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弗裏德曼的模範生”何以突然“掛紅燈”？_風聞

儘管在不論全球哪個角落的左、中、右翼眼中，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都是個不乏批評且充滿爭議的人，但在純經濟層面他卻一直受到方方面面的好評：自他執政以來，智利經濟一直以自由、開放著稱，經濟結構均衡，發展平穩，基礎設施完善，貧困率不足兩位數（這在整個拉美幾乎絕無僅有），衞生、教育等方面福利健全——而這一切均建立在大規模放鬆經濟管制，和堅決推行全面市場化經濟理論的基礎上。自皮諾切特時代至今，智利一直遠離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自1973年的“石油危機”至2008年的“次貸風暴”，這個取代20世紀初靠農業立國的阿根廷，享有“拉美唯一發達國家”聲譽的全球最狹長國家幸運地躲過一次次全球性經濟危機，並令人驚訝地至今保持着2.5%的經濟增速。

正因如此，智利才成為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名自由派市場經濟學家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極力推崇的“市場經濟模板”和“實驗室”，近半個世紀以來屢屢在大小考試中交出“全優”答卷的智利，也因此被稱作“弗裏德曼的模範生”。正因如此，儘管皮諾切特時代早已時過境遷，智利卻仍然不時湧出拉美罕見的右翼民粹派政治家；也正因如此，直到一週前，現任智利總統、又一位“智利土特產”的右翼民粹派政治家皮涅拉（Sebastian Piñera）還怡然自得地援引這些“優異考試成績”，為自己受到廣泛質疑的一個“小小改革舉措”充滿自信地迴護、辯解，認定“料也無妨”。

這個“小小改革”的內容，是將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地鐵的高峯票價，從目前的800比索升至830比索，如果摺合成歐元，這個升幅僅是小小的0.03歐元，且上漲後的票價也不過區區1.04歐元而已，而聖地亞哥地鐵則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公交系統之一，擁有7條線路，運營里程達140公里，每天客流量高達300萬人次，這對於一個有760萬人口的大城市而言不啻主動脈血管——而智利人口的1/4居住在這座城市。

在自信的皮涅拉看來，如此微不足道的票價變化，對於福利健全、“抗擊打能力”久經考驗，自1973年以來罕見社會動盪的智利而言，根本不足以引發任何風吹草動，因此儘管反對黨、甚至執政黨內許多人不斷髮出預警，他仍執着且按部就班地試圖在10月21日，將這個“小小改革”方案訴諸議會表決。

然而“小小改革”卻在剎那間掀起了“巨大風暴”：智利自1973年以來最大的社會動盪，倏忽間從天而降。

從10月18日起，成千上萬的智利人走上街頭，抗議在皮涅拉眼裏“微不足道”的地鐵漲價，整個週末這座城市都陷入癱瘓：數十家超市和加油站被洗劫或焚燬，若干汽車在街頭被點燃，全部7條地鐵線路和78座地鐵站被迫關閉。

自1990年皮諾切特下台後，智利士兵第一次在自己國家街頭荷槍實彈地巡邏，但騷亂卻仍然彈壓不住，並從聖地亞哥擴展到智利其它16個地區。據智利警方當地時間10月21日稱，軍警已在全國範圍內逮捕2151人，迄今已有12人死於大火或搶劫，另有239名平民和約50名軍警在衝突中受傷。

顯然被打了個措手不及的皮涅拉直到21日才姍姍來遲地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在最後關頭“謙卑地傾聽民意”，取消了原定當天舉行的地鐵票價“微調”表決，但事態並未因此平息下來——風暴的中心地鐵線，全部7條線路中僅一條在當天全面恢復通車，當局表示，約2萬個工作崗位受到此次事件直接影響，而向來平穩的智利股指，本週第一個交易日就跌逾4%。

一言以蔽之，智利這個“弗裏德曼的模範生”，卻無巧不巧地在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出爐後沒幾天，掛出一盞醒目的“紅燈”。

這是為什麼？

事實上，“皮諾切特+弗裏德曼模式”早在幾十年前就受到許多質疑，質疑的焦點，是在“自由市場”光環下，對財富向“大人物”肆無忌憚集中的漠視、放任，甚至鼓勵：根據拉美及加勒比經濟委員會（ECLAC）不久前出爐的一份報告顯示，智利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國內GDP總量佔比26.5%的財富，在另一份聯合國“社會經濟平等”排名資料中，智利在全部上榜的128個國家中，“社會經濟平等”排名是第113位，比很多公認財富“極為不平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有過之無不及。

警報聲並非僅僅來自境外。

智利國家統計局今年稍早的數據顯示，智利年人均工資為40萬比索（約合498.95歐元），而最低工資線卻也高達301000比索（約合375.46歐元），這種“絕大多數人都是平等且卑微”的所謂“黑格爾式平等”，意味着看似富足的社會結構卻建立在沙灘上，意味着表面的平靜之下，隱伏着巨大的不安和躁動。

於是“小小的票價上漲”何以吹皺一池春水的奧妙便呼之欲出：智利聖地亞哥迭戈.波塔利斯大學（Université Diego Portales）研究結論表明，交通開支佔普通智利家庭總開支比重的30%左右，而對於“最富的1%”，這一佔比僅有區區2%。

自“智利模式”誕生以來，世行、IMF和形形色色“弗裏德曼模式”的追隨者，一直試圖用智利這個“弗裏德曼的模範生”為例，在拉美乃至全球新興國家中推銷這種“管制越少越好、市場越多越好”的模式，儘管這一“包治百病的萬能藥”在隨後歷次拉美金融危機的IMF    /世行紓困行動中破綻百出，令絕大多數膽敢受用這劑“虎狼藥”的拉美、非拉美國家上吐下瀉，有些至今都難以恢復元氣，但即便懷疑甚至反對者，也普遍未疑及“模範生”本身。此番“模範生”高高掛起的紅燈，其本身的直接影響或能很快通過“補考”和“平時底子”予以彌補，但其深遠影響卻不容低估：神話的突然幻滅，往往比神話本身更富有戲劇性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