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南北經濟差距拉大關鍵在創新能力的差距_風聞

10月16日，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十七屆(2019)學術年會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系列論壇分論壇——上海經濟成就：理論總結與展望，在上海師範大學召開，與會專家學者圍繞7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多項議題發表演講並展開討論。論壇上，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院長黃少安發表了主題為“非正式制度差異與中國經濟的南北分野”的演講，黃少安將山東與廣東、江蘇經濟發展做了深入對比，闡述了山東為何缺乏創新型企業和創新人才，山東經濟下滑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最近我們在做一個課題，將山東和南方的廣東、江蘇做一個對比，做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現象，中國的區域經濟的不平衡，由過去的東中西部的不平衡，迅速地變為最近幾年南北的不平衡、南北差距，而且差距很明顯。

一、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南北經濟實質性差距已經開始

從增長率來看，2014年之前，南北方的增長率差別不大，但是2014年開始，包括北方領頭羊山東省在內的北方地區與南方地區的GDP增長率出現了分野，南方的增長顯著的高於北方地區。2012年開始有統計數據的顯現，2014年開始明顯，到今年明顯這個速度非常快。

2019年上半年31個省市，不含港澳台地區，GDP增長，全國的平均增長率是6.3，南方的16個省市平均增長7.38，只有上海5.9，重慶6.2，海南5.3，低於全國的平均增長率，但是上海的基數大，增長率動能轉換更快。而北方的15個省市自治區平均增長5.63。只有北京6.3，河南7.7，河北6.62，山西7.2，寧夏6.5稍微高些。

北方GDP總量約為172354萬億元，只佔全國總量的38%，而南方佔了62%，這是2019年上半年的數據。北方一個是京津冀，還有一個是山東板塊，去年是7萬多億，山東一個省等於京津冀三個省市。

從個人所得税來看，南北的差距更大，浙江、江蘇、廣東居民向國家納的所得税，明顯的高於山東，山東代表北方最大的經濟體，差得太遠了。

1、差距實際上始於2008年危機之後。

前面看到的是一個統計數據的差別，好像2014年是一個分水嶺。其實實質性的差距不是從2014年開始的，應該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傳到中國就開始了。實質性差異在於應對經濟危機的措施的不同。2008年以後，廣東尤其是深圳、廣州和東莞等地區進行痛苦的經濟結構轉型，經濟危機到來之時，依靠市場機制強制性淘汰了一些資源消耗型、勞動力密集型、中低端出口等。

當然統計數據看不出來，那個時候南北方的增長率看不出來，從哪個方面能看出來？

經濟結構轉型，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廣東、浙江、福建、江蘇這些地方，尤其是廣東，大幅的實行經濟結構轉型，也就是我們説的新舊動能轉換，深圳、東莞，東莞的轉型特別成功，大家再去看東莞，經濟轉型轉得特別好。而同時的山東卻在積極承接廣東、浙江等相對落後的產業轉移，雖然短期內經濟增長率會比較高，但是實際上把自己擺在了接受落後產能轉移的位置。這就是差距。

所以，2008年的時候實質性差距就開始了，但是從經濟總量和GDP增長率看不出來。GDP增長率也好，GDP總量也好，產業結構的轉型也好，這些都很重要，但不是最核心的。

2、南北經濟差距拉大最核心、最關鍵的差距是創新能力的差距，不是產業結構。

其實，產業結構本身無所謂優劣，只有是否符合自身生產要素質量結構的問題，產業結構也不存在升級的問題，只有調整和優化的問題。但是產業有升級即提高質量的問題。沒有落後的產業，只有落後的產業技術和管理。不是每個地方都要把第三產業提高到70%以上，那是違背經濟學最基本原則的。生產要素結構決定產業結構，生產要素質量決定產業的質量。關鍵是每一個產業的水平怎麼樣，技術含量怎麼樣，管理創新能力怎麼樣。同樣做製造業，廣東的和河北的不一樣，同樣做農業，山東的和山西的不一樣。

首先是R&D總投入有差距。北方投入最高的是山東，排全國第三，總量也是全國第三，但是與第一的廣東和第二的江蘇不在一檔，這兩個省份都是兩千多億，山東是一千多億。還有投入的強度，佔GDP的比例，也是明顯南方高於北方。這個投入的總量還不是最關鍵的，最關鍵的是投入產出比，你看山東，是北方投入最多的，一千多億，相當於廣東投入的70%，差30%應該也是差得很遠，但是最大差距不是在這些地方，關鍵是投入這些錢以後的產出，按照專利這個指標來看，這個差距是兩三倍的數量級，在廣東、浙江、江蘇投入一千萬的R&D，產出的專利數量相當於山東的兩到三倍，山東在北方是領頭的。

為什麼投入產出比差這麼遠？我們就要分析原因了。

還有一個是代表性城市的創新水平，山東是代表北方。北京是很特殊的一個城市。總體而言，北方的城市明顯落後於深圳、廣州、南京、武漢、天津、杭州，更不如上海。這個南北方經濟結構裏面，大城市、超大城市的經濟佔GDP比重的差距，基本上能夠決定這個創新能力的差距。説實在話，真正的創新主要還是在大城市裏面，地市級下面的GDP，創新很少。

與南方相比，北方創新型科技人才短缺。實際上，北方有頭銜的人才未必比南方少，北京非常多，院士、長江學者等等。但是南方的科技人才更注重創新本身，大家可能覺得山東是海洋經濟大省，山東的海洋科技人才大家可能認為是全國第一，其實就是海洋科技領域的院士數量為全國第一，其他都遠遠落後於廣東。而且山東海洋經濟GDP總量已經落後於廣東，2018年，廣東是1.9萬億，山東是1.6萬億。不是説院士不重要，但是如果只有院士，院士的作用是難以充分發揮。

所以，經濟差距，統計數據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創新能力。

二、南北經濟差距在於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偏好不同

經濟決定一個地區經濟長期發展有沒有足夠的發展動力，能不能趕上新時代，能不能進一步往前走，文化在其中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南北經濟差距的原因在於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偏好不同。北方相對突出的官本位文化、等級觀念，自然與計劃經濟體制、國有企業親近，自然與市場機制的平等競爭、法制意識、科學意識、創新意識不太親近，甚至牴觸。

第一，北方更偏好於國有企業、計劃經濟體制，包括各級地方政府的官員，對國有企業和計劃手段，用起來和管起來都得心應手，政府普遍強勢並控制和分配資源。

第二，同樣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南北方也有異質性。全國、山東自己、中央領導都覺得山東民營經濟不發達，國有企業一統天下，可是山東的民營經濟對GDP的貢獻、民企業數量及其全國500強企業的數量，在全國是名列前茅的。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山東民營經濟不發達？這是山東經濟之謎。因為：山東的國有企業很國有企業，山東的民營企業也像國有企業。我們查了一下山東省的國有企業集團，包括一些大的子公司，其中的高管、黨委書記、總經理、副總理等，基本上都是組織部派下去的原黨政機關的官員，而廣東、浙江、福建這些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比如説王石、董明珠，大家以為他們是民營企業老總，其實他們是國有控股企業的老總，很多是市場篩選出來的企業家。並不是説黨政機關的官員就不會做企業，不一定，但是總體大數據分析，這個比例差那麼遠，很難説不把黨政機關的那一套帶到企業裏面去。

民營企業的差距。山東的民營企業，跟南方的民營企業也不一樣。山東的民營企業首先是要跟國有企業或者黨政機關幹部拉好關係，2017年的時候我們做過一個問卷調查，搞好企業經營管理的因素有哪些，列了14個，隨機採訪這些民營企業老闆，結果有三分之二的企業老闆把與國有企業和黨政機關搞好關係排在前三，有三分之一的企業老闆把這個因素排在第一。還有民營企業的產業機構是圍繞國有企業展開的，對國有企業的依附性很大。所以為什麼山東統計數據看民營經濟很發達，但是中央領導也好，山東自己也好，全國人民也好，都覺得山東民營經濟不發達。

第三，體制偏好不一樣，導致經濟發展模式有差異。

廣東是“民營經濟+外資經濟+市場型國有經濟+比較弱的縣域經濟”，當然這個縣域是非灣區，因為縣域很發達的都在灣區裏面，很多不是縣了，是地級市了，比如説東莞。再一個是“超強大的城市經濟+保安型政府”。所以這一種經濟的各類企業活力強，市場機制作用大，經濟開發度高，創新能力強，政府的力量強，尤其是財力強，但是作用範圍小，相當於保安型。

浙江為“民營經濟+市場型國有經濟+強大的縣域經濟”和強大的“城市經濟+保安型政府”。江蘇跟浙江和廣東有點差別，江蘇是“集體經濟+外資經濟（蘇州比較典型）+民經濟+市場計劃型國有經濟+強大的縣域經濟”，和比較強大“城市經濟+保姆型政府”，保姆是服務管理型的。

山東是“計劃型國有經濟+類國有的民營經濟+強大的縣域經濟+弱小的大城市經濟”，加上儒家文化型或者説家長型政府，家長型政府和保姆型政府有什麼區別呢？都管企業做事，保姆型政府是提供服務，不做決定，家長型是管理型的，必須聽我的。

第四，城市形成機制和功能的南北差異。南方和北方的城市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南方的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這個城市發展了，城市周圍都被帶動起來了，上海周圍、杭州周圍、深圳周圍、廣州周圍都帶動起來了，包括中部的一些城市如長沙，都能將周圍帶動起來，就是中心城市發展，周圍也發展，就是區域經濟的增長極，這個增長極有很強大的極化作用。而北方的大城市，不管它多大，在城市裏面，這個城市很發達了，但是出了這個城門就是比較貧窮的地方，如北京、天津、西安。把南北方城市和城市周圍地區的人均GDP、人均收入統計下，差距非常大。也就是説北方的城市不向周圍輸送正能量，而是向周圍吸取資源，説得難聽一點就是“吸血鬼”，換句話説各種資源堆積在一塊，是一個“資源堆”，不是一個經濟有機體，而南方的城市是一個經濟有機體，中心城市和周圍的地區相互提供正能量，相互促進，這個是導致南北差距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五，南北方文化差異。體制偏好和經濟發展模式差異的根源在哪裏，剛才説了正規的制度差異，如國有企業、計劃體制。非正規制度差異有嗎？山東代表北方，官本位、等級觀念相對突出，關係文化、老鄉文化、碼頭文化、圈子文化相對突出。中國崇拜當官，官本位等級制度，這是一個普遍現象，但是山東最厲害。相關數據顯示，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全國各個大學的大學生考公務員的數量和被錄取的數量，山東籍的最多。第二，山東省各個大學每年考公務員的數量和比例也是全國最多的。

同時，相對突出的官本位觀念、等級觀念，自然導致精英流向不合理（過度流向黨政機關），也影響本地人才的創新和外地人才前來創業創新。山東以外的人很難到山東創業，山東非常好客沒有問題，但是外地人要到山東創業相對來説比較難。在山東濟南和青島這些城市日常的工作語言基本上是山東方言，説明外地人不多。作為東南沿海地區，40多年以來的人口流動總量和結構的數據也能確認我們的判斷。

三、為什麼這些文化和體制過去沒有導致北方經濟落後？

也許有人會説，包括山東在內的北方地區，過去也是這些文化、體制和人，為什麼過去幾十年沒有導致經濟落後？過去山東經濟不也增長很快、曾經全國第一嗎？怎麼解釋？原來我們的經濟主要是資源消耗型、環境污染型、勞動力密集型、中低端產品大量出口型，關鍵是資源消耗型。而且，原來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還有很多資源。所以，指令性計劃體制、關係文化、國有企業等，對於經濟外延式和粗放式增長未必處於劣勢，某些方面甚至佔優，例如通過關係獲取更多的中央的資源，更能大規模調動各種資源。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經濟要轉型，放棄這些傳統的增長方式，推動經濟發展要靠創新，創新主要靠人才，人才主要靠制度，非正式制度對地方經濟發展影響很大。山東引進人才主要引進什麼？引進了很多帶頭銜的人才，包括院士。看數據統計還挺好看的，青島前幾天引進了一大批80多歲的院士，山東大學還引進了國外一位80多歲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這樣的指標體系是按頭銜來識別評價人才的。主要官方引進人才也只能如此識別。但是，缺乏市場機制對人才的吸引、識別、使用和待遇（包括尊重）。這是很硬的一個差距。

南北方的差距拉大是個事實。如果不改變觀念和體制，可能南北的差距還會進一步拉大。我們也不希望這種差距進一步拉大。

[作者黃少安系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院長。本文經作者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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