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扶貧時代的治理風險_風聞

最近兩年時間，全國的扶貧工作真正進入了攻堅階段。然而，筆者在調研中發現，不少貧困地區的領導幹部和羣眾對後脱貧時代的治理問題憂心忡忡。大致而言，脱貧摘帽的貧困縣普遍面臨三大風險，我們一一來看。

地方債務風險。根據調研，貧困户脱貧了，貧困縣也摘帽了，但地方財政卻更為貧困了，這種情況極為普遍。在“高標準”的示範作用下，再加上地方黨委政府“不出事”的心態，為了一勞永逸解決住房保障問題，不少貧困地區擴大範圍、加大補助力度，開展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貧搬遷工作。

更為普遍的是，一些地方將借扶貧搞不切實際的發展項目。有些貧困地區通過金融槓桿發展旅遊等投資大、回報慢的產業，結果貧困户是脱貧了，但地方財政卻在理論上“破產”了。

泛福利化風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扶貧其實是一個勉為其難的事情。經過多年的 “逼民致富”教訓，地方政府其實很清楚產業扶貧有風險。哪怕是提供資金、技術給貧困户，也可能虧得血本無歸。

因而，為了讓貧困户能夠穩妥受益於產業扶貧項目，大部分地方將本應無息貸款給貧困户的產業扶貧資金轉給企業或合作社使用，然後這些企業和合作社再給貧困户分紅。

這看似避免了市場風險，卻客觀上將產業扶貧資金當做了貧困户無償獲得資助的福利。無可否認的是，不少貧困地區面臨的不是扶貧資金不足的問題，而是扶貧資金橫流所導致的資金使用無效的問題。只要將扶貧資金泛福利化，越是扶貧，就越是會出現貧困户“懶漢”心態。

社會分裂的風險。客觀上説，貧困地區隱藏着一股“怨氣”。反反覆覆的填報數據表格檔案，反反覆覆的檢查督查，還硬性規定扶貧幹部的工作職責，滋生了極多的形式主義，扶貧幹部也感到極為疲憊。而一些貧困户被反覆要求各種配合檢查，影響了正常的生產生活，儘管收到了幫扶，心理並不舒服。

還有一些貧困户，將政府幫扶當做一種福利，稍有不滿足，便心生怨氣，還上訪。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應對扶貧檢查，在異地扶貧搬遷或危房改造之後，強制要求貧困户拆除舊房，引起了社會衝突。部分地區的貧困户，尤其是易地搬遷的貧困户，有了較強的特殊利益羣體意識，他們對政府有依賴，自覺和其他羣眾區別開來。面對這些風險，現在就應該謀劃貧困治理的常態化機制。

一是要適當弱化脱貧攻堅的政治壓力，讓扶貧工作迴歸常態。客觀上，無論經濟怎麼發展，一定程度的貧困發生率是一個常態現象。目前的“兩不愁三保障”政策，需要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政策銜接，讓其成為一個常態和動態的治理政策，避免貧困户成為一個特殊利益羣體。

二是要客觀評估扶貧政策的科學性。那些一再被證明無效的扶貧措施，需要堅決調整，既可以避免資源浪費，亦減少形式主義。一些已經投入的扶貧資源，也需要建立配套政策加以規範管理，如由扶貧資金投入的光伏等扶貧產業，在脱貧攻堅完成以後，應該收歸為政府或集體所有，轉變為基層治理資源。

三是要着力解決易地扶貧搬遷户的社會適應問題。在深度貧困地區，易地扶貧搬遷的貧困户有相當比例。有些少數民族深度貧困地區將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和土地增減掛鈎和城鎮化政策相勾連，讓少數民族貧困户進城。

導致的結果是，最弱勢和最沒有市場競爭力的農民，反而提前城鎮化了。他們雖然在短期內實現了“兩不愁三保障”，但由於其社會適應問題並未解決，並不能適應城市生活，他們很可能在相當長時間內成為城市底層。

作者 | 呂德文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

編輯 | 曹檸

排版 | 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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