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陽陵與漢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第二屆）”紀要_風聞

　　2019年9月26日至28日，由陝西省文物局指導，漢景帝陽陵博物院、中國考古學會秦漢考古專業委員會聯合主辦的“‘漢陽陵與漢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第二屆）暨漢景帝陽陵博物院建院二十週年紀念活動”在西安曲江賓館順利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雲南省文史研究館、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省文化遺產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國家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館、陝西曆史博物館、西安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茂陵博物館、徐州博物館、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廣州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廣州南越王宮博物館、北京大學、北京聯合大學、吉林大學、河南大學、鄭州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四川大學、西北大學、陝西師範大學等全國十一省市三十四家單位的近百位嘉賓、學者參會交流。

　　26日上午，陝西省文物局黨組成員、副局長賈強，中國考古學會秦漢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白雲翔、漢景帝陽陵博物院院長李舉綱參加開幕式並致辭。

　　賈強介紹了陝西省包括古代帝王陵墓在內的豐富歷史文化資源特色，以及近年來文博事業的實踐成果，指出以漢陽陵為代表的帝陵大遺址是陝西重要的文化資源，漢景帝陽陵博物院要進一步拓寬學術視野，積極開展豐富多樣的文物保護研究工作。

　　白雲翔從考古學理論與遺址公園規劃建設的角度，分析了漢陽陵作為帝陵遺址的考古學意義，並強調就漢代陵墓的研究來説，有必要繼續加強兩個維度的着力：一是“形而下”的維度，即物質層面，儘可能全面、具體、客觀地加以究明，大到陵墓的形制佈局，小到一處遺蹟、一件器物、一種現象，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都儘可能研究清楚；二是“形而上”的維度，即精神和制度層面，對陵墓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闡釋和解讀，超越整體佈局、各組成部分以及各種文化遺存等物質現象，探求陵墓設計建造的思想、理念和表現手法，探究當時的國家觀、價值觀、天地觀、生死觀、喪葬觀以及美學思想等精神內涵。兩個維度互為依託、相輔相成，沒有“形而下”的具象描述，就談不上“形而上”的抽象概括；沒有“形而上”的闡釋，就無法真正理解和認識“形而下”的形成及其歷史和文化動因。

　　李舉綱回顧了漢陽陵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二十年艱苦創業、砥礪奮進的發展歷程，指出漢陽陵的建設、發展離不開文博界同仁的關注、支持和助力。　

　　開幕式之後是主旨發言環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慶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峯、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張翔宇三位研究員及漢景帝陽陵博物院副院長劉宇生副研究員就“漢陽陵與漢文化”會議主題先後發言。

　　劉慶柱以“西漢帝陵所體現的國家理念——以漢景帝陽陵為例”為題，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利用西漢帝陵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闡釋了漢代陵園形制佈局中“崇方”“居中”的設計理念以及體現血緣關係的中國古代宗廟位置變動，多角度分析了景帝時期政治格局、國家制度繼承與變革等上層建築在漢陽陵周正嚴謹形制佈局中的體現。“陵墓若都邑”，用陵墓形制表現國家政治文化，再現了西漢時期國家政治理念的強化與政治制度的高度統一。

　　焦南峯迴顧了漢陽陵考古發掘歷程和研究成果，認為陽陵考古工作在考古學、歷史學以及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考古學上確認了一座規模宏大、佈局規整且各組成部分內涵基本清晰的皇家陵園，顯示出中國古代“獨立陵園”最複雜、最成熟的形態，是帝陵的典範之作，其“德陽廟”是中國古代廟制變化的里程碑；陽陵考古為其他西漢帝陵考古總結出一套調查、勘探、發掘的思路與方法，併為制度史、科技史、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陽陵文化遺存是西漢歷史分期研究的重要證據，其所代表的時期是從“無為而治”到“獨尊儒術”的轉折點，亦是“四方五行”傳統觀念的確立期。文化遺產保護利用方面，陽陵完整、翔實的考古資料為大遺址整體保護、展示奠定了考古學基礎。

　　張翔宇介紹了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近年來發掘清理的郵電大學新校區漢墓、石家街漢墓、北里王漢墓、慄家村漢墓等西漢高等級墓葬的成果。根據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推斷慄家村漢墓年代為西漢早期，墓主很可能與皇室有關；石家街漢墓為西漢中期，墓主應為列侯級別；郵電大學新校區漢墓為西漢中晚期，墓葬規格較高，墓主身份顯赫；北里王積沙墓為西漢晚期，推測為宜春孝侯王鹹夫婦或釐侯王章夫婦合葬墓。這些墓葬規模大、等級高、年代跨度長，為研究西漢長安地區高等級墓葬形制、隨葬品內涵以及喪葬制度提供了寶貴的實物材料。

　　劉宇生分析了目前大遺址保護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良好局面和發展態勢，認為陝西團隊擁有自己的優勢，陽陵作為大遺址保護的範例具有“教科書”意義。應當確立“考古研究是基礎，科學保護是核心，規劃建設是關健，資源品質是優勢，融合發展是趨勢，社會共享是目的”的大遺址保護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理念，正確處理“保護與開發的觀念變革，大局與現實的順應調整，堅守與創新的自強有為”三方面關係，制訂縝密的中、長期考古科研計劃，加強多領域、多學科合作，注重科研成果社會轉化利用和科普傳播教育。

　　26日下午和27日全天，先後舉辦了六場學術研討，分別由北京大學教授趙化成、西北大學教授王建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劉海旺、西北大學教授梁雲和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馬永贏主持，共有29位代表發言，發言內容可分為以下幾個方向。

一、城市與祭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瑞研究員以“從櫟陽、阿房到長安——都城軸線的確立、消融與再現”為題發言，以都城軸線為考察對象，以逆推的方式探討了這一傳統在戰國秦漢時期的淵源，認為至遲在魏晉時期出現了南北向的超長都城軸線，漢長安城的中軸當北起廚城門、南過未央宮東牆，延伸至新莽南郊禮制建築，並進一步向南（子午谷）北（天齊祠）外延，形成了縱貫關中平原的超長軸線，這一做法繼承了秦始皇規劃阿房宮時對都城特大外延格局的期望，而都城軸線的創造性運用從近年的考古發現來看應源自秦櫟陽城。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龍國研究員以“秦漢鍾官初探”為題發言，結合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尤其是秦漢器物銘文，探討了秦漢時期重要的中央官署——鍾官的職能演變和地望所在，認為秦代鍾官即“樂府鍾官”，主要負責金屬樂器的鑄造和管理，漢武帝設立水衡都尉後，鍾官成為國家重要的鑄幣機構，地位越發重要，王莽更是分設前、後鍾官。地望方面，秦代鍾官有待進一步考證，户縣（鄠邑）兆倫村遺址可基本確認為西漢鍾官及新莽前鍾官之所在，“好漢廟”遺址則可能屬於新莽後鍾官。

　　漢景帝陽陵博物院曹發展研究員以“南擴秦都、置作漢陵是渭河三橋形成的最初動因——兼辯西渭橋遺址的發現與質疑”為題發言，指出渭河三橋的“東、中、西”之稱系後世為便於區分而追述，實際上三者原本各有專名，建造有先後，動因有別，並非預先就有三橋格局的完整規劃；三橋連接起渭河兩岸完整的秦漢都城近郊交通網絡，滿足了當時的交通需求，且在區位條件限制下與現代交通幹道彼此重合，具有重要的意義。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田亞岐研究員以“西漢時期雍郊祭天禮儀程規復原研究”為題作了發言，指出中國古代祭天是君王獲得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常在郊野舉行故名“郊祀”。通過與天的“交流”，君王獲得“君權神授”和“天子”的合法性，國家和黎民則得到“與天滋潤，強國富民”的祈福。祭天的禮儀程規文獻多有記載，近年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的考古發掘提供了新的實物場景資料。綜合考慮現有資料，西漢時期雍郊祭天活動應有題請、擇吉日、備集祭享、出行、抵達雍郊、滌牲和省牲、宰牲與聚血、登臨齋宮、壇場祭獻、迎請天神、祝詞、兼顧諸神祭祀、送天神、慶成、瘞埋等一系列複雜的程序。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汪勃研究員及研究生範東日以“漢廣陵城形制的探尋”為題發言，介紹了江蘇揚州蜀崗古城遺址的考古成果，重點是漢代的廣陵城，其沿襲戰國楚廣陵城形制，並在其東北加築了附郭東城，形成由內城、外城、附郭東城三部分組成的城邑格局，其平面或呈“斗城”形狀，規劃建設有城壕、城牆、城門、城內外道路體系等基本要素，城內建有章台宮，宮內有顯陽殿、宮園等，成為後世廣陵城形制佈局的淵源。漢廣陵城已是南北交通路線上的重要樞紐，奠定了揚州作為中國東南地區咽頤之地的基礎。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陳斌館員以“西漢早期湘江上游地區城邑管理的考古學觀察”為題發言，根據湖南湘江上游地區西漢早期城址考古調查與發掘成果，發現此區域的城址基本都扼守交通要道、規模較小、間距較短，總體看具有鮮明的軍事防禦色彩；從西漢早期墓葬角度對單體城址作進一步的考古學觀察，認為城邑管理者主要是中央或郡國直接派遣的中原漢人，而其屬吏既有漢人也有土著；由此推斷湘江上游西漢早期城邑羣是針對南越設置的邊疆防禦體系，與“無為而治”的國家政治理念以及“和輯百越”的邊疆政策息息相關。

二、陵墓與觀念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張衞星研究員以“到哪裏去——秦始皇陵銅車馬的再分析”為題發言，梳理了秦陵銅車馬的形制、材質、紋飾及與陵園遺蹟的位置關係，對其喪葬作用和文化內涵進行了新的分析。認為銅車馬及其所埋藏的陪葬坑作為秦始皇陵的有機組成部分，服務於陵園整體的象徵意義；秦帝國的信仰傳統、集權體系與這些制度文化的象徵符號，融入到帝陵規劃建設之中；銅車馬應是始皇帝“死後昇天的交通工具”，與戰國楚文化及漢文化中的“出行”喪葬表達方式有着相似主題。

　　北京大學趙化成教授以“漢承秦制的考古學觀察——以秦漢帝王陵墓制度為中心”為題發言，指出除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之外，秦漢帝王陵墓制度方面的“漢承秦制”特點同樣突出；西漢帝陵在獨立陵園制度、陵園形制及陵墓方向、封土製度、陵寢建築、外藏坑制度、陪葬墓制度、陵邑制度、黃腸題湊葬制等方面均繼承戰國秦王陵和秦始皇陵，其象徵意義也與秦始皇陵一致，是宮城的象徵或再現；秦制實際上是在秦國原有制度的基礎上整合中原列國制度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實用性，也是漢初叔孫通制禮唯一可參考的制度，因此“漢承秦制”順理成章。

　　北京大學高崇文教授作了題為“漢代帝陵陵寢建制探討”的發言，指出秦漢陵寢是據“虞祭安神”的喪葬禮儀由宮寢轉化而來；漢代陵園之便殿安置依附死者靈魂的魂衣，是重要的正式祭祀建築，而非“休息閒宴之處”，西漢墓側起寢立廟導致宗廟制度發生重大變化，形成分散的陵廟制，東漢帝陵不再設陵廟，恢復都城集中宗廟制度；明帝實行上陵禮是劉秀神主無法祔於京師高祖廟，也無法祔於南陽祖塋陵廟，原陵又無陵廟三個因素共同導致的結果，明帝顯節陵用“石殿”代替“寢殿”，開唐宋以後陵園中設享殿之先河。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馬永嬴研究員簡要介紹了江村大墓、薄太后南陵的考古新發現，包括陵園外垣牆和多處遺址，指出陵園規模基本探明，大墓外藏坑搶救性發掘正在進行，江村大墓的考古工作有助於整體把握陵園形制佈局及綜合內涵，為西漢帝陵考古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曹龍副研究員以“‘陽陵模式’的實踐與探索”為題發言，介紹了“宏觀部署與微觀分析”相結合的帝陵陵區考古工作模式、“全面調查、重點勘探與局部發掘”的工作方法等實踐經驗，認為在大遺址考古工作中應注重把握遺址的整體性、有機性與沿革性，這一“陽陵模式”也是面向社會公眾的大遺址保護、展示與利用的重要依據。

　　西北大學梁雲教授以“漢帝陵南、北兆域的形成原因”為題發言，簡要介紹了東漢帝陵南、北兆域基本情況以及兆域內封土的墓主歸屬情況，並闡述了南、北兆域的形成原因。北兆域起於光武帝原陵的修建，南兆域的開闢則源於漢明帝的個人選擇；明帝之後的帝陵選址則受到宗族血緣觀念影響，基本遵循“旁近祖考”和“同輩不共兆域”原則。

　　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葛明宇副研究員以“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園考古發現與認識”為題發言，簡要介紹了西漢楚國及獅子山楚王陵園考古歷程與成果，指出羊龜山楚王后陵、繡球山漢墓、駱駝山妃妾陪葬墓區以及各種陪葬、祭祀坑羣、陵寢建築遺址，共同構成了一座規劃完整、佈局有序、內涵豐富的西漢諸侯王陵園；獅子山楚王陵園的建築規制與帝陵相似，但規模略小，具有顯著的西漢早期時代特徵和楚國地方特色，墓主應為第三代楚王劉戊。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張仲立研究員以“海昏侯劉賀墓園五號墓初探”為題作了發言，指出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考古成果頗為學界關注，墓主為劉賀長子劉充國的五號墓考古成果的公佈值得重視。該墓主的確認明確了墓園的祔葬問題，即子輩主要祔葬北部區域，妃嬪則祔於主墓東部區域，為推斷其他陪葬墓的墓主身份提供了參考和依據。劉賀與劉充國先後去世，二者墓葬的考古地層卻有打破關係，究其原因應是喪葬禮儀上的規定，文獻對“並有喪”有“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的要求。海昏侯墓園祔葬墓設有專門祠堂的現象未見於以往考古發現，對研究當時墓祠制度亦有重要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振東研究員以“海昏侯劉賀墓考古研究述評”為題發言，首先按空間關係從地上、地下兩個維度介紹了海昏侯劉賀墓園的考古發掘收穫，然後對墓園規模、禮制建築和墓葬形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進行了評述；認為從地面設施（墓園規模、“門闕”形制、禮制建築數量與種類）的複雜性、墓葬形制的特殊性以及出土器物的豐富性等方面來看，海昏侯墓是一座特殊的列侯墓。

　　徐州博物館劉照建研究館員以“徐州西漢宛朐侯劉埶墓相關問題再研究”為題發言，通過對墓主明確、年代清晰的西漢宛朐侯劉埶墓（有銅鏡，無錢幣）與獅子山、馱籃山兩座楚王墓隨葬相關器物的“有”“無”及特徵進行對比、分析，認為獅子山楚王陵墓主並非劉戊，馱籃山漢墓才是第三代楚王劉戊的歸葬之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趙寵亮副研究館員以“漢代石碑的考古學觀察”為題發言，對漢碑形制及其發展演變做了歸納分析，認為碑首從圓到有暈的發展規律是後世螭首碑的淵源，碑身長、寬、厚比例遵循一定規制，碑穿亦存在由碑身中部逐漸上移的演變過程；蜀地漢碑具有屋頂式碑首、梯形碑身、四神六玉圖像等獨特形制，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

　　徐州博物館吳公勤副研究員以“徐州地區出土漢代玉璜研究”為題發言，梳理出徐州漢墓出土玉璜的四種形制特徵，將其劃分為西漢早中期（鼎盛期）、西漢晚期至東漢（衰落期）兩個階段；指出作為禮儀用玉、生活佩飾和喪葬握具來使用的玉璜多出現在徐州大中型漢墓中，墓主身份多為楚王、列侯、劉氏宗室或高級貴族；玉璜隨葬彰顯了墓主人尊貴顯赫的身份，也反映了“事死如生”“羽化昇仙”的喪葬理念。

　　湖南省博物館聶菲研究員以“真實與虛構：馬王堆漢墓漆奩錐畫圖像的符號意涵”為題發言，結合出土簡帛文獻史料，通過對比分析出土器物圖像資料，探討此場景與墓主的關係及其意義，從而解讀錐畫所呈現的現實和虛擬場景以及圖像的符號意涵，認為漆奩錐畫圖像再現了墓主生前畋獵的真實圖景，展現了世俗與仙境相互交融的祥瑞場面；內涵上具備真實與虛構的複合含意，迎合了漢代貴族審美品味，滿足了生者對死者在“天堂”或“仙境”永享榮華富貴的祈願。

　　北京聯合大學宋蓉副教授以“枝燈與錢樹：考古所見漢代神仙觀念的地域性表達”為題發言，考證了枝燈與錢樹兩類文物的源流與演變，分析其在墓葬中的空間位置，認為青銅枝燈是戰國秦漢王侯貴族所用之物，兩漢之際各地逐漸為其注入了本土化元素；黃河中下游地區出現用於隨葬的陶枝燈，並形成一東（釉陶枝燈）一西（彩繪陶枝燈）兩個系統，而川渝地區出現了錢樹；枝燈和錢樹表達了古人對身後歸處的無盡想象，是漢代民間信仰中“魂神昇天”觀念的產物。

三、手工業與文化交流

　　徐州漢兵馬俑博物館劉聰館員以“獅子山漢墓出土帶銘文器物度量衡數據測算分析”為題發言，對獅子山漢墓出土33件銘文器物的度量衡數據測試結果進行分析，發現漢代一尺合今約23釐米，容積每升合今約200毫升，重量一斤約當今250克；而秦制一斤多高於今250克，以此推斷秦漢時期尺度、容積基本相符，而衡制與秦代略有差別，較秦代略低，或與器物鏽蝕程度有關。總體上，秦漢度量衡儘管存在一定差別，但基本符合“漢承秦制”的傳統認知。

　　河南大學董睿副教授以“漢代空心磚畫像的模印工具初探”為題發言，通過對陶拍和模印圖案的考察，認為畫像模印工匠與製陶工匠不同，製陶工匠負責空心磚坯製作，具有穩定性，畫像模印工匠則具有流動性，根據製陶作坊的需要來從事畫像的模印工作，工作完成後即轉入他處；印模為模印工匠的謀生工具，在製陶作坊裏一般不易發現。

　　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合榮研究員以“貴州出土戰國秦漢時期帶鈎的類型觀察”為題發言，將貴州地區出土的戰國秦漢時期帶鈎梳理出六種器型，並以此為線索對古代西南邊疆族羣進行了觀察。戰國秦漢“西南夷”地區帶鈎的使用以今貴州為中心呈現出由北向南、自東向西頻次遞減的趨勢，器型也隨之趨於單一；部分器型明顯具有同時期巴蜀地區文化特色，部分器型是從西部鄰近的滇文化中借鑑動物形牌飾而來；赫章地區與威寧地區東西毗鄰，出土的帶鈎年代相近，然而分別受到巴蜀地區文化和滇文化的影響，反映出不同族羣遷徙、文化交流的痕跡。

　　南京博物院沈騫副研究員以“秦漢西晉文物藝術中的絲路名馬”為題發言，介紹了三種名馬品系（汗血馬、阿拉伯馬和蒙古馬）的來源、特徵及生活習性，認為漢武帝茂陵陪葬墓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銅馬為典型的阿克哈—塔克馬（汗血馬），廣西貴港出土的西漢銅馬和武威雷台西晉墓出土的“銅飛馬”等應為阿拉伯馬，漢高祖長陵陪葬墓陪葬坑兵馬俑中戰馬形象則屬於蒙古馬。三大名馬的基因促進了世界各地馬種的改良和發展，其形象也成為眾多文物藝術的圖像原型。

　　吉林大學潘玲教授以“匈奴大型墓葬結構特徵及其與中原的關係”為題發言，通過對近年來蒙古國匈奴墓葬考古資料進行梳理，將匈奴大型墓葬的文化內涵與中原地區墓葬風俗沿革進行對照觀察，發現兩漢之際的匈奴貴族喪葬文化深受中原地區影響，但具有一定的滯後性，體現出強勢文化向邊遠地區的漸進擴張，反映出匈奴與中原王朝從衝突走向文化交融的歷史進程。

　　陝西師範大學楊瑾教授以“衝擊與反應範式下漢代胡騎的文化意藴及其歷史演變”為題發言，首先考釋了“胡騎”在漢代歷史語境下的內涵，即北方草原遊牧族騎兵的統稱，然後梳理了胡騎的歷史演變，其內涵和外延呈現出歷時性發展的特點，最後探討了“衝突與反應”範式下“胡騎”的文化意藴，認為“胡騎”是一個經過長期演變的族羣文化概念，作為特定歷史時期對特定地域特定族羣的稱謂，是農耕世界與遊牧世界衝突與反應範式下的胡漢意識與圖像化表達。歷時性與共時性反映了不同族羣通過軍事衝突帶來的經濟、文化、宗教等諸多方面的交流與融合。

　　上海交通大學張朝陽副教授以“長沙五一廣場簡牘所見中外交流史料札記”為題發言，選取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簡牘中一則早期胡人來華史料進行分析、考證，結合傳世文獻對史料中涉及的案例文本展開解讀，認為東漢時期生活在長沙地區的一個胡人羣體可能來自信奉佛教或耆那教的印度文化區，且有一定的人數基礎，維持着自身的文化習俗。

四、其他

　　鄭州大學尚元昕博士以“墓葬視角下的西漢時期‘宗法制’”為題發言，通過對西漢時期陵墓及其相關遺蹟現象的考古學觀察，可知西漢陵墓規劃中存在昭穆制度的影響；以張安世家族墓地為代表的高等級貴族家族墓，能夠充分體現夫妻、父子關係，帝陵陪葬墓也存在子孫依附祖先而葬的情況，平民家族墓地的代表則是山東濟寧師專鄭氏家族墓，其埋葬以輩分為標準。西漢時期實施家族內部管理的“宗法制”雖與先秦時期有很大區別，但也有一定的繼承關係，是中國古代“家國同構”社會結構的基礎，對社會穩定具有重要作用。

　　雲南省文史研究館黃懿陸研究員以“從仰韶文化到漢簡帛書的易學傳統”為題發言，指出馬王堆漢墓帛書《易經》是由數字結構組合而成，而我們現在看到的符號卦《易經》應是經過數字卦發展演變而來，最後集中到奇數“一”、偶數“八（六）”兩個數字上，再演變為陰陽二爻的符號卦；將仰韶文化“人面魚紋”的內涵與馬王堆漢墓帛書易經、阜陽漢簡易經的數字卦等進行比較研究，推測“人面魚紋”或為數字易學表現的一種原始形式。

　　交流發言結束後舉行了會議閉幕式，由漢景帝陽陵博物院畢勝副院長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振東研究員作總結。

　　劉振東對本次研討會做了高度評價，認為第二屆“漢陽陵與漢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達到甚至是超出了預期目標，研討會具有四個特點：

　　第一，參會代表具有廣泛代表性。全國十一省市三十四家單位，從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省市考古研究院（所）、高校到文博管理機構等，覆蓋面較廣；年齡結構合理，有資深考古專家，亦有中青年學者，體現出傳、幫、帶的良好局面，隊伍建設是考古事業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本次研討會雖然規模不是很大，但充分展示了秦漢考古研究的實力。

　　第二，會議研討的內容豐富。有宏觀研究，也有微觀分析；有考古學、歷史學的研究，也有民族史、藝術史的考察等等。

　　第三，披露了考古新資料和新成果。新發現帶動新研究，這是最有效的一個學術創新途徑，值得大力提倡。

　　第四，圍繞漢景帝陽陵的發言較為突出，且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與本次研討會主題高度契合。

　　28日，部分與會代表實地考察了漢文帝霸陵發掘現場和漢景帝陽陵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