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大分流：為什麼工業革命不能發生在中國？_風聞

劉昶 |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迴歸國家”學術思潮，影響到近年來東西曆史大分流的討論，推動其重新審視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三本較有影響的關於大分流討論的近著（《強權與富足》《大分流之外》《國家、經濟與大分流》）都強調近代中國和歐洲在國家能力上的差異是導致東西方歷史大分流的重要原因。以國家為中心議題帶來了值得關注的新研究動向。首先，重新強調從長時段看東西方歷史的大分流；其次，重新從東西方歷史的內部尋找大分流的原因；再次，強調國家的能力和作用是中西曆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最後，更加重視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和國際體系。關於大分流這一多層面、大尺度的歷史現象的討論，拓展和深化了對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的理解。

“迴歸國家”，或者説“找回國家”，是20世紀80年代國際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強大的學術潮流，其主要的學術主張是要在宏觀社會科學研究中重新把國家放在中心的位置，反對各種各樣的還原論、機械論和結構功能主義的國家觀，而主張把國家看作是一個在社會生活中相對自主自律的行為主體，有自己獨立的行動議程和利益訴求，而非簡單的階級統治工具或社會集團競逐利益的舞台。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中，更多地關注和強調國家對社會的影響和形塑，而不是相反。

這場學術運動影響巨大，整個社會科學各領域都受到其衝擊，並且在近年來溢出了社會科學的邊界，影響到歷史學特別是宏觀歷史議題的研究。比如，在近年來東西曆史大分流的討論中，我們就看到了這樣的新動向。

東西曆史大分流的討論主要是由美國曆史學家彭慕蘭在2000年出版的歷史比較著作《大分流：中國、歐洲與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引起的。彭慕蘭挑戰了史學界長期以來的主流觀點。這種觀點主張東西方歷史在近代分流是由於西方（歐洲）在經濟、政治、科技文化等領域長時段積累的優勢造成的。彭慕蘭不認同這種“歐洲中心論”的觀點，認為明清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程度與同時期的西歐相比毫不遜色，特別是中國的江南，直到工業革命發生前夕，在許多方面都與西歐最發達的英國旗鼓相當甚至表現更優。如果説，18世紀中國經濟因為資源和生態約束而陷入“內卷化”無法自拔的話，那麼，英國和西歐也面臨着同樣的困境。使英國擺脱生態約束的困境並率先實現向近代工業社會成功轉型的主要原因是海外殖民掠奪和易於開採運輸的煤礦。也就是説，使英國和西歐在1800年前後出人意外地超越中國、造成東西方歷史大分流的不是其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內部因素，而是由於某種外部的和偶然的原因。

彭慕蘭的著作在國際歷史學界立刻引發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關於東西曆史大分流的討論。這場討論規模之大，參與之廣，堪稱新千年以來史學論戰之最（沒有之一），其影響則遠遠溢出歷史學界，而且至今為止這場討論還是進行時，而非完成時。

《大分流：中國、歐洲與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

大分流的討論一開始基本圍繞彭慕蘭及加州學派提出的觀點，集中在經濟層面，特別是生產力的層面，對於生產關係和國家等制度層面的討論相對忽略。隨着大分流討論的深入，近年來這種情況有了明顯的改觀，作為政治制度的國家及其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影響和作用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這顯然是受到了“迴歸國家”的學術潮流的影響。本文打算介紹近年來出版的三本關於大分流討論影響較大的新著，並對這些著作中反映出來的新的學術動向做一些討論。

第一本著作是芬德利（Ronald Findlay，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與奧羅克（Kevin H. O’Rourke，牛津大學教授）合著的《強權與富足：第二個千年的貿易、戰爭和世界經濟》。該書英文原著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2007年出版，中譯本由中信出版社於2011年出版。這是一本討論公元第二個千年世界貿易史的著作，甫一出版就得到了學界和讀者很高的評價。作者要回答的基本問題之一是為什麼從1500年開始西方國家逐漸走向富足和強大，而其他地區則停滯不前，甚至走向相反。

《強權與富足：第二個千年的貿易、戰爭和世界經濟》

作者在導言中説該書的目的是討論“上一千年世界貿易格局和結構的演化”。要做這樣的研究，以單個國家為單位來分析顯然不合適，因為在這個千年的長時段裏，國家興亡分合、變動不居，無法把握。作者認為合理的做法是把世界分為不同的區域來進行研究。他們結合地理、社會、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把世界劃分為七個不同的區域，分別是西歐、東歐、北非和西南亞（伊斯蘭世界）、中亞、南亞、東南亞、東亞。全書共分十章，除了第一章導言外，其餘九章基本上是按年代來論述這千年中這些地區之間的貿易和經濟史，只有第六章是討論工業革命。而這一章按作者的話來説，是全書的軸心。作者指出：“工業革命是一個承上啓下的歷史事件”，一方面，它啓動了那些決定國際貿易未來進程的經濟力量，另一方面，它又是之前各種政治和經濟走向“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是作者反對將工業革命看作僅僅是英國和西歐內部發展的產物，而是強調，世界上所有的區域都通過貿易、技術轉移以及武力相互影響，“參與了這一進程”。

從全球不同區域和國家之間的貿易及由貿易引起的衝突和戰爭來討論這一千年的世界歷史是本書的一個基本視角。從這個視角出發，作者要回答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為什麼是英國？為什麼是西歐？學術界關於工業革命的起源有很多解釋，作者指出 ，要回答工業革命的起源，最關鍵的問題是理解國際貿易對當時科技突破的影響。而他們對此的回答是：一、如果工業革命沒有在全球框架中運行，即從世界市場獲得原材料，通過世界市場銷售最終產品，工業革命中的科技革新可能不會產生這麼持久深遠的影響。二、如果沒有貿易，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發明家們發明的成果也就沒有這麼顯著的作用。因為與工業革命相聯繫的技術突破不是以純知識的名義被髮明出來的，而是經濟人追逐利潤的結果。在工業革命前的一百多年時間裏，英國逐步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英國的出口在國內總產出的份額一直保持增長。當時英國的工業擴張和技術革新強烈地依賴海外貿易和海外市場。而在“一個信奉重商主義、國家之間紛紛排除競爭者以保護本國市場的時代”，要維持不斷擴張的海外貿易，就必須保持強大的海上力量。在這一時期，英國通過多次貿易戰爭，擊敗荷蘭與法國成為最強大的海上霸權，從而保護和擴張了英國的海外貿易和海外市場。可以説，貿易和海軍兩者相輔相成，為英國帶來了“強權與富足”。而英國之所以能率先實現工業革命就是建立在這種強權與富足之上的。作者總結説，如果“承認貿易在工業革命中的重要性，以及軍事力量在貿易市場拓展中的重要性，我們能合理地推出以下結論：英國海外軍事的成功能解釋為什麼是英國而不是法國率先變身為成功的工業化國家”。

那為什麼工業革命的發源地是歐洲而不是亞洲呢？作者認為除了海外貿易和擴張外，歐洲成功的另一個可能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是歐洲競爭激烈的“國家系統”。“歐洲的政治分裂使相互競爭的歐洲各國不受單一中心的控制。”這種激烈競爭的國家系統是歐洲長期成功的關鍵因素。一方面它為個人的思想自由提供了一種制度上的保障，因為人們可以用腳投票，移居到更自由的國家。這樣的“退出選擇權”使歐洲出現了一個活躍的“思想市場”。而共同的歐洲文化使各種思想可以在不同國家間順利傳播。另一方面，歐洲的國家系統使歐洲各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不斷進行激烈的競爭，從而迫使各國在政治、經濟、技術等各方面不斷改進和提高以爭取優勢、壓倒對手。這方面，中國恰恰是一個反例。國內的統一與和平使得清代中國在軍事技術上停滯不前。

除了上述制度上的優勢外，西歐優越的地理位置也是其後來居上的重要原因。作者説，地處歐亞大陸西陲，西歐在13—14世紀得以免受蒙古兵鋒的掃蕩和破壞。而當伊斯蘭勢力控制了中東和東方貿易時，遼闊的大西洋又便利了西歐人向西從事海上探索和海外擴張。美洲新大陸則恰恰在大西洋的另一邊，與歐洲大陸一洋之隔，距離最近，而且風向和氣候有利於跨洋的航行。這些地理優勢是世界其他地區不具備的。

最後，作者總結説，“歐洲相對於亞洲的優勢顯然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慢慢積累而成的”。“自第一個千年之交，西歐內部確實存在着促進其經濟增長的動力，同時也存在着一些有利的外部影響”，而貿易則在支持中世紀和現代社會早期的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作者再次強調，貿易加上海外擴張是歐洲率先起飛和工業革命成功的關鍵因素。

第二本要介紹的著作是王國斌（Bing Wong）和羅森塔爾（Jean-Laurent Rosenthal，加州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合著的《大分流之外：中國和歐洲經濟變遷的政治》。本書英文原著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2011年出版，中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於2018年出版。王國斌是加州學派的重要成員，在彭慕蘭發表《大分流》之前，他就在1997年出版了比較中西曆史的專著《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侷限》。在這本著作中他挑戰了歐洲中心論的觀點，反對以近代歐洲的歷史經驗為標準來解釋和評判中國歷史，強調要立足中西曆史本身來理解其各自的變遷，並主張在比較研究中要以中國和歐洲互為主體，即用歐洲的經驗來觀照中國，也要以中國的經驗來觀照歐洲。該書從經濟變化、國家形成、社會抗爭三個方面比較了中國和歐洲的歷史經驗，認為明清中國與同時代的歐洲在這些方面的表現並無明顯的優劣高下之分。而中國國家在某些能力上，比如對農業人口的徵税和人口清查登記方面，表現要超過同時期的歐洲國家。通過比較，王國斌認為在工業革命前，中國與歐洲存在着相似的經濟發展動力，這種動力本身並不必然會推動中國和歐洲走向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在歐洲發生“可能只是一種偶發性聯繫，而不是因果性關係”。王國斌的這一觀點與彭慕蘭《大分流》中的觀點非常契合，因此得到彭慕蘭著作的很多呼應，成為加州學派大分流討論中的一個基本論點。而王國斌和羅森塔爾的這本新作則反映了他們對這一場學術討論的進一步思考。

《大分流之外：中國和歐洲經濟變遷的政治》與《大分流》

在這本新著中，王國斌和羅森塔爾對中西曆史大分流的看法與彭慕蘭的《大分流》相比有了一些顯著的變化，並且在研究上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推進。彭慕蘭稱讚此書對大分流問題“提出了清晰、原創和挑戰性的論點。無論在實際內容上還是方法論上，本書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首先，兩位作者認為中西曆史大分流發生的時間要大大早於1800年。他們説：“我們相信在1750年以前，也就是能源和新大陸資源在歷史舞台上大放異彩之前，中國和歐洲就走上了各自不同的發展道路。”“對於19世紀歐洲和中國經濟發展影響至深的許多關鍵性差異，其實早在幾個世紀以前就已經出現了。尤其是1650年至1800年間的政治架構，其實早已成為定局。”其次，他們不再像彭慕蘭那樣，強調新大陸和英國煤礦的分佈這樣的偶然因素對大分流的決定性作用，而是力圖為中西曆史大分流尋找內在的、制度性的原因。

兩位作者一開始就強調要比較中西曆史大分流，首先必須確定適宜比較的“分析單位”，這個適宜的分析單位不是歐洲的民族國家，因為中國在疆域的空間規模上要大大超過任何一個歐洲民族國家，拿歐洲的民族國家與中國相比顯然存在巨大的錯位。所以他們提出中西比較“不應拘泥於特定的民族國家”，“而應將規模相似、各自發展的政治單位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如歐洲和中國”。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必須從長時段的歷史演變來理解中西曆史的大分流，並尋找經濟變遷背後的原因。從這樣的立場出發，他們對中國和歐洲在工業革命之前的幾個世紀的經濟政治變遷做了長時段的比較。

歐洲工業革命

從政治上看，工業革命前幾個世紀中國和歐洲最顯著的差別是，中國一直是一個統一的帝國，除了短暫的改朝換代時期，中國長期享受着內部和平。而歐洲則分裂為許多國家和較小的政治單位，相互間不斷衝突和競爭，經常處於戰爭狀態。長時段不同的政治環境產生了不同的經濟後果。在歐洲，為了躲避戰爭的破壞，製造業逐漸向城市集中，以求在城牆之內獲得保護。而在中國，和平安定的環境允許製造業分散在鄉村，以利用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就近獲得原材料。中國和歐洲在製造業空間佈局上的差別又進一步影響了要素成本的價格。因為與鄉村相比，城市中的資本相對豐裕而勞動力則相對稀缺，因此城市中的資本成本相對便宜，而勞動力成本則會相應較高。這種相對要素成本的變化經長期積累會使得城市的製造業越來越傾向於用資本來取代勞動力，也即用資本來發展技術以節省勞力。長此以往，歐洲城市制造業的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就越來越高。

工業革命的發生就是這個漫長曆史過程一個結果，遵循的是相同的經濟邏輯。“這個歷史過程發生在整個歐洲，並不僅僅侷限於英國”。所以作者多次引述當代英國著名經濟史家艾倫（Robert C. Allen）的觀點，強調工業革命的突破，相對價格是“最重要的幕後推手”，“工業革命的一系列奇蹟般的發明，很多都可以用相對價格來解釋”。經過幾個世紀的積累，中國和歐洲在製造業的空間分佈及要素構成和技術路線上的差別更加擴大，使得工業革命這樣的技術上的重大突破“更有可能發生在歐洲的一些地方，而不是中國的任何地方”。工業革命前幾個世紀，中國和歐洲因製造業空間分佈不同造成的“要素的相對價格”的差異，是造成中西曆史這種長時段漸行漸遠、分道揚鑣的最關鍵原因。

截然不同的政治環境對中國和歐洲的另一個重要政治經濟影響表現在國家財政方面。在中國，當國家處於和平時期，通常能實施輕徭薄賦的政策，併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公共產品（如水利、交通、教育、救荒、慈善等等）。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各個國家為了應對頻繁的外部戰爭不得不增加税收，改革財政制度來提高效率，並想方設法開闢新的財源。結果，這一時期歐洲各國的税率大大高於中國的税率，而且通過大量增加間接税（如關税、消費税和印花税）及借貸和發行國債來滿足日益擴張的財政需求。

雖然歐洲各國的税率比中國高很多，但政府的收入基本上用於軍事開支，通常會佔到政府收入的70%至90%，提供的公共物品卻大大不如中國。不過，中國的制度雖然更有利於當時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但這只不過是一種“斯密型增長”，“這種增長並不一定會將整個經濟帶入工業化軌道”。相比之下，雖然歐洲各國的財政制度對當時的經濟汲取多於投入，但它“也帶來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正面效應，使歐洲擁有了一些中國不具備的優勢”。比如，不斷增税的壓力引發了統治者與社會精英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從長遠的視角來看，形成了一種有益的刺激，“促成了未來的政治和經濟轉型”。另一方面，政府對武器的需求和對軍事技術的熱心支持，促進了技術的變革，並使與戰爭無關的領域也因此受益。

縱覽全書，兩位作者對明清中國的觀感和評價更為積極和正面，他們在比較中反覆強調統一和平的中國在十九世紀前的幾個世紀裏，一直比飽受分裂和戰亂困擾的歐洲在經濟和公共福利等方面表現更為出色。他們認為：“在近代早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比歐洲的政治經濟更有可能推動經濟的發展。另外，中國的行政官員從某種意義上來説也更為成功。因為他們在一個如此龐大的國家中維持了長久的政治和平與社會安定，這對於歐洲人而言不僅是難以做到的，甚至是難以想象的。”在他們看來，歐洲後來通過工業革命超越中國並非必然，所以他們反覆用“意外”“歪打正着”這樣的字眼來説明歐洲各國間的政治經濟競爭帶來的正面作用和影響，力圖表明這種正面效應並非出於歐洲各國統治者的直接意圖，而只是意料之外的長期後果。這顯然是要堅守加州學派一貫的立場，避免歐洲中心論和決定論的批評。

接下來要介紹的第三本著作是皮爾·弗里斯（Peer Vries）的《國家、經濟與大分流：17世紀80年代到19世紀50年代的英國和中國》。本書英文原著由 Bloomsbury Academic於2015年出版，中譯本由中信出版集團於2018年出版。弗里斯教授是荷蘭籍的世界經濟史學家，現為阿姆斯特丹社會史國際研究所的榮譽研究員。他長期從事世界經濟史的比較研究，近年來特別關注大分流的討論。《國家、經濟與大分流》英文原著出版後，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

《國家、經濟與大分流》

弗里斯在書名上清楚地表明他要討論的是國家在中國和英國經濟大分流上的作用。作者在“導言”裏就批評“加州學派”把東西方19世紀曆史大分流歸之於“偶然”“意外”和“運氣”，他強調：“本書的基本目的在於，闡明某一特定的重大區別極有可能是導致歷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而這一“真正重大的區別就是國家的重要性、角色與功能”。為了要説明中英兩國國家在大分流中的作用，作者把研究的時段聚焦於“漫長的18世紀”，對英國而言指的是1688年至1849年，對中國而言則是1680年代至1840年代，即從“三藩之亂”結束到第一次鴉片戰爭這段時間。也即是要研究大分流之前一個半世紀的時段裏，中國和英國的國家在各自的經濟社會變遷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發揮了什麼作用。作者説在關於歷史大分流的討論中，明確贊同國家發揮了重要作用的觀點並不多見，“本書首開先河”，系統地討論和比較在這段時間裏中英兩國的國家做了什麼，使英國出現了現代經濟增長，而中國卻沒有。

作者根據當代著名社會學家邁克爾·曼的觀點，把國家的權力區分為“專制權力”和“基礎性權力”。邁克爾·曼認為專制權力是統治者“所享有的、不必與市民社會團體進行日常的制度化磋商的行動範圍”，而基礎性權力則指的是“國家能實際穿透市民社會並依靠後勤支持在其統治的疆域內實施其政治決策的能力”。弗里斯援引一些政治學者的研究把基礎性權力進一步分解為三個方面，一是“滲透能力”，即國家深入社會直接與民眾互動的能力；二是“攫取能力”，即國家從社會攫取資源的能力；三是“談判能力”，要使國家的攫取能力穩定、持久和有效，國家必須與其他社會集團進行談判。這些能力的發展會加強國家與社會主體之間的互惠關係，使得國家權力的滲透激發出更多的經濟與社會能力，並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因此作者認為國家的基礎性權力具有協調經濟並使經濟實現完全轉型的能力，並指明在對中國與英國及西歐其他國家的比較中，這種區分“關係重大”。

除了長篇導言外，全書共分八章，分別比較了中英兩國在這一時段的政府收入、支出、財政與貨幣、人事、軍事與經濟、經濟政策、帝國與經濟、國家建設與民族建設，然後是簡短的結論。作者強調他在書中力圖擺脱“宏大敍事”的風格，儘量用事實來説話，因此全書的內容主要是描述性的，並儘可能地給出量化分析，目的是準確地説明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與中國的實際差異。

以政府税收來看，在18世紀後期，英國的人均税收是當時中國的20倍。在19世紀初，英國的人均年税收是550克白銀，而同期的中國人均年税收僅為30克，英國是中國的18倍。英國的税收佔GDP的比重在18世紀為9%—16%之間，而在19世紀初拿破崙戰爭時期上升到20%以上，甚至36%。而清代中國的政府税收佔GDP的比重在18世紀為4%—8%，到19世紀30年代，也只有8%。以人均負擔和GDP比重來看英國的税收不僅比中國高很多，而且税收的增長速度也很快。1680年至1815年間，英國中央政府税收從200萬英鎊增至6000萬英鎊。剔除通脹因素，增長了9倍。而同時期中國政府的税收總量的增長微乎其微，人均税負甚至下降了。除了數量上的差別，中國當時的税收主要來自田賦，而英國的税收主要而且越來越依靠關税和消費税。關税和消費税的增長潛力遠遠超過田賦，而且徵收更容易。

在政府支出方面，中英兩國政府支出的大項都是軍事開支，但從人均負擔來講，英國的軍事支出要大大高於當時的中國。1760年代至1820年代中國的人口是英國的20倍，而軍事總支出在扣除物價因素後僅為英國的1.8倍。摺合成人均軍事負擔，英國是中國的10倍。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清政府如加州學派所宣稱的那樣，把更多的政府支出投入到社會福利方面。弗里斯的比較發現，18世紀清朝中國的官倉給民眾提供的穀物，用貨幣價值衡量不會超過當時中國GDP的0.5%，而在1688年至1850年間英格蘭和威爾士的貧困救濟支出佔英國GDP的1%~2.66%之間，明顯高於中國。所以把清代中國看作是相對高福利的國家是站不住腳的。

儘管英國徵收了高比例的税收，但還是滿足不了政府不斷增長的開支，需要靠鉅額的借債來彌補財政赤字。在整個18世紀，英國政府30%的開支來自借債。在19世紀初，英國的國債如果攤到人均，相當於中國人均年收入的11倍！而中國直到19世紀中對國家債務還一無所知。

18世紀西方人眼中的清朝（組圖）

為了滿足不斷增長的鉅額財政需求，英國在這一期間進行了一系列的財政改革，在歷史上這些改革被稱為“財政革命”。主要的制度創新包括：創建國家銀行，發行國債，改進債券和股票的使用，改進保險系統，公司法的改善，等等。這些制度創新大大增強了國家的資源動員能力。弗里斯説，“沒有其他任何國家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調動如此多的資金，並且還能將這種能力保持如此長時間”。雖然弗里斯不像許多新制度學派經濟史家那樣，把這些制度變革與英國後來的工業革命直接聯繫起來，但他承認：“若要理解英國國家與經濟極強的靈活性，以及它實現強權與富足的潛力，與光榮革命和財政革命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制度變革可謂至關重要。”與英國比較，同時期的中國財政體系就相形見絀。中國沒有國家銀行，沒有“正式的、制度化的途徑”，使經濟精英可以參與政府財政和國家事務。英國財政革命中創建的各項制度，中國一項也沒有。

清朝政府不僅在財政規模和管理上遠遜於英國，在官員和軍隊的相對規模和質量上也無法與當時的英國相比擬。弗里斯比較發現，18世紀英國和當時清朝的正式官員人數相當，如果按人口比例來計算，英國公務員的數量是清朝的30倍。?英國的軍隊相對規模也大大超過中國。不僅如此，英國官員的專業水準和軍隊的訓練與裝備也遠超中國，而英國官員和軍人的收入和待遇也比清代中國的要優渥得多。在1750年內至1850年間，英國官員和軍隊的數量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而中國則急劇減少。

通過這樣系統的比較，弗里斯總結説，18世紀以來，英國政府的效率和基礎權力日益增強，而中國則在清朝全盛以後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弗里斯從國家基礎權力的三個方面分析了清代中國。首先，清代中國國家在社會中的滲透能力是羸弱的，而且越來越弱。統治者與民眾直接接觸和互動的能力很差，而且還在不斷下降。其次，它的攫取能力也相對較弱。與英國相比，它只從社會上攫取了很少的資源和財富，而且這種情況一直沒有改善。再次，為使這樣的“攫取能力”可以穩定、規範、持續和有效，國家需要有充分的能力與主要社會權力集團進行談判。清代國家在這方面的能力與英國相比也非常薄弱。清代中國不存在這種談判程序，也沒有全國性的自治團體能夠在一種“制度化的”常規框架下與政府談判。由此，清代中國國家的基礎權力很弱，從整體上看，“中國缺乏相應的戰略來協調整個經濟，使之實現結構變革乃至走上增長之路，隨着帝國規模越來越大，人口越來越多，經濟越來越多樣化，這樣的戰略越來越不可能實現了”。“即使在最輝煌的時候，清王朝在國家能力方面也是一個羸弱的國家。”

那麼是什麼造成了中英兩國在國家能力上如此巨大的差別呢？弗里斯的答案是，“兩國政府運作所面臨的國內和國際政治環境”。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清朝統治者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基本上是安全的，因此他們關心的就是維持現狀。無論是在物質方面還是在精神方面，中國都處於“自給自足”狀態，對外部世界缺少交流與瞭解。以當時的情況來講，他們的所作所為也“不能説是不理性的”。而同時期的英國則面臨着競爭激烈的國際環境，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求生存，成為英國政府時刻縈繞心頭的最大焦慮。為了在競爭中求生存，英國政府必須時刻思考如何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如何籌措足夠的資金來支持軍隊和經常發生的戰爭，如何獲得各個社會集團的服從、合作和支持來確保日益增長的税收和借貸，如何促進本國的經濟和貿易來不斷增加税收和開闢財源。要達到這樣的目標，他們就無法維持現狀，而必須不斷追求制度上和技術上的創新，以保持經濟和軍事上領先或至少不敗的地位。當然不僅僅是英國，當時所有歐洲國家都面臨同樣的壓力，也在做大致同樣的努力，英國只是其中的優勝者。

在這樣一種多國競爭、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中，歐洲各國在近代早期的經濟政策都是重商主義的，而重商主義的起源地恰恰是英國，英國在這方面也做得“最為成功”。對於這一時期英國的經濟政策，弗里斯做了如下概括：英國政府“在積極引導經濟向某一特定方向發展方面，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它是一個十足的干預主義政府，特別是在國際經濟關係方面。其經濟政策是徹頭徹尾的重商主義政策，這意味着政府表現出兩面性。對於與國內市場有關的事務，……英國政府明顯日益傾向於自由放任。至於與國際競爭和‘國家利益’直接有關的事務，在進入19世紀幾十年之前它並沒有採取干預主義的政策，但此後干預主義的色彩越來越濃厚。英國大規模的國際貿易，無論是絕對值還是佔GDP的比重都成為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政府採取各種手段如税收、補貼、關税和禁令等，支持和促進製造部門和貿易部門的發展，它認為這些部門對本國經濟至關重要。它與企業家和商人‘談判’，經常扶持他們，為了幫助他們甚至不惜發動戰爭”。

弗里斯認為，英國實現經濟起飛，進入自我維持的增長階段，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工業社會，主要是發生在重商主義體制的背景下的。重商主義毫無疑問推動和促進了英國現代經濟的崛起，除了其他的條件外，正是重商主義使英國出現了工業革命。最後，弗里斯強調，不能簡單地在重商主義與現代經濟轉型和增長之間畫等號，重商主義不是導致英國現代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但是從英國經濟起飛時的具體情形來看，他認為可以肯定重商主義是第一個現代工業經濟體興起的“必要條件”。

以上是三本著作的基本觀點。國際學術界近年來關於大分流的論著很多，這三本是影響較大，並有中譯本出版的。從三本著作中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大分流討論中國家的“迴歸”。這三本著作關注、討論和爭辯的主角都是國家，都強調國家/政治制度應是討論東西方歷史大分流的中心議題，並認為國家能力與大分流密切相關。這一點弗里斯的觀點特別具有代表性。儘管王國斌和羅森塔爾認為近代歐洲國家的能力不見得比清帝國的國家能力強，但他們也承認近代歐洲國家在財政汲取方面要勝過清帝國，而且為了汲取更多的財政收入，歐洲國家不斷進行財政制度改革，強化其汲取能力。這使得歐洲擁有了“一些中國不具備的優勢”，並有益於“未來的政治經濟轉型”。

另一方面，這三本著作在討論經濟問題時不是把經濟活動看作是社會生活中完全獨立的自變量，而是將其置於特定國家和特定政治環境中，更多地考慮國家行為和政治生活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不過，三本著作儘管都強調國家能力對理解大分流的重要性，但他們都認為國家能力只是造成英國和歐洲在大分流中勝出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至於什麼是充分條件，大家顯然都謹守歷史研究者的審慎操守未予言説，而把思考和想象的空間留給了讀者。

以國家為中心議題，大分流討論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新動向。首先，重新強調要從長時段來看東西方歷史的大分流。因為很顯然，不同的國家，如中國和英國或其他歐洲國家，在國家的制度安排、施政能力、財政狀況、內外政策、軍事力量、意識形態等等方面的差異，並不是一種短時段現象，而是在各自幾個世紀甚至更長的歷史時段中慢慢積累演變而成的。而政治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也只有經過長時期的持續積累才會使經濟社會的變遷形成難以逆轉、越來越強的路徑依賴，從而使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歷史發生分流。

其次，重新從東西方歷史的內部去尋找大分流的原因，而不再認同偶然論和外因論。因為東西方的國家在制度、能力、運作上的諸種差別必須從各自國家的歷史軌跡中去尋找原因，而無法簡單歸結於偶然和外部因素。雖然王國斌和羅森塔爾反覆用“意外”“歪打正着”這樣的字眼來強調大分流的發生是意料之外，但他們也無法否認大分流的出現是在事理之中。而他們的研究、比較要解釋的正是這個事理，而不是意外。在討論大分流這樣的宏大歷史問題時，意外、歪打正着之類的修辭對理解這個事理的實際意義不大，大歷史不會有意外。當然所有國家都會和外部世界發生交往和互動，因而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面，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進程都充滿着偶然。但是外部因素和偶然因素如何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變化，還是取決於這個國家或地區的內部如何因應。同樣的外部因素和偶然因素對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更不用説不同的外部和偶然因素會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產生怎樣天懸地殊的影響了。

再次，強調國家能力、國家作用是導致中西曆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質疑和挑戰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所構建出來的以私有企業、自由市場和放任國家為特徵的英國近代化經驗。這一點在芬德利-奧羅克和弗里斯的書中特別明確。芬德利和奧羅克説：“我們對於將英國的成功歸根於其優越的制度（這種制度在光榮革命之後才建立起來，通過約束政府保護產權來促進投資和經濟增長）的觀點持懷疑態度。”並指出“經濟史家的近期研究否定了‘華盛頓共識’的觀點，即小政府和低税收是英國經濟成功的基礎”。

最後，在大分流討論中，國家的“迴歸”也促使學界對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愈益重視，以及對由國家與國家關係所構成的國家體系或國際體系的關注和思考。在做東西方歷史比較時，選擇什麼樣的時間尺度和空間尺度至關重要。近年來的討論越來越傾向於拉大這兩個尺度來做比較。以時間尺度來説，基本上所有的討論都主張以長時段的視角來比較東西方歷史大分流。相比時間尺度，空間尺度的選擇顯然要複雜一些。因為歷史上的中國和西方，不同層面的經濟政治單位在空間尺度上存在很多的不對稱。若選擇在國家層面上進行比較，中國和中世紀以來西歐的任何一個國家相比，在空間尺度上都存在巨大錯位。而若把中國和西歐整體做比較，那中國是一個單一的國家/政治實體（當然那時候的中國人並不認同中國只是一個國家，而認為中國代表的是天下、是文明），而西歐則是一個多國/國際體系，兩者顯然是不同的政治單位或實體。上述三個層面（中國區域/西歐國家，中國/西歐國家，中國/西歐整體）的空間尺度是逐級加大的，在大分流討論中要比較國家的地位和作用，顯然必須選擇空間尺度更大的第二個層面，並同時關注空間尺度相對最大的第三個層面。因為只有在更大的空間尺度上，我們才能瞭解國家在其內外環境中是如何建構、生存和運作的，以及國家與其內外環境是如何互動的，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國家行為對相關社會的各種影響。本文介紹的三本著作都不約而同地把國家放在更為廣闊的國際環境中來做歷史比較。這種歷史比較大大拓寬了研究的視野，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國家在東西方歷史大分流中所起的不可缺席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大分流辯論中大家所關注的國際體系不僅僅只是國家身處其中的環境，它本身也是一個歷史的實體，是一個可以研究和比較的對象。本文介紹的三本著作，特別是前兩本，都主張在這個層面做比較的必要性。當然這裏所説的國際體系和今天以全球為舞台的國際體系不同。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把全世界聯結成一個地球村之前，舊大陸不同區域都有各自相對獨立的國際體系，它們對身處其中的國家施加了完全不同的影響。如我們在前面的討論中所看到的，近代歐洲的國際體系中充滿激烈的競爭乃至戰爭衝突，而明清中國雖然也有外部衝突，但這種衝突的性質與近代歐洲各國之間的國際競爭完全不同。直到鴉片戰爭之前，明清中國面臨的外部威脅主要來自內亞的遊牧社會，雖然遊牧社會對中原王朝的衝擊有時可以是致命的，但它卻並不像近代西歐各國之間的競爭那樣，是一種在同等文明水平之上、也是在同一文明體系之內的競爭。遊牧社會與中原王朝不在同等的文明水平之上，也不共享相同的文化，他們對中原王朝的威脅永遠無法撼動中國文化和文明的“優越”地位。面對周邊的世界，中國人看不到一個與自己相侔比肩，值得自己去與之競爭，且足以促使自己去反觀自省的文明和世界，因此很自然滋長了一種自滿自足、自戀自大的心態，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中心。

總之，近代西歐各國之間的競爭促使它們去發展自己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也使西歐社會內部充滿張力和活力；而明清中國的周邊環境讓中國自我陶醉、自我封閉，缺乏憂患和危機意識，也缺乏競爭的目標和動力，另一方面，大一統的王朝也抑制了中國內部的競爭。通過這樣的比較，近年來大分流討論力圖揭示大分流是一個多層面大尺度的歷史現象，它不僅發生在東西方的國家之間，也發生在東西方國家/國際體系之間乃至東西方文明之間。

大分流討論的精彩仍在繼續，越來越多的學者不斷參與到這場討論中來，並貢獻他們的真知灼見。大分流問題之所以吸引那麼多的關注和討論，是因為它是近現代世界歷史的元問題，關於它的討論可以不斷深化和拓寬我們對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的理解，而且會不斷挑戰我們對近現代歷史的現有認識並提出新的有價值的學術問題和理論問題。這場學術和思想的大論戰將不斷推陳出新，但絕不會定於一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