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創新力與高質量發展_風聞

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可歷史並未終結，文明的多樣性藴藏着人類的無限希望，中國的實踐為解決人類共同問題提供了全新選擇。在人類日益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今天，世界從來沒有如此關注中國、需要中國，這為我們堅持和平發展、贏得優勢主動打開了廣闊戰略空間。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發展大勢中，“一帶一路”倡議實施6年以來取得越來越多的國際認可，全球影響力也越來越大。研究“一帶一路”的專家學者認為，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利相融，利相融在於心相通，而我個人研究加上了一點，即心相通在於道相謀。人們看待世界的價值觀已經發生嚴重撕裂，即“道”不相同，所以習近平主席提倡“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如何做到民相親、利相融、心相通、道相謀？關鍵在於文化的融合，而不能使文化衝突，由此習近平主席又提出文明交流互鑑的“中國方案”。

一、增預期、樹信心回應“時代之問”

世界發展變化之快，令我們這些血肉之軀的凡夫俗子難以理解，連習近平主席都在國際舞台上發出“時代之問”：世界怎麼了？人類要往哪裏去？亞洲前途在哪裏？我們怎麼辦？面對這樣的“時代之問”，我們中國還有沒有發展的機遇？我個人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我們打貿易戰關鍵打兩條：第一條是想打掉我國在國際上的良好預期，第二條想打掉我們老百姓在國內的發展信心，即對外打預期，對內打信心。目前包括香港暴亂、台灣選舉亂象等，都是意圖制約阻撓中國的發展。那麼，中國在當今的歷史節點上還有沒有發展的機遇？有一些悲觀論調，也有一些誇大的言辭，但習近平總書記給出了精準表達——我們仍處在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具體解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乘風破浪的“飛躍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精進臻善的“成熟期”、中華民族迎來偉大復興的“關鍵期”、世界格局劇烈變動的“重塑期”，也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而今邁步從頭越”的又一個“創業期”。在人類日益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今天，世界從來沒有如此關注中國、需要中國，這為我們堅持和平發展、贏得優勢主動打開了廣闊戰略空間。

我個人認為，面對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對外發展新路徑就是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面對世界變化，特朗普正在全球打貿易戰，他認為上世紀由美國主導開啓的經濟全球化美國輸了，因為全球化把窮國養富了，他現在想挑頭主動構建新的世界格局即意圖重新主導主控新全球化，其中用意之一就是制衡中國發展的國際生存空間。“一帶一路”倡議是新全球化再平衡實現路徑，也就是要不畏艱險、排除萬難，通過共商共建共享實現沿線國家合作共贏，建設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嚴格來講，“一帶一路”建設是要構建新的物流體系。三四十年前，我們處在全球物流配送體系的末端，現今隨着我國的發展，應該成為全球物流配送體系的起點和終點，這就會重新改變世界格局。“一帶一路”倡議是偉大的構想，是檢驗中國人能否融入世界、做出中國貢獻、發揮中國影響的選項。“一帶一路”構建的“絲路秩序”以“五通三同”新理念為引領，其中“民心相通”是實現互聯互通、合作共贏的至關重要因素，必將進一步推動世界城市之間人口流、資金流、信息流、財富流的交融集聚，關鍵在於促進“一帶一路”城市文化的融合共享。由此可見，創辦全國“一帶一路”沿線城市智庫聯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舉動，對促進“一帶一路”城市文化融合與共享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內發展新路徑就是要“高質量”轉型升級。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在經濟全球化分工中處於中低端，只是生產鞋子、衣服、零部件、地攤小商品等等。如果我們一直處於世界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中低端，那就沒有大的發展空間。所以，我國提出要從高速度向高質量、從中低端向中高端、從傳統制造業向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轉型。以“一帶一路”和“高質量”兩個維度分享“文化創新與城市發展”課題就很有意義，“一帶一路”建設中城市會發揮很重要作用，“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載體也是城市，這就帶來一個思考：城市是什麼？

二、應當精準認知“城市”與快速城市化

我國城市，在近三四十年快速發展過程中，我們只是把它作為物理空間、當做經濟行為研究，但事實上，把城市只作為物理結構構造或把城市只作為發展經濟的載體，在認知上就偏低了。我認為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當下，我們更應該關注城市的轉型升級發展。城市發展史至今有5000多年曆史，人類作為有智慧、有文化的高級動物，把我們的生存經驗代代傳承，從蠻荒時代走來，城市和城市化是追求的目標。城市和城市化就是我們人類為自己創造的追求美好生活的“諾亞方舟”，這不是單純的鋼筋水泥物理構造，不止為人類生存遮風擋雨，更重要的是為人類的生存發展創造了一種生存環境，這種環境就是人與物理構造所發生的關係即城市文化。現在世界各國人民只要出門無論工作、旅遊、留學等，就會觀察城市景觀，因為城市景觀是人類審美、人類精神面貌的外化，是人類獨特的創造，這種獨特的創造表現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膚色的人對城市和城市化的理解。

就我國而言，歷史上很長時間是一個農耕社會。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村人口約佔總人口的89%，也就是10個人中大約只有1人生活在城市，此後很長時間農村人口都是中國總人口的絕對主力，直至1978年，農村人口依然佔總人口的82%。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非農就業機會，使得農村過剩的勞動力離開農村，大量人口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從而扭轉了我國農村人口增長的趨勢。回顧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我們用30多年時間走完了西方100年的路程，可以説，創造了人類城市文明的奇蹟。現在我國有600多座城市，其中400多座是大中城市，其他是小城市。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家發改委何立峯主任完整、詳細的回應我國城市化的現狀，權威的數據是：2018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了59.58%。把我國城市化率和世界城市化率進行比較，發現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深圳這些地方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了國際平均水平。

有學者認為，由於大地山川的獨特構造，我國城市化率極限是65%，例如中西部崇山峻嶺、沙漠戈壁，這些地方是不適合城市化的。以此極限來評判的話，我們的城市化率已經接近65%，中國城市化的拓展空間已經成為受制約的有限資源。事實上，有不少地方已經過度城市化了，例如蘇州，官方數據國土面積用於城市化開發已經佔28%，而蘇州的水域面積很大，除卻水域面積，國土面積用於城市化開發接近60%。以前的蘇州是小橋流水、江南人家，寧靜温馨而優雅，但現在煙雨江南的那種情景、韻味已經消失，蘇州已經成為一座像上海一樣鬧哄哄的城市。國土面積用於城市化開發最宜業宜居的國際公認標準是15%，按此標準，蘇南已經過度城市化。所以，蘇南地區現在已經提出“再城市化”“後城市化”概念。按照國際發展經驗，有資本、有創意的人才逃離城市，到更宜居的城市郊區創業，這是發達國家城市化的趨勢。而“再城市化”意味着“騰籠換鳥”，這更為艱難。快速城市化、過度城市化使我們思考：城市到底是什麼？到底有什麼用處？本質競爭力是什麼？核心軟實力是什麼？

城市不單單是物理構造，其核心是人類為追求美好生活而創造的。那什麼是美好生活?更美好生活，不是簡單的吃喝玩樂生理層面的需求，而是更多來自精神層面。城市能讓我們更加自由的放飛靈魂，能進行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我的靈魂交流，也就是説，城市能讓我們更多地享受文化。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我有以下幾個觀點：

1、城市是我們人類為自己創造的“諾亞方舟”，城市的本質是為人服務，而非人為城市服務，所以城市應當“以人為本”，服務於人的美好生活。

2、城市不應當成為商品，不能被資本綁架，更不能被金融資本綁架。一位在香港工作生活30多年的旅遊業人士認為香港問題的關鍵是被金融、地產綁架了，現在香港的小年輕絕對買不起房子，租房住付租金，租寫字樓也付租金，香港所有的經濟行為都離不開“地產金融”，都離不開以李嘉誠為代表的“四大家族”。城市變成了商品，成為資本牟利的工具，城市的性質發生了改變。

3、城市是富人的，也是窮人的，城市應該平衡和諧地發展。巴西奧運會時，央視白巖松到里約熱內盧訪問，他去了里約熱內盧貧民窟，點評里約熱內盧充滿魅力，因為它不單單是富人的城市，也是窮人的城市。巴西有很多足球健將和演藝明星都來自於貧民窟，這裏充滿人文的關懷。

4、城市敍事給人們帶來的記憶、想象和認同應當有一些“鄉愁”。現在有一些學者認為，我國不是“鄉愁”，而是有一些“愁鄉”，城市發展使鄉村凋零。所以現在的思考是，怎麼用“鄉愁”來化解“愁鄉”值得關注。

5、城市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把農民搬到城裏，而是要將鄉村文明導入城市，將城市功能導入鄉村，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這也是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學家金經昌老先生的觀點。我上世紀90年代初在採訪老先生時他説：現在城市化的推進，觀念是錯誤的，不是把農民搬到城裏就是城市化了，要把鄉村文明導入城市，把城市功能導入鄉村，這樣一來城鄉差別變小，城鄉一體化發展。原來農耕社會具有鄉村文明，大家在村裏都是互相關照、其樂融融，這種文明需要引進城市；城市的功能，比如道路、公共衞生設施、廁所等，需要將這些功能植入鄉村，提高鄉村生活品質。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曾對我説：“‘中國的城市化還要大力推進’是一個誤區，美國早已開始城鄉一體化。在美國，已經分不出哪裏是城市，哪裏是鄉村了。有錢人都住到了鄉村，鄉村比城市的生活品質更高。”鄉村具有了城市的功能，還具有人文品質，與鄉村相比，城市應該有一些“鄉愁”。

“鄉愁”是什麼？”鄉愁”是我們對居住地也就是家鄉所懷有的揮之不去的深沉情感，這種情感是永恆和不變，這種永恆和不變使我們久久地沉浸其中。從學術的角度講，”鄉愁”是一種終極價值，是一種思維的起源。”鄉愁”跟現代性是矛盾的，因為現代性是追求發展，而”鄉愁”是一種永恆和不變。現在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已經成為我們中國人的“鄉”，因為我們已經有59.58%的人居住在城市。對中國人來説，特殊意義的“鄉”有鄉土的概念，包括農業文明、亞洲文明、東方文明，但更多的是記憶之故鄉、現實之故鄉，這種“鄉”是我們的生活之源、精神之根。按此定義，城市已經成為我們現代人的故鄉，是我們寄託鄉愁的物化，如果“物化”出現問題就是我們的生活之源、精神之根受到了挑戰。

三、現代人的生活之源、精神之根

我從城市發展的角度做了一個觀察。意大利龐貝古城的遺址真實地保留了公元790年火山噴發災難來臨前人們生活的樣子，讓我們看到當時龐貝人生存的精神狀態——洋溢着鮮活的人類生活氣息。陝西韓城，中國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城，始建於隋唐時期，距今有1300多年，是司馬遷的故鄉，歷史風貌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下來，譽稱“古城活化石”。麗江古城，作為保存濃郁地方民族特色與自然生態美妙結合的典型，具有特殊價值，保存了歷史的真實性。早在1997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將其確定為世界遺產。但是現在人們再去麗江古城就會感覺那裏的商業氣息過於濃厚，事實上，那時聯合國所致力保存的真實價值正在逐漸消弭。上海石庫門，具有中國特色的居民住宅，現在已經成為上海的一個縮影，成為上海一個標誌性象徵；田子坊文化創意園區成為上海的文化形象，是上海的寶貴財富。但是上海在大規模城市改造中消失的“三灣一弄”令人惋惜，“三灣一弄”是蘇北裏下河人民逃難時窮人的集聚地，是生活在上海這座城市的不同人羣的生命脈絡，現在都消失了。如果當時保留了藥水弄，或者保留一片，上海這座城市的根脈就顯得完整。上海開埠過程的艱辛、難民生存的經歷，都在大規模城市改造中成為消失的記憶。

在觀察城市發展時，我們不得不反思快速城市化給我們帶來的“痛點”，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成為故鄉。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遷徙——六七億農民告別土地，告別鄉下的故鄉來到城裏，使城市成為自己的故鄉。二是記憶消失。一座城市外觀的變化是非常快的，比如寶雞，現在跟10年前、20年前相比，城市外觀肯定不一樣了，再尋找往昔，基本找不到了。所以，現在有價值的需要保護，像上海就在保護經典的鄔達克建築。三是面貌雷同。數百城市如同一母所生，都是簡單的克隆複製，不管到哪裏，看到的都是沒有個性色彩的城市建築，單從外觀來看，都搞不清楚這是哪裏。像央視“大褲衩”、蘇州“秋褲樓”、安徽阜陽“白宮”，這些簡單的克隆複製都説明城市同質化現象嚴重，克隆複製缺少地方特色，缺乏文化元素。四是人文缺失。所有的城市房價都漲上去了，但是這些房子是鋼筋水泥的物理構造，沒聲音、沒文化，不能給你記憶和想象力。現在不論一二線城市還是三四線城市，共同的問題都是房子空置率高，很多城市街區變成了空城、睡城、死城，沒有人文氣息。這種空置是對人類創造的社會總財富的犯罪和浪費。五是城市病集中爆發。梁思成當年曾説：“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長大了，早晚有一天你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污染、人口等等，將來會有很大的問題，我們不應該走別人走錯的路。”現在，梁思成的預言已經成為現實，首都變“首堵”，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牛鼻子”就是要紓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治療北京的城市病，化解城市病對人類的報復。

近期，喬家大院一夜之間跌落神壇值得大家驚醒。喬家大院是具有北方傳統民居建築的古宅，具有相當高的觀賞、科研和歷史價值，但為什麼會跌落神壇？我個人認為，是晉商精神的文化之魂的流失。晉商在清代時是非常值得敬重的羣體，他們敬業、勤奮、刻苦、謹慎，而且具有羣體精神。喬家大院就是晉商留下來的遺產，這種遺產不單單是物理性的，更重要的是晉商精神的文化之魂。現在喬家大院被直接取消5A資格，取消的原因是過度商業化，把祖先留下來的東西變成今天牟利賺錢的物理構造，管理混亂，企業股權頻繁變更，喬家大院變成資本遊戲的載體。

快速城市化使我們的城市鄉愁無處安放，城市記憶沒能有效延伸，城市文脈沒能得到應有的傳承，城市歷史被割斷，城市記憶在消失，城市缺乏個性特色，城市難以激發想象。所以中國30年快速城市化到底有什麼樣的價值？從高質量的維度觀察，快速城市化是不是同樣面臨着要謀求實現高質量的轉型升級，而不是在原有快速城市化慣性道路上超前推進。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某種意義上説，就是基於城市品質有待提升的背景。

這些“痛點”説明，快速城市化在人類城市敍事方面出了一些問題，怎樣書寫重構宏大的城市敍事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城市敍事，主體性應當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歷史性應當注重歷史人文的沉澱，而不能讓其消失或者毀滅、破壞；豐富性應該強調個性和特色，使其多姿多彩；科學性要延續塑造城市內在的肌理，同時城市應當給人類提供審美藝術的想象空間。這就帶來一個研究話題：文化是什麼？

四、城市最有價值的魅力是“文化容器”

全球關於文化的表述和理解不盡相同，我個人認為可以用幾個關鍵詞來理解文化：人化化人、生命基因、價值認同、行為方式、精神愉悦。文化是人創造的，同時文化又來規範人。文化的核心是一種價值認同，而在相同的價值認同下會有共同的行為方式。

中美貿易戰實際上是價值觀的衝突，就是在如何看經濟全球化、如何看世界發展、如何更好地生活在同一個地球的問題上，東西方之間的看法發生了嚴重衝突。習近平主席的看法是世界只有一個地球，人類社會面臨很多共性的問題，我們應當共商共建共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應當抓住以人工智能為引領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因為這將極大的改變我們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將會把我們人類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特朗普不這麼想，他主張美國再強大、美國優先，所以發動貿易戰在全球為美國薅羊毛，以一國之利謀世界之變，這就是價值觀以及文化衝突。

現在對城市文化創新來説，最值得關注的是，人工智能、新工業革命是新的科技推動力。我個人認為，現在八大技術即大數據、智能化、移動端、雲計算、神經元、類人腦、物聯網、區塊鏈正在不斷融合，正在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孕育發生。有專家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上世紀80年代信息技術革命的延續和拓展，而我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人工智能技術破譯我們人類大腦所特有的智人基因，使我們的智力和能力有所突破。人類是智人，是有記憶、能思考、會想象、有情感的地球上最聰明的、最有智慧的動物。科技和社會革命就是要破譯我們的大腦，破解人類為什麼會有這種聰明的基因。如若聰明基因被破譯，這將會給全人類帶來共享式福利，將會使我們進入智能化社會。

人工智能本身具有深度學習、跨界融合、人機協同、羣智開創、自主操控這樣的創新文化，現在智慧城市就是要把人工智能的創新文化用於人類的文化創新。人工智能被視為改變人類命運的戰略性技術，也是改變我們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顛覆性技術，本身所具有的創新文化也會帶來一系列的文化創新，這種文化創新低層面是知識學習、興趣交流、思維模式、就業結構、分配方式、消費方式，高層面是法律制度、社會文理、人際交往，更高層面是國際關係、人類治理、世界大同。現在的人工智能技術，包括5G、6G、4K、8K等，所有技術突破就是中美貿易博弈的一方面。

人工智能技術正在大力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就是要運用最新的技術使城市通過雲網端實施實時在線集成、智能集成，互聯互通交互融合，數據驅動達到拓展新空間、優化新治理、促達新生活的目的，從而重構人與服務、人與社會、人與城市、人與自然、人與未來關係的經濟社會發展新形態，以及互聯互通、智慧服務、便捷高效、利己便民、數據驅動、協同創新的可持續發展。智慧城市將會改變我們對未來世界的理解，將會是我們人類未來城市的一種模式，這種模式將會給城市的發展帶來一系列的變化，這就延伸到下一個話：城市的魅力是什麼？

城市的魅力就在於人作為生命體和城市作為物理構造所發生的關係，這種關係的互動就產生了文化，城市與文化的嫁接，就是城市文化。生活在城市，怎麼生活得更好？城市的什麼感動了你？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我們期盼着城市讓我們的生活更美好，城市文明給我們帶來心靈愉悦，使我們學到許多新的知識，我們從心底裏產生對這座城市的熱愛，產生要對這座城市奉獻的情感，從而一起來構造這座城市的魅力，構建城市魅力就是要為這座城市更美好付出我們良好的情懷修養與言行舉止。如果將城市擬人化，如果一座城市只長身體，房子越長越高、高樓大廈越來越多，但裏面是空洞的、沒有內涵的、沒有生命的，那麼這座城市是沒有魅力的。

城市是人類創造的諾亞方舟，其最核心、最有價值的要素是人以及人的社會活動，城市是人作為生命體怎樣在這個舞台上進行集體敍事。美國城市學者劉易斯芒福德認為，城市是社會活動的劇場，是文化容器，城市不只是建築物羣體，也是各種密切相關且相互影響的各種功能的複合體，不單是權利的集中，更是文化的歸結。美國文化人類學者羅伯特雷德菲爾德認為，城市的作用在於改造人，城市是改造人類的主要場所，人格在此得以充分發揮併產生多樣的新角色。這些都是城市學家對城市的認知。

五、城市轉型升級發展的文化動力

從人類社會發展階段與世界城市發展史角度來看，人類社會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前工業社會及農業社會，人類主要依賴自然界提供原料和人的體力，經濟主要是由農、林、漁、礦業構成；二是工業社會，人們對自然界的依賴減少，用能源代替體力，依靠技術和機器從事大規模的商品生產，經濟主要是由製造業、交通運輸業、商業等部門構成；三是後工業社會，人們依賴信息，主要致力於發展服務業。事實上，現在正在進入第四個階段，就是智能社會。

按照這種人類發展階段的分割，世界城市的發展史大致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城市產生及早期發展階段、中世紀階段即前工業化社會時期、工業化時期、當代與後工業化時期。

對於這樣的概念，怎麼解釋城市發展動力，有三種思維：一是傳統思維，就是從生產觀點來研究消費。在20世紀初期之前，傳統模式中所強調的生產元素，諸如土地、資金、勞動和管理，這些是推動經濟增長和人口流動，影響消費行為和居住模式，在城市發展方面起基礎性作用。二是人力資本模式，從人力資本角度分析工作和就業。上世紀90年代，大批人口融入城市，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工業城市興起，在用傳統模式解釋城市發展動力時擴展到新要素即人力資本。該模式認為促進城市發展不單要運用土地和資本存量的增加，更要人的技能和知識的提高，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三是設施便利模式，在探討人口遷徙和經濟增長問題時，提供便利的設施以吸引創意資本。上世紀90年代，大批的製造業從城市中心撤離，取而代之的是休閒娛樂、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城市形態由生產轉為消費，大城市的競爭優勢將集中在吸引高級人力資本的能力上。吸引創意階層人力資本就要提供文化藝術的實踐、自我表達的氛圍以及受創意人羣羣體歡迎的生活方式，這些因素就成為城市轉型發展的新動力。

這三種思維就是三種不同的方式，從傳統模式到人力資本模式到便利設施模式發展，城市產生和早期發展的確驗證了這樣的邏輯發展思路。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兩河流域產生了最早的一批城市，埃及、伊朗、伊拉克那一帶城市發展很快；印度河流域是人類文明的又一發祥地，也有大量的城市；中國也是世界城市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出現城市的雛形，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600年出現城市。城市的出現是人類史上的革命，城市產生使古代文明氾濫，平原灌溉和廣泛的貿易活動興起是城市產生的重要基礎。美國的劉易斯芒福德認為從分散的村落經濟向高度組織化的城市經濟進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參變因素是國王或者説是王權制度，而在美索不達米亞文字中“商人”一詞在公元2世紀才出現，所以城市是“王權”、有錢人創造的，從埃及、蘇美爾、中國等地城市興起的原因看，王權制度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羅馬帝國衰退後歐洲地區產生了光輝燦爛的希臘羅馬文化，希臘羅馬文化跟城市的發展息息相關，而中國則產生了可以與希臘羅馬文化相媲美的春秋戰國及秦漢文化，也是以城市化為主要標誌。但是現在希臘羅馬文化成為世界文化的主要標誌跟記憶，而秦漢文化在全球的傳播相對是不夠的，歷史傳承和保護也是不夠的。希臘早期城市具有明顯的特點：大多數是坐落在有利於農業、防禦和貿易的地方，大多有城牆環繞，宗教在城市佈局和社會結構中占主導地位，大多有中心廣場，廣場四周是宗教和政府建築物，廣場中心放射出寬敞的林道。在市中心林道的兩側居住着富人，從富人住宅的周圍一直延伸到城牆的地帶是其他人居住的地方，商人和工匠居住在他們的地方。“城”和“市”是分開的，“城”是有錢人居住的，“市”是工商業和商人做貿易交易的地方。城市同自己周圍農村土地的關係是城市從農民那裏取得糧食，作為回報城市保護農民不受侵犯，由此城市跟農村成為一個有機的共同生存的載體。

實際上古羅馬帝國和羅馬城市文明非常強大，但是羅馬把城市作為一個極盡奢侈享受的物理載體，沒有注入生產和文化的元素，最終羅馬城市文明和羅馬帝國很快消失。從羅馬帝國消亡到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歐洲世界黑暗了一千年，城市文明幾乎消失。一種學術觀點認為，歐洲白人神權時代非常愚昧落後，因此被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瞧不起，後來他們搞宗教改革、啓蒙運動，最後搞工業革命成為世界霸主。現在，伴隨着經濟全球化，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了，歐洲認為侵害了他們的利益，美國特朗普以及白人們有一種深深的焦慮，他們又漸漸恢復到了“白人至上”的文化價值觀。在工業化的推動下城市發展非常快，因為城市是各種優質資源聚集的載體，是大工業生產線、機械化流水線最重要的平台，工業城市大量產生，尤其在英國。現在我們正在進入後工業社會，也就是知識社會，城市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其核心競爭力在於知識生產和創意。後工業化首要與最簡單的特徵就是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和製造業，而是從事服務業，服務業主要指除了農業和製造業以外的商業、財經、交通、衞生、娛樂、科研、教育和行政工作，現在城市都在朝這方面轉型，包括農民工進城的就業問題。30年前快速城市化時，10人解決就業中8人是農民工，2人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現在的情況可能倒過來，二三人是農民工，七八人是大學生，就是生產方式與城市形態正在發生變化。

我們要順應知識社會的城市需求，做創意性工作，而非傳統的農業和製造業，現在香港就面臨老中青代際之間的就業門類衝突。香港開出租車的與飯店服務員們大都是中老年人，他們喜歡勞動，但青年人不在這些行列。知識生產時代城市圍繞知識、為了創新和變革來實施社會控制和指導，這樣就必須從政治上加以協調管理新型的社會關係，由此城市的文化動力就發生了變化。

城市的文化動力由三個要素組成：一是消費層次，二是創意階層，三是城市場景。消費層次，核心問題就是轉變我們的生產方式，由原來的出口為主轉變為進口為主。世界上的大國強國，肯定是進口大國、消費強國，我們現在要消費升級，而升級的主要載體就是城市。創意階層，也就是城市發展的精英羣體，他們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擁有消費能力和意願，尤其對於音樂、影視、動漫、服裝、餐飲、讀書等文化消費，這就與他們的父輩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全球化時代，當大城市發展模式由生產推動變為消費拉動時，創意階層成了城市制勝的關鍵。城市場景，用場景讓創意階層久久沉浸其中，以此發揮他們的創意，創造出產品。

城市發展文化動力模式聚焦於如何運用文化因素推動城市轉型，文化不是抽象的、模糊的，而是具象的，是與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比如文化設施、多樣性組織、各種文化實踐構成的城市場景等等。城市文化動力模式包含多個維度：社區，物理結構，多樣性人羣，由社區、物理結構、多樣性人羣構成的組合型活動，由以上四個因素所表達的符號意義和價值。這種符號意義和價值可以定位這座城市所發生的、經歷中什麼是重要的，比如寶雞，最重要的是非常厚重的歷史人文。

借鑑城市場景理論來解析文化動力就有好幾個維度。有生活文化設施，比如咖啡館、酒吧、卡拉OK、公園；多樣性組織來吸引多樣性人羣；文化活動豐富多彩，體驗多樣文化以此促進娛樂消費，就像紐約、巴黎、倫敦等。在分析了快速城市化、文化的魅力之後，我們來關注下一個話題：什麼是城市軟實力以及怎樣塑造地區形象？

六、城市軟實力與地區品牌形象塑造

城市是一個劇場，每個人都在裏面表現，人在城市的聚集就塑造了這座城市的魅力和風格，反過來城市又制約和改造人。城市裏的人如果品行不高，那品行不高的人也會讓這座城市品質不高。人是城市中活的載體，人與城市的品質互為支撐。比如紐約時代廣場是世界各色人羣的匯聚之地，在此能體驗到世界各地人文的交流；在巴黎的香榭麗舍大街，你能欣賞這座城市的景觀，感受其獨特的文化魅力。土耳其外宣片《Watchtower of Turkey》影響力非常大，音樂很迷人，場景很抒情，歷史底藴非常厚重。宣傳片帶有濃郁的中東風情，讓人們感受到中東土耳其浪漫、有意藴的異國情調，感受其文化魅力，取得了非常好的傳播效果。

值得關注的是，巴黎發生“黃馬甲”事件，本質上是第五第六代移民融不進巴黎，回不了故鄉，文化衝突導致社會騷亂。歐洲一些國家正在快速伊斯蘭化，以及頻繁發生的美國槍擊案、新西蘭恐怖襲擊，這些就是受宗教影響發生的文化衝突，文化衝突使城市不美好。

我們説城市本質上是文化的磁器和容器，從空間維度説，城市就是文化磁器；從時間維度看，城市是文化容器。年輕人喜歡生活在大城市，中老年人喜歡生活在二三線中小城市，他們選擇的是不同的文化品味和文化構造。年輕人喜歡生活在陌生人社會，比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生活在中小城市整天被父母監管着、不自由，這不符合他們的天性，所以年輕人喜歡闖天下，嚮往自由的競爭，由此就會成為新移民。把上海和深圳進行比較，上海1843年開埠，已經成為一座漸漸老去的移民城市，它的活力、創新力比不上深圳，深圳是改革開放後新興的、最年輕的移民城市。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示範區，深圳是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發展的領頭羊。

城市的精要在於體味和認知。巴黎聖母院失火燒燬很多人哭了，因為巴黎失去的不僅僅是聖母院，更是巴黎的記憶。巴黎聖母院是巴黎的象徵，是巴黎文化的基石，是巴黎的記憶，儘管以後可以復建，但記憶已經被割斷，傳承的已經不是原來的巴黎聖母院。香港，改革開放之初香港文化、港台文化就像韓流、日風一樣，對中國內地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但是香港沒有真正的濱海文化。香港是一座工商業城市，商業氣氛濃重，寸土寸金，無法提供更多的休閒空間讓人們享受生活，因此台灣龍應台曾説，“香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坐在星空下，伴隨着海風海浪，吃飯喝酒，唱歌談心，痴迷逗留一整晚”。

城市軟實力是非物質要素力量的組合，是建立在城市文化、政府服務、居民素質、社會和諧、城市形象傳播等非物質要素之上的城市社會凝聚力、文化改造力、環境舒適力、科技創新力、區域影響力、參與協調力等各種力量的組合，是城市社會經濟健康和諧跨越式發展的有力支持。城市軟實力的核心是人的行為，是文化的力量。復旦大學國際公共關係研究中心做了一個測評體系，由10大類31小類110個指標來評選具有軟實力的城市，包括了文化號召力、城市凝聚力、形象傳播力、政府執政力、社會和諧力、教育發展力、商務吸引力、科技創新力、區域影響力、信息推動力諸多方面，可以通過軟實力的資源要素整合推動城市在這些方面發展。現在提倡的“夜經濟”，能否發展起來的關鍵要素是城市的軟實力也就是文化，一個城市進入夜晚以後，有可供人們欣賞的豐富多彩的演藝活動，供人們閒聊聚會的各色酒吧，這些為人們提供的是精神上的享受，人們就願意花錢消費，而不能簡單地靠吃喝與看夜景。

城市精神是實現城市軟實力的重要路徑。所謂城市精神，就是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的精神面貌的集中體現，它的外溢就是行為方式，就是號召市民圍繞城市打造及體現城市精神，讓我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文化得以外化，貢獻社會。城市軟實力的實現路徑有助於增強城市核心競爭力，也有助於促進城市經濟增長，有助於城市影響力提升，有助於滿足市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同時，城市需要打造亮點，打造城市靈魂，比如上海，是共產黨的誕生地，是一座革命的城市、紅色的城市、人民的城市，這些正在成為上海具有標識性的文化符號。

城市的價值觀、歷史文化、城市精神、民族風情，這些是塑造外在形象的客觀載體，而市民素質和城市精神是反映城市精神面貌，凝聚城市思想的精髓。城市的文化具有以下基本特徵：一是文化具有獨特性。城市既是一個景觀、一片經濟空間、一種人口密度，也是一個生活中心和勞動中心，獨特的城市文化才具有吸引力。二是文化具有差異性。城市的誕生和發展都有特定的自然條件、歷史因素和社會因素。三是集聚性，城市文明體現人類的社會屬性與羣體智慧，城市文化在城市形成伊始就帶有一定的羣體性。四是輻射性，中心城市對周邊城市具有綜合影響力、發展帶動力。五是開放性，城市人口、資金、商品在不同城市之間流動，使得城市的公共物品不斷地擴散、傳遞和共享。六是兼容性，城市的兼容性是城市文化時空發展的必然產物，如果一個城市封閉、不兼容，那麼城市的發展就會滯後。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如何推動城市的發展？我們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世界的城市化進程會不斷優化，城市之間的聯繫在日益密切，城市必然成為“一帶一路”的點、線、面。“一帶一路”給世界城市文化發展提供了中國理念——共商共建共享，世界文化、城市文化、城市和城市之間的文化，應當走融合發展之路。融合發展就是城市的文化傳承要體現獨特性，不能雷同複製。同時，城市的多元發展要體現兼容性，不能排斥其他文化，比如寶雞，歷史人文厚重，但是也不能排斥現代審美。包容要體現開放性，温暖要體現共享性。

在促進城市文化融合發展方面，我有如下建議：第一，文化基因解碼。對區域內的文化進行精準解讀，破譯文化基因，只有把文化基因搞清楚，才能把當地的文化產業做清楚，本土文化才能發展好。第二，優質資源整合。歷史文化都有區域性和本土性，一方水土上成長起來的文化，可能有共性，一定要發掘整合這片山水土地上成長起來的獨特的文化資源，尤其注重其不可替代性。第三，城市文化品牌。作為品牌要有標誌性，就是要特色鮮明，同時要與軟實力相結合，人工智能等科技力量可以提升城市對現代人的吸引力。第四，文化旅遊共贏。在旅遊中體現更多的文化元素，不單是看看山水，更是朝着精神層面發展，注重文化的本真本源。第五，大力宣傳推廣。不但要善於利用傳統媒體，還要發動新媒體的力量，網劇《長安十二時辰》把臨潼帶紅了，這就是新媒體的力量。

如果單單將文化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或者經濟發展的推手，文化就無法發揮作用，文化如果做不好，城市就會走偏，過度城市化、快速城市化就是一個“痛點”。一個地方的父母官，建設這座城市，一定要把這座城市當成自己的兒女，或者當成父母，一定要有敬畏孝敬之心。

以上是我的真實觀察和主觀感悟，如有不對，請大家多多包涵。

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副院長，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專家何建華。本文是2019年8月20日在寶雞召開的以“文化創新與城市發展”為主題的第四屆全國“一帶一路”沿線城市智庫聯盟大會上的主旨發言，經作者授權發佈。

本文來源：《寶雞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本期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