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符號概説”——考古研究所2019年度考古學研究系列學術講座（第13講）_風聞

　　2019年10月14日下午14:3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2019年度考古學研究系列學術講座第13講在考古研究所八層多媒體會議室舉行，劉國祥研究員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嚴志斌研究員帶來了題目為“巴蜀符號概説”的學術講座。

主講人 嚴志斌研究員

　　嚴志斌研究員首先介紹了巴蜀符號的定義。在四川、重慶地區的戰國秦漢時期的器物上，常見一些圖形符號。這類符號，學界多稱為“巴蜀符號”。巴蜀符號的研究意義在於，首先古文字的解讀，特別是對死文字的解讀，是學術界的重大課題，其次四川重慶地區發現的巴蜀符號是這一課題中的難題之一，也是目前尚未明確其性質與含義的符號系統，最後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將有助於對巴蜀古文化的重建與理解。

　　嚴志斌研究員接下來梳理了巴蜀符號研究的學術史。1936年《華西學報》上公佈一件從萬縣收購併入藏華西大學博物館的錞於，將上面的圖像文字稱為“巴文”。巴蜀符號研究的契機在於1960年《四川船棺葬發掘報告》的出版，引發了一系列的討論。

　　巴蜀符號相關討論中最激烈的爭論點在於巴蜀符號的性質問題。首先是花紋説，持這類觀點的學者較少，沒有專文出現，只在描述文字中使用“花紋”等字眼。其次是圖像語言説，鄧少琴最早提出這一觀點，李復華和王家祐認為巴蜀符號絕大多數是寫具體的實物圖像，沒有動詞、形容詞、連接詞、數目字，不構成文句。稱之為“巴蜀圖語”。其實這樣的觀點有其背景，如商代族徽文字其時被認為是“圖像”。孫華認同符號説，理由是首先它的數量、種類太少，其次圖形極端繁複和不規範，第三其與漢字共存且漢字其時已在巴蜀流行。劉豫川認為巴蜀符號印章是具有標識、領有、稱謂、徽記等一類實用性質，至少屬於“文字”的範疇。童恩正認為巴蜀符號就是文字，首先巴蜀兩族進入階級社會，文字的出現和使用應當是帶有必然性的，從文字結構來看，這種文字是方塊字而非拼音字，直行而非橫行，應屬於表意文字。李學勤也認為巴蜀符號屬於文字，並將《四川船棺葬發掘報告》的“符號”認定為巴蜀文字甲，並將《四川船棺葬發掘報告》的“似漢字而非漢字者”為巴蜀文字乙。巴蜀文字甲包括一些常見、抽象的文字屬於表音，另一種不常重複出現的，具象的文字屬於表義。錢玉趾認為屬於音節文字體系，但魏學峯、劉志一反對其觀點，嚴志斌認為成都百花潭戰國墓出土銅器上的符號大部分是雲紋。王仁湘認為巴蜀圖形可以視作一種泛文字體系。也有學者對符號的釋讀上，將巴蜀符號與甲骨文、金文或民族文字如彝文、納西文進行對比釋讀，嚴志斌認為這類研究沒有多大意義。

講座PPT中內容

　　嚴志斌研究員認為要想研究巴蜀符號的性質，首先要摸清巴蜀符號的家底。首先，巴蜀符號的出土地點包括四川、重慶、湖北、雲南、貴州、鄂西等，即巴蜀盆地及周邊地區，基本上與考古學上的巴蜀文化的分佈區域是重疊的。巴蜀符號的時代上限可至春秋晚期，下限為西漢時期，集中在戰國時期。廣漢三星堆商代文化遺址出土陶片上已發現有刻劃文字符號，但是嚴志斌認為不能將巴蜀符號上推至商代，首先春秋晚期以來的巴蜀符號和三星堆陶文相似的符號很少，其次存在西周這樣一個年代空白期。巴蜀符號出現的器物種類包括劍、矛、戈、鉞、削、錞於、罍、箭鏃、漆耳杯、勺子等。嚴志斌統計了共有835件巴蜀符號器物，其中有272種符號，2844個符號單字。

　　嚴志斌研究員對巴蜀符號進行了分類。人形12種，動物形26種，植物形33種，器物形31種，建築形20種，幾何形150種等。嚴志斌認為巴蜀符號研究中還有兩類特殊符號，包括棘戈、虎紋戈。段渝先生認為巴蜀古文字分為兩系，一系為方塊表意字，一系為符號象形文字。

講座ppt中內容

　　虎紋戈即一種有虎紋的戈，戈的上緣有一行字。嚴志斌研究員認為虎紋戈銘可能是漢字，需要先將其從巴蜀符號中剔除出去。棘戈上的銘文一般在下垂的胡部。嚴志斌將棘戈上的“棘”字符號分為五類（A、B、C、D、E類）和其他類。從符號的數量和組合以及戈的數量上來看，“棘戈”似乎都在楚地為多。嚴志斌認為四川地區的“棘戈”的分佈是這類戈分佈的邊緣地區。這類棘戈的年代多集中在戰國中晚期。出於巴蜀文化區的有七件，出於湖北湖南的楚文化區的也有七件，因此不能歸為巴蜀文化的戈。而且從“棘戈”內部的鳳紋來看，應該屬於楚戈。因此，巴蜀符號戈、棘戈、虎紋戈應該分為三類，而不應該統一歸為巴蜀符號戈。林澐認為這種棘戈上的銘文不算文字，應該是模仿文字附庸風雅的產物。

　　嚴志斌研究員認為首先需要釐清每一種每一類巴蜀符號的特徵、變化、組合、地域、年代；其次運用考古類型學進行分期斷代，綜合考慮這些鑄有巴蜀符號的器物，進行統計分析；第三分析巴蜀符號的組合規律；第四研究符號在不同時段、地域的分佈。

　　嚴志斌研究員以“罍”形符號為例進行了舉例分析並得出一系列推論。首先，這種符號的時代範圍為戰國早期至秦；第二，主要組合為“罍”與“寶蓋”共出，屬於固定的組合；第三，符號歸類有水波紋和折線紋；第四，“同銘”現象，即同樣銘文在不同器物上出現；第五，繁化現象；第六，罍和鐘的問題，巴蜀文化中有“列罍”制，罍和鍾是巴蜀文化的重器，巴蜀文化裏方形印章的地位大於圓形印章，方形印章上鍾與罍的符號共出。鐘形符號主要出在蜀人區。推論七，分佈與族羣，主要分佈於蜀人區，巴文化區罍形符號分佈分散似不是罍形符號的主要分佈區。歷時性分析，罍形符號不會是社會底層使用，成都平原蜀人區出罍形符號的墓葬等級都很高，巴人區出罍形符號的墓葬等級較低。推論八，方向性問題，嚴志斌擬定的方案為先確定器物的方向，再確定其上的符號的方向，若出現人物，則人頭的方向為正方向。問題九，次序性問題，即在一個器物上的巴蜀符號應該以怎樣的順序來排。從上述銅矛的符號可以看出，巴蜀符號存在一定的次序性。

講座PPT中內容

　　嚴志斌研究員以“鍾”形符號為例進行了舉例分析。首先其主要分佈於印章上，其次主要分佈在蜀人區，巴人區不見出土。釋讀的主要意見有“鍾”、“牙璋”等。

　　嚴志斌研究員以的符號進行了分析。時代主要流行於戰國時期。地域從川西的蜀人區開始，尤以成都附近為集中分佈。存在符號組合。對於組合的理解，有人認為是族羣分化的表現，嚴志斌認為應該是概念表述的繁化與細化。符號組合的符號數量在戰國時期的變化趨勢是：先漸增，到戰國晚期早段發展到最為繁複，到戰國末期又呈現簡化、少化的態勢。這類符號總體而言不是社會等級的標識物。

　　嚴志斌研究員以紋符號進行了分析。這類符號有逐漸繁化的趨勢，主要在巴人區出土，與器物種類沒有對應關係，有固定組合。

　　嚴志斌以紋的符號進行了分析。年代戰國中期到秦滅巴蜀後，地域分佈散亂，與等級沒有特定對應關係。

　　嚴志斌以紋的符號進行了分析。分佈時代為戰國中期到秦代，只見於銅劍、銅戈、銅矛上，也存在組合。是流佈於巴蜀文化區的共同符號。在峽江地帶的巴人區有更大的流傳性。

　　嚴志斌研究員以羅家壩墓地為例分析了一個墓地出土巴蜀符號的情況。羅家壩墓地出土符號63類，其中有七種符號僅見於羅家壩而不見於其它遺址，但是將其放回墓葬的話發現其與族羣沒有太大關係。羅家壩符號組合數量的年代變化也是由簡到繁，再從繁到簡的過程。同時發現了“同銘”器。宣漢羅家壩墓地與什邡城關戰國墓地出土符號總體上接近，相似性大於其它地點。施勁松認為羅家壩的銅器組合和成都平原蜀人區的銅器組合很相似，與從巴蜀符號上得到的結論一致。

講座現場

　　作為總結，嚴志斌研究員又講到了巴蜀符號涉及的多個問題，指出複合式符號的問題，即符號常形成固定組合出現；符號的異體關係問題，即柵欄形符號和鐘形符號有異體符號的存在，有一些符號形態差別大，但從組合上可以認為它們屬於同一種符號。嚴志斌同時對符號組合和符號單體的出現次數進行了統計。有些符號單體出現100例以上。嚴志斌認為巴蜀符號方向性問題很複雜，如圓形印章的符號方向性很難解決。嚴志斌認為還有器物性的問題，某些符號僅見於特定種類的器物上面。嚴志斌還認為存在族羣性問題，但是嚴志斌認為族羣性問題不能通過巴蜀符號來解決，而應該先做好聚落考古研究。

　　嚴志斌研究員最後指出，他認為巴蜀符號和印度河流域的古哈拉帕文化的印章上的文字有一定的相似性。

劉國祥研究員為嚴志斌研究員頒發講座證書

　　講座結束後，聽眾們還就“國博存有虎紋青銅鉦，是否鐘形符號不是鍾”、“戰國晚期秦國佔領巴蜀地區，是否有漢字與巴蜀文字共存的情況”、“有沒有統計過戰國早、中、晚期符號組合有無變化”、“有沒有在玉石材質上所見的巴蜀符號”、“有沒有統計過巴蜀符號的使用場合和使用人羣”、“戰國時期巴文化已經與楚文化等有較多的交流，為何在巴蜀地區有一個特別的符號系統”、“巴蜀符號的年代標尺問題”等問題與嚴志斌研究員展開了互動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