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競爭的新戰場：大宗商品定價權_風聞

全球經濟深度博弈的關鍵期，中國正有條不紊地在下一盤大棋。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最近兩年，從中央到地方，舉國上下，發佈的多個政策文件，都指向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詞彙——供應鏈。

今年7月，銀保監會發布《關於推動供應鏈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指導意見》（簡稱155號文）。

2017年，國務院頒佈了《國務院關於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7〕84號）。

2018年，《廣東省商務廳等6部門印發廣東省關於積極推進供應鏈創新與應用的實施意見》(粵商務建字〔2018〕11號）。

在今年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也有三次提到加快推進供應鏈產業發展。隨後，深圳、廣州、珠海陸續發佈《關於促進深圳市供應鏈金融發展的意見》、《廣州市關於促進供應鏈金融發展的實施意見》、《橫琴新區關於促進供應鏈金融發展的扶持辦法》。

浙江、江蘇等省份也發佈了關於推動供應鏈產業的政策文件。

舉國上下為何突然對供應鏈產業如此重視？一言以蔽之，它關乎中國在大宗商品國際貿易中的定價權，以及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融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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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雖是全球第一貿易大國，2018年對外貿易額已達到4.6萬億美元，但離貿易強國還有很大距離，一個重要原因是很多大宗商品的定價權並不掌握在自己手上，這方面中國吃過太多的虧。

商務部前發言人姚堅曾無奈地調侃道：“中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定價權幾乎全面崩潰。中國買什麼，什麼就漲價，中國賣什麼，什麼就降價。”

一個常被人提及的例子是2004年的大豆風波。

當年，得知中國大豆採購代表團準備去美國採購250萬噸大豆後，國際炒家馬上聯手將大豆期貨價格從200美元力推到400美元，而合同簽署完畢後，期價迅速下跌了三分之一，國內一半大豆壓榨企業瀕臨倒閉。

10多年過去，情況也並沒有好轉。在定價權這個事情上面，中國頻頻吃虧，許多情況下，充當了一個被迫接盤的“老實人”角色。

作為全球大宗商品貿易的最大買家，中國企業卻處處需要看賣家的臉色，這曾經是國際貿易體系的一大奇觀。

讓中國這個“老實人”吃苦頭的商品，大多數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進口依賴度極高。換句話説，就是國內買不着，又不得不進口的而且對國民經濟運轉至關重要的大宗商品。

數據顯示，我國大宗商品總消費量約佔全球18.7%，消費量佔全球比重超過40%的大宗商品有8個。但由於國內礦產資源相對匱乏，且在該領域缺乏頭部企業，中國在國際市場的議價能力長期處於弱勢地位。

以銅交易為例，我國是全球最第一大銅進口國，而世界銅原料行業屬於典型的寡頭壟斷，必和必拓等國際巨頭的總產量佔全球70%左右。其中，必和必拓在全球銅精礦談判中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只要該公司與某消費商的長期合同敲定，其他公司基本都會默契地遵照執行。

必和必拓這些寡頭控制着供應和價格，與之相對應，以冶煉和加工為主的中國銅企，在這個市場長期處於受制於人的局面。國內下游企業也只能隨行就市，無法有效控制成本，給企業經營造成了極大的不確定性。

可見，大宗商品貿易和普通商品貿易有很大不同，真正掌握話語權的不是給錢的甲方，而是掌握定價權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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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國際貿易的定價權到底如何獲得呢？

結合國際上成功的案例來看，一個國家要想在大宗商品貿易中掌握定價權，一就必須在上游礦業資源和金融服務能力上，同時具備較強的實力。簡單來説就是，要有供應鏈頭部企業以及一流的金融運作能力。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總部位於瑞士的嘉能可，它是全球擁有礦產最多的公司，也是國際上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巨頭，被稱為“實物交易世界裏的高盛”。

嘉能可在全球擁有100多座礦山，控制了大量的上游資源，為最大的鋅生產商（佔全球產量的15%），鉻鐵生產商和電煤貿易商（市場份額高達30%），同時還是全球第三大銅礦開採商，第四大鎳礦開採商，並控制全球3%的石油消費量。

因為掌握上游礦產資源，“減產提價”是嘉能可“操縱”國際市場大宗商品的老把戲。

今年8月，嘉能可宣佈將於今年年底逐步結束位於剛果（金）的全球第一大鈷礦、全球重要的銅礦之一Mutanda礦的生產。2018年，Mutanda礦產鈷2.73萬噸，佔全球供應鏈20.8%，為全球第一大鈷礦。因此消息一出，萎靡多時的鈷價立即大幅反彈，兩週內上漲了18%。

不僅如此，嘉能可還通過金融賦能，打通上下游資源，在獲取穩定的大宗商品現貨來源的同時，還能攫取大宗商品供應鏈上的利潤空間。一個常被提及的案例是，2008年，在加拿大上市的礦業企業加丹加礦業陷入資金流困境後，嘉能可以提供5億美元融資為條件，對其發起收購，並獲得了74%的股權。

原油是另一個常被提及的案例，當今中國的石油進口依賴度已達到70%，是全球第一大原油進口國，但這個全球最大買家，並沒有享受到甲方應有的話語權。

為什麼呢？因為全球的原油價格基本是美國的WTI原油和英國的布倫特原油兩雄稱霸，這兩大交易所統治了全球的原油定價權。全球85%的原油貿易都會參照這兩個交易所的價格作為基準價，足見金融運作能力對大宗商品貿易的定價權有多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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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義上，中國要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就必須擁有全球大宗商品貿易的定價權，就必須擁有自己的嘉能可，以及自己的交易所。

當前，大宗商品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農副產品（大豆、玉米等），一類是能源與化工產品（石油、天然氣等），一類是金屬產品（金銀銅鐵等）。

觀察國內市場，農副產品有中糧、化工領域有三桶油等國家隊撐場，二者的價格也日漸趨於穩定，中國的話語權也在穩步提升，**相對薄弱的是金屬領域，**目前這個領域還缺少三桶油這個量級的國字頭領軍企業，是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重災區，其中尤以鐵礦石為甚。

曾有報告顯示，十一五期間中國企業海外礦業收購失敗率超95%。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個領域正在孕育新的可能性，一個來自中國的民企巨頭已經步入國際巨頭的視線，那就是2018年首次登入世界五百強的雪松控股。

雪松控股是做什麼的呢？

公開資料顯示，它是國內最大的民營大宗商品供應鏈公司，其目標是做“中國的嘉能可”，主營業務在金屬領域，並已實現有色、黑色、化工、能源等大宗商品品種的全覆蓋，在全球範圍內擁有較為豐富的金、銅、鐵、煤等礦產資源。

要想成為中國的嘉能可，光做供應鏈是不夠的，還需要強大的金融服務能力，而這也是雪松和嘉能可的差距所在。

為此，雪松在佈局上游礦產資源的同時，今年以來，還在金融方面動作頻頻，希望迅速補齊短板。

今年3月，雪松完成了對大連金融資產交易所的增資擴股。今年4月，雪松控股正式成為中江信託的控股股東，隨後，中江信託正式更名為雪松國際信託。今年8月，雪松信託更名後的首單信託計劃“鑫鏈1號”即開啓了轉型特色金融之路，聚焦供應鏈金融。

**一手佈局上游礦業資源，一手拿下主流金融牌照，雪松已初步具備了爭奪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權的可能性，**並正朝着這一目標快速發展。如果這一目標實現，中國企業在大宗商品國際貿易上就能硬起來，不再是個任人宰割的“老實人”角色。

而在這個過程中，雪松作為供應鏈核心企業的作用，至關重要。從大宗商品行業的實際經驗來看，供應鏈金融做的好的並不是純銀行機構。2012年時大宗商品行業有過爆倉，那時候銀行受害最深，一個重要原因是銀行無法辨別供應鏈業務的真偽、風險和處置。

這個時候，傳統銀行尤為需要藉助雪松這樣的核心企業去做供應鏈金融，至少在三個方面有好處：

一是在客户推薦和客户識別方面，雪松在大宗行業的經驗和認知，相比傳統金融機構具有明顯優勢。

二是在風控方面，雪松可在信息流、商流、物流、資金流、技術流這“五流”裏實現風控，整體的風控能力相比傳統銀行金融機構要強。

三是貨物處置能力較強。銀行是做金融的，對於大宗商品缺乏處置能力。比如，若某批鋼材的供應鏈金融業務出了問題，要賣貨時，金融機構實際上不具備這個能力，而雪松可以較快變現這些抵押的貨物。

因此，供應鏈核心企業比純金融企業能夠更好地實現供應鏈金融。在這個過程中，核心企業不僅打通了上下游，有利於它們和國際巨頭爭奪定價權，同時還能為上下游中小企業提供了精準的金融服務。

截至2018年末，我國規模以上中小企業36.9萬户，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數比例達97.5%。要破解就業難題，首要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讓他們活下去。但受限於風控難題，傳統銀行對廣大中小企業的融資難愛莫能助。

在此意義上，供應鏈金融不僅關乎中國企業在大宗商品國際貿易上的定價權，還關乎廣大中小企業的融資難以及就業穩定，這大概也是從中央到地方舉國上下重視供應鏈的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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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説的是，雪控股所在的廣州，為這家企業的成長提供了極為豐厚的土壤。

廣州，素有千年商都之美譽，擁有源遠流長的國際貿易經驗，在一定時期內甚至掌握着國際貿易的定價權，為當時的中國創造了巨大的貿易順差。

據記載，在1790年之前，廣州的十三行實際上掌握着中英茶葉貿易的定價權。當時的行規是，英國公司向廣州行商出售毛織品，是以先購買中國茶葉為前提的。

1739年來廣州的一條公司船載有50匹呢絨，其成本每匹在188兩銀以上，但在廣州超過14兩銀就沒有人買，最後還是一家行商按成本價格買了20匹，英國公司向他購買了18擔茶葉。

這種狀況持續到18世紀的80年代，行商仍只願意單獨出售茶葉，若該行商購買毛織品，那僅僅是對公司的一種優惠表示。從這一點上看，廣州行商擁有對當時中英貿易中茶葉和毛織品價格的決定權。

然而到了18世紀末，隨着清王朝日漸衰落，廣州十三行的議價權越來越小，英國的東印度公司逐漸控制茶葉貿易，掌握了茶葉貿易的主動權。這再次説明，一個企業要參與國際貿易，多麼需要一個強大的祖國。

憑藉着老牌貿易中心的底色**，今天的廣州，仍然在多個領域掌握着行業的定價權。**

基於珠三角多年來形成的製造業基礎，以及廣州千年商都積澱的商品交易市場優勢。媒體發現，一批不同產業門類的**“廣州價格”正在悄然崛起**，並逐漸成為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價格指數。

舉一個例子，眼鏡這個看似分散而無序的市場，其實有着相對規整的價格體系，而且和廣州就有一定關係。珠三角有着深厚的眼鏡產業鏈，廣州有着龐大而活躍的眼鏡交易市場——基於此，早在2015年，廣州就發佈了國內首個眼鏡價格指數，這對華南地區乃至全國的眼鏡價格，都有一定參考價值。

像眼鏡這樣的“廣州價格”還有很多。

據報道，廣州目前已形成一大批包括廣東塑料交易平台、魚珠國際木材市場、廣州黃沙水產市場、廣州江南果菜市場、新塘牛仔、獅嶺皮革等各類交易平台。這些平台正以不同類型的“廣州價格”交易指數，在華南地區甚至全國形成特有的影響力。

打開廣州價格指數平台官方網站，木材、蔬菜、水產、塑料、金屬、鋼鐵、糧食、水產品等眾多行業的每日行情走勢、漲跌幅度都在實時顯示。一系列“廣州價格”指數的崛起，體現了廣州在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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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義上，雪松控股這樣一個從事大宗商品供應鏈的民企巨頭，在廣州冒出來，再正常不過了。因為只有廣州，才具備如此源遠流長的貿易基因，以及爭奪國際貿易定價權的切膚之痛和深厚經驗，這無疑是大宗商品供應鏈企業最佳的生長土壤。

在市場經濟時代，誰的價格指數最有影響力和輻射力，誰擁有最終的定價權，誰就掌握了市場競爭的主動權和優勢地位。

歷久彌新的廣州，不愧為千年商都，在爭奪貿易定價權方面經驗豐富而且十分敏鋭。國際貿易中的大宗商品定價權，關乎國家競爭力，頭部城市最有條件為國探路，這方面，我認為廣州大有可為。

本文參考文獻：寧南山《大國競爭的另一個戰場：大宗商品供應鏈》、《國際大宗商品現“中國買什麼 什麼就漲價”怪現象》（新浪網、四川新聞網－成都商報）、《清朝前期廣州的中英茶葉貿易》（廣州市政協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