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子少校（四）_風聞

對於很多軍官，退役時的前景有幾個：

1、利用過去在工業界裏的人脈，找一個好工作。事實上，很多美國公司喜歡用軍隊裏出來的人，尤其是軍工公司，這些前軍官在軍隊里人脈好，最不濟，至少和軍隊裏的人共同語言多一點。

2、利用在海外服役、在軍政決策機構服務和對國際事務的第一手經驗，到大學教書，或到研究機構作諮詢。

3、休閒養老，美國軍官的退休金是很不錯的，過舒適、安分的日子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伯伊德不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對這三種常規的選擇一個也不感興趣。伯伊德回絕了很多軍工公司的邀請。軍工公司甚至找他的戰鬥機黑手黨的朋友們通路子，如果他們能把伯伊德拉進來，他們也可以有一個報酬豐厚的職位。但是伯伊德不為所動。克里斯蒂把他請到國防部為項目分析和評估作諮詢的時候，他也只每兩週時間拿一天的工資。國防部沒有“義務工”這個説法，伯伊德如果這最低限度的工資也不拿的話，國防部無法發給他有機密等級的通行證，也無法讓他使用國防部的電話、傳真和複印機了。好友問他為什麼生活如此清苦和與世隔絕，伯伊德在煙霧繚繞的牙縫裏擠出一句話：無欲則剛。他就是寧願生活清苦，不願意被人誘以重利，有求於人而放棄自己自由思考的權利。

在五角大樓的最後三年裏，伯伊德還是醉心於心愛的空戰科學。他對YF-16和YF-17對比試飛中的一個疑點一直大惑不解。試飛過兩種戰鬥機的飛行員都異口同聲地説YF-16更好，但是按照能量機動的計算，兩者的差別不應該那麼大，部分飛行包線裏YF-17甚至更為優秀。通過大量分析和與飛行員的實際交談，伯伊德發現YF-16迅速轉換飛行狀態的能力更為優秀，尤其是迅速加速、減速的能力，使過去不到死馬當活馬醫時不用的主動減速成為一個現實可行的戰術，因為重新加速不再是一個問題，這樣大大增加了空戰中的戰術選擇。這是早期的能量機動理論裏沒有考慮到的一個問題。伯伊德由此聯想到朝鮮戰場上F-86對米格-15的情況，F-86可以更迅速地變換蛇形機動的方向，而米格-15雖然持續機動能力更強，但瞬時機動能力不如F-86，只要F-86不斷地迅速改變蛇形機動方向，要不了多久，米格-15就漸漸地跟不上了，F-86就有機會反敗為勝，咬住對手。由此，伯伊德進一步聯想到二戰中德軍在西線的閃擊戰，德軍進攻的節奏大大超過法軍防守的應變能力，導致法軍防禦在尚有相當實力的時候就土崩瓦解。從這裏，伯伊德開始研究戰鬥中更廣泛的因素。基於對對抗性決策過程的研究，伯伊德總結出戰場上的OODA決策循環。OODA代表Observation，Orientation，Decision，Action，即觀察，判斷，決策，行動。這裏，orientation作調整自己的心態、理解對手的意圖解。這其中，觀察和行動主要是技術手段，但判斷和決策是心理過程。伯伊德進一步提出，判斷的形成和改變，這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影響的一步。從此，伯伊德開始研究戰場上人和心理的作用，同時結合戈德爾的不確定性原理、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和熱力學第二定律，注重研究在閉合系統下對環境情勢的判斷和相應決策的形成和變化。

退役後，伯伊德從空戰機動聯想到戰爭中的機動作戰，二戰前期的閃擊戰引起他極大的興趣

伯伊德開始研究軍事歷史和行為科學，特別注重研究戰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他開始瘋狂地讀書，數學、物理、心理、歷史、邏輯，進化論、信息論、遺傳學，社會學，經濟學，研究孫子、克勞斯維茨、約米尼、成吉思汗、拿破崙、弗裏德里克大帝、格蘭特、曼斯坦因、李德哈特、毛澤東，什麼都讀。有人統計，幾年裏，他讀了300多本書。最後將自己的研究編成一個16頁長的講義《毀滅與創建》。這是伯伊德涉足戰略理論的開始。伯伊德正在從一個頂級空中鬥士演進為一個對美國軍事理論起決定性影響的戰略家。

傳統上，美國軍事理論崇尚“火力制勝論”，強調用優勢的火力和協調的行動，像不可阻擋的壓路機一樣，壓垮敵人。所以，美軍行動講究在遠距離上集中最猛烈的火力摧毀敵人，機動靈活、穿插包圍、調虎離山、圍點打援等等概念和美軍的基本作戰思想並不強調，在美軍的戰例中也是例外。越南戰爭失敗後，美國政界、軍界要求反思的呼聲一片，當幾千美軍在小小的格林納達竟然用了兩天才擺平200名古巴建築工人的時候，軍事改革的呼聲在美國達到最高峯。

在這種背景下，伯伊德開始形成自己的機動戰理念。機動戰不是一個新概念，但伯伊德版本的機動戰有它的新意。伯伊德把戰爭分成三種層面：消耗戰，機動戰和道德戰。

消耗戰的要素為火力、防護和運動，其中火力是最重要的，因為只有火力才是消滅敵人、贏得戰鬥勝利的手段。防護是保存自己的手段，防護的目的是為了發揚火力，消滅敵人。運動的目的是為了發揚火力、提供防護。消耗戰的重點是奪取戰略要點。

機動戰的要素則是時間和對手的軍心，其中軍心是最重要的。伯伊德強調時間對戰爭的重要性，時機和節奏可以比地形更重要，伯伊德的重點不在空間和物質上的機動，而在於時間和敵人的心理。要贏得戰爭的勝利，應該在從戰鬥到戰役到戰略的所有層次上使自己的OODA循環的週轉比對手的更快，或者靈活地變換自己的OODA節奏，要隨機應變、出其不意，以敏捷的出手，想在對手的前面，行動在對手的前面，打亂對手的思維，製造對手的恐慌和錯覺，剝奪對手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戰鬥的能力，使對手在心理上放棄抵抗，最終導致對手不戰自潰。伯伊德喜歡用飛行員的切口：切半徑。伯伊德並不把消耗戰和機動戰對立起來，在戰役層次上的機動戰仍然需要在戰鬥層次上的消耗戰，畢竟光靠花拳繡腳是不足以導致敵人不戰自潰的。

伯伊德的道德戰不光包括戰爭的道德因素，還包括戰爭中的人心理和思維過程。伯伊德強調打仗的不是武器，不是地形，而是戰士。戰爭真正需要摧毀的是敵人抵抗的意志，只有打垮了敵人抵抗的意志，戰爭才真正獲得勝利，所以只有敵人才能決定戰爭何時結束。伯伊德強調，一支成功的軍隊必須對環境的變化和戰場上的不確定性敏捷地作出反應；不應依賴完整、準確的情報來制定決策，因為戰場上不可能有這樣的好事，而要隨機應變，要能夠利用戰場上的不確定性，有創意、多樣化地製造不可預測性，而不是形成容易被敵人識破和利用的常規；最大的危險是被自己的思維定勢所困，而漠視已經變化的現實；要上下一心，同心作戰，不是靠周密的計劃和督促來實現協調，而是把指揮權下放，靠上下各級對戰略意圖和戰爭目標的全面、準確地理解和主觀能動性，主動、積極、創造性地從各個層次協同實現指揮意圖。這需要官兵之間高度信任，信息高度流通，士為知己者死。伯伊德十分強調戰爭的正義性和道德層面，強調軍人必須相信他們為之戰鬥的崇高目標，而不僅僅是為了憎恨或復仇而戰，那樣即使贏得戰鬥的勝利，也難以保證戰爭的勝利。

伯伊德強調戰場上的三要素：時間、空間、人心。這就是中國兵法中常説的天時、地利、人和。這在東方軍事理論中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從孫子到毛澤東，戰爭的正義性、攻心為上一直都是和兵貴神速、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相提並論的。但是將人心（包括人心向背、軍民士氣、鎮定還是驚慌）作為戰爭的要素，對美國軍事理論界還是一個新鮮事。為了推動政界、軍界的新思維，伯伊德總結了一個名為《論勝利和失敗》的講座系列，以傳道式的熱情，不知疲倦地向政界、軍界的要員解説他的軍事改革的思想。越戰失敗後，很多人對美國的軍事改革這個課題幹興趣，所以伯伊德的聽眾很多，其中包括當時還是懷俄明州參議員的切尼。在以後的很多年裏，多年擔任參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主席、後任克林頓政府的國防部長的阿斯平，眾院議長金格里奇，阿斯平後的參院武裝部隊委員會主席Sam Nunn，沙漠風暴期間的海軍陸戰隊司令格雷上將，1979-83年期間的陸軍參謀長邁耶上將等，先後成為伯伊德的忠實聽眾。還有不少人對伯伊德的講座很有興趣，但不想花那個時間，要求他精簡成一個短小的講座。伯伊德還是那個臭脾氣，一口拒絕：要麼不講，要講就要講全的，不來簡體演義版。伯伊德的理論不僅在軍界有影響，在商界也得到賞識，畢竟打仗和經商有頗多相似之處。

伯伊德的理論不是沒有漏洞的。伯伊德強調比敵人更快捷的OODA循環，但如果敵人不跟着你的步調走，根本不理會你的OODA，我行我素，那更快捷的OODA並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像抗日戰爭時期，日軍的戰略是速戰速決，國軍總是慢一步，用伯伊德的話説，就是OODA慢了一拍，在戰場上非常被動。但毛澤東打持久戰，完全不理會日軍的作戰節奏，甚至有意地打亂日軍的作戰節奏，日軍就抓瞎了。伯伊德的OODA裏面其中重要的一環就是判斷，打亂敵人的判斷和指揮鏈，這是“摳眼挖耳捂嘴”戰術的理論依據。但是如果敵人的指揮結構是分散的，具有高度自主的特性，那這個戰術也是抓瞎。八路軍、新四軍的敵後游擊隊就具有這個特點，今天的伊拉克游擊隊也有這個影子。伊拉克游擊隊和美軍打持久戰，其自主的指揮結構使美軍屢屢在捕獲或擊斃游擊隊領導人後依然無法抑制反美游擊隊的活動。有人甚至認為，拉登的戰術才是對伯伊德理論的出色運用。911嚴重打亂了美國的戰略部署，此後，美軍在戰術上取得很多勝利，但在戰略上，越來越落在拉登的OODA之後，疲於奔命，處處防範，怎麼能不被動？

實際上，伯伊德的思想很少是新東西。對敵人以攻心為上是孫子的思想，高速度、大縱深、快節奏作戰以打亂敵人的作戰節奏是圖哈切夫斯基的思想，對於戰爭的道德問題和軍隊建設的思想，在毛選裏可以找到很多影子，但是他把這些軍事理論簡化成美國大兵容易理解的表述，這是他獨特的貢獻。但是伯伊德就是伯伊德，他從不出版自己的著作或講義，這倒不是出於什麼太崇高的理由，而是永遠對自己的東西不滿意，永遠需要修改。要是別人“盜用”他的想法，他也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把他的思想推廣出去。不管誰願意聽，他都會去講，將軍，小兵，科學家，未來學家，國會議員，新聞記者，來者不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