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局成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對待企業所得税問題切忌半拉子工程_風聞

作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演講局成員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

近年來，全球化受到了許多不公正的待遇，而且理由往往很充分。但一些批評人士，尤其是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將矛頭對準了錯誤的對象，營造了一個錯誤的印象，即歐洲、中國和發展中國家迫使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達成了糟糕的協議，導致了美國目前的困境。這是一個荒謬的説法，畢竟是美國——或者更確切地説，是美國企業首先制定了全球化的規則。

也就是説，全球化的一個特別有害的方面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企業避税。跨國公司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其總部和生產遷至税率最低的管轄區。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不需要轉移他們的業務活動，因為他們只需要改變如何在紙面上“記錄”收益即可。

例如，星巴克可以繼續在英國擴張，同時在英國幾乎不用交税，因為它聲稱那裏的利潤微乎其微。但如果這是真的，它正在進行的擴張將毫無意義。既然沒有利潤可賺，為什麼還要增加你的存在感呢?顯然，利潤是存在的，但它們正以特許權使用費、特許經營費和其他費用的形式，從英國流向税率較低的司法管轄區。

這類避税已經成為一種藝術，最精明的企業（如蘋果）是個中好手。這類行為的總成本是巨大的。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政府因為公司税的轉移，至少每年要損失5000億美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加布裏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和他的同事們估算，美國跨國公司的海外利潤中，有大約40%被轉移到了避税港。2018年，500家最大企業中的60家——包括亞馬遜、Netflix和通用汽車——沒有繳納美國税，儘管它們的（全球）總利潤高達800億美元。這些趨勢正在給國家税收收入造成災難性影響，也破壞了公眾的公平感。

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許多國家發現自己陷入了可怕的財務困境。自那以來，要求重新考慮對跨國公司徵税的全球機制的呼聲日益高漲。主要的努力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税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計劃，該計劃已經產生了顯著的效益，遏制了一些最糟糕的做法，比如一家子公司向另一家放貸。但數據顯示，目前的努力遠遠不夠。

根本問題是BEPS只能零敲碎打地修補存在根本性缺陷、已經無可救藥的現狀。在流行的“轉移定價體系”下，同一家跨國公司的兩家分公司可以跨境交換商品和服務，然後在出於納税目的報告收益和利潤時“正常”估算這筆交易的價值。它們會提出商品和服務在競爭性市場中交換所需支付的價格。

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這個系統從來沒有很好地運行過。一輛沒有引擎的汽車，或者一件沒有紐扣的禮服襯衫，人們該如何評價它們呢?沒有可以參考的公平價格，沒有可以競爭的市場。在不斷擴大的服務業，問題更加嚴重:沒有總部提供的管理服務，如何評價生產過程?

跨國公司從轉移定價體系中受益的能力已經增強，隨着公司內部貿易的增加，隨着服務(而非商品)貿易的擴大，隨着知識產權的重要性的增加，以及隨着公司在利用轉移定價體系方面做得更好，跨國公司從轉移定價體系中受益的能力也在增長。其結果是:利潤的大規模跨境轉移，導致税收收入下降。

美國企業不允許在國內轉移定價以分配利潤，這就很能説明問題。這意味着在進出州界時，就要反覆定價商品。相反，美國公司利潤以既定公式在不同的州之間分配，所考慮的因素有就業、銷售和在各州的資產等。此外，國際企業税改革獨立委員會（我是委員之一）在其最新聲明中表示，這中方法是唯一能夠在全球層面運轉良好的辦法。

經合組織將很快拿出大型方案，將現有框架向這一方向推進一小步。但是，如果關於該方案的報道正確的話，它走得仍不夠遠。採用該方案後，公司的大部分收益仍然用轉移定價體系處理，只是有一個“殘值”根據公式進行分配。這樣分割的理由尚不清楚，只能説經合組織可能推崇漸進。

畢竟，幾乎所有司法轄區中所報告的公司利潤，都已經包括了資本和利息收入抵扣。這些“殘值”——純利潤——來自跨國公司全球活動的聯合操作。比如，根據2017年美國減税和就業法案，資本產品的總成本可以在某些利息的基礎上額外抵扣，這就使得總報告利潤比真正的經濟利潤大幅降低。

考慮到問題的規模，很明顯，我們需要一種全球性的最低限度税收，以結束當前的逐底競爭(除了企業以外，這種競爭對誰都沒有好處)。沒有證據表明全球總税收降低會帶來更多投資。全球最低税率可參考當前平均有效公司税率制定，大約在25%。否則，全球公司税率將趨近於最小值，意在增加跨國公司税收的改革最終將適得其反。

世界正面臨多重危機——包括氣候變化，不平等性，增長放緩和基礎設施老化等，如果沒有資源充足的政府，我們一個危機也解決不了。不幸的是，當前的全球税收改革方案根本不夠。必須逼迫跨國公司做好分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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