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意識的感性化——從崔雪莉事件談起_風聞

        關於韓國女星崔雪莉自殺事件，在我的空間裏看了一些同學的評論，其中包括一些對她個人的指責，以及對此事可能另有其他原因的猜測，認為應該再補充一些我的看法：

        我評論這一事件時，一直講要“理解”別人，例如理解那些物質上陷入困境，精神上陷入混亂的“別人”。但這個“別人”當然並不是泛泛而指——類似華爾街大鱷那樣的壟斷資本家，是根本輪不到我們去“理解”的——我們“理解”他們的方式，就是一邊和他們做生意，一邊琢磨清楚怎麼儘快消滅他們（不是説消滅他們個人，而是消滅這個階級）。  

       但是像崔雪莉這樣的藝人，我們的態度確實是應該不一樣的。  

       她們可能很有名氣，很有錢，甚至她們可以從壟斷資本家的超額利潤中分到一杯羹，可以而且往往也的確傲視一般羣眾——有時我們會覺得她們也是“上層精英”甚至是“剝削階級”，而且她們常拋頭露面，成為宣揚資產階級那一套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的工具：紅男綠女，紙醉金迷，讓我們看到一種我們可望不可即的生活。

        所以我們會生出很多怨念，我們甚至會把自己對社會不公的反感，對資本家的本能仇視發泄到她們身上：

     “老子鬥不過資本家，難道還罵不死你們這些小妖精，砸不碎你們這些小花瓶嗎？” ——這樣的想法在我們心中不一定很明確，但她們確實起了這樣的作用，成為我們發泄不滿情緒的一個出口，於是這樣一來：  

        1.在一定意義上，她們成了為資本家，為剝削制度擋槍的人——資本主義社會有很多這樣擋槍的人：少數族裔、外國人，甚至有時包括某些公務員、警察、官員等等——成功地轉移了大眾的注意力，大家不再注意社會的根本問題，或者説媒體的版面都被她們所充塞，造成大家無法去關心更深層的問題；  

         2.她們那些“反常”、“越軌”的舉動，比如什麼“當小三”啊、“生活不檢點”啊、“穿衣暴露”啊，“貪圖享樂”啊，在那個資本主義社會里，反而激起了很多人要去維護、或者“恢復”那個“常”和“軌”——也就是資產階級那一套道貌岸然的“正統”意識形態：我們的“開拓者”精神啊，我們的“資本主義倫理”啊，我們的“獅子山精神”、“阿信精神”、“漢江奇蹟”啊……  

         3.她們每個人都是被一部分人“粉”，被另一部分人“黑”，而且這種“粉”、“黑”之爭，在各種力量的推波助瀾下，愈演愈烈，甚至彼此不共戴天，這又成功地在廣大羣眾尤其是青年中造成了隔閡、對立、“鄙視鏈”，達到一種類似cultural revolution時説的“挑動羣眾鬥羣眾”的效果。

       這就是她們這些藝人在那樣的社會里所起到的作為“統治工具”的作用。 其實，就她們這個藝人階層的整體來看，她們首先都是資本家剝削、壓榨以致玩弄和蹂躪的對象。她們中間真正能夠出人頭地以致成為“巨星”的是極少數——而且這地位也是極不穩固的，完全操控在資本以及資本運作下的媒體以及這些媒體所麻醉和灌輸下的受眾手裏。 

        我注意到，在討論這些問題時，一些同學還指出： 韓國這種亞洲資本主義國家，藝人和演藝公司之間往往還存在着比較強的人身依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有些韓國女藝人會不堪玩弄和凌辱而自殺），甚至出國發展等等都會受到限制——如果這確實是一個普遍事實，那麼可以看出這些藝人所受的剝削，不僅是資本主義的，而且帶有半封建性。  

         這樣一些人雖然虛榮，雖然被利用，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侷限，但是第一，就階級屬性來説，她們的確屬於被剝削者；第二，她們一般也沒有做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第三，她們身上的很多問題，是處在那樣一個被剝削被利用的地位上的人所不能不發生的——因此，我們對她們是應該予以一定的善意的。  

        這就是説，我們不管是“粉”她們還是“黑”她們，一直都應該把她們作為一些活生生的普通人來給予一定程度的關心、理解和善待，而不應該坐視甚至推動她們的命運悲劇發生——而説實話，華爾街金融大鱷或者美國軍火公司的老闆，如果虧本、破產、流落街頭，甚至虧到跳樓，我們是不必過多介意的。  

         當然，以上我所説的所説的“理解”，主要還是一種階級關係上的理性分析。這種理性分析是一個必要的前提，但是我剛才也提到： 應該把她們作為一些活生生的普通人來給予一定程度的關心、理解和善待 這就是説，一旦我們確定了我們與理解對象並不是敵對的，甚至是屬於同一個階級的，那麼我們應該不但對他（她）有一種一般的階級認同，而且應該把他（她）當作一個有自己的個性、追求、喜怒哀樂、精神氣質乃至缺點侷限的活生生的個體和普通人。 一個女孩變成這樣，當然不能説都是網民的錯，一定有她所在的整個社會環境的問題，有受到階級壓迫的問題——這我上面已經分析過了。

        只是，每一個這樣的人，或許是滿身缺點的，但是如果我們的某些惡意言論成為了壓垮她的稻草中的一棵，我們也是有一定責任的。至於一個人對輿論的反應為什麼如此“過激”，為什麼以她的經歷來看她“應該”受得了，但實際上又受不了，或者以前受得了為什麼現在受不了了，或者為什麼似乎有好轉，“忽然”一下子就這樣了，這隻能説人很複雜。

       如果一定要“陰謀論”的話，那麼現在已經有很多資料顯示，某些心理操控術是可以讓一個人去割腕、自殺等等的，完全用不着直接去謀殺。  

       但是這些細節並不是我想談的東西。很多時候越是“深入”這些細節，你就會越發感到眾説紛紜、迷霧重重、無可奈何。

        讓我們把握一些基本的東西：

       1. 有一個有些名氣，但有些“另類”的韓國女藝人自殺了；  

       2.據統計，韓國演藝圈這些年來已經有大概不下數十人自殺了； 

       3.每一次自殺當然都有各種具體的原因和細節、疑點； 

       4.但是數十條年輕生命供奉在那個祭壇裏，祭的當然就是那尊讓所有人在這名利場中身不由己地浮浮沉沉，讓大家被人傷害也互相傷害，最後被吞噬得無影無蹤的叫做“資本主義”的神。

       5. 我們決不能讓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文藝界變成這個樣子。 

       這就夠了。

       

       我剛才説：對崔雪莉這樣的人，“應該把她們作為一些活生生的普通人來給予一定程度的關心、理解和善待。 這就是説，一旦我們確定了我們與理解對象並不是敵對的，甚至是屬於同一個階級的，那麼我們應該不但對他（她）有一種一般的階級認同，而且應該把他（她）當作一個有自己的個性、追求、喜怒哀樂、精神氣質乃至缺點侷限的活生生的個體和普通人。”  

       這並不是隨便説出的話，而是我對一個我們通常不注意——甚至馬克思主義者們都注意得不夠，至少在理論上注意得不夠——的問題的思考。    

         這就是：

         共同體意識的感性化。     

         馬克思説哲學是無產階級的頭腦——這就是説：一種新的哲學是無產階級的指導，也是他們的統帥，既要給他們指明前進的方向，還要能夠讓他們像一個人一樣團結起來（一個人只能有一個頭腦）。換言之，這種哲學要能夠引導他們產生一種強大的一種共同體意識。     

         而這種共同體意識必須感性化，才能溝通這個階級每一個成員的生活經驗，使得整個共同體成為既團結又有色彩、動感和生命力的。   

         而這是我們以往多少忽略的東西：     

         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往談論“階級立場”、“階級感情”——這類範疇其實就是階級共同體意識——一般來説，都是抽象地談論大家都是“階級兄弟”、“階級姐妹”，至於“個人性”，往往會被我們當做“資產階級人性論”加以本能的排斥，或者至少當作一個對大多數“階級兄弟”或“階級姐妹”來説不那麼重要的東西。——在我們的階級隊伍裏，往往只有毛主席這樣的偉人，或者魯迅那樣的大思想家，才讓我們注意有必要談論他的“個性”。

        資產階級的抽象人性論，當然應該嚴肅批判，因為我們決不能將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工人的“個性”等量齊觀，好像在那裏面可以找出什麼共通的“人性”似的；我們也決不能津津樂道於某個資本家或資產階級代理人的“人格魅力”、“生活情趣”、“人情味兒”，而忘記了他作為剝削階級的本質。——現在很多“文學家”乃至“歷史學者”正是忘記了這一點。  

         敵對階級，尤其是正在發生激烈鬥爭的敵對階級之間，除了因為要和對方作鬥爭而必須瞭解其某些成員的個人特點之外，是談不到什麼對彼此“個性”的尊重的：我要消滅你，與你是不是會寫詩作畫，是沒有關係的——我之所以要補充“正在發生激烈鬥爭的敵對階級之間”，意思是説，我們欣賞秦始皇、唐太宗的個性，或者欣賞克倫威爾、華盛頓、拿破崙的個性的可能性，是要大大高於欣賞特朗普的個性的可能性的，因為華盛頓時代的美國資產階級，和我們並沒有發生激烈鬥爭。    

        但是，我們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 我們要高度重視：    

        無產階級或者説勞動人民——我們“自己人”——的確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組成的，每個人有自己的個性、追求和精神氣質——我們作為“自己人”，就需要理解彼此，就不能只是把彼此當作完全抽象的存在，或者只是為了完成某個具體任務才有意義的存在。

        而這樣的理解，除了要有理性之外，還必須更加註重從感性的東西上着手——因為感性的東西更加接近人的個性，更加容易把每一個人更為立體地展現出來。      

         我在觀察者網發表的《飄着銀杏葉的河流——深秋夜話》，和更早的一篇《我和我的祖國——和女兒比賽作文》一樣，在觀察者網讀的人很少。當然也有人表示愛讀它們，覺得文筆還不錯，而且“以小見大”什麼的，不過更多的人則不理解：    

       我為什麼要在一個以政論為主的社區發這種抒情性很強的散文？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我剛好寫了這兩篇文章，順便就發上去刷刷存在感；

       另一個原因，則是我希望我們（就是説，不只是我一個人）能夠有所“感”，並且全方位地表達這種所“感”。  

         其中，《我和我的祖國》，當然不難看出家國情懷，看出貫穿在這些片段裏的個體對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的認同。

        而《飄着銀杏葉的溪流》，則是隨意地回顧自己的所“感”，其中寫到了表妹回國我想送她炎陵的銀杏葉的事情，也不是我刻意要來表達家國情懷，而是回憶起那天的所遊所見，確實感到很美，於是就寫了。    

         我的生活經歷中有無數這樣讓我感到非常美的片斷——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去感受生活的——這些片斷絕大多數和政治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願意和那些在政治上和自己“一邊”的人來分享這些東西。我期待我們之間開掘出某種更深層次的共同點——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説，這些東西其實又和政治有關係。     

          這種表達，有其不可替代性。因為，政治表達如果都是追逐着某些熱點，瞄準着某些敵人，而劍拔弩張，而高度亢奮，長此以往，它會變得很虛浮、誇張，而且會使人歇斯底里以至於虛脱無力。 

        有的老同志表示：毛澤東時代的某些政治運動的一個教訓，正在於造成這種直接亢奮的時間太長，實際上反而使大家內心深處對政治失去了興趣和熱情。

         我相信他説的是經驗之談。  

         因為我也有類似的感覺，補充如下：    

         1.直接的政治表達，在一定條件下，我們往往只能説到一定的地步，再要勉強説下去，實際上就是無意義的重複，甚至還得説一些庸俗的東西出來了——這實際上會惡化我們的政治話語環境，使得大家不能嚴肅地對待政治，反而拿一些政治話語來調侃、尋開心，而這也就是我前面批評過的拿“道德”、“信仰”説着玩兒的現象；   

         2.政治修辭本身，至少有一部分，應該在政治以外的話語環境中學習、領會、激活。我經常感到，思政專業的很多同學往往不會講政治，講不好政治。這有一部分原因在於，過多的“政治教育”已經讓她們麻木了，感受不到那些政治術語和政治修辭的生命力。

         上課時我講到社會主義優越性，講到新中國的人均壽命提高，講到毛主席時代的農村醫療，曾經在某班舉了陸游的一首詩：     

       “驢肩每帶藥囊行，村巷欣欣夾道迎。共説向來曾活我，生兒皆以陸為名。” 

​         這首詩我很喜歡，當年讀的時候也完全沒把它和政治聯繫起來，只感到它寫出了淳樸的民風。但是它能激活我們對“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一些政治術語的理解。所以我對同學們説：陸游給農村老百姓看病，所以大家都感激他，和他相處這麼融洽；但他是一個人單槍匹馬，一定不乏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時候；而在毛澤東時代，在黨和國家的政策引導和支持下，許許多多的醫生會像陸游這樣到農村去，或者就在農村成長起來，紮根農村，大家想想那一定是更加動人和美好的場景——這就是社會主義優越性，我們可以想象大詩人陸游也一定高興看到這樣的場景。  

        我經常這樣，在讀與政治完全無關的詩或文章時，無意中發現這些讓我們的政治術語能夠變得更加富有質感的東西。而這正是因為，我並沒有要求自己一天到晚講政治，一天到晚只能關心和政治有關的事情，而給了自己很多讀別的東西，做別的事情的時間，或許正是這樣，我的“政治感”才沒有像有些同學那樣“鈍化”甚或“麻木”，一些政治的東西被沉澱到了我的生活經驗的深處，然後不經意間被同時想起，被運用。

      3.必須允許甚至提倡每個人的政治話語構建有他自己的特點，才能提高大家的參與度——而這個特點必須從各自的生活特點中來。而這同樣要求我們不能老是高八度的調門，必須讓大家能夠沉靜下來去透視、詮釋自己的生活經驗。 階級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意識，除了理論灌輸，必須結合實踐，結合個人的思想感情的實際，有這樣一個自然而然的、感性的生成和自我確認的過程。    

        實際上，新中國曾經有很多文學作品，能夠寫出普通的人與人之間那些極其美好的感情，而且能寫出這種感情與共同體意識之間的關係。   

        我印象比較深的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把一位叫金聖姬的朝鮮少女對一位叫王應洪的志願軍年輕戰士的真摯、強烈而又受到志願軍紀律約束和王應洪本人迴避的愛戀，寫得非常動人。

       其中尤其寫到了王應洪的班長王順同志。他為了維護紀律，當然不希望自己很看重的這位年輕而有成為優秀偵察兵潛質的王應洪真的“墜入情網”，多次嚴肅地提醒他。

       王應洪心裏雖然對金聖姬泛起過一點漣漪，收下過她送的一個襪套，但是他知道自己是個軍人，決不會和這姑娘有別的什麼，因此對班長這樣不相信你自己感到很委屈。 

       可是，到了兩人在敵後執行偵察任務，王應洪在戰鬥中負傷，王順帶着他往回撤退的時候，他看出：自己的這個戰士為了不連累班長，似乎是不大想回去，總是要班長把他一人留下。

       王順有些慌，他理解這時一個身負重傷不願連累戰友的戰士心中會有怎樣的可怕的念頭。他想盡辦法要説服王應洪打消這個念頭，跟自己一起回去，他跟王應洪説起自己的老婆、説起自己的孩子認得很多字了，向王應洪描述活下去之後會有多少美好的事情。 

        可是當這位素來嚴厲的班長説出這些有點兒婆婆媽媽的話時，王應洪只是冷淡地笑笑。

         班長最後對王應洪説：  

       “你想想金聖姬那姑娘。她也在等你回去。”  

        “我想她幹什麼？”  

        “你不能這麼説，咱們打仗是為了朝鮮人民的和平生活，其中也包括為了她。你為什麼不能想她？你應該想想她。”   

        這一刻，王順真的感到自己有責任把這個小夥子帶回給金聖姬，向這位少女證明：你看，我拼着性命把你心愛的人他領到你跟前了，我喜歡他並不亞於你，你不要怪我阻止了你們，我們並不是你想的那種沒有情感的人。

       然而，在敵人向他們撲來的時候，王應洪全力引開了敵人，拉響手榴彈和敵人同歸於盡了。    

       王順把王應洪帶着的血染的襪套交還給了金聖姬，他想要説些什麼來安慰這19歲的姑娘，但是他感到自己握着的姑娘的冰涼的手在一陣顫抖之後突然變得有力，於是他覺得不需要再説什麼了。    

       我是初中時讀到這篇創作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小説的。

       如果説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為我們的志願軍戰士塑造出了頂天立地、雄渾粗獷的鋼鐵羣像，那麼這篇小説除了同樣塑造了這些頂天立地的形象，還極其細膩但又不失分寸地描寫出了他們豐富多彩並且不乏矛盾衝突的情感世界。他讓那組鋼鐵羣像中的兩個人，一個一個走到了我們的面前，走到了他們周圍那既處於炮火連天的戰爭狀態，普通人民卻又頑強地堅持着他們的和平生活，萌發着各種美好的想象和情感的現實生活環境之中。   

        我們的戰士的可愛之處，就在於他們理解這些，珍惜這些，為了這些能夠拼上性命，但是他們又不能真的把自己完全放到這些裏面去。

        而金聖姬最後為什麼不需要安慰？就因為她雖然那樣愛王應洪，但是正因為這樣，這位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少女，終究能夠理解他所愛的戰士，理解他為什麼那樣冷淡自己，終究能夠堅強地面對這場我們必須暫時放下自己很多最美好純真的感情去進行到底的戰爭。——這些就是作家要告訴我們而沒有寫出來的話。   

         這部小説當年曾經受到過批判，説它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對我軍鐵的紀律有怨言，好像紀律摧殘了美好生活”。

       但其實並非如此，我感到它展示的是：

       我們的軍隊，我們的紀律，乃至於我們所進行的革命戰爭，為什麼是“道是無情卻有情”。這最後生離死別的事實，就是我們戰士必須迴避這些感情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看似無情的鋼鐵一樣的紀律，卻正是對無數金聖姬那樣的個體的最大關心和保護；這看似不講感情的班長和戰士，卻已經為那有些不理解他們甚至有些埋怨他們的少女，做到了他們所能做到的一切。   

        而金聖姬的心是和他們在一起的，所以最終她完全理解了這些。她不能再僅僅是那樣一個調皮的、可愛的，只想着自己那份情感的小女孩。她成長了——在戰火中，在這樣非同一般的經歷中，人的成長是可以很快的——她要做一個配得上王應洪、班長和其他戰士為她所做的這一切的人。  

        這就是我在這部小説中讀到的共同體意識與個人意識的張力、衝突與最終融合。

        我讀過不少這樣的作品。

        我要説的是，我們對共同體的認同，對國家，對人民的認同，應該多到這些感性的地方吸取力量。

        你一定能感到這些東西不僅是抽象的説教或是冷冰冰的東西，而是融入了我們血肉，支配了我們感官的東西。  

       結尾，我還是想説一句也許有點矯情的話——這就是我寫的很多文字想讓大家感受到的一種體驗：

       我們的信仰，是可愛的東西，是屬於我們每個人自己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