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為什麼值錢？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國歷史研究院”

作者：黃道炫

七十多年前，中國為了自己的生存殊死搏鬥。隨着戰爭的進行，這場民族生存的搏殺漸漸匯入世界反侵略、反奴役戰爭的浪潮，爭自己的生存同時也就是爭世界的文明、正義和進步。二次大戰的結果，可以告慰中國人民，也可以告慰世界人民，用以戰止戰的方式，世界避免了一場更大的災禍。

作為一個弱國，在這場戰爭中，中國盡其所能，頑強地與實力遠遠超過自己的日軍周旋，儘管是苦撐，但是中國撐下來了。無論是毛澤東還是蔣介石，他們都明白，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就是拖住對手，持久是中國對付日本最有力的法寶。日本人的野心，註定其會向國際戰爭的道路邁進，而挑戰世界秩序和國際公義的舉措，必然使他們踏向失敗的不歸路。中國最大的成功，就是打破日本人在中國攫取資源的夢想，讓日本人垂涎的資源鏈條變成困擾他們的夢魘。

要讓日本人陷入持久的泥潭，正面和敵後的持久抵抗均不可或缺，正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言：“七月七日盧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的準備階段已經過去了。這一階段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在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全民族的抗戰，就戰場而言大致可區分為正面和敵後戰場，正面戰場大量正規軍的浴血奮戰和頑強抵抗，是抗戰得以堅持的重要支柱；敵後戰場的持續牽制和打擊，則是抗戰能夠持久的關鍵因素。

抗戰初期，正面戰場承擔了更加重要的任務，也是國內外視線的聚焦點。隨着抗戰的進行，敵後戰場受到越來越多的注意，這些目光既來自國內，也來自國外，既有對手方日本的觀察，也有抗戰中的盟友美國從戰略角度出發，對敵後給予的關注。最近出版的《外國觀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戰檔案文獻彙編》，收錄了大量的第一手相關資料，為我們提供了相對中立的這些域外觀察者的觀察結果。

以1944年來到延安的美軍觀察團組為例，他們之所以到延安，當然有很多考量，其中很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尋求中共在情報方面的幫助，美軍情報機構發現：“幾乎在日佔區的每個角落，延安隊伍都有常駐情報人員或武裝力量。因為他們不斷與日軍發生戰鬥，他們擁有敵軍戰俘與情報的出色資源。”所以，觀察組成員克洛裏少校直截了當地判斷，中共的根據地提供了“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敵後軍事情報來源。”其實，這一點，當年的對手方也不諱言，岡村寧次認為：“共軍的確長於諜報（在其本國以內），而且足智多謀，故經常出現我小部隊被全殲的慘狀。”無論在盟友還是對手眼裏，中共簡直有點“神”的味道。

許多親身接觸過中共的人大概都會思考，中共為什麼常常能做到其他政治力量無法做到的事，難道他們真的是“神”？當然，中共不是“神”，單個看，他們也都是普普通通的個體。不過，斯大林曾經説過一句話：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如果深切瞭解歷史上的共產黨，就知道斯大林這句話的確不是泛泛而論。

共產黨不僅僅是中國的，首先是世界的。20世紀上半葉，無論是哪個國家的共產黨，《共產黨宣言》都是黨的聖經，馬克思主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共同的指針。馬克思主義常常被認為是西方思想的異端，其實，如果聯繫文藝復興以來人的覺醒潮流看，倒毋寧説是這一潮流的繼承者。十八世紀以來的革命都以人權、人本位為宗旨，權力從精英向普羅大眾擴散是其外在表現，天賦人權本身就含有權力由更多人分享的理念。馬克思主義號召無產階級要掌握權力，是對權力向下趨勢的一個革命性推進，權力分享變成了無產階級的權力獨佔，而且對馬克思主義而言，權力向下的過程不僅表現於政治，更應體現於經濟，這是馬克思主義於繼承中的革命性變化。

19到20世紀，是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凱歌行進的時期，其在中國的突出表現只是這種世界性輝煌的一環。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其理論性、實踐性、思辨性有謎一樣的吸引力，數十年後，其對當年思想界產生的震撼和影響或許已經很難描摹和體會。可以看到的事實是，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和當年的世界一樣，蓬勃興起。中國急迫的民族危機與馬克思主義的整體解決結合，尤其能夠攫住青年人的心靈。

承接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組織和信仰，中共造就了一個黨性特別鮮明、執行力、組織力異常強大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是一門強調實踐的理論，精準的社會肌理解剖使之在政治社會運動中如魚得水。儘管中共初期理論水準不高，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還是通過各種方式深入黨心，由此逐漸形成中共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的力量很難通過量化的方式表現，卻在中共崛起中不可忽略。中共幹部普遍具有的聯繫的、辯證的觀點，這不僅僅使他們掌握瞭解世界的認識論，也使他們獲得處理紛繁複雜問題的行動利器，馬克思主義就是這種思路最直接的來源。由此決定國共兩黨幹部，前者往往就事論事處理問題，後者視野明顯開闊，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的影響，絕非浪得虛名。

當然，對於抗戰中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它又是中國的。抗戰中的中共，面對民族危機異常急迫的生存環境，堅持持久戰方針，不斷堅強自己的隊伍，強化根據地，造就了一種韌性的生存。中共以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為基礎，通過黨政軍民的總體戰，成功完成持久作戰的目標。無論山地還是平原，中共都頑強堅持，利用日軍兵力不足及異民族作戰的弱點，打破其完全佔領的夢想，使之始終處於敵後軍民的抵抗和威脅之下，而中共則在戰略和政略結合指導下的持久堅持中不斷壯大發展。中共的成功，正如時論指出的：“黨政軍民的團結是鞏固根據地最重要的一環，沒有這種團結，就休想持久堅持根據地。固然沒有軍隊則根據地不能存在，但如沒有地方黨政民的領導與配合，則根據地也無法存在。”沒有軍隊就沒有根據地，沒有根據地又難以有游擊戰的堅持，游擊戰、根據地、正規軍看起來不無扞格，經過中共系統運作，卻能相互咬合，互動互補，黨政軍民的一體化則是這個系統靈活運轉的潤滑劑。這就是謝偉思觀察到的：“八路軍是一支政治部隊；他們的思想工作、組織羣眾、與以儘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並同時改善窮人生活為主導的經濟政策，所有的一切都主要為抗戰服務”。中共抗戰中的成長是一個系統工程，持久是系統工程、抵抗也是系統工程，生存更是系統工程。之所以能做到這些，領袖人物政治上的老練和軍事上的天才自是重要原因，馬克思主義的寬廣視野、共產革命理念中必然包含的羣眾路線則發揮着基礎性的作用。在這樣的理論和實踐中締造出的中共武裝，被日本人認為是魔一樣的力量：“和日軍在長期訓練中作為目標所描繪的敵人，或者是迄今為止我們所接觸過的敵人，無論在形式和本質上都完全不同”。

不僅僅日本人看不懂，國民黨何嘗又看得懂，即連生活在國民政府下的中間知識分子也未必看得懂。新聞人趙超構在抗戰後期去延安後發現，中共生產了一套自己的價值觀，和外界處於兩個邏輯系統中：“凡是依我們標準認為缺點的地方，在他們自己看來都是優點。我們認為這種教育限制了個性，他們倒覺得唯有如此，才能為羣眾服務。我們認為它太功利化，他們卻以為這是‘學用一致’。我們認為理論水準太低，他們的答覆則是‘實事求是’。”姑且不論趙超構談到的這些問題的是是非非，價值觀重新塑造凝聚的向心力卻是不言而喻的，這樣的黨，其力量已經不是僅僅用物質可以衡量的。

在實際事務的觀察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中共的腳踏實際，這也是毛澤東很為自己的黨引以自豪的一點，但是，中共同時又是一個高度強調信仰、理念的政黨。世界上大概很少有哪個政黨像共產黨這樣重視理論，以致西方的馬克思主義黨常常會因為理論的爭論而四分五裂。相較之下，中國共產黨由於特殊的環境和思想背景，沒有太多理論爭論的餘裕，也較少因為理論爭論發生分裂，但對理論的重視則一以貫之。中共黨人留下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大量理論學習的記載，而這在同時期國民黨人留下的日記中幾乎難覓蹤影。同樣是中高層幹部，國民黨人陳克文抗戰時期的日記觸目可見喝酒、宴請、牢騷以及周圍人各種各樣的花邊新聞，共產黨人王恩茂的日記則不斷出現學習、讀書、討論、培訓的記載，這樣的比較絕不僅僅是個案，幾乎是兩黨幹部各自呈現的共性。中共黨人所受到的持久的灌輸、不斷的檢查、考核、批評與自我批評甚至思想鬥爭，儘管不可能使之成為一個完全獨立於社會之外的產物，但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仍在一點一滴、潛移默化地塑造着一個不一樣的黨和軍隊。這樣的黨和軍隊不一定像曾經宣傳的那樣全知全能，卻足以擁有超乎於其他政治力量之上的威力。1939年，聶榮臻談到八路軍為什麼能在敵後堅持游擊戰時，不無自豪地説到：“所謂由整化零等游擊戰術實並不易（由零可化為無），如甚易，則八路已不值錢了。敵人把我游擊戰術作研究而謀殲滅我之對策，但是機械的。游擊戰術實不易把握。”這是深得中共武裝精髓的經驗之談。

《外國觀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戰檔案文獻彙編》中收錄了一份美國戰爭信息局寫於1945年7月的報告，在這份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長篇報告中，一開頭就明確指出：“幾乎所有不帶偏見的觀察者都一致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卓有成效、有最好的政治組織系統與最強的紀律性、最有建設性的隊伍。”儘管報告沒有由此得出中共將在未來的內戰中獲得勝利的結論，但是，這樣的一套政治、組織系統，這樣的一支隊伍，這樣的一個黨，能夠在強大的日本人眼皮底下頑強生存，發展壯大，到抗戰末期，成功造就出一片開闊的天地。接下來，面對國民黨這樣的對手，勝負之局，或已不難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