並被Alfred Nobel的後代們視作“經濟學家提升公共關係的政變”。經歷批判後，1994年的該獎項被重新定義為社會科學領域的獎項，但大部分仍被授予經濟學家。

文獻來源：

https://www.ids.ac.uk/opinions/2019-nobel-prize-reveals-the-poverty-of-economics/?fbclid=IwAR1B09DI0gZ5rv8HgA04N2KiSWFEL91tp1Zf4Zk3Gl3wHy4UVuwAoG4l_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