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謙：二里頭代表的是少康中興至商湯滅桀的夏文化_風聞

10月19日至20日，紀念二里頭遺址科學發掘6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洛陽市召開。來自海內外的200餘名專家學者，圍繞“二里頭遺址及相關問題研究”、“早期城市、早期國家和早期文明研究”等議題展開熱烈討論，並就一些學術問題進行學術交流、觀點碰撞。洛陽日報選登部分精彩發言，以饗讀者。

“博物館的建成，是中國文化建設過程中重大事件”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教授 李伯謙

夏代在司馬遷的《夏本紀》及先秦時期的文獻中均有提及，但是長期沒有得到考古學的實證。隨着二里頭遺址、河南王城崗遺址等遺址的發掘，將考古學資料與歷史文獻相結合，證實了夏王朝的存在。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經過多年的籌備和建設得以完成。它的建成和開放，是中國文化建設過程中的重大事件，可以讓更多遊客看到60年來幾代考古工作者發掘出的、能夠展示夏朝社會發展的文物，對我們增強愛國主義情懷、增強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

**通過對發掘的夏代遺物和遺蹟進行碳十四測年並結合多學科分析，最後得出的研究結果是：**以王城崗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遺存是夏代早期文化，以河南新密新砦遺址為代表的文化遺存是后羿代夏時期的夏文化，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是少康中興至商湯滅桀的夏文化，即二里頭遺址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

初中歷史教科書上關於二里頭的介紹

夏商周斷代工程肯定夏的存在，使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得以接續，希望依託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建立，為今後的二里頭文化、夏文化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支撐。

“二里頭代表的是夏王朝的文明”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王巍

經過60年來的發掘和研究，中國考古學界絕大多數學者認為二里頭遺址應該是夏都，而且可能是夏代後期的都城。

考古學家的看家本領就是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根據遺址存在的時間、空間、規模、性質來判斷其所處發展階段，並在此基礎上與歷史文獻和古代傳説相結合，進而探討它是否為其中記載的族羣或者王朝，是十分科學嚴謹且符合科學規範的。

二里頭遺址所代表的時代是早期中國形成的時代，二里頭代表的是夏王朝的文明，我相信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考古學發現來證明這一推斷。

“夏都是目前二里頭最合適的定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陳星燦

這次紀念二里頭遺址科學發掘6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是一次高水平的學術盛會，提交的60多篇論文非常精彩，聚焦二里頭考古發掘60年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及廣闊的史前背景、源流的關係，從方方面面進行了探討。

二里頭的考古發掘研究已經有60年了，分為前、後兩期，前40年主要聚焦二里頭的文化分期和年代框架，確定了二里頭遺址的王都性質；近20年的考古發掘，以聚落形態為主進行多學科合作探索，對其宮城佈局、城市框架等進行系列發掘，取得了很大成就。

夏朝統治範圍示意圖

目前，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的研究方興未艾，讓我們對此有了前所未有的認識。相信到考古發掘80年的時候，將對很多問題進行更清楚的呈現**。****現在很多問題是開放的，包括二里頭遺址為夏都遺址，至少目前我認為是最合適的定位。**相信再過20年，隨着考古發掘工作的進一步深入，會得到更清楚的結論。

“二里頭遺址應該是夏都故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殷商文化學會副會長 杜金鵬

偃師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掘已經走過了60個年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發掘成果，二里頭遺址因此成為我國二十世紀以來最著名的早期都邑遺址，是探索夏文化、夏王朝的重點遺址。

60年來，二里頭遺址累計發掘面積4萬餘平方米，但這隻佔總面積的1.75%。經過持續發掘與研究，目前對二里頭遺址的範圍、佈局、內涵、年代等已有基本認識，對其王朝屬性也有大致共識。新的學術理念與方法開始應用，宮城、井字形城市幹道等的發現意義重大。同時對周邊聚落羣和歷史環境的調查，進一步凸顯了二里頭遺址的重要地位。

**目前，對二里頭遺址的屬性，還有學術爭論，這是好事。****我的觀點是：**二里頭文化可能是晚期夏文化，二里頭遺址應該是夏都故墟。

“二里頭銅牌飾是夏代建旗制度的有力物證”

上海交通大學神話學研究院副教授 胡建升

二里頭銅牌上的神熊意象直接承傳了古老的神話記憶與大傳統文化編碼，夏代曆法直接繼承了遠古以神熊為符號編碼的自然歷法。

在出土文獻《容成氏》中，夏禹建五方旗，熊旗居中，成為了夏代政治旗幟制度與國家信仰的中心標誌符號，也成為夏代政治制度、政治權力與國家形象最為合法、最具權威的神話圖像。二里頭銅牌飾出土時正好在人體中心的胸腹部位置，也為神熊居中的夏代建旗制度提供了有力的物質圖像證據。

在傳世文獻中，夏代君王具有化熊的記載，體現了夏代君王與神熊有着共同的神話認同，這種神話認同充分體現了遠古神熊的神話信仰在夏代君王身份方面的文化記憶與具體表現。

二里頭銅牌飾上的神熊意象與夏代曆法制度、建旗制度及化熊故事都保留相同文化結構的神話幻想與原型編碼，即都依據熊的自然生態與天熊存在來制定現實曆法制度、政治制度與禮法制度。二里頭銅牌飾為我們重新思考和考辨夏史提供了全新的物質證據。

“二里頭文化時期已有陶範鑄造技術”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劉煜

二里頭文化時期已邁入青銅時代，銅器的數量、種類、規模比龍山文化晚期都有較大發展，冶鑄技術也有躍進式的變化，在中國金屬技術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商周時期高度發達的青銅冶鑄技術，端賴於二里頭時期就已形成的原則、工藝、技法。

二里頭時期銅器製作技術具有早期銅器製作特徵，表現為對銅、錫、鉛和砷等合金元素的配比與金屬器物的功能關係有一定認識。大部分銅器都經鑄造而成，兵器、工具中有部分經過熱、冷加工。

二里頭時期青銅器的成形方法以渾鑄為主，目前尚未發現分鑄的器物。但此時已經有了陶範鑄造技術：按照垂直和水平方向進行分範設計，紋飾的設計沿水平方向展開、在範上製作等。陶範材料具有高粉砂、低黏土、高孔隙率的特點，是用當地黃土淘洗製成的，這種技術為商周時期所承繼。因此，可以認為，陶範鑄造技術的基本規範和做法，在二里頭時期已經形成。

二里頭遺址的青銅器作坊規模大，延續時間長，澆鑄工場、烘烤陶範的陶窯的發現，反映出鑄銅工藝設施已有較高的專門化水平。

“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址已具王都氣象”

遼寧師範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教授 徐昭峯

**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址面積逾100萬平方米，是伊洛地區乃至周邊更大區域的中心。**二里頭遺址已存在東西並列的特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無疑具有了王都的規模和內涵，證明該遺址已具有王都的地位。

從二里頭文化二期遺址宮殿建築的佈局演變來看，其宮殿區整體南移。二里頭遺址在二里頭文化二期進入了全面興盛時期。從空間佈局來看，宮殿區居中，北部為祭祀區，南部為手工業作坊區，並形成以此為軸線的聚落佈局形態，一直持續至二里頭文化四期晚段，奠定了二里頭遺址全盛時期的規模。

二里頭文化三期，一改二里頭文化前期宮殿建築集中於一處的佈局形態，形成東西兩個建築中心。該期在延續二期大的空間結構基礎上，最終完善了二里頭都城遺址的宮城空間結構。

至二里頭文化四期，三期形成的聚落佈局和宮殿佈局基本未發生大變化，持續着三期以來的繁榮。與考古界之前的認識不同，二里頭遺址在其四期並未處於衰落階段，而是仍然處於繁榮階段，其性質仍屬於都邑。

“二里頭酒禮器開啓中原禮制新變革”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副教授 豆海鋒

二里頭時代是中原地區社會組織、禮儀制度、生產技術、器用制度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代奠定了中國早期國家發展的基礎。

在禮器制度方面，以二里頭文化墓葬中特有的酒器作為基本組合形式的用器制度，開啓了中原地區禮制的新變革，對中國古代禮儀制度影響深遠。

結合以往的研究，可以確定二里頭文化酒器組合的演變特徵，從等級、技術、使用程序等方面解析二里頭遺址中酒器組合的制度化與規範化過程；也能從微觀層面探討二里頭文化所見酒禮器產生與發展的動因。通過對鬹、盉、爵、觚、斝等器形態和功能分析可以看出，此類酒器是在繼承本地已有器形的基礎上不斷創新而產生的；以酒器隨葬並賦予“禮儀”的功能則是對“東方”地區禮制傳統的借鑑與吸收。從宏觀區域互動角度對二里頭文化酒禮器的影響進行分析，可以看出這種具有秩序性、等級性的酒禮器對中原以外地區有着強大的輻射力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