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一代九零後，透過網絡寫歌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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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偷你牛

編輯：老月亮

台灣新一代的創作者們在實踐嶄新的音樂行銷模式，“自己的唱片自己錄、自己發、自己賣”，從陳綺貞、吳青峯，再到近兩年的落日飛車、Leo王都是如此。新的音樂產業讓更多獨立音樂人獲得被聽見的機會，和獲得金曲獎的機會。

出生於1992年、上一年剛發第一張專輯的黃宣也站在了金曲獎舞台上，和好朋友餘佳倫一起獲得了“最佳單曲製作人獎”。

黃宣的身份並不單一，製作人、音樂人、原住民、基督教徒……以及 YELLOW 樂團的主唱。

YELLOW 跟我們印象中的獨立樂團有所不同。黃宣14歲就簽了成龍在台灣開的唱片公司，此後一直遊移在獨立音樂與傳統唱片工業之間，參與9m88、彭佳慧、家家等音樂人的製作是他的工作，而這樣的製作水準也同樣用於他自己的創作。

也是這樣的原因，對比我們印象中的草東沒有派對、落日飛車，黃宣的表達不是沉鬱的直抒胸臆，也並非一片氤氲中的肉林酒池，在風格上以 FUNK為基底，混入JAZZ、NewSoul元素，呈現都市種種的光怪陸離、幸與不幸。

藉着 YELLOW 參加上海簡單生活節的契機，我們跟黃宣聊了聊，他是如何在主流與獨立、批判與自我沉醉中間，找到最舒適的位置的。

今年的金曲獎典禮，黃宣站在領獎台上，穿着寬鬆的西裝套裝，兩隻耳朵掛着大圈耳環，頭上頂着牛仔帽。他一邊説着感謝的話，一邊不時地用手扶一扶黃色鏡片的眼鏡，很篤定地説：“我們即將迎來最美好的音樂時代”。

黃子佼在典禮結束之後説的話像是一次註解：“這個時代的好處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被聽見。以前你要是進不了台視、中視、華視，上不了節目，你就是紅不了。現在不一樣了，你還是有機會紅，有機會被大家看到。所以，這是好的時代”。

這句話直接指向了互聯網，在YELLOW成立的2014年，StreetVoice街聲、KKBOX 和 YouTube 早已發展成熟，網絡的出現重新書寫了從前的單向線性傳播——主流公司要你聽什麼就聽什麼，那些並非屬於主流公司的音樂人與樂團，找到了雙向傳導的管道。

年輕的黃宣也親歷過這樣的轉變，14歲的他在一個青少年歌唱比賽中拿了冠軍，又因為表姐在音樂行業中做造型師，認識了當時在英皇唱片做製作人的李漢羣，李漢羣説出了一句伯樂式的話：“黃宣是天生的藝人。”

如果早一些或者晚一些，黃宣很可能成為台灣的花兒或者 TFboys，而那是2006年，正是主流音樂青黃不接、獨立音樂漸漸冒頭的時候。

也有個人的原因，黃宣並不想成為一個模式化的歌手，創作理念與公司有了分歧，主動提出瞭解約。

離開公司後的黃宣跟“伯樂”李漢羣的連接一直沒有斷過，還在唸書的他總是找李漢羣諮詢音樂製作的事，李漢羣也為黃宣提供了很多台前幕後的工作，等到李漢羣和當年滾石的從業者一樣，離開傳統唱片工業，成立了自己的獨立廠牌時，黃宣的製作人加藝人的身份漸漸成型了。

主流與獨立逐漸融合的趨勢在台灣整個的音樂行業中看起來十分順暢，但對於黃宣而言，遊移在兩者中間，摸索到規律並不是太過於容易的事。

2016年，Leo王與 9m88 合作的歌曲《陪我過假日》，剛上傳至網絡沒多久就引起了大量關注，GQ 雜誌當時也有評論他們是年底最好聽的的饒舌情歌。

《陪我過假日》這首歌也引起了黃宣的注意，這樣一夜爆紅的神奇在一眾獨立樂團身上頻頻發生，現在蔓延到了其他類型的音樂上，傳統的唱片製作沒有辦法再定位一個歌手是否會受歡迎了，最重要的是，喜歡這首歌的人是一大批主流聽眾。

黃宣也想試試網絡的力量。“當時我的想法比較極端，想知道如果把我的作品放在網絡上什麼都不做的話，它會發酵成什麼樣子？” 於是，黃宣隨便找了個電動玩具的名字，署名“飛知和五次郎”，上傳了自己的作品。

這並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幸運故事，黃宣調笑道，自己憑一己之力證明了，單單只是上傳作品，只能是沒幾個人關注。

世界這麼大，單憑一個人的力量，沒有足夠的運氣，很難在這片音樂人的海洋裏泛起漣漪。

就像張培仁接受我們採訪時所説的，一個年輕的原創音樂人發行作品，需要具備的能力不只是創作和上傳，還必須意識到設計、導演、音響、燈光、服裝、文案宣傳、售票等流程的重要性。

要在音樂海里浮出來，必須適應業已下沉的工業力。黃宣開始系統地整理自己的作品，用無版權的默片拼接MV，開始研究單曲發發行效果勝於專輯一類的行銷方法，和朋友們連接起來，《不開燈俱樂部》就來自黃宣與餘佳倫的共振，9m88今年的新專輯《平庸之上》，黃宣和 Leo王都參與了製作。

脱離傳統唱片工業、成為獨立音樂人並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給自足，而是在音樂人的合作與共振中，穩穩握住自己的表達。

黃宣把 YELLOW 的風格稱為“CyberFunk”，是對 CyberPunk 的化用，帶着對未來、科技的痴迷，以漫遊者的姿態創作，用他的話説就是：不預設未來，從過程中創造價值。

“漫遊者”在創作中並不會明確地先預設主題，再命題作文，往往是一個氛圍、一個狀態讓黃宣的腦中出現一段旋律，“自然地填了詞譜了曲”。

不過，律動的音樂、隨性的流露並沒有讓黃宣的表達遁入虛無，實際上，他去年發行的專輯《都市病》中的三首歌都指向了現實生活。

《羊皮先生》寫於一場食品安全風暴中，黃宣把這些黑心商人們都比作了羊皮先生，表達自己對於食品健康無法保證的憤怒，《不開燈俱樂部》則重現了都市生活中人類的頹靡和孤寂，暗諷廉價包裝式的速食愛情，“他只是需要一個擁抱，或者一個人，但他自己知道，這是小情小愛，不是愛情——今宵美好就醉今宵”，黃宣説。

但細究黃宣的表達，民歌時代和社運歌曲的遺風並沒有明顯的痕跡，在這一點上，黃宣是自知的。

“如果在創作過程中被期待綁架、被時代綁架的話，有時候作品是很難保持有機和生命力的。”黃宣時常都在建構一個世界觀，建構一個他所創造出來的一個意象、一個世界，“這裏面有傳達一些訊息，可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你吸收到的資訊比我想傳達給你的東西更重要，因為我沒辦法控制別人怎麼想，我們每個人都沒法改變其他人的生命。”

在任何採訪中，黃宣都會這樣直接地表明自己不是批判型歌手，用第三人稱去敍述一箇中性的世界，在聽眾心裏的土壤種下一個種子，不在乎這個種子發出了什麼形狀的芽，甚至去欣賞誤差帶來的不同的美，從創作的漫遊到抵達受眾之後的漫遊，黃宣的新鮮感來源於此。

即使不是誤差，是純粹的錯誤，黃宣也完全接受 。聊起黃宣MV的細節時，老月亮把默片裁剪的《不開燈俱樂部》記成了彩色的，黃宣笑着説：這就是聽覺影響視覺，你能夠容許錯誤的美麗，你就有辦法制造意外的可能。

在黃宣的記憶中，台北總是有一種游泳池的味道，永遠在下雨，永遠在塞車，路上的人上班下班，腳步匆忙，夜晚降臨，就迷失在一片霓虹燈裏，“我的記憶永遠是潮濕的”，他説。

雖然是原住民，黃宣從出生起就一直住在台北。他的父親是泰雅族，母親是阿美族，父母因為到台北來求學而結識，立業、成家，就這樣定居在了城市。

部落對黃宣來説就像是遙遠的老家，小時候同學聽到他是原住民，總是問他“那你是不是跑步很快？” 黃宣很無奈，自己跑步不快，酒量也不大，喝一杯臉就會紅，他不會説民族語言，連阿美族的母親現在也不怎麼會説了。

原住民基因在黃宣身上最明顯的是對音樂的認知，他對老家最深的印象是外婆一邊煮飯一邊唱阿美族的歌謠，母親之前是民歌歌手，姐姐也是木琴音樂家，做音樂人在黃宣的家庭裏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情，並不需要揹負太多的負擔。

在這樣的環境下生長，黃宣從小就覺得音樂是一個令人快樂的東西，可以讓人忘記時間、抒發情緒，甚至塑造畫面，是生活娛樂的一部分。

長大之後，黃宣才慢慢對原住民文化產生興趣，複雜的身份對他來説是音樂又多一元的可能，他開始尋找自己的根，打算在音樂中加入原住民的元素。

金曲獎領獎那天，黃宣對着鏡頭説了一句阿美族話，意為“我愛你”，這是他上台前用心學的，他説，這是特意説給電視機前的媽媽和外婆聽的。

住在台北的人總是會説，台北很小，這些年幾乎沒有什麼變化，這樣的停滯很容易就轉化為年輕人的厭世和迷茫，這樣的情緒好像並沒有出現在黃宣身上。

聊到這個話題，黃宣首先想到的還是音樂和文化。“台北這些年的文化創意開始更橫向地發展，本來也是在一個一直受文化衝擊的狀態裏，近些年的台北越來越能夠吸收其他文化，今天流行韓國文化，明天又流行日本的，最近又是trap了，過幾天説不定日本文化又追上來。”

當然，在這樣的變化速度下，黃宣也會感到焦慮，只不過很少，更多的是新鮮和刺激。正因為沒有了約定俗成、主導話語權的音樂類型，創作者們更願意去嘗試更多的音樂形式，黃宣的觀念有一些“內容為王”，不管台北變不變，世界變不變，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把音樂的品質控制到最好，加以行銷的延伸，而不是隻碰運氣，期待哪一天突然爆紅。

在台灣，跟世界競爭似乎成了音樂人們的共識，身份認同、音樂品類都不是他們現階段會經常考慮的事情，對於黃宣而言，穩定輸出作品，研究視覺與聽覺的傳播，有一天能夠跳出華語圈，讓世界聽到自己的作品，真的很有樂趣——

“還是一定要有企圖心跟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