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紙莎草紙的興衰及其歷史影響_風聞

來源：史學集刊

摘要：紙莎草紙的出現是一種進步, 表明了人類利用自然之賜, 探索新的書寫材料的創造力。但紙莎草紙也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諸多侷限性, 其最終被羊皮紙和紙所代替, 更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然而, 紙莎草紙畢竟曾經是多達六種語言文字符號的載體, 記錄了包括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和阿拉伯帝國彌足珍貴的歷史信息, 從而使其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應用時間最長的、最重要的紙質傳播媒介。因此, 無論是研究近東和歐洲古代文明史, 還是研究人類傳播媒介史, 都離不開對紙莎草紙及其所承載的文獻進行的研究, 它是古代文明留給後人的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

        紙莎草紙是一種重要的書寫材料。迄今考古學家已發現了用埃及象形文字、科普特文 (1) 、希臘文、拉丁文、阿拉伯文以及希伯來文等六種文字書寫的紙莎草紙書卷, 其歷史之悠久、影響之深遠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本文擬從紙莎草紙的興起和衰亡入手, 來揭示其對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所做出的貢獻。

一、紙莎草紙的誕生

        紙莎草紙起源於古代埃及, 是古代埃及人為人類文明做出的重要貢獻之一。英語中的紙莎草紙一詞papyrus源於希臘語papyros, 最早出現於思想家和歷史學家託普拉斯圖斯 (Thoprastus, 約公元前4世紀—3世紀) 的著作中。紙莎草是一種類似蘆葦的水生莎草科植物, 草葉呈三角形, 在古代主要生長於埃及的沼澤和池塘之中, 現在則只分佈於埃及哈爾圖姆 (Khartum) 地區北部的尼羅河谷地。紙莎草莖高可達3米多, 粗細與人的手腕相當, 莖部富含纖維, 用它為原料製造出來的書寫材料就是紙莎草紙。紙莎草紙的傳統制法是:首先剝去紙莎草的綠色外皮, 留下髓部, 並割成薄片, 放入水中浸泡幾天, 撈出後用木槌敲打, 壓去水分, 重複多次, 把薄片兩端切齊, 一條條橫向並排鋪開, 然後在上面縱向排開, 並用石塊壓緊, 擠出糖質黏液, 使草片相互黏結起來。晾乾以後, 用象牙或者貝殼磨平草片的表面, 就成了紙莎草紙。經過這些工序製造出來的紙張表面呈水平纖維狀, 而反面則呈垂直纖維狀。紙莎草紙通常被製成長不超過48釐米、寬不超過43釐米的紙張。幾張紙為一打, 被沿纖維水平走向的方向捲起來, 以備不時之需。[1] (P93)

        紙莎草紙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圖書和紙質書寫媒介。根據從埃及第一王朝 (約公元前3100年—2840年) 的大臣荷瑪卡 (Hemaka) 位於撒哈拉的墳墓中出土的一張沒有被書寫過的紙莎草紙, 學者們推斷紙莎草紙的出現與埃及文明史的發端幾乎是同步的;而最早的紙莎草紙文獻則來自於第五王朝末期 (約公元前2500年—2350年) 的阿布塞 (Abusir) 神廟, 它主要記載了這個神廟的收支情況。目前所知的最寬的紙莎草紙卷是古埃及的喪葬文獻《亡靈書》 (the Book of the Dead) 。根據捐獻者的姓名, 它還被稱作《格林菲爾德紙莎草紙卷》 (Greenfield papyrus) , 該文獻寬度達49.5釐米;最長的紙莎草紙卷是埃及第二十王朝時期書寫的《哈里斯大紙莎草紙卷》 (the great Harris papyrus) , 該文獻長達41米。[1] (P94) 大約在公元前650年左右, 紙莎草紙傳入希臘, 並很快成為古代地中海地區一種通用的書寫材料。希臘人、羅馬人以及阿拉伯人都曾經把其當作主要書寫材料, 傳佈文字條令, 記錄各種信息, 產生了深遠影響。

        根據規格和質量的不同, 紙莎草紙大致可分為如下幾個等級:第一等級叫hieratica (後來叫Augusta或Liviana) , 此為上品, 長約24.03釐米;第二等級叫amphitheatrica, 此為次上品, 長約16.63釐米, 後來由於一位叫凡尼烏斯的人對其改良而改稱為fanniana, 這一等級的紙莎草紙後來增長至18.48釐米;第三等級叫sartica, 產於尼羅河三角洲地區的塞伊斯 (Sais) , 其質量較差, 長12.96釐米至14.78釐米;第四等級叫taerotica, 其質地堅韌、較厚;最後一個等級叫emporetica, 長11.09釐米, 主要用於包裝。

二、紙莎草紙的生產與傳播

        在古代埃及, 紙莎草紙的生產製作活動基本上是在神廟組織管理下進行的。由於古代埃及始終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 因此説紙莎草紙的生產處於國家壟斷狀態是不為過的。也正因為這個原因, 最初的紙莎草紙卷多為宗教或半宗教文獻, 抄寫工作也因而具有神秘色彩, 它是神職人員的專利。後來到新王國時期 (約公元前16世紀—11世紀) 才逐漸傳入民間, 用來禮讚神明, 記錄事件等, 並出現以抄寫紙莎草紙文書為業的專職人員。而且據考證, 早在埃及的第十二王朝 (公元前約1991年—約1788年) 時期, 就已經有了以紙莎草紙為媒介的通信活動。

        公元前8世紀前後, 紙莎草紙製作方法經由地中海東岸的港口城市巴比羅斯 (1) (Byblos) 傳到古代希臘和羅馬, 著名古典作家希羅多德以該城的名字byblos來命名紙莎草紙;後來byblos一詞又演變為bible, 即英文“聖經”一詞;而且英語單詞book也是由此而衍生出來的。在希臘語中關於紙莎草紙的單詞的原始含義是pa-per-aa, “屬於國王的”, 由此揭示出希臘化時代紙莎草紙的生產很有可能是被王室所壟斷的。[2] (P82) 

        埃及托勒密王朝時期 (約公元前323年—30年) , 紙莎草紙的產量增加, 質量改善。紙莎草人工栽培, 一年四季可以收割。王室壟斷, 調控銷售, 但是私人也可以種植, 並在工廠中加工。最好的紙莎草紙由國家以固定的價格收購, 質量差的可以在民間銷售。紙莎草紙源源不斷供應, 使托勒密王朝的亞歷山大城成了一個官僚文牘盛行的城市。一份公元前258年至257年的單據顯示, 財務大臣的衙門在33天裏共收下434捲紙莎草紙文件。也正是因為同樣的原因, 亞歷山大城的書籍要比地中海世界的其它任何地方都多, 當時亞歷山大城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2] (P82)

        公元前250年之後, 古羅馬向東方大舉擴張, 在欣羨於希臘文化成就的同時, 把大量的紙莎草紙文獻藏書搬運回羅馬, [3] (P5) 因而客觀上促進了公共圖書館和私人圖書館的建立以及書籍貿易的繁榮。公元前168年, 希臘馬其頓王朝末代國王佩爾修斯戰敗之後, 羅馬保民官保盧斯把佩爾修斯的圖書館整體搬到了羅馬。蘇拉此前已把提亞斯的阿波林圖書館遷至羅馬, 還把亞里士多德和泰奧弗拉斯托斯的著作從雅典運回羅馬。西塞羅的朋友阿提庫斯 (Atticus) 則以私人的身份從希臘搜求紙莎草紙文獻, 積累了大量藏書, 成為著名的出版商。“公元前56年, 他儼然已壟斷了西塞羅作品的出版權, 並培訓了一批抄書員和圖書管理員。到公元前55年, 他已經建立起了一個抄書的產業。”[4] (P14) 

        羅馬帝國時代, 對埃及的佔領使紙莎草紙的供給更加源源不斷。“在屋大維時期, 紙莎草紙的種植、製造和銷售都在私人手裏。運輸税替代出口税, 因為羅馬是主要的進口地。紙莎草紙的生產從小村落移到重要城市。手工匠成為工廠的工人。尼羅河三角洲的泥沼地提供了方便書寫、價格合理的材料, 從不列顛到兩河流域的廣袤疆域裏都使用紙莎草紙。”[5] (P38-39) 由於著書立説的人越來越多以及大部頭著作的不斷出現, 人們對紙莎草紙的需求也隨之增長。

        伊斯蘭教出現前後, 上埃及和下埃及的許多城市、鄉村都有生產紙莎草紙的工廠。伊斯蘭遠征軍首領阿穆爾征服埃及後, 下令保留所有造紙工廠, 以滿足宮廷、哈里發官邸及外省對書寫用紙的需求。那時, 埃及生產的紙莎草紙出口到世界許多國家, 是埃及的主要收入來源。由於阿穆爾主要依靠阿拉伯人進行聖戰, 保衞疆土, 故明令禁止阿拉伯人在埃及從事生產紙莎草紙的勞動和貿易, 而讓埃及人從事紙莎草紙生產, 掌握紙莎草紙製造業。

三、紙莎草紙的缺陷與湮滅

        較之石頭、泥土、木塊、竹片等天然書寫材料, 紙莎草紙輕便、柔軟、質地優良, 易於書寫, 優勢明顯, 所以在地中海世界廣受歡迎。但它也有兩個非常明顯的不足:一是原料產地單一, 只侷限在尼羅河三角洲地區, 製作的場所也侷限在生長紙莎草的沼澤邊上, 因而極易形成壟斷;二是質地薄脆易碎, 稍微摺疊就會破損, 這使其難以承受陸路轉運的長途顛簸, 只能通過水路運輸。由於紙莎草紙的這些缺陷, 人們很早就開始尋找紙莎草紙的替代品。

        根據普林尼在《自然史》中的記載, 公元前2世紀, 帕加馬帝國國王歐邁尼斯二世熱衷於收集和抄寫圖書, 為了使帕加馬圖書館的藏書量能夠與亞歷山大圖書館相媲美, 他遂打算從埃及大量進口紙莎草紙。為了遏制帕加馬圖書館的發展, 托勒密王朝國王托勒密五世下令將紙莎草紙製造方法列為國家機密, 並嚴格禁止向帕加馬輸出紙莎草紙。歐邁尼斯二世不得不另闢蹊徑, 命令把羊皮處理成光滑的薄片, 用其來代替紙莎草紙。據普林尼的説法, 這種新型書寫材料肇始於一個名叫查塔·坡噶米納 (charta pergamena) 的地方, 後來“羊皮紙” (parchment) 一詞就來源於這個地名。其實, 帕加馬人只不過是對早已存在的羊皮紙進行了一番改進而已, 目前有實物可考的羊皮紙小冊子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左右。[6] (P156) 而在更早些時候, 羊皮紙還被稱為membrana (中文譯為“膜”) 。有時人們將犢皮紙和羊皮紙混為一談, 但嚴格説來, 它們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材料, 犢皮紙從詞源學講與“小牛”有關, 儘管拉丁語把羊皮和其它動物皮相提並論, 但犢皮紙是牛皮製的。事實上, 幾乎所有的家養動物的皮, 甚至魚皮, 都曾被用來做過書寫材料, 死胎羊羔皮和牛犢皮更是被譽為最精細和最薄的書寫材料。現在人們一般習慣把由綿羊、山羊或其他動物的皮製成的書寫材料統稱為羊皮紙。

        與紙莎草紙相比, 羊皮紙有一些明顯的優點:從產地方面看, 羊皮紙是地域遼闊分散的農業經濟產品, 可以就地取材, 生產經營不易形成壟斷局面, 水路陸路運輸皆宜;從質地方面看, 羊皮紙更堅固、平滑、耐用;從費用上看, 羊皮紙儘管成本不菲, 如抄一部《聖經》就要用200到300張羊或小牛的皮, 但與從埃及進口紙莎草紙的費用比起來, 相對來説要少得多。作為有機物質, 紙莎草紙會因時間、環境因素變舊, 發生突變性化學反應, 導致莎草紙卷損毀。在歐洲的羅馬, 特別是高盧地區, 氣候比較陰冷潮濕, 為了保存紙莎草紙文獻, 人們不得不反覆抄寫。例如, 羅馬皇帝泰西德斯為了妥善保管好那些記載先人事蹟的歷史著作, 曾命令官方抄寫員每年抄寫十個副本, 然後送到圖書館收藏。羅馬詩人馬歇爾用警言提醒讀者, 一場雨水會損壞他的書, 而用書來包炸魚 (顯然有些人這樣做了) , 會立刻使書蜕變。“約公元350年, 愷撒利亞的潘菲盧斯圖書館有許多紙莎草紙卷已經損壞, 需要用羊皮紙重新進行抄寫。”[5] (P6) 

        隨着西羅馬帝國的崩潰, 從埃及出口到歐洲的紙莎草紙鋭減。公元4世紀到5世紀間, 紙莎草紙已經基本上被人們所放棄, 羊皮紙書開始成為起主導作用的書寫材料。但到11世紀教皇本尼迪克特三世 (1020年—1022年) 還用紙莎草紙來書寫詔書, 只不過這僅僅是發思古之幽情, 顯示尊貴而已。[7] (P145) 紙莎草紙文獻徹底從歐洲消失了。[8] (P70-73) 為保存紙莎草紙文獻, 歐洲早期的僧侶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把紙莎草紙上的文獻轉抄到羊皮紙上。不幸的是, 在基督教會主導文化教育的情況下, “有關基督教的著作受到重視, 而有關異教的著作則遭到忽視。於是重新抄寫的過程, 實際上演變成一個嚴格審查的過程。凡是《聖經》之外的著作, 統統被毀掉, 而只有那些與《聖經》有關的著作, 才能被加以收錄。”[9] (P45) “世界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數量龐大的文獻遭到如此徹底的毀滅。”[10] (P160)

        而在阿拉伯世界, 紙莎草紙的使命也在公元8世紀中葉阿拔斯王朝哈倫·拉希德哈里發統治時期基本終結。據伊本·納迪姆在《書目大全》中的記載, 哈倫·阿爾·拉希德執政時下令必須使用紙來書寫。於是埃及人紛紛填平用於種植紙莎草的池塘、沼澤, 清理溝渠的水道, 拔除大量紙莎草, 紙莎草種植和紙莎草紙生產逐漸絕跡。從此以後, 中國發明的紙逐漸取代紙莎草紙, 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維也納的賴納特藏部有大約12 500件寫在紙莎草紙上的文獻, 通過對這些藏品的研究, 我們發現公元800年前的文字一律寫在紙莎草紙上, 而這個年代之後的文獻則越來越多地採用了紙作為書寫材料。相對紙莎草紙來説, 紙生產方便, 不易損壞, 質地柔軟, 有彈性, 摺疊方便, 易於保存, 不像紙莎草紙那樣容易發生風乾、卷皺。

四、紙莎草紙文獻學的興起

        紙莎草紙作為文明的載體和人類最古老的圖書, 記錄了人類多姿多彩的生活面貌。隨着歷史的變遷, 寫在紙莎草紙上的文字漸漸演變成後人研究世界古代文明史的重要文化遺產。1880年, 學者們在埃及進行考古時首次發現了紙莎草紙文獻, 此後, 成千上萬的紙莎草紙文獻相繼出土, 但由於許多阿拉伯國家當時處於外國統治時期, 大部分紙莎草紙文獻流失到世界各地。[11] (P56-58) 隨着埃及等阿拉伯國家的紙莎草紙文獻大量散入世界各地, 世界各國都開展了對紙莎草紙文獻的研究, “紙莎草紙文獻學”也隨之興起。許多歐美國家和俄羅斯十分重視對紙莎草紙文獻的保護、編目、考證和出版工作, 並設立了專門的研究院或系。目前, 紙莎草紙文獻主要分佈在美國、德國、捷克、波蘭、法國、英國、意大利、挪威、比利時、瑞士、俄羅斯等歐洲國家, 土耳其、日本等亞洲國家, 以及一些以埃及為代表的富藏紙莎草紙文獻的阿拉伯國家。失散在阿拉伯國家個人手中的紙莎草紙卷文獻肯定存在, 但難以統計和研究。因此, 要弄清紙莎草紙文獻的確切數目很難。

        現存的紙莎草紙卷文獻都是隨出土文物一道發現的, 因此從其物質形態來説, 是不可多得的文物, 而從其所載內容來看, 則又是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獻。所以, 其修繕與保管工作尤其重要。過去由於沒能正確掌握修繕、保護紙莎草紙文獻的方法, 致使大量紙莎草紙文獻遭到毀滅。令人欣慰的是, 目前全世界都在關注紙莎草紙文獻和紙莎草紙文獻學。學者們正在開展緊密的合作, 紙莎草紙文獻的修繕、保管、解讀工作都在積極穩步地推進。[11] (P56-58) 

五、紙莎草紙的歷史影響

        綜上所述, 紙莎草紙的興衰是人類信息傳播媒介演進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紙莎草紙卷作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紙質文字傳媒, 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對應用這種傳媒的社會均產生了重要影響, 主要表現在:

        在政治和經濟方面, 原料相對充足、書寫比較簡易、攜帶非常方便的紙莎草紙卷的廣泛應用有利於古埃及、古希臘和古羅馬國家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 也有利於經濟貿易的發展。

        在文化方面, 紙莎草紙一方面促進了學科門類的發展, 另一方面加快了圖書館的建設, 對人類文明成果的傳承做出了重要貢獻。迄今考古學家已發現了用埃及象形文字、科普特文、希臘文、拉丁文、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等六種文字書寫的紙莎草紙卷, 內容涉及宗教典籍、法典律令、公文信件等等, 是研究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

        相對於泥板文書等早期文字傳媒而言, 紙莎草紙卷的出現是一種進步, 表明了人類利用自然之賜, 探索新的文字傳媒的創造力。但紙莎草紙卷所依賴的書寫材料紙莎草紙從本質上來説, 仍是對一種產地單一的自然植物的簡單加工的產物, 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諸多侷限性, 其最終被原料分佈地域更廣和質地更加優良的羊皮紙和紙所代替, 則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和進步。

        然而, 紙莎草紙畢竟曾經是多達六種語言文字符號的載體, 記錄了包括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和阿拉伯帝國彌足珍貴的歷史信息, 從而使它們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應用時間最長的、最重要的紙質傳播媒介。研究近東和歐洲古代文明史, 離不開紙莎草紙文獻, 研究人類傳播媒介史, 更不能不追溯到紙莎草紙媒介。因此, 對紙莎草紙進行妥善的修繕和保管, 深入而全面的解讀和研究都是非常必要和緊迫的。

（東北師範大學世界中古史研究所       孫寶國 郭丹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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