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一甲子 數代考古人——紀念二里頭遺址科學發掘6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_風聞

10月19-20日，為期兩天的“紀念二里頭遺址科學發掘6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河南洛陽召開。19日，研討會由許宏主持，共有11位學者進行主題發言，他們對二里頭的考古發現、二里頭文化的考古學研究、夏文化的探索、二里頭文化與周邊地區文化的關係等問題進行探討，既體現了對考古學科的基本研究，也展示了多學科的交叉融合。

會議現場

二里頭考古發現與夏文化探索

對歷史學界、考古學界來説探索和研究夏文化一直是值得關注的學術重點問題。楊育彬從二里頭遺址發現、發掘和研究，早期夏文化探索和研究，夏商周斷代工程三方面出發，簡要回顧了夏文化探索和研究的歷程。60年來二里頭遺址發掘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包括一批宮城基址和宮城建築以及“井”字形道路的發現，這些發現構成了縱橫交錯的中心區道路網，對研究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及形制的沿用具有重要意義。他表示二里頭遺址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大範圍跨地域的文化吸收、包容和傳播形成了廣大的二里頭文化分佈範圍。他認為二里頭文化和後來的商文化共同組成了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與核心。

學者發言

二里頭遺址考古60年，大體上可以每20年分為一階段。杜金鵬對第二段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進行簡述。他表示鑄銅遺址是第二期考古工作中重要的田野考古發現之一。二里頭鑄銅遺址從二期到四期一直在延續使用，現揭露三座鑄銅工場作坊，三個工坊南北平台排列有序，其中還有一座小型的房基。值得一提的是，三座工場裏面不同的層位發現多座墓葬，這些墓葬儘管地層不同，但是互相之間並無打破關係。

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等多學科技術手段的介入有助於釐清二里頭的年代框架、揭示自然環境的變遷、豐富對二里頭文化遺址的認識。袁靖指出近年來基因研究、碳氮穩定同位素研究和鍶同位素研究應能給考古學研究帶來新的啓發。他表示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的研究方興未艾，仍需不斷努力。

為具體認識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崗文化的異同，朱鳳瀚對二里頭文化晚期與二里崗下層文化墓葬進行分析和比較。他指出兩個文化之間的差異是比較明顯的，主要體現在隨葬器物組合上。例如二里崗下層文化墓葬自一期開始即以陶鬲為陶器基本組合中的因素，但在二里頭文化晚期墓葬中，基本看不到陶鬲，而二里頭文化晚期墓中最常見的陶盉在二里崗下層文化墓葬中一直都未見。

對學術界而言，目前為止夏文化仍然處在探索階段。董琦通過夏文化探索與夏代信史説的研究表明，在探索夏文化的歷程中，夏代信史説始終未超出夏文化探索的範疇，其與歷史時代的信史標準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在夏代信史的確證過程中，考古學方法很重要，同時也要注重發現夏代文字材料的關鍵性作用。李維明對1991年於河南密縣黃寨二里頭文化出土的牛骨刻辭進行研究釋讀。通過該研究他認為二里頭文化不僅有文字，還有探討“夏”字的線索。

文化交流與擴散

宮本一夫從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至二里崗文化過渡期的青銅器生產角度闡釋了青銅容器的變化過程。他認為研究表明，即使發生了夏至商的王朝更替，製造青銅器的集團以及製造青銅器的技術卻是連續的。商王朝繼續沿用了二里頭遺址的製造集團，使其進行青銅禮器的生產。而作為祭祀禮儀和表現等級的青銅禮器，其器物組合在爵、斝的基礎上增加了鼎、簋，進一步完成了廣域範圍內的政治統合。

距今一萬年以來的中國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早期這一階段，中國史前社會呈現出“多元一體”的文化發展態勢，直至二里崗上層時期進入了以中原為中心的一元階段。欒豐實表示在中國東西文化從多元到一統長期漫長的發展過程當中，曾經有一個“夷夏東西二元對立”的階段。他認為多元的消失是分階段的，二里頭文化始終未進入海岱地區正説明這個時期仍然沒有進入中原一統的時期，直到二里崗上層真正開始向周邊地區大範圍的擴散才進入一元階段。

學者發言

技術革命與傳播

通過對山東地區、陝北地區、石峁地區、川西地區的牙璋進行分析，鄧淑蘋指出新砦及二里頭遺址位於缺乏優質閃玉的中原，雖然它吸納了海岱地區的農具傳統及陝北的兵器傳統，但是二里頭先民更注重其禮制意義而非實用功能。山東大汶口及龍山先民用石料製作的農具、工具被擁有豐富高鐵墨玉的石峁先民逐漸轉化為薄鋭鋒利的兵器，沿着“邊地半月形傳播帶”傳播到成都平原。

嵌片楔狀斜邊、多樣幾何形、標準化及微型品和工藝的誕生代表着二里頭嵌片技術的革命，衍生了二里頭綠松石工藝的高峯。鄧聰通過對賈湖遺址及二里頭遺址出土綠松石製品進行分析，推測綠松石八至九千年前已經在中國的黃河上游和下游出現，在青銅器時代達到最高峯。自青銅器時代開始，二里頭遺址所出土綠松石製品，基本由貴族階層控制生產及使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傑作是長達70cm以上、由二千多片嵌片所組合立體的龍形器。

目前多數研究者認為分佈在豫西的二里頭文化及其前身是夏文化，二里頭遺址是夏代後期的都邑。但由於至今沒有發現夏代的文字，也有一些學者對此認識提出質疑。朱乃誠認為考古發現的玉牙璋，可能是解開迷茫夏史的密碼。通過對牙璋年代、牙璋的演化與分佈現象所揭示的夏史痕跡等進行分析，他表示牙璋是夏時期興起、流傳的器物，可能是夏部族活動使用的一種特殊的用具。考古發現所揭示牙璋的分佈狀況，是夏部族活動以及夏遺民流闖四方留下的重要證據。

主持人

60年研究異彩紛呈

20日，會議進入分組發言及討論環節。50位學者分為2組進行發言，130餘位學者參與討論。2位學者在閉幕式上將發言內容歸類並進行了精彩的總結。會議閉幕式由許宏主持。

許宏主持閉幕式

學者發言

方輝為第一組發言做總結。第一組共有27人發言，他將發言歸納成四類。

一，圍繞夏文化展開的考古新發現及其帶來的問題。趙海濤對二里頭遺址發現60年來劃分出的三大階段進行簡要的回顧，他總結了每個階段的主要新發現和當時的認識，反思了需要改進和提高的問題；嶽洪彬回顧了他1993～1995年在二里頭的發掘經歷，他表示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頭村北偏西約200米處的洛河道中清理出一段南北向的車轍，該發現有助於補充已知二里頭車轍印的認識；方燕明表示嵩山東南地區的登封王城崗和禹州瓦店可以通過聚落形態研究當時的社會複雜化程度與文明化進程，通過將王城崗、瓦店考古材料與歷史文獻進行整合，由此推測王城崗城址可能與“禹都陽城”有關，瓦店聚落可能與禹居陽翟和啓有“鈞台之享”有關；趙春青對夏文化研究進行簡述，他認為新砦遺址對於探索早期夏代和先夏時期的遺存意義重大；魏繼印認為新砦文化是指以新砦遺址第二期和第三期為代表的一類遺存，其年代與王城崗遺址第四至六期年代相當，整體上早於二里頭文化一期早段；徐昭峯圍繞二里頭遺址的都城空間結構及演進進行了發掘學術史的探討。

二，二里頭禮器與禮儀制度研究。秦小麗對二里頭及二里崗文化時期禮儀性陶器的生產與流通進行分析，從而探討二里頭文化以陶器和原始瓷為代表的禮儀性器具在國家形成階段和禮儀制度形成過程中所承擔的社會角色以及這種禮儀制度在進入二里崗文化時期的變化與傳承；郭明通過對比較視野下的二里頭遺址建築遺存進行研究，指出二里頭遺址的大型院落式建築基址並不存在統一的中軸線，二里頭遺址雖然發現了井字形道路，但各個區域間並沒有明顯的軸線關聯，同時她表示商周時期建築還沒有形成軸對稱佈局；張昌平通過對二里頭到二里崗文化墓葬器用觀察的研究指出，從二里頭到二里崗文化早期國家階段，墓葬隨葬品可以觀察到階層的層級，以及越來越制式化的器用，而且不同材質的隨葬品在禮器化的過程中，重要程度開始分化，禮器越來越向青銅器傾斜；豆海鋒表示通過二里頭文化墓葬中特有的將酒器作為基本組合形式的用器制度並結合鬹、盉、爵、觚、斝等器形態和功能分析可以看出，此類酒器是在繼承本地已有器形的基礎上不斷創新而產生，以酒器隨葬並被賦予“禮儀”的功能則是對“東方”地區禮制傳統的借鑑與吸收；嚴志斌對漆觚、圓陶片與柄形器進行研究，認為二里頭的墓葬裏出有漆觚，漆觚與爵形成固定的器物組合，而且漆觚還有自己獨特的使用方式，這種使用方式上接良渚文化、下接商文化，是早期中國禮器使用儀軌的重要內容；李德方對二里頭遺址及其周鄰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出土的石鉞進行研究，他認為這批石鉞是伊洛地區早期文明發展里程重要標識；黃銘崇結合環境、植被、炊器及人羣四者的聯繫，以新的框架概念來重新面對二里頭文化，把二里頭文化與商文化在體系上做根本的區分，他表示二里頭文化與商系文化的區分，其實是新石器時代的炊煮器板塊的延續發展；張莉通過綜合分析考古學體系中的龍山時代晚期和二里頭時代的考古材料指出，公元前1900

年左右，早期中國出現了以人口鋭減為顯著特徵的重大危機，導致了大範圍的社會崩潰，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嵩山南北地區則以此為契機在二里頭時代崛起，她認為全面整合大崩潰後的倖存者進行了二里頭社會重組，奠定了三代政治、經濟和思想等領域的基礎，引領了早期中國的新生；李修平對二里頭與古城南關進行研究，發現二里頭體現的是“中心式”的多元性，意指作為政治、社會、經濟或文化中心的遺址，而古城南關代表的則是“中介式”的多元性，意指位於不同考古學體系中間地帶的遺址。

會議現場

三，科技考古探索。梁宏剛、劉煜圍繞二里頭遺址青銅器、冶鑄遺物的考古發現以及冶金考古的相關研究內容進行研究，可以看出二里頭遺址的青銅作坊規模大，延續時間長，其中澆鑄工場、烘烤陶範的陶窯的發現，展現出鑄銅工藝設施已有較高的專門化水平；金正耀也對豫西金屬資源在早期國家進程中的作用進行評估，他表示二里頭中期以後青銅業的規模化發展，既增強了其文化輻射能力的物質基礎，也是其對金屬資源的需求快速增長，成為二里頭勢力擴張的動力；內田純子對製作爵的陶範的構造進行研究，通過復原實驗，她得出結論：柱原有的功能應為澆口，最初在爵的上下位置不變的情況下，在外範與內芯的空隙設置澆口，其後改以兩柱為澆口，並從上方鑄入銅液，口沿加厚的部分可能為銅液流道；蘇榮譽認為洛寧出土的二里頭文化銅管流角與上海博物館收藏二里頭文化銅管流角體現了二里頭文化晚期鑄銅技術和裝飾的突破，根據這兩件器物，一方面可對二里頭文化晚期的青銅器生產重新估計，另一方面，對青銅扉稜裝飾的起源與發展亦可重新認識；丹羽崇史指出二里頭至秦漢都存在着“複合生產”的現象，從二里頭遺址、殷墟遺址和侯馬鑄銅遺址等發掘情況來看，青銅器和陶器生產遺蹟都是發現於相鄰的區域，在戰國至秦漢時期，青銅器和鐵器生產相關資料也都出現在同一遺址，他表示這樣的現象可能反映了當時鑄銅、鑄鐵工匠們共同使用相關工具的情況。

學者發言

四，美術考古研究。方向明認為牙璋是二里頭文化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玉重器，神獸造型的各式扉稜是牙璋必不可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時期以琮為代表的三界宇宙觀、以人面獸首飾為代表的新三界宇宙觀已經式微，但也為接下來上帝、祖先崇拜的興起掃清了道路；周廣明從原始藝術和原始宗教的角度出發，認為所謂“牙璋”，實為東方文化系統海洋文化中的大魚，即“鯤”崇拜，本質是中國東方地區海洋崇拜（海神）的藝術造型；王青通過分析日照兩城鎮遺址與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鑲嵌綠松石龍形器認為，銅牌飾的綠松石鑲嵌和紋飾寓意等關鍵文化因素應來源於東方沿海地區，歷經良渚、大汶口、龍山文化的不斷發展進步再傳入中原，並由夏人藉助從西北地區傳入的鑄銅技術創造出鑲嵌銅牌飾這種全新的禮器；胡建升對二里頭綠松石銅牌飾上的神熊意象進行研究，認為二里頭墓葬出現的神熊意象是早期原始宗教信仰與神話觀念的具體化，充分展現了人熊互化、魂歸天國的神話想象，也成為辨識夏代君王特殊身份的重要出土證據；陳小三對青銅器獸面紋的首與尾進行研究，他認為從目前的資料來看，不晚於二里崗文化時期青銅獸面紋已經作為最主要的紋樣出現在青銅器上，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了西周早中期之際，他表示石峁遺址的發現説明，這類器物不僅是裝飾化的紋樣，而且有尚需探索的內涵；江美英認為二里頭玉柄形器花瓣紋源自蟬紋，她指出花瓣紋是蟬紋簡化的圖案，是後石家河文化因素影響的結果，後石家河文化出土玉蟬數量多，與當時玉帛文化與經濟形態應有關係，這類蟬紋簡化的花瓣紋圖案，在後石家河文化至二里頭時期持續影響商周柄形器的紋飾。

學者做分組總結髮言

魏興濤為第二組發言做總結。第二組共有23人發言，他將發言歸納成五類。

一，關於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的考古學研究。蔡運章表示二里頭遺址考古60年最大的收穫就是確定了夏代都城的歷史地位，他相信夏代祭祀文字的發現只是時間問題；張立東指出二里頭遺址是太康之前的都城；江伊莉指出二里頭的美學建立在對形式與目的（或意義）之間平衡的追求之上，二里頭美學可以用於區分中心城市和周邊地區的風格；久保田慎二注意到二里頭文化深腹罐有塗抹的泥漿及加熱的痕跡，表明深腹罐可能是在灶上蒸糧食使用的；馮玉雷闡明玉帛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作用、地位和價值，他認為中國以玉文化為核心的禮制大約在夏朝，而大禹形象則是這種禮制文化的人格化、藝術化、神話化的偉大象徵。

二，科技手段在二里頭遺址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張雪蓮通過對二里頭遺址34例人骨的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指出二里頭的人羣以碳四植物為主，屬於一般旱作農業區人羣的食物特徵；趙志軍根據二里頭遺址浮選結果判斷二里頭遺址出土水稻遺存所佔比重超過了黍接近粟，這可能與二里頭遺址作為都城收取貢賦有關；李志鵬指出二里頭文化的動物祭祀主要集中於二里頭遺址宮殿區特定埋藏動物犧牲的祭祀區，以豬牲為主，可稱為“豬優位的動物祭祀制度”。

學者發言

三，中國早期國家的中心與周邊地區關係。裴安平認為政治中心的出現與等級的升級都是暴力的推動與結果，他表示中原地區誕生了中國最早的第一批實力強勁的實體民族以及由實體民族組建的國家；魏興濤根據豫西三門峽地區二里頭文化遺存的新材料以及三門峽地區的聚落情況，表明聚落內規劃性、功能分區不顯着，居址區、墓葬區未明顯分離；劉延常從嶽石文化的消長出發，結合夏、商文化遺存的相關發現與研究認為是后羿代夏造成了龍山文化向嶽石文化轉變；郭偉民梳理了江南各區域考古學文化序列、編年，進而探討江南各個區域內部文化的互動與變遷、江南與中原的文化交流方式與途徑，在此基礎上討論夏商時期江南諸方國及其關係；趙東昇對論寧鎮—皖南地區二里頭文化時期的時空分佈及勢力變遷進行論述，指出其文化的時空變遷與所處的位置以及周邊地區的影響密不可分；曹峻通過對以良渚為代表的太湖地區早期文明與以夏商為代表的中原地區早期文明進行對比研究，指出兩者有不同文明形態與發展道路，太湖地區早期文明更接近於“城市國家”的文明模式；田偉對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2018-2019年考古新收穫進行介紹，其中二里崗時期冶銅爐殘跡的發現填補了早期青銅器產業鏈的空白。

四，中國早期文明的研究。張天恩通過對中國早期文明路徑與文明史觀的產生的研究，指出仰韶文化以王權為主、大汶口文化與屈家嶺文化以軍權為主、紅山文化及良渚文化以神權為主。他認為自然條件可能是造成這種不同發展模式的原因；邵晶對石峁皇城台考古新發現進行介紹，他將石峁文化分為早、中、晚三期，時間為龍山晚期到二里頭早期，並對石峁皇城台大台基出土石雕進行重點介紹；易華通過對石峁、二里頭遺址的地位進行分析，認為石峁遺址是東亞定居農業文化與中亞青銅遊牧文化結晶，是龍山時期夏代早期都城；黃川田修通過對陶寺文化進行研究，指出陶寺國家是發達的新石器晚期社會，是最後的“前中國”。

學者發言

五，國際視角下的國家文明比較研究。葉舒憲揭示了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和二里頭王宮，一步步形成白玉崇拜和金玉輝映格局，並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催生華夏文明的過程；王獻華通過對烏魯克祭司王的圖像學想象，重新考察了與“恩”有關的證據，對目前主要基於圖像學的看法進行了反思和批判；張良仁對古代海貝的功能和來源進行分析，他認為海貝主要發現於中亞和北亞的遺址，但是否是以海貝為本的全球性貨幣系統仍有待研究，他指出發現於中國、中亞、北亞、東南亞和非洲的海貝可能來自印度洋；樸淳發認為韓半島地區城市出現時期與國家成立同時，公元3世紀已出現高句麗､百濟､新羅鼎立的三國時期各國的都城，這些古代國家的都城已具備政治上及經濟上的吸引力，即宮殿和大型儲備設施等。

學者們圍繞以上內容進行了新意頻出的發言及精彩紛呈的討論，對於二里頭文化的研究與學術交流互鑑有重要意義。

陳星燦閉幕式總結髮言

陳星燦在閉幕式總結髮言中表示這是一場高水平的學術研討會。會議聚焦二里頭，涉及二里頭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生業、環境等諸多方面。他指出二里頭文化60年的研究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主要完成了文化性質、文化分期、年代框架等的建立，同時也初步瞭解了二里頭的重要性及王都的性質；後期尤其是最近20年對二里頭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聚落形態的探索上，以多學科合作和聚落形態為代表的第二期考古研究讓我們對二里頭有了前所未有的認識。這一階段二里頭遺址的佈局、二里頭遺址宮城的所在、二里頭遺址宮城與周邊的關係等均有一系列重要發現。二里頭研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我們20年前、10年前難以想象的。但是二里頭的研究仍處於一種方興未艾的階段，有很多問題還需探索。例如二里頭夏都遺址的定名問題。根據現在的遺址、考古研究及文獻資料，定性為夏都遺址確實是目前最合適的，但它是否是最終結論還需要依靠我們未來材料的發現、積累和探索。他相信未來將會對二里頭有一個更深入的、更細緻的研究。

魏險峯致辭

魏險峯在致辭中表示本次系列活動的舉辦，充分展示了二里頭文化的深厚內涵，對於推動中華文明的深度研究和傳播，進一步增強中華文化自信和中華民族認同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他對參與本次活動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以及所有工作人員和志願者，致以最衷心的感謝並祝賀二里頭遺址科學發掘6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圓滿閉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