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龍興》自序_風聞

編者按

本文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北大習研院副院長韓毓海老師的新著《龍興：五千年的長征》的“自序”。本書從中華文明的起源寫起，回顧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的“大事因緣”，分為上中下三篇，沿着殷周之變、周秦之變、魏晉隋唐之變、唐宋之變，通過“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講到今天“數千年未有之新時代。他以革命史觀的立場出發，將中華民族的歷史總結為革命與改革的歷史，這也是書名“五千年的長征”的由來。

本文原刊於韓毓海《龍興：五千年的長征》，中信出版社，2019年10月，感謝作者韓毓海老師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龍興》

自序

中華民族已經走過了 5000年波瀾壯闊的戰鬥歷程。我們思考、總結其中的歷史經驗，就有必要回顧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的“大事因緣”，哪怕是非常簡要、粗略的回顧。

但這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事情，當然更不是我這等無知者僅憑 “無畏”、想幹就能幹成的事，更何況實在也沒有誰要求、佈置我去這樣做。於是，我一度甚至以為自己有這樣的想法本身就近乎無事生非。

人們寫書，總是基於各種各樣高遠的理由，而我的理由，倘若坦然地説，竟然是時時感到我自己所身處的“學術圈”的無聊一如果用雅緻、時髦一點兒的説法，這感受大概就是所謂的“寂寞”。

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

有一段時間，就因為寂寞的緣故，我把古代的奏章找出來抄寫，從《商君書》到康有為的《上清帝七書》。我抄書的地方就建在清代成親王永理舊宅的廢墟上，夜裏，這園子裏是一個人也沒有的，從古樹的縫隙裏能夠看到對面圓明園寥落的燈火。秋天的夜空，如同無際的大海，月明時的窗外，雲在天際走，彷彿滄海上行着的帆。

四周一片靜謐，而心就這樣沉靜下來。

於寂寞與沉靜中，我時時感動於前人的勇毅與艱難，慨嘆於他們的走投無路與奮然前行，同時感到了更大的寂寞，竟然想起了這樣的話：“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牀夜語。雁不到，書成誰與”一沉靜下來，就似乎聽到遠山遠水隔不斷的呼喚和吶喊，而這呼喚和吶喊又時時使我在平靜中感奮，於寂寞裏驚怵。

到了這個歲數，年輕時經常走動的朋友，因為“忙”的緣故，彼此早已不大走動了，而這也許更是因為心的隔膜，彼此早已沒有什麼可談，枯坐着避過對面的眼神，使我時時感到時光不能忍受的漫長，同時分明感到：正是這樣虛浮的時光，將我們與歷史、與遠山遠水的呼喚和吶喊隔絕開來。

終於來了一位，是多年前也在這院子裏常常談天的，只是自他擔了要任後，已很少來往了。那天夜裏，偶然從樓下經過，他看到只有我的屋子還亮着燈，忽然就踱上來。開門後，彼此默然良久一從眼神裏，我分明感受到了他的疲憊和寂寞。

“這是十分有意義的工作啊！”

他翻了我的筆記，斷然決然地鼓勵説一這語調，彷彿間使我想起我們還年輕的時候。

我忽得一振，但彼此看着對方燈下的華髮，情緒隨即暗淡下來，我低聲説：“而我倒是覺得什麼意義也沒有……何況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些，只是無聊而已一”

“嚯！‘大事因緣’一你起碼可以給學生講它一兩件，這對年輕人是很有好處的。”

“沒有人愛聽的，現在的學生，你是不知道的一”

“現在又怎麼樣呢？青年學生，就像當年的你我，總是追求有意義的人生一”

我想説，現在的學生，早已不似當年的你我，而且，如今反感於“意義”的，豈止是青年學生。

馬克思創造過一個詞一“有節制的利己主義”，且感慨説，“這種利己主義表現出自己的狹隘性，並用這種狹隘性來束縛自己”。在馬克思看來，“德國社會各個領域之間的關係”的實質，其實就在於這種“有節制的利己主義”。我想，這恐怕便是馬克思深以為“寂寞”的根源所在，這甚至也就是馬克思判定自己的工作在當時的德國“沒有意義”的原因。而所謂“德意志意識形態”，一向也絕不僅僅是説當年的德意志帝國。今天的年輕人生長於“物質”的社會，而這畢竟是更“唯物”的世界，反而是我們身處的學術小圈子，似乎仍活在“某種意識”的世界，互為觀眾，彼此喝彩，年復一年地製造“項目成果”，不知今夕何夕。

然而，看到友人疲憊而執着的目光，以及他的華髮，這些掃興的話，終於沒有再説出口。

我知道，他畢竟是洞達的，有一種行走叫“宦遊”，而其中所謂寂寞，實際上絕不在我之下。

翻着這些筆記，他從我這裏拿了一支煙，抽起來。

我們就這樣對坐抽煙，再也無話。

臨行，他握着我的手一是如同年輕時那樣的緊握，而目光裏竟然似乎有了乞求：“你畢竟可以試一試，也算是為我們，你看我，現在即使想做這些，也不可能了，至於你，畢竟還好，起碼時間是自己的。何況，人活在世上，不能只想着他自己一個人吧。”

我默然送他到樓下，月光滿地，我就這樣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到了月光裏，想起一句話一“高處不勝寒”。

於是，到了下學期，我的一門新課就這樣列在了課表上，課程名是“唐宋以來經典文獻選讀”，而這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因為受了夜訪的故人的“蠱惑”。

而結果自然不出我所料一起初，聽課者熙熙攘攘，擠了一屋子，其狀如同趕集，而到了學期末，敢於參加考試，“以身試法”的卻只有5人了一這成績自然是我當教師以來最糟糕的一次。

我知道這門課對於初出茅廬者委實太難了，只是這種難反而激發了我的勇氣或者脾氣，畢竟，與學生為難，又何如與自己為難一於是，假期裏把講義改了又改，發給了我過去參與編輯過的刊物，而如今的編輯正是過去的學生。不久，學生回信説，文章固然令他“醍醐灌頂”，但主編有兩點意見：一是文章太長，也太難了，“本刊水平所限”，竟不知道怎麼刪改；二是這文章講的是歷史上的奏章，而奏章則不屬於“國學”。

原來如此……

如今講“國學”的人多了起來，但究竟什麼是“國學”呢？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大致分為4種：一是經典研究（儒）；二是治國理政的學問，或政治研究（筆）；三是事實的歸類和辨識（學）；四是詩詞歌賦（文），即我們今天所謂的“文學”。此所謂：“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

中華傳統文明，當然不等於詩詞歌賦，就是因為其中藴涵着治國理政的寶貴遺產。“善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蕭繹《金樓子•立言》中説：“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所謂“文筆之分”，“筆”就是奏章，就是治國理政的經驗與學問。

如今講“文”的人極多，而對於“筆”的重視不夠，幾乎就是完全無視，這裏的原因，我以為無他一人們如今需要些輕鬆的東西，文章還是輕鬆些好，寫文章的人最好不要與編輯和讀者為難。

進而言之，文人不必管國事，國家也不要管文人一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如此最好，而在如今的“主編”們看來，我把“國事”扯進了“國學”，這就是無事生非，就等於破壞了“國學”。但這豈不恰是千年的積弊，正如劉師培所謂：“夫中國之學術既以非干涉為宗旨，故中國數千年之政治亦偏於放任……虛浮之習，朦混之弊，層出不窮，則中國之用法，悉以放任為政策，未嘗有任法為治之一日也。”

既然彼此“水平所限”，再跟他們説這些，還有什麼意思呢？

自從寫文章以來，我第一次品嚐到了“被退稿”的滋味，且還是被自己的學生，被自己過去編輯過的刊物一我從此知道，老師不必為難學生，寫文章的人更不必為難編輯和讀者，如果一定要認真較勁，那你就只能自己跟自己玩。

魯迅説過，“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然而，如今想來，大約也就是從這裏，我終於讀出了使魯迅工作下去的動力，而這種動力無他，其實無非就是“寂寞”而已。

我從此也方才知道，這世界上最大的寂寞，其實就是毛澤東所謂“挖山不止”。“這兩座山雖然很高，卻是不會再增高了，挖一點就會少一點，為什麼挖不平呢？” 一這又是怎樣的“愚不可及”。

恰是因為這樣的教訓，我豁然開朗於中華文明的偉大精神，便從此下定了決心，在這寂寞中前行。於是，我終於動手開始寫《龍興：五千年的長征》這本書。

韓毓海《龍興：五千年的長征》

捫心自問，這能算曆史嗎？

據説，歷史，是關於記憶的。

魯迅在《範愛農》裏寫過一件事：當年，革命黨人徐錫麟（號“光漢子”）刺殺清安徽巡撫恩銘被捕，恩銘的親兵把徐錫麟的心肝挖出來，炒着吃了。

這描寫自然比福柯的《規訓與懲罰》深刻。而至於這種施暴的原因和動機，我則是很久以後才知道的。

今年夏天去井岡山，井岡山幹部學院的同志告訴我，當年還鄉團殺回來，抓捕赤衞隊和紅軍，就把他們的心肝挖出來，炒着吃一但這不是因為仇恨，而是因為恐懼。古來的風俗是這樣的：殺了一個人，他的靈魂就會來找你報復，只有把他的心肝挖出來吃了，他的軀殼就沒有了靈魂，於是，殺人者就會免於被鬼魂報復。

其實，曼努埃爾•普伊格的《蜘蛛女之吻》中寫過同樣的事：美洲殖民者用一種巫術攝取了印第安人的靈魂，使他們不能思想，沒有記憶，不能反抗，成為終日勞作的“殭屍”奴隸。

我想，這就是所謂“誅心”的意思吧！

魯迅晚年寫了《女吊》，這篇文章歌頌一個美麗的女吊死鬼，她死死地纏住了自己的敵人，“糾纏如毒蛇，執着如怨鬼”，使其不得女丁。

魯迅臨終前還説過這樣的話，大意是：基督徒臨死前要懺悔，以饒恕自己的敵人，而我想了一下，我不希望被饒恕，至於我的敵人，我也一個都不饒恕一我做鬼也要記住他們，我也希望，他們能夠記住我。

在“意義”到處被解構的時候，如果説到“意義”，我們的歷史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意義在於，在中華民族已經走過的5 000年波瀾壯闊的戰鬥歷程，有着許多內外敵人，我們的歷史就是前赴後繼，與內外敵人不懈鬥爭的歷史。

“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魯迅的工作的意義，魯迅的寫作的意義，我以為一在很大的程度上，往往竟是因為他的敵人，直白地説：是為了使敵人長記性，是為了給他們一個難以磨滅的深刻教訓一我想，毛澤東畢生的奮鬥其實也是如此。

因此，他們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

“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

歷史與其説是關於記憶的，還不如説是關於報應、關於報復、關於革命的。

革命史觀，大概已經被“學術界”解構得體無完膚了，但我是贊成這樣的史觀的。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革命與改革的歷史，因此，我把它稱為“五千年的長征”。

馬克思渴望他的書有“真正的讀者”，所以就不想在一本書的序言裏便把“結論”事先告訴他們，他説，“因為仔細想來，我覺得預先説出正要證明的結論總是有妨害的，讀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決心，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只是經不住恩格斯、拉薩爾的苦苦勸説，他方才極不情願地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自己的研究心路、“骨架”和方法做出了簡要的概括一儘管這無論對於讀者還是作者自己都是必要的，馬克思還是對這種廣告式的“內容簡介”感到不滿，於是他在文章開頭執拗地重申：寫作只是“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問題”。

如果必須簡單地向讀者概括本書的主旨，那就是：沿着殷周之變、周秦之變、魏晉隋唐之變、唐宋之變，通過“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講到今天“數千年未有之新時代”一這就是我所謂的“大事因緣”。

古代與現代的區別究竟在哪裏？

中國的古代歷史，當然也是革命與改革的歷史，然而如馬克思當年所説，“可是，徹底的德國革命看來面臨着一個重大的困難”。

馬克思所謂的這個“重大的困難”究竟是指什麼呢？

馬克思接着回答説：“就是説，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

我想，晚清以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意義，其實正在這裏，就在於那些內部的與外部的、主動的與被動的條件高度聚集在一起，迫使着中國去全力克服“物質的限制”“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從而為將來“徹底的革命”提供“物質基礎”。

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説，突破“物質的限制”，化中國生產力發展方面的“被動”為“主動”，這當然是我們前人艱苦卓絕奮鬥的輝煌成就，但卻未必可以囊括他們偉大抱負的全部。

甚至，我以為這還不是馬克思所謂的“徹底的革命”，也並不是毛澤東所謂的“將革命進行到底”一而只是“萬里長征”最關鍵的一步，因為這只是為我們今天的“新時代”奠基。

因此，我們的時代即所謂“數千年未有之新時代”的意義，便在於在生產力高度發展和競爭的基礎上，去建立一個更加合理和美好的社會制度，以此達成人的解放，這乃是“最後的鬥爭”。而這才是馬克思所謂的“徹底的革命”，這才是毛澤東所謂的“將革命進行到底”。

所謂“機遇空前，挑戰空前”，就是因為今天的我們面臨着這樣的革命。

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為了這“最後的鬥爭”，我們可能還要經歷幾十代人的奮鬥一“幾十代人”是什麼意思呢？自從有衍聖公以來，孔子的子孫才有七十幾代一路漫漫其修遠，我們今後的路更長，任務更繁重，工作更艱苦，成就更偉大。

我想，這本書在這樣的時代還不至於淪入“既無人贊和，也無人反對”的境遇，而與其得到贊和，我倒是希望得到反對，這裏的理由無他一“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而風力益增其怒號”一就是因為我們的事業，從來都是在不屈不撓的鬥爭中前進的。

我不是歷史學家，沒有那樣的學問，寫史之於我，無非是“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而已。

然而，我總不能忘記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師長，尤其是何毅亭校長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我想，這一方面是為了學術，他説過，“用學術講政治”，就必須捨得力氣去做學問；另一方面是為了前赴後繼的事業，正像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説的，正義的事業永遠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