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高原是如何在經濟上連接漢地的？_風聞

從2022年冬奧會舉辦城市之一的張家口出發，向北走去，有一條古商道路線——張庫商道。

奧運指日可待（圖片@圖蟲·創意）

這條商道在明清近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溝通內地和蒙古草原的重要商道。其從張家口出發，直抵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後向北還延伸至恰克圖，向南延伸至北京、天津，成為連接俄國、中國和蒙古地區重要貿易路線，是一條將華北與更曠闊世界連接的草原絲綢之路。

從隆慶和議到清軍入關

明朝從立國開始，便與北方的蒙古人保持了長時間的敵對關係。雖然此間也有斷斷續續的互市，但明廷更多的時候，還是倚仗在北疆設置的九邊軍鎮來抵禦蒙古人的侵襲。

和蒙古人的長期敵對在明前期極大消耗了明朝的資源

而這代價極大的敵對政策主要也是元末明初的延續

隨着隆慶和議的簽訂，俺答汗接受明廷敕封，雙方開始互市，明蒙才得以暫時緩和長期的敵對關係，實現正常化，而長城沿線的經濟交流也日趨增多。也是從這時起，長城沿線的張家口作為溝通內地和草原的貿易口岸，也從“極目荒涼，諸物不產”偏僻之所，逐漸成長為北方重要貿易市鎮。

和議之前，這裏就是蒙古大軍直搗京師的捷徑

所以長期的戰爭也使這一地區殘破不堪

其實即使是在明廷嚴厲管控邊境貿易的時候，仍然有邊民、士紳、官兵等邊塞社會人員積極參與走私。只要是蒙古人所亟需的日用品，在蒙古就不愁沒有銷路。清康熙年間的多倫會盟，蒙古貴族一致請求康熙帝開放草原貿易，以滿足草原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遊牧經濟相對單一，且相當不穩定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自給自足，斷絕貿易對其是沉重打擊

（圖片@圖蟲·創意）

當時蒙古高原地區由於經濟發展落後、生產力不高，又缺乏貿易交流，因此糧食、布帛、茶葉等日需品資源十分匱乏，尤其是鐵鍋這樣的鐵製品。起初明廷認為鐵製品因可重新改製為兵器，故其一直屬於明廷管控對象，但最後明廷證實一般鐵製品（如鐵鍋）等難以重新打造為兵器，從而正式放開了鐵鍋流通管控。

這在當年也是戰略物資了，不過優質鐵礦多產自東北

所以當遊牧民族控制東北時，中原王朝就很被動了

（圖片@圖蟲·創意）

明人主要通過出口蒙古人糧食、布帛等以換取馬匹這類重要的戰略資源，史載“南京羅緞鋪、蘇杭羅緞鋪、潞州綢鋪、澤州帕鋪、臨清布帛鋪、絨線鋪、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里許，賈皆爭居之”。

由於天生的機動性

蒙古人在駐牧與遊牧，互市與戰爭之間切換也很方便

聽説開關互市了，邊關也必然迅速聚集起大量蒙古人

（圖片@圖蟲·創意）

另一方面，明廷對馬匹的需求度，也絲毫不亞於蒙古人對生活用品的需求。張家口開市幾年內，馬匹交易總額便從每年2000匹上漲到了3.5萬匹。很快，隨着張家口馬匹交易市場規模不斷增大，到萬曆年間，已經成為九邊中重要的互市場地。

不過這類互市往往有弄虛作假的問題

由於是官方之間的大規模採購

那麼真馬假馬良馬劣馬等就會相互夾雜，還價格不菲

所以這和平，一定程度上也是花了大價錢的

（圖片@圖蟲·創意）

17世紀上半葉，東北的後金開始崛起，其擊敗蒙古的林丹汗後，為獲得日常所需的商品，也開始假冒蒙古人與明人進行互市。

清軍入關以後，隨着長城內外的內地和蒙古高原都歸屬於清朝皇帝統治下，對峙狀態不復存在，和平穩定的政治局面給雙方的貿易掃清了敵對壁壘。

清朝能一統長城內外

也是靠了複雜多樣的政治制度安排

明朝在這方面顯然難以實現

（地圖來自《中國歷史地圖集》）

貿易對於清朝控制蒙古高原諸部落也有特殊的意義。

清朝嚴禁蒙古諸部的交往，以免在高原上形成同盟，同時也限制蒙古人至中原內地。有意識地放開商人在蒙古地區行商的限制，對於滿足蒙古王公牧民的需求，維持高原上的穩定，有重要意義。

商人在路上需要歇腳，

張庫大道上的伊林驛站就是重要休息點之一

（圖片@圖蟲·創意）

鑑於內地與蒙古地區的貿易利潤如此豐厚，在利益的驅動下，越來越的人前赴後繼趕往草原經商，社會上也很快催生出一類專門從事對蒙貿易的商人羣體——旅蒙商。據統計，清代活躍的旅蒙商多達兩千餘家，計四十萬人。

旅蒙商代表之一的“大盛魁”

其發家之時的創辦人就有山西太谷人士

太谷城內也存在着不少晉商商號

（圖片@杔格）

旅蒙商道

當我們追逐旅蒙商人的腳步，可以明確看到清代北方三條重要的貿易路線。

第一條：從張家口出發，經過伊林（二連浩特）、庫倫（烏蘭巴托）、南北恰克圖通往俄國的西伯利亞，這就是張庫大道主線。

第二條：經張家口、多倫諾爾，通往貝子廟（錫林浩特）、昭烏達、呼倫貝爾等地，為東北方向；

第三條：以歸化城為始點，經阿拉善高原，通往伊犁、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地，為西北方向商路。

通向東歐的大動脈

二連浩特和錫林浩特是兩個關鍵性的中轉站

（圖片@杔格 山西博物院）

雍正五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後，張庫商道的北段終點也順勢延伸至中俄邊境的商埠——恰克圖，而旅蒙商貿易也因此進入黃金時期。“百貨雲集、市肆喧鬧”“漠北繁富之區”所講述的便是張庫大道北方終點恰克圖的繁華景象。

恰克圖與買賣城，合成雙城

這一區域也成為對俄貿易的主要中轉點

（1851年地圖，圖片來自wikipedia）

恰克圖開市之初，各類絲織品是清朝主要出口商品。但是很快，因價格低廉、穿着適宜而受到俄國人廣泛歡迎的中國棉布在貿易結構中的佔比也迅速上升。到乾隆朝後期，中國出口總額有三分之二是對俄出口的棉布。另一方面，受到中國人熱捧的俄國西伯利亞毛皮也在18世紀牢牢地佔據了對華出口市場。

俄國人雖然相對無緣海上貿易

但橫穿西伯利亞也成功接入了中國市場

這個小小的貿易點撬動的是東亞與東歐兩大市場

在中俄貿易過程中，俄國東部邊疆的人們接觸到了茶，他們很快再也無法離開這種來自東方的神秘飲品，無論是紅茶，還是綠茶，都漸漸成為俄羅斯人家庭所必備的飲品。

商人妻子品茶畫作，進貨順便給老婆帶一份

（圖片來自wikipedia@Boris Kustodiev）

這樣龐大的茶葉需求，也進一步刺激了恰克圖貿易的發展，進入19世紀後，中國產的茶葉獨佔恰克圖貿易的鰲頭，成為對俄出口最大宗的貨物。到1847—1851 年，俄羅斯從恰克圖進口貿易總量中有95%是茶葉。清朝被迫因鴉片戰爭打開國門後，俄國人還積極在中國開設茶廠，使茶葉生產進入了工業化時代。

整個歐洲（包括俄國）對茶葉的需求都在增長

從中國經西伯利亞陸運是一方面

從海路運至俄國黑海港口也是一方面

（黑海之濱，巴統的茶葉倉庫）

（圖片來自wikipedia@Sergei Prokudin-Gorskii）

張庫商道北路恰克圖貿易的發展，也促進了西伯利亞地區的經濟、社會、城鎮的發展，而俄國政府為了進一步獲取毛皮，也加大了對西伯利亞的開發。一個副作用是，清朝企圖通過把持俄國貿易命脈來抵禦俄國對清朝北疆邊境的侵擾，卻造成了他們對東方越發貪婪的開發。

畢竟離不凍港已經很近了

俄國人是不可能滿足於外興安嶺以北的

但這對旅蒙商人的影響暫時還沒有體現。通過張庫大道的貿易，這些人把持了茶葉種植、生產、加工、運輸、銷售等多個環節。而恰克圖，也被當時的西方人譽為“沙漠威尼斯”。

恰克圖的三一大教堂遺蹟

（圖片來自wikipedia@Аркадий Зарубин）

旅蒙商羣體對蒙地的影響

面對如此廣闊的市場，山西商人選擇了奮力開拓。從明末開始，大批晉商趁勢崛起，逐步壟斷了旅蒙商貿易。尤其是“大盛魁”商號，不但是晉商中的典型代表，更是得到了清廷官方的支持，有着政府背景。

晉商首先要走出山西，先讓自己的生意遍佈內蒙

受到清廷政策扶持的旅蒙商獲得了一部分特權，有權壟斷蒙地的經營，甚至有權給邊疆軍隊供應糧餉，一度可以代替清政府在部分蒙地收繳賦税。但旅蒙商所獲得的特權也並非沒有限制，比如説旅蒙商雖然能獲得在蒙地合法經商的 “龍票”，但這種蓋有皇帝印璽的“龍票”數量非常有限，普通商行難以獲得。

同時，旅蒙商還和蒙古王公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不少蒙古王公前往北京朝覲皇帝的路費，便是由那些旅蒙商代出，只不過是以高利貸的形式。

比如類似張家口大境門一類的長城關口，

為當時諸多蒙古王公進京面聖的必經之地…

（圖片@杔格）

此外，旅蒙商在蒙地開展的賒欠借貸業務，也需要蒙古地方政府出具一種憑證，上面寫着：“父債子還，夫債妻還，死亡絕後，由旗公還。”將蒙古王公的命運和普通牧民的命運結合在了一起，一旦王公們作出擔保，就必須負責欠債的追繳，不然就要拿自己的財產進行賠償。

在旅蒙商人的經營下，不少蒙古王公和普通蒙古人都與複雜的商業高利貸綁定在了一起。

清朝在長城以北遍設盟旗

在政治制度、宗教方面將蒙古族的活動逐步固定化

一方面削弱其遊牧特性，一方面使商業更加容易展開

（圖片@《中國歷史地圖集》）

可以理解的是，在茫茫草原放貸，債務人隨時可能跑路，風險確實很大，商人們抬高利益本無可厚非。但在清朝的制度下，牧民其實已經與土地嚴格綁定，沒有了舉家逃跑的機會，繼續沿用明代的思維放高利貸，便會讓這些人不堪重負。

遊牧民族的定居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但是在進入近代後速度大大加快

除了內蒙，外蒙古的定居化也很迅速

（1972年，烏蘭巴托附近的蒙古包片區）

（圖片來自wikipedia@Vadas Róbert）

為了償還高利貸，迫使不少蒙古牧民只能拿出自己的牲畜抵還，畜牧業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

但旅蒙商貿易的發展，也帶動了一系列草原城鎮的興起。到乾隆朝初期，歸化城、多倫諾爾等地均發展成為了十數萬人規模的大型城鎮，旅蒙商則以這些新興商業城鎮為中心，在蒙地草原組成了一張龐大的貿易網。

俺答汗笑而不語

（圖片@圖蟲·創意）

同時，旅蒙商還改變了蒙古地區單一的畜牧業結構，逐步衍生出了手工業、商業、服務業等多元化經濟，豐富了蒙古人的經濟社會生活。

鴉片戰爭以後，隨着各種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旅蒙商逐漸在蒙古地區失去了經濟政治特權，在商業活動上漸漸落於下風，失去了貿易市場主導權。

19世紀後期，以列強洋行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勢力已大舉侵入蒙古內陸，旅蒙商迅速被排擠出蒙地市場。而幾個世紀的貿易動脈——張庫商道，也不復能見駝鈴聲陣陣的景象。至於在蒙地久負盛名的“大盛魁”商號，也在20世紀上半葉正式關張，成為了令人唏噓的歷史見證者。

張家口的諸多商號、銀號也漸漸被外國洋行所代替

（圖片@杔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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