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開創新中國和平外交事業_風聞

1949年上半年，毛澤東先後提出了三條基本外交方針，並形象地概括為：“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

這個“三位一體”方針的提出，主要是基於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勝利前夕所面臨的國際形勢的清醒判斷和現實考慮。歷史證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黨的領導人，全面有序地推進這些方針，中國所尋求的主要外交目標基本上都得以實現。以此為基礎的新中國的以和平為基調的外交事業在曲折中與時俱進，從而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十分有利的外部環境。

毛澤東強調不同社會制度國家是可以和平共處的

新中國成立後，以“一邊倒”為重點的外交使中國不僅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交，還先後和十幾個民族獨立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建交。1950年2月，中國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解決了當時急需解決的國家安全和外來經濟援助問題。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不但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而且站穩了。

但是，朝鮮戰爭的爆發，使新中國的國家安全又開始面臨新的、日益上升的壓力。隨着中美兩國在朝鮮軍事對抗的展開，美國對中國的敵視政策發展為全面的遏制政策。1951年1月12 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國防部長提出一份備忘錄，按照這個文件精神，美國繼續阻撓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糾合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禁運，企圖阻撓西藏的和平解放，加強對台灣的國民黨軍事力量的支持。

為了創造一個和平的環境，以便集中精力搞建設，在抗美援朝勝利的大勢已定的情況下，從1952年起，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實事求是、審時度勢，着手推進對外“和平統一戰線政策”，即外交着眼點不只侷限於簡單的兩大陣營的劃分，而是把創造有利於國家建設的外部環境置於優先地位。1953年12月，中國首先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張不同意識形態的社會制度的國家，在相處中實行對等的約束和自我約束。它不僅包含了處理國家間政治關係的原則，同時也包含了處理經濟關係的內容。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結束“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方針，努力創造條件，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英國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家之一。出自於香港問題等實際利益的考慮，英國一直謀求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但由於英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曖昧態度，以及追隨美國參加朝鮮戰爭和對華禁運，兩國關係沒有取得多少進展。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英方主動向中方示好。從最大限度團結願意和平的力量的願望出發，周恩來也作出了相應的友好表示。1954年8月，以英國前首相艾德禮為團長的英國工黨代表團訪華。

1954年8月24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代表團一行並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的談話。

艾德禮可以説是毛澤東的“老朋友”。1937年11月1日，毛澤東和朱德在新西蘭記者貝特蘭的協助下，致函時任英國工黨領袖、後成為英國首相的艾德禮。信中寫道

【“我們想代表中國向貴黨尋求任何有可能來自英國的實際幫助。”“我們相信，當英國人民瞭解日本在中國所犯下的惡行後，就會選擇和我們站在一起，選擇以你們的名義幫助中國人民，並選擇督促你們的政府來防範這個很有可能給英國帶來同等、甚至更殘酷威脅的敵人。”】

信件結尾還寫道：

【“反法西斯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和平民主戰線永存!”】

貝特蘭特意在信中附上一張字條，提醒艾德禮要妥善保管這封信。或許是貝特蘭的字條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艾德禮已經意識到了毛澤東的重要性，這封信被悉心地保存了下來，直到2015年由艾德禮的親屬委託拍賣。據報道稱，蘇富比拍賣行的書籍和手稿專家加布裏埃爾·希頓表示，毛澤東寫信尋求英國對中國抗日的支持是其早期參與國際外交的卓越事蹟之一。

1954年8月，毛澤東歡迎時任英國工黨主席的艾德禮(左)訪華。

毛澤東的談話首先回顧了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中英關係的發展。接下來客人問道：中國能不能和英國工黨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和平共處?毛澤東説：我認為可以和平共處。這裏發生一個問題，難道只能和這種社會主義共處，不可以和別的事物共處嗎，和非社會主義的事物，像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封建王國等共處嗎?我認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個條件，就是雙方願意共處。我們認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毛澤東還説：讓我們作朋友吧，不僅在經濟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

毛澤東向客人們介紹中國的國情，以説明為什麼中國那麼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他説：中國是一個正在開始改變面貌的落後國家，經濟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國家落後。但是現在正在開始改變面貌，已經取得了改變的可能性。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面幫助，首先需要和平環境。經常打仗不好辦事，養許多兵是會妨礙經濟建設的。如果諸位同意的話，我們要繼續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想，這也是英國、法國所需要的。我們的國家現在還很窮，如果能得到幾十年和平就好了。你們贊成嗎?如果贊成，就讓我們訂一個條約，當然不是今天下午訂，訂個幾十年不打仗的條約。誰要打仗，就反對他。我們沒有別的本錢，只有一樁，就是老百姓。

毛澤東還特意提到了美國。他説：中國、蘇聯、英國和其他各大國都靠攏些，也包括美國在內。希望美國也採取和平共處政策。美國這樣的大國如果不要和平，我們就不得安寧。這個工作英國人好做，因為我們和美國人彼此罵得很厲害。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第一次向西方大國的政要發表長篇談話，也是第一次向外界詳細闡明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此後，中英兩國的貿易關係得到進一步的恢復和加強。中國在走出國門、爭取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方面，又邁出了踏踏實實的一步。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的1951-1952年，英國工商企業成立了48家集團，他們意識到中國將重新站起來成為世界領袖大國，因此在中英兩國的貿易關係的恢復和加強的進程中起到領頭羊的作用。毛澤東與艾德禮的談話長期影響了他們，他們不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為中國打破西方國家的禁運作出了獨特的重要貢獻，即使在“文革”時期也穩定地擴大中英貿易，直至改革開放後對中國工業技術的引進形成顯著的影響。2016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前夕，英國48家集團俱樂部主席由衷地讚歎：

【“從1949年至今，人們可以看到，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令人驚訝的方式重建了國家，現在中國已經步入現代化，世界上可能沒有其他黨派能達到中國共產黨的成就。”】

毛澤東的這次會見還有一個小插曲。工作人員見毛澤東穿着一條屁股上有羅紋補丁、膝蓋等處磨得發白的深灰色褲子，便勸他換一條。毛澤東説：“不要緊，誰看我後面呢?”不管艾德禮是否注意到了這一點，但艾德禮訪華後在香港確實説，中國官員的清廉和幹勁深深打動了他。

“炸破冷戰堅冰的外交核彈”

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決定建立外交關係。國際輿論將其稱之為“炸破冷戰堅冰的外交核彈”，由此可見其影響之深遠，意義之重大。

中國在1954年開始醖釀發展獨立的戰略核力量，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核彈。非常巧合的是，中法的建交醖釀過程也可以追溯到1954年，而且這顆外交“核彈”也在1964年爆炸成功。

在1954年7月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新中國外交及有關工作，提出了十一條意見，其中包括：

【“爭取與法國改善關係，建立邦交。”“增強外交工作陣營。為保護建設和工業化，沒有外交陣營的發展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於1957年5月和1963年9月，兩次會見擔任過兩次法國總理的富爾先生，並與其深入交談。富爾第二次訪華實際上是擔負建交談判任務的，因此他回去後中法即宣佈建交。

富爾是一位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他對中國友好，主張承認新中國，支持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55年4月，在富爾批示之下，在法國里昂舉辦的國際博覽會，第一次向新中國發出邀請。中國館展出10天，87萬人蜂擁而至。

1957年5月，周恩來批示中國外交學會出面邀請富爾訪華。富爾終於成為第一個穿過西方所稱的“鐵幕”到訪中國的西方大國的政要。在從深圳到廣州的火車上，他看到是儘管貧窮，但廣袤田園透露出勃勃生機。此時的富爾迫切着能見到毛澤東。斯諾的《西行漫記》曾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月22日到達北京後不久，富爾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毛澤東詩詞》，更是令他愛不釋手。富爾後來是這樣回憶毛澤東5月30日和他的會見：

【“下午5時左右，我們回到旅館，得到主席將在當晚接待我們的正式消息，我的同伴都為此歡欣雀躍……我們在晚上9時50分準時出發。”

“毛主席走上前來迎接我們。我發現自己突然之間和他捱得很近，不禁感到有些驚訝。”“他的舉止極為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會見就在這種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開始了。

當富爾向毛澤東誇讚中國取得的進步時，毛澤東真誠地向客人強調，新中國確實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比較起來成績還很小，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毛澤東説：

【“你們親眼看到我國的情形。看到我們是多麼落後。我們的任務是艱鉅的。”】

毛澤東無時無刻不在關心中國廣大農民的生存狀況，他特地請富爾介紹了法國的農業情況，作為借鑑。

中法關係是當然的中心話題。毛澤東沒有直接説出這個話題，而是講了中國民間流傳已久的《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寓言，以此來撥點中、美、法三國之間的利害關係。

富爾還有意地提到1956年發生在匈牙利的事件，以此把話題扯到當時的東西方兩大陣營對立的問題上。他還有意無意地提出敏感詞“共產集團”。

毛澤東對此作出極具寓意的回答：

【“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絕不依靠蘇聯。如果我們曾向蘇聯要求專家和機器，那是因為我們有這種需要，我們不能沒有這一切。但是專家工作完畢後，還是要回去的，而且我們所取得的東西，全部是要付出代價的。”】

需要提一下的是，毛澤東一直對與法國進行經濟合作寄予熱望。1956年10月1日，毛澤東在會見杜洛克率領的法國共產黨代表團的時候，就問杜洛克：

【“你看法國政府能否擺脱美國干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在貿易上能把成套設備賣給我們，很久還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計?”】

毛澤東進一步説明，我們想要與法國進行的交易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説替中國設計工廠、供應裝備、安裝裝備並教會中國工人開動機器。杜洛克回答：

【“我們在這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

富爾回國後，出版了主張改善中法關係的《蛇山與龜山》一書。書名體現了富爾的匠心：來自毛澤東的一句詩詞，“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

當時在野的戴高樂看過這本書後，寫了一封長信稱，他完全贊同書中的觀點。1958年年末，戴高樂當選總統。68歲的他開始正式考慮緩和與東方、特別是與中國的關係，而這也正是毛澤東所期待的。5年後，戴高樂仍然對《蛇山與龜山》一書記憶猶新。他在考慮與中國建交的具體步驟問題。

1963年8月20日，富爾通過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提出再次訪華的要求，希望能再次見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並就當時國際局勢及法中兩國關係交換看法。不久，中方即同意邀請他10月份訪問中國。富爾收到中國外交學會的正式邀請後，立即去巴黎見了戴高樂。戴高樂對他説:

【“您要作為我的代表前往中國。”】

為了使這次秘密使命不引起外界注意，特別是不引起美國的察覺，兩人還當場制定了訪問路線：去程先訪問柬埔寨，然後經香港去北京。回程時訪問緬甸後再回國。戴高樂還將一封親筆的、實際帶有授權性質的信件交給富爾，委託他同中國領導人商談法中建交問題。

毛澤東認為，中法建交的時機已經成熟，只要戴高樂不搞“兩個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願意接受中國立場，中國就應該不失時機。所以，自從富爾10月21日抵達北京後，毛澤東就高度關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與富爾的談判進程。

1963年11月2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見富爾夫婦。

11月2日，在中法建交的曙光已經明朗的情況下，毛澤東於下午5時，在周恩來、陳毅的陪同下，在上海會見了富爾。

毛澤東風趣地對富爾説：

【“我們做個朋友吧，做個好朋友。你們不是共產黨，我也不是你們的黨。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你們也許反對共產主義，但還是可以合作。”】

毛澤東還直言不諱地説：

【“你們兩位(即富爾和一名隨行的工作人員---筆者注)來得正是時候……要把兩國關係建立起來……(要告訴戴高樂)你們要派就派個大使來，不要學英國那一套，搞了幾十年，還是個代辦(主要原因是英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造成的——筆者注)，不要鑽美國的圈套。這一點不搞清楚，我們不接納你們的大使，我們也不派大使到你們那裏去。”】

毛澤東的話對富爾來説，可能聽起來並不很舒服。但這恰恰表明了毛澤東超人的戰略眼光。這或許就是為什麼國際輿論將中法建交稱之為“炸破冷戰堅冰的外交核彈”的主要原因。

這顆外交“核彈”的爆炸，成功地達到了毛澤東的戰略目的。除了在打破西方封鎖、捍衞了國家主權方面意義重大外，還對改變當時美蘇主宰世界局勢，實現國際格局新的戰略平衡、維護世界和平產生了重要的歷史性影響。

“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

2018年1月31日，微信公眾號“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發佈消息稱：有這樣一本書，在剛剛過去的2017年發行量超過270萬冊，單本碼洋過億。這本書在面世80年之後，再度不可思議地火了起來。

這本書的書名叫《紅星照耀中國》，又稱《西行漫記》，作者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

斯諾於1928年來到中國從事新聞工作。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後，他作為第一個外國記者親赴陝北紅區採訪共產黨領袖人物，寫了大量有影響的通訊報道。由於這些通訊報道都是出自於他親自採訪得到的第一手資料，不帶政治偏見和黨派色彩，因而得到中外讀者的信任。

1936年7月至10月，毛澤東在陝北保安多次會見斯諾，與其暢談。毛澤東的談話內容，還有斯諾同其他中共領導人談話的內容，都通過斯諾的筆端，傳到了西方世界，讓美國人乃至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的人們，瞭解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

斯諾根據他在紅區採訪的內容寫成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於1937年10月在倫敦出版，一問世便轟動世界，在倫敦出版的頭幾個星期就連續再版七次。世界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一部傑作，標誌着西方對中國的瞭解進入一個新時代。1938年7月，美國出版了該書的修訂版，美國人民爭相傳閲。時任美國內政部長的哈羅德·伊克斯讀後即推薦給羅斯福總統。羅斯福也被這本書所吸引，他先後3次接見了回國的斯諾，向斯諾瞭解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情況。羅斯福對斯諾説：

【“我覺得這樣的人會贏得戰爭的!”】

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斯諾回到了他闊別已久的中國，這是他對新中國的第一次訪問。當他親眼目睹到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的中國時，感慨萬千。10月2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親切會見了斯諾，並與之進行深入交談。

話題由敍舊轉向中美關係。毛澤東説：

【“……我們兩國的關係不正常。新聞記者和雙方人員往來不是還沒有解決嗎?”】

毛澤東在這裏指的是，此前中國一直希望中美兩國的記者能夠互相訪問，但美方開始是既不許中國記者去，也不許美國記者來。後來又同意美國記者來，卻使中國記者得不到互惠去美國。

在談完了台灣問題、新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問題和核武器等問題後，毛澤東説：

【“不管美國承認不承認我們，不管我們進不進聯合國，世界和平的責任我們是要負擔的。我們不會因為不進聯合國就無法無天，像孫悟空大鬧天宮那樣。”】

毛澤東以堅定的語氣表示，

【“我們要維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戰。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但是，世界和平不但中國有責任，美國也有責任。”】

在談話中斯諾還問：你還想到黃石公園和密西西比河游泳嗎?毛澤東道：我當然還想去。我想你不會反對，但華盛頓方面不會同意。斯諾又問：如果他們同意呢?毛澤東高興地説：如果那樣，我可以在幾天之後就去美國，完全像一個游泳者。我們不談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並且在河口遊遊而已。

毛澤東對美國的這種誠意，實際上在此前的周恩來與斯諾的談話中就已經表露出來。周恩來説：中美關係的解決辦法最終會找到，它只是時間問題。中美兩國人民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而友誼則是長存的。

遺憾的是，當斯諾回國後將周恩來的談話一字不漏地在美國著名雜誌《展望》刊登出來後，竟然沒有得到美國方面的絲毫的積極回應，得到的只是華盛頓某些人士的抨擊。

這種結果或許已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他深知中國實力還不夠，特別是代表工業和科技水平的原子彈，“沒有它人家就説你不算數”。所以崇尚實力的美國可以對中國發出的和解信號不屑一顧。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被迫接受了一個新的核大國已經崛起的事實。美國朝野要求政府修改僵硬對華政策的呼聲開始高漲。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再次訪華的斯諾。此前斯諾的參觀，看到中國已經基本走出了困難時期，各條戰線上都呈現蓬勃旺盛的氣象，特別是還成功爆炸了原子彈，心情很激動。但他又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多年的分隔而感到遺憾。

毛澤東在回答斯諾關於中美關係的問題時，充滿信心地説，歷史的各種力量最後也必然會把兩國人民再拉到一起來;這個日子一定會到來。

毛澤東還強調指出，只有美國軍隊入侵中國，才會發生戰爭。如果他們來，他們也確實不會得到很多便宜。美國領導人大概也會知道這一點……。

斯諾問：

【“您認為中美關係真的有改變的希望嗎?”】

毛澤東肯定地回答：

【“我看有希望，不過需要時間。”】

在告別的時候，斯諾説他可能會見到約翰遜總統，問毛澤東有什麼口信要捎給他。毛澤東回答：

【“不需。”】

毛澤東知道在當時中美關係不可能馬上得到改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1964年8月約翰遜政府製造了所謂的“北部灣”事件，悍然擴大侵越戰爭，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戰爭的硝煙直逼中國的南大門。所以在談話中，毛澤東一方面表明了中國希望改善中美關係，另一方面含蓄地警告美方不得越雷池一步。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很清楚，改善中美關係的條件並沒有成熟。

與5年前不同的是，會見過後斯諾被告知，毛澤東和他談話的內容，

【“只要不是直接引用，大部分都可以發表”。】

斯諾後來回憶道：

【“這次談話獲得發表，又在政府和黨的機關報上加以報道，這顯然加重了這件事的份量，使它絕不僅是重敍舊誼。在我看來，毛澤東很可能想通過這種方式，把中國對戰爭與和平的條件的看法，特別是對越南問題的看法通知美國。”】

斯諾於1月19日離開中國，2月17日在巴黎的《新直言》週刊、東京的《朝日新聞》上刊登了他同毛澤東的這次談話內容。漢堡的《明星報》、羅馬的《歐羅巴》、倫敦的《泰晤士報》等西方國家報刊相繼轉載，而美國各大報刊對此卻視而不見。

果然，這次斯諾回國後，儘管見到了約翰遜總統，但被簡單的幾句話就打發走了。

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邀請第四次來華訪問的斯諾登上了天安門，參加盛大的國慶節慶祝活動。12月18日，毛澤東又邀請斯諾到中南海，與其進行了5個小時的長談，從“文革”談到反對個人崇拜和形式主義，從中國建設談到中蘇關係和中美關係。這是毛澤東晚年與外國友人談話最長的一次。

從毛澤東的這次談話中，可以使人感到，中美關係解凍的步子已經越走越近。毛澤東直接提到了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的問題。他説：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我相信不會吵架的。但是，當然要向他提出批評，我們也將做自我批評，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毛澤東還讚賞美國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做法。

毛澤東還告訴斯諾，尼克松要派代表來中國談判，那是他自己提議的，説願意在北京或者華盛頓談，不要讓我們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過美國國務院。在回答斯諾“您看中美會不會建交”時，毛澤東幽默地回答：

【“中美兩國總要建交。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又沒有佔領你們那個長島。”】

1970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1週年慶祝大會上，毛澤東和埃德加·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親切交談。

毛澤東上次不捎信給約翰遜，這次卻請斯諾捎信給尼克松，都是基於國際局勢和中美雙方實際情況的準確判斷。此時美國正陷入越戰泥潭難以自拔。斯諾後來寫道：

【“美國一旦決定了從越南撤出，顯然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國達成諒解。”】

當然中國當時處於蘇聯百萬大軍壓在北部中蘇邊境，也有尋機同美國和解的意願。這樣，“雙方願意共處”，中美關係的改善的時機才開始成熟。但實事求是地説，美國的心情更加迫切一些。尼克松1969年1月上任後先後四次發出與中國和解的信號。其中特別明顯的是，1970年10月初，尼克松在會見美國《時代》週刊記者時説：

【“如果説我在死以前有什麼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在12月18日會見斯諾，進行了長談。

斯諾這次捎信是成功的，儘管他並沒有機會見到尼克松，但他的筆仍像1936年那樣有力，出色地完成了“捎信”的重任。斯諾在回到定居地瑞士後，1971年4、5月間3次在意大利的《時代》週刊上發表了訪華觀感。4月30日，在美國著名的《生活》雜誌上發表了《與毛澤東的一次談話》，透露了毛澤東願意與尼克松“面談”的信息。但在這之前，美國幾家通訊社已經搶先報道了斯諾這一文章的摘要。這一消息迅速成為美國各大報刊的頭條新聞，甚至成為轟動世界的一個“重磅炸彈”。尼克松在讀了4月18日意大利《時代》週刊上斯諾的《我同毛澤東談了話》的文章後説：

【“他的文章證實了我所收到的有關中國興趣所在的私下信號。”】

毛澤東的這次談話，給中美關係解凍帶來了實質性的進展。1972年2月尼克松實現訪華， 中美關係終於解凍。中美關係的解凍，再一次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對中國而言，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創造了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同時開啓了與世界接軌進程的大轉折。

原載《黨史博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