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大戰共濟會：1926年的墨西哥基督戰爭_風聞

文：李騰

2016年2月13日，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對拉美第二大國墨西哥進行了五天的訪問，受到了墨西哥天主教徒的熱烈歡迎。此前的兩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本篤十六世都曾在任期內訪問墨西哥。除了墨西哥著名的瓜達盧佩聖母朝聖地外，20世紀20年代發生的“基督戰爭”也為教宗的到訪賦予更深的意義。從人類歷史上看，遠到“三武一宗”滅佛，近到20世紀蘇聯、蒙古、阿爾巴尼亞等國對宗教的鎮壓，宗教團體與世俗政府之間的衝突不絕如縷。20世紀上半葉，最大的一場政府和宗教組織之間的對抗應當説是1926年在墨西哥爆發的“基督戰爭”了。

若望保祿二世1979年訪問墨西哥並在露天舉行彌撒。按照當時的墨西哥法律，這一行為是違憲的。不過，當時的墨西哥總統波蒂略及若干政府高官也在場。

墨西哥革命：國家動盪中的反教會憲法

自第一批傳教士進入墨西哥後，天主教信仰就被帶入這片土地。經過了三個多世紀的薰陶，天主教在整個墨西哥社會根深蒂固。甚至1810年墨西哥獨立戰爭之時，起義領袖米格爾·伊達爾戈·科斯蒂利亞所呼喊的口號也是“瓜達盧佩聖母萬歲，打倒邪惡的西班牙領主！”。1824年第一部墨西哥聯邦憲法的第三條明確規定，墨西哥的國教曾經是且將永遠是羅馬天主教，同時禁止其他宗教在墨西哥境內的活動。

然而，此後的墨西哥經歷了德克薩斯獨立、美墨戰爭以及法國建立的墨西哥第二帝國，國內局勢一直動盪不安。從1850年代開始，墨西哥許多政府高層都成為共濟會的成員，政府政策由原先的支持天主教迅速轉變為對教權的極端反對。尤其是墨西哥第二帝國的皇帝馬西米連諾一世被槍決之後，政府中的反教權思想迅猛滋生，尤其是在憲法中開始寫入了反天主教的條款。

同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一樣，寫在憲法之中的條款未必就一定算數。迪亞斯獨裁統治期間曾經同天主教會達成協議：保留1857年憲法中的反教會條款，但政府並不予以執行，從而建立了一種默契。獨裁者波費里奧·迪亞斯的下台使墨西哥陷入混亂。經過一番混戰之後，立憲黨的領袖貝努斯蒂亞諾·卡蘭薩在1917年2月5日頒佈了《1917年憲法》，併成為墨西哥第一任立憲總統，

受共產主義、無神論和共濟會等多重思想的影響，1917年的新憲法對天主教會和宗教都持有相當敵視的態度。在這部憲法中將宗教修會和出生在墨西哥以外的神父都視為非法，不允許這些團體和個人在墨西哥活動；規定所有教會財產全部歸政府管理，政府有權限制甚至剝奪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個人財產；而且教會不得從事任何教育活動。更有甚者，墨西哥政府還禁止神職人員在教堂之外着宗教服裝（如神父所穿之長衫白領等），禁止有“反政府嫌疑”的神父舉行宗教儀式；所有神職人員必須在政府部門登記，得到允許後才能在指定時間、指定地點舉行宗教儀式，否則將處以監禁。當時的政治觀察家就指出，這部憲法極大地推動了工會運動在墨西哥的活動，從而形成了一個更為反宗教的政府。

1917年2月5日，墨西哥國會通過了嚴厲限制宗教的新憲法，圖為議員們宣誓效忠新憲法。

共濟會統治下的墨西哥：卡列斯的反教會行動

雖然1917年制定了嚴厲反對天主教的憲法，但此後的兩任總統都未強制執行上述條款。教會和政府之間也相互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相安無事。

好景不長，隨着1924年卡列斯的上台，1917年憲法中的反教會條例。據卡列斯身邊的人回憶，只要不涉及宗教問題，卡列斯都非常理智，“一旦説到宗教問題，他（指卡列斯）就會完全失去控制，臉色變得鐵青，並不斷用手捶擊桌子，以表達他難以遏制的憤怒”。

墨西哥第四十任總統普魯塔爾科·埃利亞斯·卡列斯

1926年，卡列斯簽署了新的“刑法改革法”（又稱“卡列斯法”），專門針對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對他們的“違法問題”進行“徹底的、毫不留情面的解決”。比如，凡是在教堂建築之外穿戴宗教身份服裝的罰款500比索（合當時250美元，相當於一般墨西哥家庭的年收入）；凡教士在彌撒講道或與信眾聊天時表達對政府不滿言論的，判處最高五年有期徒刑（墨西哥城總主教在彌撒講道中對政府憲法中的反教會條文有所質疑，迅即遭到了逮捕）。在全國範圍內核查神父們的出生地，凡是不在墨西哥境內出生者全部驅逐出境。所有神職人員舉行宗教活動必須向政府備案，在得到批准後才能舉行聖事。

在墨西哥各州，許多重要位置也多由共濟會成員把持。比如塔巴斯克州的最高行政長官卡納巴爾（Tomás Garrido Canabal），對前來登記的神職人員無論是否符合規定一概拒絕批准，進而關閉了該州所有的教堂。他甚至下令炸燬了若干修道院和修女院。因此，“執行憲法規定”成為當時墨西哥政府試圖剿滅天主教會的藉口。比如大量修道院、修女院及宗教學校在並非違法的情況下也遭到了關閉。許多教會的建築物、各個教堂中收藏的古董、法器、古籍等也遭到了強制沒收。

墨西哥政府逐漸加強的反教會氛圍也引起了羅馬和國際社會的急切關注。面對政府來勢洶洶，墨西哥天主教會首先採取了和平對抗的方式。1926年7月11日，墨西哥主教團經過協商投票，宣佈於8月1日起在墨西哥全國境內停止所有的公共宗教活動。同年11月18日，教宗庇護十一世發佈通諭支持墨西哥主教團的決定，並強烈譴責墨西哥政府對教會的迫害。與此同時，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數的墨西哥中西部地區也採取了和平抗議的活動，比如拒乘坐公共交通，一些身為天主教徒的教師也不再去公立的世俗學校教課等。

隨着形勢發展，民間抗議規模越來越大，對政府的指責也越加激烈。許多地方出現了公開違背《反公開宗教活動法令》的行為，即使在沒有神父的情況下也仍舊聚集在教堂祈禱。然而，墨西哥政府卻“樂見其成”。卡列斯給駐法使館大使的電報中就明確地説：“墨西哥的反天主教運動是一場政治運動，只有消滅了天主教會才能使人民免受宗教催眠術的影響，才能使我們的政府繼續運作……這樣很好，一年沒有教會的聖事，人們就會把信仰這回事兒給忘了。”

基督戰爭的爆發

從1926年開始，以墨西哥中西部地區為主戰場的基督戰爭拉開了帷幕。這些虔誠的天主教徒大多數是農民，他們認為自己是為了基督而戰鬥，因此自稱為“基督戰士”（Cristeros ），戰鬥口號是“基督君王萬歲”（¡Viva Cristo Rey!）。

1926年8月3日，政府軍圍困了哈利斯科州（當時世界上唯一的龍舌蘭酒產地）首府瓜達拉哈拉市的瓜達盧佩聖母教堂。被困其中的反抗軍一直與政府軍鬥到彈盡糧絕，共導致18人死亡。從此之後，政府的報復性軍事活動迅速在各地出現。8月4日，240名士兵襲擊了米卻肯州的一個教區教堂，當場槍殺了神父和宗座代牧。查奇偉德斯的天主教青年組織的導師桑茲（Luis Batiz Sainz）神父在集會中要求宗教自由，被政府軍逮捕後在公路邊槍決，屍體就扔在路邊上。

在戰鬥早期，政府軍一直佔據着絕對優勢。反抗軍只有舊式的滑膛槍、棍棒、農具等作為武器，高呼着“基督君王萬歲”、“瓜達盧佩聖母萬歲”的口號，試圖收復被政府軍攻佔的村莊和教堂。由於雙方力量懸殊，卡列斯政府並未把這些“烏合之眾”當回事。用哈利斯科聯邦軍隊指揮官的話來説，“這些事情將根本不會被視為一場戰役，只不過是一場狩獵罷了”。

身着印第安傳統服裝的基督戰士，旗幟上是瓜達盧佩聖母像。

在戰爭狀態下，許多神父和天主教徒遭到了殘酷的殺害。其中比較著名的是被梵蒂岡教廷列為真福品（天主教會中封聖之前的最後階段）的蒲彌格（Blessed Miguel Pro）神父。蒲彌格在卡納巴爾統治的塔巴斯克州組織了秘密的“地下教會”，在1927年以莫須有的罪名（企圖暗殺前總統）而遭到逮捕。墨西哥總統卡列斯親自下令公開處決蒲彌格，並希望以他的死來震懾國內的天主教支持者。11月23日，在未經任何審判的情況下，蒲彌格被押到一處空地準備執行死刑。據執行槍決的士兵回憶，蒲彌格從牢房走到刑場時對每一個士兵都畫十字降福，並在行刑前進行了簡短的祈禱。準備行刑時，他一手握着耶穌受難十字架，一手拿玫瑰經念珠，手臂平伸做耶穌受難時的姿態，對着行刑者説：“願天主寬恕你們！願天主保佑你們！我主天主，你知道我良心的清白，我全心地願意寬恕我的敵人們。”行刑隊在他喊出“基督君王萬歲”的時候，向他開了槍。但是第一次開槍並沒有使他直接死亡，於是一個士兵走向前去補了一槍。

卡列斯要求將蒲彌格行刑的照片刊印在全國各大報紙上，希望以此來威嚇天主教徒。然而，這些照片卻大大地激勵了天主教徒們的信仰。給蒲彌格送殯的教友多達4萬人，而也正是在蒲彌格事件之後，基督軍團的活動更加高漲。

Francesco Vera 神父在做彌撒時被政府軍發現，立即執行了槍決，神父當時身上還穿着舉行彌撒聖祭的祭披。

雖然墨西哥主教團以及天主教會的高層人士從未正面讚許過“基督戰士”們的暴力活動，事實上卻形成了一種默認。一些人員甚至直接參與到鬥爭當中。1928年，退伍將軍恩裏克·格勞斯梯耶塔（Enrique Gorostieta）加入了基督戰士們的軍團，使反抗武裝的力量迅速壯大。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民眾也加入到基督軍中，使他們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許多婦女以聖女貞德為榜樣組成了後勤部隊，為戰士們提供補給、武器、情報並照顧傷員。許多基督軍使用的武器彈藥都是靠這些婦女用堆滿糧食或土石作為隱蔽的手推車推回來的。

尾聲

在美國大使門羅的斡旋下，墨西哥政府最終與天主教會達成了妥協。1928年9月，國會新任命的埃米利奧·波特斯·吉爾（Emilio Portes Gil）代總統向美國記者表明，如果天主教教士們願意的話可以恢復他們的宗教儀式和其他活動，但是必須遵守墨西哥的法律。隨後，流亡中的墨西哥大主教傅勞萊（Leopoldo Ruíz y Flore）回應説主教們並不要求政府撤銷法律，只懇請政府“仁慈地”免於執行其中的苛刻條款。1929年6月29日，沉默了三年的教堂鐘聲再次在墨西哥國土上敲響。

基督戰士以瓜達盧佩聖母像為他們的旗幟

許多陰謀論者常常以共濟會的存在來解釋當下世界局勢問題，也常常被大眾視為奇談怪論。但是，就20世紀上半葉的墨西哥而言，共濟會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卻是真真切切的。墨西哥第70任總統比森特·福克斯·克薩達（Vicente Fox Quesada，2000-2006）曾説：“1917年之後，墨西哥被一羣反天主教的共濟會員所領導。他們試圖激起貝尼託·胡亞雷斯總統在1880年代的反教權精神。但是，1920年代的軍事獨裁者比蘇亞雷斯更為殘酷。”

在卡列斯被迫下台之後，他所指定的繼任者也是共濟會成員。埃米利奧·波特斯·吉爾曾經向來自蘇格蘭的共濟會同志們宣稱：“反對天主教會的戰爭不是現在才開始的，這場鬥爭是永恆的。這場鬥爭在20個世紀之前就開始了。”他對這些成員們保證自己將繼續嚴格執行反宗教的憲法，用最強大的力量去“捍衞良心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