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茂偉 | 作為活人歷史研究的口述史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口述史研究是什麼,是一個可以不斷拷問的話題。它是強調人為本位的歷史研究,有別於組織本位的歷史研究。據此觀察,口述史是活人歷史研究,有別於死人歷史研究;是直接歷史研究,有別於間接研究;是雙向的研究,有別於傳統的單向研究;是聲像形態的歷史,有別於文獻形態的歷史;是活人有感的歷史,有別於死人無感的歷史。

作者簡介：錢茂偉，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寧波大學公眾史學研究中心；文章原刊：《浙江社會科學》 2019年第10期。

引言

口述史肯定有理論,但研究什麼、如何研究卻大有講究。口述史理論與技術研究,首先應是歷史文本初生產層面的理論與技術研究,其次才是歷史文本的再研究。在根據文本再研究的經典歷史研究模式下,學人的第一反映往往是根據口述史文本(文獻的或視頻的)做研究。這類口述史文本再研究,實際上看到的是剪裁過的文本。這樣的口述史理論研究方式當然需要,然而卻有點“矮子觀場”的感覺。筆者更關注口述史生產過程中所遇問題的學理與方法思考,主要是口述史生產、傳播、應用環節的理論與技術研究。理論是對現象的學理思考,問題是實際遇到的讓人有點疼的問題,不是無病呻吟。凡是口述史生產、傳播中遇到的問題,都值得我們做學理分析。這樣的口述史問題從哪找?公開出版的文字口述史作品,恐難以找到這樣的問題。口述史文本生產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作者往往不會公開表達出來。多數人壓根兒不關注,就是採訪、傾聽而已,缺乏問題意識,遇到問題也不會深想。筆者因為重視理論思考,所以關注口述史生產環節的諸多理論與技術問題。口述史生產中的問題,必須來自於口述史實踐活動。具體地説,來自本人的口述史實踐,來自於別人的口述史實踐。別人的口述史實踐活動材料,一方面來源於已經成文的文章或後記,另一方面得有意識地找採訪人聊口述採訪背後發生的故事及遇到的問題,從中提煉口述史問題。之所以要研究口述史理論,是因為這些問題不解決無法促進口述史的生產與傳播。口述史理論研究必須來源於實踐,最終仍回到實踐、指導實踐活動。這樣的理論思考,才是有生命力的。對口述採訪背後、編輯背後的通透觀察與思考,才是口述史理論思考的關鍵。如果光看口述史文本表層,是發現不了口述史背後諸多奧妙的。

口述史研究是什麼,是一個可以不斷拷問的話題。目前的口述史研究,仍存在幾大誤區:一是文獻史學與口述史學不分,二是歷史研究與歷史記錄不分,三是前代史與當代史不分。筆者提倡的全新觀點基本有六:一是人為本位的歷史研究,有別於組織本位的歷史研究。二是活人歷史研究,有別於死人歷史研究。三是直接歷史研究,有別於間接研究。四是雙向的研究,有別於傳統的單向研究。五是聲像形態的歷史,有別於文獻形態的歷史。六是活人有感的歷史,有別於死人無感的歷史。1下面詳細論述之。

一、口述史是活人歷史研究一途

口述史,本質上是當代人歷史的研究,它上面更大的建構單位應是“當代公眾史”。當代公眾史是以當代人為中心的歷史建構單位。人為本位的公眾歷史研究,有別於組織本位的歷史研究。傳統歷史的建構單位,主體是國家,其次是地方、家族,分別稱為國史、方誌、家譜。這三種歷史建構單位實際上仍是組織本位的,只是建構單位級別大小不同而已。筆者近來反覆強調的是,要在組織本位的歷史建構之外另闢一個戰場,以人為中心研究歷史。不同的建構單位有不同的目標,不同的建構單位會有不同的特點,所繫內容是不同的。以人為中心講述歷史,可以將個人、家族、學校、單位、城市、國家幾大方面的歷史串聯起來,這是以人為中心的綜合歷史記錄體。

人,可分為死人與活人。死人與活人的劃分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大體説來,所謂死人,是指離當下百年、三代以上的人;所謂活人,是當事人尚活着或三代以內相關人(子孫或門生故吏)尚活着。簡單地説,當下沒有利益感覺的人,就是完全的死人;反之,當下有利益感覺的人就是活人。死人歷史研究,可稱為前代史;活人歷史研究,就是當代史了。當代史是活人史,活人史是一個有利益訴求的世界,歷史向來難寫。

當代活人史的記錄,可以有筆書與口述兩種途徑。傳記、家譜均是文獻形態的不同載體,口述史首先是影像形態的作品,其次也是可以改編為文獻形態的作品。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不同的參與羣體,不同的參與模式,有不同類型作品。前代史研究多數是寫作,而當代史研究則可以大量藉助口述。作為活人歷史研究,口述史有以下特點:

1. 通過第一手的大腦記憶來研究。

什麼是第一手資料?在默認為文獻再研究的經典歷史研究模式中,檔案、日記是第一手文獻。有時,正史也成為第一手文獻。總之,第一手文獻,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就是最早的文獻。對當代公眾史來説,這些都是已經成文的文獻,時間都有點晚了。當代公眾史則可以蒐集到更為前沿的第一手資料,即各人的大腦記憶。大腦記憶才是真正的第一手過往信息。人類是時間動物,所有的言行均有時間性,過了時間點就消失了。即使錄像下來,能再現其動態面貌,但它的實體仍消失了,這就是實在的一度性。人類之可貴在於有一顆奇妙的大腦,它是人類自帶的一個核心器官,有記錄與再現功能。它始終與人同步,人行進的每一步,大腦都會自動記錄下來。如此,消失的實在會以實在的記憶形態存在,可稱為“不存在的存在”,這是一種認知意義上的存在,歷史學關注的正是這種認知意義上的記憶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説,人的歷史存在就是大腦記憶的存在;沒有了大腦記憶,人就是行屍走肉而已。人的一生會遇見無數的人,會經歷無數的事,説無數的話,想無數的念,如此,他的大腦會存儲無數的信息,可以説是一個小型的數據庫。當然,大腦也有遺忘功能,大量的信息會丟失。即使這樣,仍可保留巨量的信息。如果能及時記錄下來,可以留下無數的生活史信息。即使不借助文本記錄下來,也可靠大腦存儲無數的信息。大腦記憶可以進一步加工成文,就是人類的文本。大腦記憶是一切文本建設之本,這正是我們關注大腦記憶的原因所在,也是強調大腦記憶是口述史之本的原因所在。當我們提倡人人蔘與時,許多人抱懷疑態度。筆者的看法,“人人蔘與”不是學人的臆想,而是客觀要求。因為當代史的過往信息存在於大腦記憶之中,如果當事人不參與口述,何來當代公眾史?之所以要提倡做大規模的公眾口述史,就是因為真實的歷史存在於各人的大腦記憶中,必須通過口述讓當事人開口説話,才有可能尋找到真實的歷史細節,從而建構更為可靠的歷史,怎麼可能是後人、旁人説史更為可信呢?

2. 當事人的自我建構可參與進來。

説“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也不是學人的臆想,而是客觀現實。消失的實在是如何變成記憶的?當事人是如何認知與記憶的?在日常生活中,當事人是如何加工自己故事的?這些均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一般説來,人們事後會再思,從而豐富對過往事件的認知。有一些想不明白的事,經與他人的分析討論,會想得更明白。經此內外分析,他的認知與故事建構會更系統,這正是“人人是都是自己歷史的歷史學家”的原因所在。口述史蒐集到的大腦記憶,不完全是純客觀的當時信息,多數經過了當事人的事後加工。人人事後會再思、會解釋、會建構、會溝通,人人是自我歷史的解釋者與建構者,是第一層面的歷史建構者,所以説“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是客觀現象。後人蒐集到的大腦記憶至少包括了兩個方面即過往記憶及其解釋,這也突顯了當事人在當代歷史建構中話語權。

3. 由內而外的親歷感。

為什麼必須要當事人來講而不是由別人代講,換言之,當事人講述的優勢是什麼?由內而外的講述有直覺性。大腦記憶的特點是,看得見才説得出。《宮女談往錄》2述及當事人何榮兒一句話印象特別深,就是大家只能看到故宮的“外殼兒”,無法聞到故宮“味兒”。身歷其地的人可以聞着味兒,這正是當事人由內而外講往事的優勢所在。後人由外而內的視野,只能看到外殼,無法聞到內在的味道。這種身歷其事後形成的第一直覺性真實,是旁人、後人無法體悟到的、言説的,這才是真實的第一手歷史,這正是提倡“心靈考古”3的意義所在。

4. 有情感的講述。

經典的專業史學有一大要求,強調客觀性,儘量避免主觀性,這是從自然科學那兒引申出來的規則。這在死人歷史為主的前代史研究、文獻的再研究上不成問題,但在以活人為主的當代歷史書寫上,卻是不太合適的要求。要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歷史研究,一則聲音與文字的性質是不同的,文字是描述性的,是冰冷的;而講述是帶情感的直接表達,是有温度的。二則源於大腦記憶的初研究與源於文獻的再研究。建立在文獻再研究基礎上的歷史研究,要求説理、客觀是可以做到的。源於大腦記憶的當代公眾歷史書寫則應有不同的遊戲規則,它要求當事人開口説話。當事人是有情感的活人,是有價值觀的人,所以他的講述必定是帶有情感的,有價值觀的。這不是壞事。

5. 是理解人的最有效手段。

經典的歷史研究實際上是單向的文獻解讀,“對於人的內心變化,往往無所着力”4。口述史“與活人對話”5,轉向了心靈打撈層面,直接的對話可以讀懂對方的心。羅志田説:“史學本是一門理解人的學問。……要理解你身旁的人,理解過去的人,理解很遙遠的人。”6口述史採訪是瞭解他人的理想途徑。年齡段近似、經歷相似的同時代人,顯然更容易理解對方。關注身邊人的歷史,也可讓年輕人得以轉變視野,關注身邊親朋的過往歷程,增加談資話題的深度與廣度。

6. 大腦記憶是“一人記憶”,一人記憶就難免有認知的侷限。

要承認一人記憶的合法性,以前説法是“主觀的”,現在的説法是“主體的”。只有當代人留下了無數的個人記憶,後來的史家才能進一步建構更為複雜、更為客觀的羣體歷史。期望口述史者解決後面史家的問題是不現實的。要給後人留碗飯,不同時代的人做不同的事,口述史者做當代人的事,後代史家做後代史家職責的事,不能將兩者混淆。職業史家往往無法接受口述歷史,將之視為拖油兒,正是因為混淆了初研究與再研究的區別。筆者的想法是,第一層面的歷史建構允許有情感,有情感才是真實的;第二層面的分析則要剔除其中的情感、利益與價值觀成分。

二、口述史是雙主體參與的直接研究

活人歷史研究要遵循共建模式。口述史作為一種研究,最大的特點是雙主體參與,是共修歷史。所謂雙主體,是對相於單主體而言的。過往筆書的歷史研究多是單主體修史,一切由作者搞定,決定其對否。雙主體研究意味着有雙方力量參與,即採訪方與口述方。雙方可能是各一個人,也可能是各多個人。即口述人有親友陪同,採訪人也有一個團隊,特別是錄像模式下的口述史攝錄活動須有一個多人團隊。在雙主體中,各人的作用是不同的。採訪人是演戲的導演,口述人是唱戲的主角。口述史採訪是主動出擊,更為積極。自我回憶,必須具備自我歷史意識。對沒有自我歷史意識的人來説,必須通過外來的口述史的主動出擊,才能完成。這是一種主動的、公共的、有意識的歷史保存活動。如果不是採訪人來問,當事人沒有機會敍説。口述史不同於平時生活中老人自動的片段敍説,它是採訪人有意識的歷史採集工作。採訪人是提問題的人,是老人直接歷史研究者。在一定的時空框架下,老人的歷史會一點點呈現出來,它是系統的、有意識的梳理與研究。

雙主體參與可以彌補雙方的不足。採訪人與當事人作為不同的主體,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羣,彼此間有兩大矛盾:一是信息不對稱,一人不可能知道那麼多人的歷史往事;二是精力有限,一人難管那麼多人。如果讓當事人或相關人蔘與進來,就可解決這兩大矛盾。雙主體參與可以打破獨立建構。活人的記錄可以通過當事人的自我回憶來進行,這就是獨立建構。口述史是共同建構,是在採訪人的問題框架下呈現自我歷史的。有人會説,口述史不就是你問我答嗎,這太簡單了。有時口述史確實是這麼回事,有時要複雜得多。口述史也是一種歷史研究,採訪是一種直接的歷史研究活動,一方提問,另一方回答。得找主題,提煉問題,只有知道了要什麼,才能找到有用的信息。在傾聽的過程中,要善於捕捉題材的價值與意義。中間遇上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會進一步拷問,自然更是深度研究。在詢問過程中,會不斷地深化活人歷史的認知。它遵循一般歷史研究規律,要有問題意識,要提出你的問題,才能蒐集到你想要的歷史。如加上一些因果關係提問,結構會更復雜更嚴密。也就是説,問題可分兩類,一類是提示性問題,另一類是追問式的問題。這與通過文獻來研究,沒有本質區別。

有了口述史,歷史學研究形態也可增加一種,原來是間接研究,現在可以直接研究了。直接研究與間接研究的區別,在於有否有活人。沒有活人,完全憑文獻進行的研究,是間接研究。直接研究,指根據活人大腦記憶進行的研究,意味着不再完全靠文獻,直接找人就可做歷史研究了。歷史研究的門檻降低,效率也可提升。從事前代史研究要靠外來的前代歷史數據庫,而從事當代公眾史則靠自帶的當代歷史數據庫。解釋模式也不同,前者是外來解釋,後者是本體解釋。前者難度大,只有部分人可能掌握前代史數據庫;後者是靠自我經歷積累,門檻低,人人可以參與。從當代史角度來説,人人都是自己的歷史學家,這個觀點是可以成立的。個體經過豐富的人生經歷,積累了無數的歷史記憶。這些記憶輸出來,就可成為當代公眾歷史文本。他們既是創造者,又是歷史講述者,甚至是歷史編纂者,可稱為當代歷史記錄者。從前代史角度來,確實只有專業史家適合研究;但進入當代歷史領域,則人人可參與研究。從能力上説,人人會説,所以人人可參與。從資格上説,人人的歷史都是歷史,所以人人有資格修史。資格、能力、資料三者具備,就可以參與修當代公眾史,這就是當代公眾歷史記錄的優勢所在。他們缺乏的是歷史意識與技術。如果有歷史意識,有更方便的技術,他們就可以人人蔘與説史了。

口述史的出現讓普通人得以開口説話。錄音的出現使普通的人聲音可以保存,也可以轉錄成文,用第一人稱的方式説史。史家本質上是聲音的加工者與編輯者,以前是根據文獻來寫史,現在則可以根據口述史編纂成文。以前沒有口述史,必須通過別人的記錄,普通人的聲音沒有機會表達出來。現在不需要等別人了,只要自己有意識,或別人來採訪,就可以開口説話了。無非有的人會講故事,有的人不會講故事。讓更多的民眾在文本世界開口説話,是今日最大的觀念突破。民眾是生活世界的主角,但往往不是文本世界的主角。他們在生活世界裏説話,不過他們的聲音不會自動成為文本進入文本世界。歷史的世界是一個文本的世界,沒有轉成文本,就聽不到聲音,看不見其歷史。生活世界具有一度性,消失了就看不見了。文本世界是生活世界的再現,是符號化了的世界。如果能成為文本,它就可以存在。要讓更多的民眾在文本世界開口説話,要讓民眾在文本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歷來的中國歷史編纂之所以只有帝王將相,那是因為士大夫掌握文字,他們優先將重要的君臣活動記錄下來,從而進入文本世界,成為歷史。而普通百姓的國家作用小,百姓自己也沒有這樣的意識,不在史官的記錄視野範圍內,結果民眾的歷史就未被記錄下來,導致文本世界民眾史的闕如。如何才能讓更多民眾在文本世界發出聲音?多做口述史是一條捷徑。一一採訪,雖然比較費時,但效率比較高。有機會被採訪,就是有機會成為直接歷史研究對象,從而留下文本,留名青史。在文獻文本一家獨大時代,民眾不太有機會入史,因為他們自己不會寫,也沒有人來替他們寫。進入錄音時代,有了口述史,留史的門檻降低了,只要開口講述自己的過往,就有機會留史。有了這種方式,歷史也好寫了,歷史記者的任務也輕鬆了,就是拋出話題,讓當事人説,然後整理成稿。這樣的方式更為便捷,上至精英下至百姓都可參與進來。通過口述史,可以呈現個體視野的歷史。有了這些個人史,就可以建構不同類型的羣體史與集體史。

共建的當代公眾史也要共享。雙主體參與,要求在圖書內容的建構模式上也體現出來。轉錄的文本多會保留一問一答格式,但編輯成稿時往往會被刪除提問。如果刪除提問,剩下口述人言説,就變成自述了,抹殺了採訪人的導演與主角貢獻。所以,理想的口述史作品應保留問答格式。筆者做第一期《火紅歲月:甬城全國勞模口述史》時,缺乏經驗,用的是自述模式,做第二期《時代華章:全國勞模口述史》時7,觀念更新,部分稿件保留了一問一答的格式。之所以人説是部分,是某些過碎的一問一答,感觀與閲讀效果不好,放棄了。盧敦基主編的《永康手藝人口述史》8堅持了一問一答格式,值得肯定。不過一問一答過碎,説明採訪人經驗不足,口述人也沒講好,這可能是底層百姓口述的特色。另一方面,僅保留當事人的口述,也會讓人產生稿子編輯不成熟的表現。當筆者將《藕池村史》初稿給某些熟悉傳統史著體例的人看時,他們普遍無法接受。有人説,這是資料彙編。有人説,多是口述,不成村史。也有人説,書中引用“某人説”太煩瑣。似乎是説,筆者沒有盡力編纂,使之成一家之言。這麼做顯然不是筆者偷懶,背後有一套理念支撐,就是雙主體參與,要讓當事人開口説話,不是完全由編者一人來代人發言。簡單地説,經典的史學研究寫作強調一家之言,作者既是提問人,又是尋找材料、作出分析、做出回答的人,屬“自問自答”。而建立在口述史基礎上的當代史建構,則是“我問人答”,也就是説,採訪人提出相關問題,然後請相關當事人做出回答。當代往往是一個沒有文獻的領域,大家看到的“某人説”,不是現存的“資料”,而是進行直接歷史研究後獲得的答案。在雙主體參與下,這個答案不是由研究者以第三人稱來説出來的,而是由歷史當事人以第一人稱來説,這正是我們提倡的“大家來説歷史”原因所在。“某人説”之所以顯得“不厭其煩”,也正是因為他們詳細地提供了答案。這是一種全新的當代歷史寫作模式,表面上都是“某人説”,似乎是堆砌,實際上是精心建構過的,中間有嚴密的邏輯順序,只是省略了提問環節而已。這樣的疑慮,當然是熟悉著作體的學界提出的。至於村民本身沒有傳統文本參照系,自然也不存在難接受問題。

在雙主體參與原則下,口述史作品的署名權也是雙主體的。這樣才符合著作規範的,也是有積極意義的。“拼音之父”周有光告兒子與編者李懷宇,是因為在著作權上出了問題,只有採訪人李懷宇有著作權,周有光沒有著作權。周有光要編文集時,發現難用此書,於是才出現打官司現象。9僅採訪人署名,肯定是不對的,這可能是李懷宇與周有光不熟悉口述史作品的署名方式,它應是雙主體署名的。據説,馮其庸老先生非常重視口述史的著述權,怕別人亂改。著述權必須抓在自己手中,才是主動、安全的。在雙主體參與模式下,誰主誰輔呢?從人問我答的結構來説,採訪人是主,回答人是次。不過,從實際情況來看,誰先誰後,不能一概而論,要看採訪對象的知名度大小。遇小人物,自然會遵循“採訪人前、口述人後”模式;如遇大人物,可能就得遵循“口述人前、採訪人後”模式。總的説來,誰前誰後,要看雙方約定。如《風雨人生:馮其庸口述自傳》,署名“馮其庸口述,宋本蓉記錄整理”10。嚴格説來,這樣的署名是不完整的。採訪的主題是由宋本蓉提出的,整理是由宋本蓉與當事人共同完成的。馮其庸參與了全程的修訂、定稿工作,貢獻更大些,所以署名在前是對的。“記錄整理”,似有不當之處。嚴格説來,不存在“記錄”。轉錄,也是外包給速記員的,所以署“採編”更為合適些。

總之,活人歷史研究要遵循共建共享模式。

三、口述史是聲像史學

所謂聲像史學,有別於文獻史學。在中文中,講與寫是兩大系統,這是口述史討論的前提。多數讀書人討論口述史,往往着眼口述史的文獻文本,結果越講越複雜。習慣於文字文本的讀書人,無法擺脱“文獻為本”觀念的束縛。將口述史轉錄、編輯成文,特別是經過潤色以後,就成為普通的文獻。所以,停留於口述史文獻文本,是討論不清楚的。

用聲音表達的歷史有幾個特點:

一是即時性。講與寫是兩種不同的文本生產方式。講説是一種即時生產機制,可以將不同的信息組合起來,將過往的記憶講出來。口述史,是在採訪人問題引導下的當事人過往歲月講述活動,是當事人自我歷史認知、自我歷史話語的表達。人類的講述,都是在特定的話題支配下來講述出來的。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話題,可以講述不同的故事。

二是系統性。口述採訪是一種特殊的歷史講述,重在系統地瞭解對方,有別於熟人見面關注對方現狀片段情況。而且,要求錄音錄像,成為文本。生活世界的講述與文本世界講述,區別在於有否錄音錄像。口述史是一個文本概念,它有別於閒聊的地方,就是成為錄音文本、文字文本。平時的聲音可以不保留,但系統講述人生歷史時必須保存。這是一種有意識歷史講述活動保存。錄音的出現,可以將生活世界人際説話凝固化,成為聲音文本。有了錄音錄像,生活世界的講述就可成為錄音文本,自動轉入文本世界。如果不要轉錄,那是十分方便的事;如果要轉錄成文,稍微費些勁。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組織的項目對象都是專家,經常採訪20次以上。如此,人人都可以整理出一本專書來。

三是主體化。口述史是活人蔘與的歷史講述,不可能沒有情感。有情感是其優點,不是缺點。只有真實,才能感人。他會有自己的有色眼鏡,後人不必緊張,研究者會修正,通過其他文本的比對,消除其偏頗之處。只有留下多人的文本,才能使之更為客觀與公正。

四是用生活語言。講話者用的是自己的自然語言,可能是方言,甚至帶有職業語言。所有這些,都可以稱為“生活語言”。口述史所用生活常用語,據説只要三千字左右即可。《打工女孩》語言簡明,只用了不到3000常用詞彙,但不失鮮活與色彩。只有書面寫作,才會用上一大堆花哨的複雜的詞彙。建立在口述史採訪基礎上的村史,“某人説”有較為濃厚的口語特色。對於這種口語化表達,讀書人是難以接受的,不過非讀書人沒有問題。筆者的《藕池村史》較多地保留了各人的口語化敍述風格,只在局部作了修飾。之所以這麼做有特殊考慮,不想讓村史成為過於高大上的精英讀物,希望更適合大眾閲讀。長於口述而短於寫作的普通人,習慣的就是這樣的風格。弄得過於書面化、標準化,反而不利於他們的閲讀理解,標準化也會丟失很多個性化的東西。這種特殊的大眾化普及思維,現行的按標準書面語操作的出版社及編輯不太容易接受,也許這是要突破的地方。

五是聲像更易動人。之所以懷疑口述史,完全是文獻形態觀念在作怪,是過往似是而非的經驗影響了其判斷。大腦記憶有一個特點,須看得見,才説得出來。如果看不見,肯定是説不出來的,甚至要懷疑的、反對的。眼見才信,心動才會行動,這是人類決策的特點。進入聲像歷史形態,直接聽人説往事,你會懷疑對方有問題嗎?那是別人的親身經歷,你有沒有經歷過,有什麼資格指責別人、懷疑別人。

口述史是方法或學科?學界一直有爭議。筆者更傾向認為,它首先是形態,其次才是方法。口述史是聲像形態的歷史建構,口述史要放到史學形態的嬗變來觀察,才更為清晰。在只有聲音沒有文字時代,只有生活世界的口耳相傳,所以稱為史前史。“文字出現,信史時代才算開始,‘歷史’才真正出現,故文始即史之始。”11有了文字,説話內容可藉助文字成為文本,才稱被為歷史,稱為文明社會。在整個古代世界,都是靠文字文本才能保存歷史。中國的文字系統主要是建立在象形文字基礎上的,與生活世界的聲音有較大的區別。中國人來到地球以後,一直無法建立聲音本位的歷史話語體系。歐洲倒是建立了聲音本位的話語體系,但統一的拼音符號體系的確立時間非常晚,大約在15世紀。比較起中國的文字體系,他們的體系與聲音更近。中國人的生活世界,一直有一套白話聲音體系,只是因為沒有錄音,無法進入文本世界,成為研究之物。直到工業革命以後的18世紀末,產生了錄音、錄像、照相。有了這些工具,人類可以保存講話、外貌,甚至動作。如此,歷史記錄的文本形態也發生了變化,進入聲像形態期。今日,因為有了智能手機,錄音錄像技術得以普及,完全可以倡導建立口述史學體系。通過説歷史,成為聲像文本,就是一種表達歷史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文盲”不再是問題,“科盲”才成為新的問題。

有了錄音技術,人類可以迴歸更為基礎的口述,通過説就可以完成歷史書寫。有了錄音,生活世界與文本世界可以實現無縫接軌。因為它撇開了文字的限制,直接將講話與文本接軌了。中國文字在文本積累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有了漢文字,才有中國文化。然而文字有其天然的不足,那就是門檻高,只有小部分人可以讀書。雖然在古代世界,中國的讀書人是最多的。中國文字是一套符號體系,多數與聲音沒有直接的關聯。口説,是人類最基本的思想表達方式。有了錄音錄像技術,人類可以通過錄音完成文本化,不必再借助文字。雖然,大家仍喜歡轉錄成文,但聲像史學的成為風氣是遲早的事。

説歷史、聽歷史,這是聲音本位的歷史話語體系。突破文字本位傳統,直接讓大家來説歷史與聽歷史,這是歷史學的全新革命所在。由文獻本位向聲像本位的轉型,這就是口述史學的實質意義所在。當下中國的口述史研究,仍停留於文獻形態,強調轉錄成文,要進一步編輯成文,仍是傳統的文獻史學觀念作祟的結果。唐德剛既擴大了口述史在中文世界的影響,又誤導了口述史學的發展方向。唐氏之所以要如此做,正是傳統中國文獻本位觀念影響的結果。外行或新手上來普遍會問“口述史可信嗎”,實際上也是建立在文獻形態上的。今日講口述史學,必須從清理文獻史學影響入手。在文獻形態下,是無法正確理解口述史的,甚至會將司馬遷開始的社會調查也當作口述史。嚴格説來,它已經成文化,不再是口述史了。只有放在聲像形態下,才能理解口述史的意義。有了聲像口述史,歷史成文形態成為聲像文本了。它不是文獻的補充,而是獨立的形態,是更大眾化的歷史記錄形態。

口述史的直接形態是聲像,所以在線講故事是口述史的未來出路所在,聲像出版也是口述史的基本路徑。老想着轉錄成稿,這是中國人特有的思維。中國是一個重文獻文本的國家,有幾千年的傳統。今日,文獻文本仍是主流形態,即使數據化仍是文字。文字是直觀的,可以處處再現。視頻的直觀,須藉助終端設備來再現。從多形態來説,聲像史學應包括圖像、聲音、視頻,我們應逐步轉變觀念,適應聲像時代史學的研究。從這個角度來説,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的起點是高的,他們直接進入了口述錄像模式時代。對電視媒體從業人來説,聲像再現是十分普通的技術,但對以文獻為主導的歷史學界來説,仍是不太習慣的。

四、口述史是活人有感的歷史

所謂“活人有感”,是一個特殊的當代史文本真偽與合適與否的活人檢驗標準問題。不同於死人歷史,口述史作為活人歷史,是活人有感的歷史。死人歷史如何寫完全由作者説了算,死人沒有話語權;而活人歷史,當事人或相關人均有話語權,存在一個當事人與相關人檢驗問題。活人歷史研究不同於死人歷史研究,這是以前歷史研究中沒有遇到過的。或者説雖遇到了此類問題,但沒有提煉出相關的理論,僅僅説“當代史難寫”,而沒有研究當代史難寫的原因及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遠遠不夠的。這涉及的是口述史作品的編輯、出版、傳播中諸多難題研究。

口述史是活人有感的歷史,所謂活人有感,首先表現為當事人有感。文本世界是生活世界的再現,自己的事情自己最知道,這才是真正的實事求是。一次採訪某位私交尚不錯的老教授,研究生整理出文稿以後,筆者擅自作主在微信號上刊登了。原以為老先生不會關注,不料他看到了,非常生氣地打電話給筆者,認為細節出入較大。筆者立馬道歉,發回稿子讓其核對,重新刊登其審核稿。又有一次,《公眾史學評論》出版以後,因為收錄的2014年中國公眾史學研討會發言未經當事人審核,某位朋友收到書後,因某些話有所出入,大為不悦,費時一天加以辨析,給筆者發來郵件。幸處理及時,雙方談妥,在微信號上重新刊登審核稿。還有一位朋友,僅因會議通訊稿中“士紳”被學生打成同音的“次生”,審核時沒有發現,感覺有損他的形象,大光其火。當然,也有處事理性之人。第一期《火紅歲月:甬城全國勞模口述史》出版以後,因為通信錄找不到而沒有給當事人寄書,當事方風平浪靜。第二期《時代華章:寧波全國勞模口述史》出版以後給當事人寄書,出了點小問題。筆者單位一位勞模給筆者發了郵件,以為有幾處細節不當。筆者因為不常用此郵箱,較長時間才看到。事後反思這件事,確定過於膽大、偷懶了,連本校同事都沒有讓他們審核。

其次是第三方有感。口述史不完全是個人自我歷史,也會涉及交往圈人物往事。這樣口述史就會涉及第三方利益,口述人、採訪人、整理人因為盲點而沒有感覺,而第三方會在意,甚至會告發。蔣孝章是蔣經國女兒,嫁給俞大維子俞揚和,兩人年齡相差超過二十歲,俞揚和有兩次婚姻紀錄,蔣經國反對他們的婚事,前聯勤總司令温哈熊《温哈熊先生訪問紀錄》涉及此往事。為此,在美國生活的俞揚和、蔣孝章夫婦2001年控告温哈熊毀謗,這就是台灣口述史上著名的“温哈熊案”。可見其內容涉及第三方利益,應屬不可公佈之例。前副總理吳桂賢告前全國人大副主任吳德《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的口述史案,也是涉及第三方利益,説吳桂賢是“四人幫”那邊的人,這種過於敏感的事自然會讓吳桂賢非常不悦。12

筆者主修了三部村史,已經出版了兩部,兩部村史均遇到了小小的麻煩。第一部村史是前任村支書責怪後任村支書説話不當,涉及了一場狀告村裏的經濟官司。第二部村史,也是前任村支書責怪後任村支書説話不當,似乎阻礙了後任書記出任鄉衞生所所長,導致後任書記無法享受到國家養老金。兩部村史出版之前經過了村人的反覆審核,結果出版以後仍會出現説話分寸上下問題,説明口述史性村史無人能承擔全部校對之任,因為各人的記憶有限,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作為外人的主編,更沒有感覺了。這也證明,口述史容易起爭議或被人告發的地方,主要是涉及第三方利益。表揚別人,沒有問題;説別人“壞話”,容易被人告。當代不可説的話,可以婉轉地表達,讓當事人有一點面子。漢語的表達方式極為豐富的,完全可以靈活處理。

當代史信息存在一個全程參與問題。雖然當事人參與了口述,但最終成為文本以後仍可能出問題。其因有二:一是信息遞減,理解有誤。講者、聽者、讀者、相關方,這是口述史涉及的四方人員,是口述史要處理的四大關係。從信息對稱角度來説,講者與利益相關方是最清楚的,完全對稱。聽者與讀者,由於信息不對稱,盲點相當多。講者的信息到聽者層面,開始遞減;到轉錄時,又遞減一層;最後到讀者層面,可能完全是盲點。聽者儘管在場,由於受自己知識結構與聽力的影響,轉錄時會出現偏差。到讀者層面時,完全是霧裏看花,根本不知所云,不知真實意圖是什麼。也就是説,人的自我表達存在盲點與亮點問題。別人轉述、編輯時,更容易出問題。這就是古人所謂“魯魚亥豕”“三人成虎”原因所在。二是傳播空間大小問題。口述史是活人的歷史,是活人的歷史經驗,對別人的品頭評足是有個人價值觀傾向的。口述採訪屬房間內的兩人聊天,是小空間的,別人沒有聽見;即使聽見了,因為沒有錄音,説過就算了。但形成文本以後,它就凝固化了。文本的優勢是凝固化,缺陷也是凝固化。這種不當話一旦印進書中,容易引起非議,別人會在意某些話。也就説,從口述採訪到公開傳播存在一個再篩選的問題,涉及第三方的評價話要慎重,不能原封不動地用,這是傳播中要注意的問題。從相關口述史案例來看,平時比較重視面子、有點文化但又不算太高的人,容易成為糾纏者;相反,文化程度高、比較寬容的人,則會看淡此事。

如何解決活人有感問題?最好的辦法是自我清查。從三部村史來看,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成問題的,只有部分有利益衝突的個別細節不能寫入。能講述的東西都是沒有利益衝突的事。口述史整理要做的是,將有利益衝突、負面評價性語句刪除,以免留下後遺症。口述史稿不能過分追求原汁原味,過於原生態的東西不適合當下傳播。尤其要讓當事人親自參與審核。文本世界是生活世界的再現,生活世界的人最有資格判斷文本世界的再現是否有盲點。筆者做《藕池村民口述史》時探索出一種辦法,轉錄稿出來後打印一份,讓當事人審核。不過沒有全面執行,因為多數人不識字無法審核。《藕池村史》編纂成稿後請相關有知識之人審稿,先讓一位資深的小學老師審核。她女兒發現另一位小學老師口述往事時涉及這位老師,稱其文革間也被鬥倒,“因為男女關係問題”。此話讓參與審核的老師非常生氣,給筆者打了半個小時電話,反覆聲稱不存在這種事。由此説明,此類涉及第三方人事千萬要小心。原來計劃讓其審核全稿,結果發現這位老師只關注自己一部分,由此也讓筆者悟出,普通人只關注自己部分,不太會關注別人。所以,最好的辦法是將相關片段摘出來,讓當事人審核。鑑於過往二部村史出版以後前任村支書容易計較,所以筆者特別關注書記部分的審核。筆者讓一位前任村支書審核相關片段時,果然看得十分認真,上面塗塗改改了不少。尤其是涉及第三方利益的話,他主動提出要刪除。由此證明,讓當事人參與審核相關片段,這是最為有效的措施。如此可徹底解決涉及第三方利益説辭,容易引起爭議的傳統毛病。

讓當事人參與審核也可提升口述史的質量。雙主體以後,須由雙方來保證。在順序上,似乎增加麻煩,實際上是好事。因為,稿子編輯好後,本來就要找人審核。當事人直接承擔審核之任,就可減少專家審核任務。愛惜羽毛、自我緊張,這也是學者的特點。懂文字的士大夫階層,他們對文字的質量要求比較高。他們讀慣了別人的文字,不適應口述史講話成稿模式,會感覺説得十分亂,沒有條理。所以,事前讓當事人審閲,不完全是校對錯誤問題,也是重新處理文字的過程。讓當事方事前審核,這也是一種知情權,見一種團結人的手法。當事人的過往言行在人的大腦記憶中,當事人最清楚。事前讓當事人知情,事後就不會陷入被動局面。當代史生產中的難題,如果事前處理得當,可以成為歷史民主化的一種方式,即讓當事人參與進來,共同書寫他們的歷史。提供口述史機會,讓其參與進來,大家來講歷史。轉錄成稿以後,應進一步讓當事人審閲,讓當事人參與審核。有人來告狀,正説明事前成稿過程中的當事方參與不足。如果當事人參與了,他們就會成為共同的當代公眾史建設力量,成為共同的推手。事後知道會相當被動,讓他們成為反對力量,讓作者麻煩不已。口述史公開出版是一種探索的動力所在,將可能的問題消滅於事前才是本事。這種本事須通過實踐探索獲得,現有的書本不會提供現成的答案。

最後,口述史作品出版以後遇問題怎麼處理?尊重當事人,取得當事人的認可,這是解決問題的技術。好商量的人,爭取出一個修訂版,在微信上發表。其次,是修訂文本中的相關片段。台灣的法院最後以口述歷史屬於言論自由,判決温哈熊無罪。於《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出版社同意刪除相關內容。《史家碼村史》的最後處理之法是,將涉事一段話重新編纂、印刷、插頁。《江六村史》的處理之法,讓出版社重新印了二冊。不過當事人仍不肯罷休,無限上綱上線。村史是公開出版之物,經過政治審核,自然不存在政治問題。最後談妥共同修訂,再出修訂本。在網絡時代,因為網絡傳播廣,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影響。口述史作品的出版,是容易引起暗雷爆炸的,這是無法避免的一個話題,只能靠實踐經驗的積累逐步思考解決之道。

餘論

建構一套普通人聽得懂的口述史理論話語體系,是當務之急。普通人是如何認知口述史的,他們又是如何認知歷史建構意義的,如何讓普通人聽得懂,如何讓普通人容易接受,這些問題是必須回答的。要了解普通人的想法,通過不同的對話,讓他們接受口述史。學人能懂的話語體系與普通人外行可懂的話語體系不完全不同。公眾史學的建設,必須建立兩套話語體系,或者説要直接建立一套普通外行都聽得懂的話語體系才算成功。公眾史學不同於美國的公共史學,比美國的公共史學更有水平。不必以美國為標準為標準,這是喪失自我學術話語體系的表現,中國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公眾史學體系。中國的公眾史學建設,可以解決歷史學的大眾化問題,這是真正的公眾史學。

口述史,人人有資格參與進來,成為歷史記錄的主人,人人是歷史的記錄者,這才是意義所在。向來的歷史記錄靠文字寫作來完成,如果不會寫作,沒有來人幫你寫作,則人過往記憶的文本化工作就無法完成。現在,只要口述就可以完成文本,大大方便了普通人。更為重要的是,改變了第三方代理記錄的模式,當事人可以自理了,可以直接講述,使之成為文本,此乃一大鉅變。不過,當有這樣的機會時,當事人其實沒有心理準備。一日遇某位前副校長,與他説及此事,他就説我沒有什麼好説的。這當然是自謙之詞,也確實是沒有做好心理準備。歷史學向來與公眾無關,沒有服務公眾歷史記錄的傳統,他們自然沒有這樣的習慣。

更為重要的是,當代史是根據大腦記憶的整理來完成的學術研究。比起完全靠文獻來做的間接研究,顯然成本更低。人人有其過往經歷,人人有大腦記憶,人人會説。有了智能手機,人人可以錄音錄像照相。這種方式不需要外借大量文獻,就可以做歷史研究,這就是當代人説當代史、寫當代史的優勢所在。由此,可以開創一種全新的、直接的、低成本的、人人可參與的、人人得成為書寫對象的歷史研究模式。讀與寫的門檻均高,説與錄的門檻顯然低得多。因為有了智能手機,錄製已經便捷化了。尋找特定的主題,尋找特定的當事人,稍花時間即可完成。有了口述史,歷史學更活了,形態更豐富了,參與人更多了,服務對象更明確了。口述史的引進是歷史學形態的革新,是參與方式的革新,參與人羣的革新。從這角度來説,將口述史獨立成學科是可以考慮的。口述史學,既是形態,又是方法。當然,將之放在公眾史學,更容易受到史界認可,否則它就是孤魂野鬼。

活人歷史研究的提出,為歷史學的發展打開了一個魔盒。筆者主張歷史學要建立雙中心研究體系,一是死人歷史研究體系,一是活人歷史研究體系。要以活人歷史研究為主,死人歷史研究為輔。從人力投入來説,活人歷史研究兵力投入80%,死人歷史研究投入20%。當代人説當代史、寫當代史,應成為歷史學優先關注的事項。提倡做當代史,就可以及時梳理當下人、組織過往經歷,為當下所用。當代史是大家直接經歷過的、可以感知的歷史,更有借鑑意義。

口述史是增量研究。口述史是一種歷史文本初生產方式,是於沒有文本處建立文本的機制,可以直接開挖大腦記憶資源。通過口述史方式蒐集大腦記憶資料容易,難度係數低,可以保存更多的原生態信息資源,從而實現增量研究。

註釋

1錢茂偉《公眾史學視野下的口述史性質及意義》(《學習與探索》2016年第1期)涉及部分觀點。

2金易、沈義羚：《宮女談往錄》，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頁。

3[美]喬治·弗蘭克爾：《心靈考古》，褚振飛譯，國際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陳墨將此應用於口述史，見陳墨《口述歷史門徑：實務手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陸揚：《寵-信任型君臣關係與西漢歷史的展開》（一），新史學1902,2019年6月14日。

5定宜莊《“跟活人對話”》，大眾網2018年5月5日。

6羅志田、趙妍傑：《把中國歷史放在世界歷史中思考》，《中國近代史》2016年第2期，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微信號2016年6月4日。

7寧波黨史研究室編：《火紅歲月：甬城全國勞模口述史》、《時代華章：全國勞模口述史》，寧波出版社2015年版、2017年版。

8盧敦基主編：《永康手藝人口述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9吳小攀：《周有光將兒子告上法庭》，《羊城晚報》2011年4月17日；《“周有光狀告兒子”是怎麼回事？》，扶桑暘谷的博客2011年5月11日。

10馮其庸口述、宋本蓉記錄整理：《風雨人生：馮其庸口述自傳》，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

11龔鵬程：《龔鵬程談漢字：獨有真文開世界》，鳳凰網綜合2018年3月29日。

12白玉：《中國原副總理吳桂賢起訴六被告侵犯名譽權》，廣東新聞網2006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