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中資本逐利能級遞減衰弱趨勢成為美國未來發展的最大變量_風聞

以“經濟全球化中資本逐利能級遞減衰弱趨勢成為美國未來發展的最大變量”為題作專題發言

美國面臨最大難題是經濟全球化中國際資本逐利空間受到擠壓、能級遞減衰弱，並由此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何化解資本困境，成為未來發展最大變量。為何？主要原因是經濟全球化導致國際資本平均利潤率下降。

馬克思認為，資本積累過程就是資本榨取勞動者剩餘價值過程，其結果一方面是資本家財富積累，另一方面是勞動者貧困積累。最終表現為生產日益擴大的趨勢和勞動者有效需求日益不足之間的矛盾，釀成生產過剩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即吸收剩餘資本解決辦法：時間修復，投資於長期資本項目，從而推遲過剩資本再次進入當前乃至未來資本流動；空間修復，開拓新市場、新產能、新資源、新社會與勞動力可能；時空修復手段並用。同時，在資本一端，隨着資本不斷積累，稀缺性自然會不斷下降，資本之間的競爭必然不斷加據，其利潤將隨着競爭的加劇在行業內、國家內、甚至全球範圍內逐步趨於平均化，並且這種平均利潤率也將隨着競爭的白熱化具有一種不斷下降的趨勢。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證明資本主義必然走向衰落，解決矛盾的辦法就是敲響資本主義制度的喪鐘。

資本的邏輯使資本主義國家制度性固有矛盾加劇。幾百年來，尤其是一戰、二戰與冷戰結束以來，為了續命，資本主義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通過發展世界貿易，擴大市場規模；通過技術創新、管理升級，贏得市場競爭優勢；通過產業壟斷、國家壟斷等獲取超額利潤；通過赤字財政、量化寬鬆等財政貨幣政策，擴大有效需求，維護資產價格等等。這一方面推動了世界市場的形成，跨國經營的發展，延續了資本主義的壽命；另一方面，使社會財富進一步向個別國家、少數人快速積累，從而使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矛盾進一步加劇。如今世界上最富五六十個人佔有財富總額，已相當於全世界較窮一半人口擁有的全部財富總和。一方面是少數人財富富可敵國，另一方面是各國財政破產、貨幣超發，廣大人民羣眾日益貧困化。以至於各國有識之士均大聲急呼，必須正視和解決財富分配不當、佔有不均的嚴重問題。

“經濟全球化”由T·萊維於1985年提出，是資本、商品、服務、勞動以及信息超越市場和國界進行擴散的現象，是資本主義為了解決資本主義週期性衰退和非武力擴張的良藥。

冷戰結束世界格局發生顛覆性改變，大踏步進入經濟全球化時代。全球化實質：資本主導；全球分工；金融創新；槍炮控制。驅動全球化五大要素：貿易的開放程度、資本流動、科技和意念交流、勞動力流動和文化整合性。以此為觀照，主導全球化進程的主要是西方價值、大國力量、資本擴張、財富掠奪，是美國主導的遊戲，是二戰崛起為世界超級大國的美國用資本主導冷戰後經濟全球化，充當資本大佬、美元霸主、國際憲兵。

事務的兩面性就凸顯出來：一方面美國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利巨大，一方面美國內生性結構性問題與衝突不斷激化。美國富人階級通過其所擁有的資產，包括個人企業（跨國公司）、房地產（海外資產）、股票和債券等，搭乘國家發展與向外擴張的列車，享受經濟全球化大部分紅利。據數據分析，1990年~2010年這20年間，有3.2萬億美元從美國流出，相當於同期美國國內淨投資5.3萬億美元的60.1%。按照新增就業人均25萬美元投資計算，如果這些資本留在美國國內進行投資，將能使2320萬人獲得就業機會。資本槓桿放大經濟全球化“錢生錢”效應，手段之一就是舉債。2016年特朗普上台，債務達20萬億，超過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維持當前年度7160億美元軍費開支，只有發債。金融大佬彼得·希夫認為特朗普與華爾街在玩危險遊戲，預言到2020年美國債務要達到25萬億美元；到2024年那個任期，美國債務就肯定要突破30萬億美元。

美國內生性結構性問題與矛盾激化的原因在於：資本要素流動超越了勞動力要素流動，造成財富分配不公平合理；產業鏈全球佈局導致產業外移以及生產自動化，使得勞工丟掉工作機會；華爾街金融化遊戲使得貧富差距極大加劇；“財富不均等、機會均等”“美國夢”價值觀被顛覆等。美國中下層白人不斷在迷茫中覺醒，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美國先後發生佔領華爾街、反精英民主運動、一系列槍擊案等社會事件，標誌着西方白人世界的“生存空間”意識日趨激化，在社會精英中尋找政治代言人。

有鑑於這些複雜變化，影響美國未來發展的變量無非對內對外兩個扇面演進——

對內政策變量：協調平衡社會矛盾。一是會用美國精神進行社會整合再動員，提出一系列新口號，比如類似“美國優先”“美國再強大”“讓製造業迴歸”“讓美國人繼續過好日子”等，提振美國人信心，鼓舞美國人鬥志。二是税賦改革，主要是向企業減税以傾斜勞工階層，同時向富人增大徵税力度。近期，美國總統競選多位候選人均提出了類似主張，比如，民主黨候選人沃倫就明確提出向擁有5000萬美元以上財產者每年徵2%財產税，向擁有10億美元以上財產者每年徵收3%財產税的政策主張。三是樹立假想敵，將經濟矛盾注意力進行轉移，比如歸因於中國和西班牙裔新移民，加大反對非法移民力度，甚至於採取意想不到的措施限制、剝奪與打擊新移民尤其是他們的財富。四是激化黨爭，政治會更多呈現出草根逆襲、民粹主義的娛樂化趨向，變得更為不按規則出牌，更加匪夷所思。這一國內政治變量，在2020第59屆總統選舉中會有充分表現。

對外戰略變量：維護金融資本霸權。一是在全球尤其是重點區域製造亂局亂象，形成世界到處不太平只有美國安寧的局面，同時着力打造美國“資本樂園、富人天堂”的拜物教神話，使國際資本留在美國，支撐美國經濟尤其是金融資產比如股市繁榮。二是謀求建立國際資本擴大規模、形成壟斷、利益最大化聯盟，比如整合西方國家資本力量，組建“富人俱樂部”，重新制定對美國有利的經貿遊戲規則。三是通過貿易戰、技術戰、金融戰等手段，遏制打壓並迫使協同新興經濟體與美國資本深度融合，使資本獲得新的進入、生存、盈利與發展空間，繼續維護美元世界貨幣霸權地位。四是千方百計不擇手段，比如培植內部反對力量，策劃發動“顏色革命”，催化分裂肢解行為，激化地緣政治衝突等，搞亂搞垮搞殘“戰略競爭對手”，維護金融資本全球利益。五是採取輿論造勢、經濟制裁，甚至於不惜挑起發動局部戰爭，削弱所謂的潛在敵人，確保世界霸主地位不可撼動。

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美國經濟論壇”首屆研討會與會代表合影

（何建華 繫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副院長，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此文是10月19日在由中國世界經濟學會主辦的“美國經濟論壇”首屆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