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 | 文學的德性如何追尋？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19-10-21 08:28
編者按
一地之人文，或許和一方之地理相關。作為蘇中門户、水陸要津的泰州，除了擁有“水滸”“板橋”式的“叛逆”精神，其文脈內還藴藏着一種“親近”：親近自然、親近生活、親近民眾。這既是作者對依泰州而生的“裏下河文學”的評價，又包含了他對當代鄉村文學的期望。在工業化的大趨勢之中，尤其是資本的介入，鄉村的結構，包括倫理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如果我們的文學不能在各種問題的纏繞中思考，從而構成文學內在的辯論性，那麼僅剩的“鄉愁”也只能是某些人的自我陶醉。
本文原載於《小説評論》 2015年04期，感謝蔡翔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裏下河文學”之我見
蔡翔
泰州地處蘇中平原，蘇中多水，又在裏運河和下河之間，地勢偏凹，所以一般又稱此地為裏下河地區。江蘇北部，上古歸屬楚國，宋以後，移民漸多，地方富庶，一時，人文大盛。所謂“水勢迴繞，風氣之秀，發為人文科目之盛”，記錄的，就是當時景象。學術上，有著名的泰州學派，又稱為陽明後學，在推動儒學的庶民化過程中，王艮等人居功甚偉，至今仍有很高的思想研究價值。在文學，則有施耐庵、鄭板橋等，説起《水滸》，或者一句“難得糊塗”，在中國，也算是婦孺皆知了。
時過境遷，但是泰州的文脈，多少還是被繼承下來。泰州多文人，近年，遷居他鄉者甚多，著名的，有畢飛宇等，而在當地，還有更多的寫作者不時湧現，很難説，泰州文人已經形成一個流派，但説是一個寫作羣體，應該不為過。我與這個羣體中人，比如，劉仁前、劉春龍、龐餘亮等，偶有交往，知道他們對寫作，很是用心。現在，他們又在倡導“裏下河文學”，既想重振家鄉“人文科目之盛”，也有他們對文學的一些追求。對此，我是敬佩的，有點想法，也藉此説一説，並請他們指正。
説到“裏下河文學”，或許，要先談一下泰州的文學傳統，其中，有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施耐庵，另一個是鄭板橋。施耐庵自不必説，雄視天下，英姿煥發，一部《水滸》，激盪起的，是世世的“造反”精神，即使鄭板橋，“難得糊塗”的另一面，也是憂患天下的士人傳統，即所謂“刻刻以天下為心”，憂患不得，退而思之，難得糊塗，不過一時激憤之語。坦率説，這一傳統，未必被現在的泰州文人所完全繼承，或者説，想而未必能。這並不是泰州文人的問題，而是目前的大勢，大勢所趨，想要獨挽狂瀾，需要不世出的人物，當然，我希望泰州能有這樣的人物出現。
施耐庵
鄭板橋
這倒不是説泰州文人已經偏離了自身的傳統，話不能這樣説。我倒以為，大多數的泰州文人，走的是另一路，這一路，概括而言，是“親近”二字。親近自然，親近生活，親近民眾。鄭板橋自不必説，即使施耐庵，倘無這親近二字，一部《水滸》，無非風高放火天，月黑殺人夜而已。親近，包含着一種自然正義，一路向下，又有庶民的精神在內。泰州先賢，非獨文學，即使學問中人，也大都具有這一親民傾向，典型者，如泰州學派諸人。這一親近，親近自然，親近生活，親近民眾，又和泰州的地理相關，泰州多水，水道縱橫，置身其中，難免會對世界，生出親近之心。我有時想，一地之人文，或許和一方之地理相關。所謂人文地理，兩者之間，多少也會有些瓜葛。所以，時下的泰州文學，多有漁舟向晚，瓜棚野唱的描寫，或許，並不是完全的偶合。即使喬遷他鄉的作家，比如畢飛宇，作品中，恐怕也能讀出這親近二字的。
至於現代的文字中介，我則以為是汪曾祺。泰州諸作家，對汪曾祺汪先生，是敬重的，不獨敬重，且多有追隨。汪曾祺，祖籍高郵，距離泰州不遠，同屬裏下河地區，文字裏，是有鄉音鄉情鄉誼的。我有時，也會驚詫於他們對汪曾祺的解讀，後來想，或許，他們也是對的。
林斤瀾説汪曾祺是最後一個士大夫，此言一出，幾成定論。但什麼是士大夫，卻少有人追究。宋以後，士大夫多出庶族地主階層，所以，我近年重讀汪曾祺的作品，也慢慢讀出一種庶人的味道，這一庶人，説是小生產者也可以，核心，也就四個字，自食其力，所以傲王侯，樂在其中，自食其力不得，則會憤而反抗。雖不至於揭竿而起，但腹誹，卻會流露在文字裏。腹誹的另一面，正是對自然、生活和民眾的親近與讚美。
汪曾祺
我私心以為，這一傳統是重要的。當年，汪曾祺逆傷痕文學的歷史潮流而動，《受戒》一出，洛陽紙貴。接續的，或許就是“風雅頌”中的頌之一脈。當然，這一“頌”，並不是頌一家一姓之帝王將相，而是對德性的讚美，追尋德性，也正是文學的題中之義。在今天，汪曾祺依然是學院的研究重點，但卻很難説，還是當下寫作的重要議題。也因此，追隨汪曾祺，追隨泰州人文思想中的“親近”傳統，在今天，是會感到寂寞的。但我又以為，一民族的文化的最深層也是最古典的部分，應該是德性，德性需要讚美。這並不為過。
但德性如何追尋，於文學，卻是個大問題，學問中人，可以埋首經典，文學，卻總是要面對現實。因此，就不得不考慮現實的種種變化，否則，就是向壁虛構了。僅此而言，我想，泰州也具有一定的優勢。
在中國，晚近最大的變化，來自大規模的工業化。相對蘇南而言，泰州所在的蘇北地區，工業化起步較晚，但是，後發有後發的好處，泰州文人，恰恰可以近距離地觀察工業化給中國鄉村帶來的種種變化。
這種變化，應該説，已經體現在泰州諸君的寫作中，讀他們的作品，多少也能讀出一種“鄉愁”。在今天，“鄉愁”當然重要，這也意味着我們開始從現代化的迷思中走出，去思考流逝的事與物，包括消失的德性。可是，僅僅有“鄉愁”，又是不夠的，“鄉愁”的重要性只是在於，我們在對“鄉愁”的敍述中，能夠生產出什麼樣的新的思想。
可以預見的是，因為工業化程度的加劇，未來數年，“鄉愁”可能會成為一個流行的文學主題，而隨着中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逐漸成熟，各種議題（比如環保）也會乘勢進入文學。這一點，我希望泰州諸君能夠對此注意。
90年代泰州東進路
我們實際上生活在一個非常悖論的世界，一方面，中國人多地少，而隨着農業現代化，這一問題只會加劇，不會減緩，而如何轉移或者消化農村的剩餘人口，是一個根本的大問題，事關國計民生，無視這一問題的存在，所謂“鄉愁”，很可能成為一套淺薄的修辭，“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固然優美，但解決“生計”問題，卻是中國大部分農民的現實需要。無視這一需要，很可能落入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之中。而且，很可能，這一現代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文學，會以古代“田園詩”的形式出現。
還不僅如此，在文化層面，包括生活方式，鄉村也在發生激烈的變化，鄉村也有網絡，農民也在看韓劇，逛超市，學着去菜市場買菜，也成為流行且習慣的生活形態。因此，簡單的復古或者鄉愁，只是文人的自我慰藉，於現實的鄉村並無太多的關係。而更根本的是，在這一工業化的大趨勢之中，尤其是資本的介入，鄉村的結構，包括倫理結構也正在發生變化，這恐怕是最為重要的。去年，泰州文聯召開“裏下河文學與鄉村倫理”的學術研討會，我以為，是極具理論眼光的。倫理關係的變化，正來自現實的人的交往關係的變化，傳統的共同體形態逐漸解體，市場關係全面介入到人的生活甚至無意識之中。因此，如何重構一種新的鄉村共同體形式，恐怕依然是需要泰州諸君認真思考的事情，而且，此事體大。
不管什麼問題，我們實際上都不可能回到過去，也不可能徹底拒絕現實已經形成的各種關係，包括市場關係。我們只能在現實中思考，而且，形成一種有“節制”的敍述。説文學是一種自由的寫作形態，我並不完全認同，“汪洋恣肆”，害了很多人。真正的藝術，是一種限制中的自由，好的文學，也一定是一種有難度的寫作。
這樣説，似乎有“問題”文學的嫌疑，但哪一種文學沒有問題？對“問題”的排斥，也正是近三十年文學的問題所在。“問題”沒有問題，區別只是在於，好的文學，一定是在各種問題的纏繞中思考，從而構成文學（也是寫作者自我的）內在的辯論性。
假設這一“問題”能夠成立，那麼，我也不希望泰州諸君過於匆忙地將“問題”形而上學化，甚至，不要過於自我。我仍然希望泰州諸君能夠腳踏實地，在“親近”二字中作文章，老老實實地深入生活。
這一文章的做法，也並無什麼捷徑，無非兩條路，一是實踐，二是歷史。
以我對泰州諸君的瞭解，他們大都具有基層工作的經驗。無妨再深入基層，只有在基層的實踐中，才會真正遭遇各種問題的纏繞，這些問題，會矯正我們自以為是的“想象”，然後才可能有一些新的想法。在這一點上，學學趙樹理，學學柳青，也是可以。不要怕被人譏笑為“經驗主義”，今天的文學，恰恰是各種觀念紛紛先行。
歷史當然也是重要的，我們終要知道，我們從哪裏來，或者，鄉村從哪裏來，期間，又經歷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為什麼。而在所有的歷史的變化中，當然包括共和國的歷史。某年，我到泰州姜堰的一個小鎮，那個鎮的展覽館，保留了很多的契約，其中，也有1950 年代農民賣地的文書。那些契約，構成了一部歷史。
而在歷史的温習中，我也希望泰州諸君暫且先放下某種意識形態的偏見，如果有這種偏見的話。而是客觀地看待歷史，即使做不到“瞭解之同情”，也以一種冷靜的眼光，觀照歷史。我有時甚至以為，今天的文學，即使做不到生產一種偉大的思想，那麼，老老實實地記錄下歷史和現實的種種變化，也是好的。
我有時又會以為，一國之根本，在於一國之鄉土，鄉土社會，堆積了數千年的文化記憶，這些記憶很可能起到一種暫時的緩釋作用，使我們在現代化的疾駛中，停一停，想一想。在這一意義上，保守也未必一定是壞的。
這樣説，是要把泰州的“裏下河文學”納入到所謂的“鄉土文學”之中了，對，也不一定全對，要看對鄉土文學如何理解。
費振鍾兄近年一直在泰州掛職，對泰州的鄉間，自是有所瞭解，對鄉土文學，也有自己的看法。近年，我和他數次交談，獲益匪淺。比如説，費兄認為，所謂鄉土，並非鄉村，城鎮的重要性，是要考慮的，換句話説，所謂鄉村文化，並非完全自足的，而是一直在鄉／鎮中互動。我以為是。
中國的鄉土文學，一直有着“村莊”的書寫傳統，這一傳統，在現代，當然是魯迅，“未莊”已經深入人心。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家庭自是基礎。宋以後，小農經濟崛起，家庭間的關係就變得重要起來，所謂倫理，家庭是核心，但延伸開去，就是村莊了，一家一姓之村莊，便以宗族的方式體現出來，但中國村莊，越到後來，越是“大雜居、小聚集”，簡單地説，就是“混居”的形態。因此，農村的階級矛盾，有時，就會以宗族／姓氏間的矛盾呈現。這一點，魯迅的《阿Q 正傳》早有涉及，繼承者，有趙樹理等。當然，很多矛盾，無關政治，日常生活的很多瑣事，體現在村莊的治理之中，而村莊的治理，也就此成為鄉土文學的關注重點之一。這一治理，在不同的思想脈絡中，有不同的理路，有重新強調“鄉規民約”的，也有依託“合作化”，試圖重構一種新的共同體形式，等等。不管怎樣，都試圖讓中國的鄉村重新“組織起來”。而這一切，都建立在晚清以後，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鄉村要不要組織，怎樣組織，什麼樣的形式組織，這些，都是大問題，“裏下河文學”為什麼不能加入到這些問題的思考之中呢？
但村莊不是孤立的，魯迅的“未莊”就並不孤立。看村莊，兩種，一種從世界看村莊，另一種，從村莊看世界。但世界是什麼，有點抽象。於文學，卻是要具體的。或者説，我們要找出世界與村莊之間的一些中介性的聯繫。
費孝通
中國的鄉村，尤其是江浙一帶，城鎮極為發達，鎮，不僅是政治／經濟中心，更是文化中心，説得誇張一點，甚至起到了“組織”生活的作用。費孝通先生考察江村經濟，指出兩點，一是兼業，二是農工。也就是説，中國的農民並不“純粹”，中國的鄉村，也不純粹。兼業或者農工，就有交換關係的要求，生產出集市，而市場，是要早於資本主義的。因此，把鄉土社會寫成一個“純粹”的農民世界，又不一定是貼切的。而再往上，就是縣城了，縣城根植在鄉土社會之中，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説，它是一個“半熟人社會”。縣城、鄉鎮、村莊，各自為政，又相互影響，並就此構成一個完整的“地方”。魯迅，不僅有“未莊”，還有“魯鎮”。因此，我很希望，“裏下河文學”是鄉土，又不僅是鄉土，而是完整地再現一個“地方”的變遷。這個“地方”，由各種抽象的關係構成，而文學要考察的，也正是這些抽象的關係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當然，今天的泰州，變化很大，變化的因素之一，是農民進城，不僅進城，而且還進了大城，農民的流動性，進而形成了文化的交換性。這也是，我所説的順勢中的逆勢，或者將錯就錯的原因之一。我們實際上無法簡單地回到過去，所以，只能在這現實的語境中思考新的可能。所以，在今天，離開城市，所謂鄉土，又是片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