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波斯筆記》自序：換個角度看波斯，也換個角度看希臘_風聞

《波斯筆記》自序

文 | 李零

沒有鏡子，人看不見自己的臉。

他人的眼睛，可以看見你的臉。

伊朗，舊稱波斯。希羅多德講“歷史”，講的是波斯故事，但聽眾是希臘人，聞希臘勝則喜，聞波斯勝則泣。從古典時代起，波斯一直被歐洲人當作某種符號，象徵與歐洲不同的文化和文化價值觀。

18 世紀，孟德斯鳩著《波斯人信札》，偽託兩個來自伊斯法罕的波斯人，背井離鄉，漫遊法國，與國內通信，講他們的所見所聞，借他們的口，批判路易十四時期的法國。‹1›

19世紀，尼采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説》，假借波斯先知瑣羅亞斯德之口，宣佈基督教上帝的死亡。‹2›

這是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

我們也常常如此。

波斯五都

上世紀80年代，是個至今被人懷念的時代，當時叫“思想解放”。當時的“啓蒙書”有很多種，顧準的希臘筆記是其中之一。筆記寫於1974年2月12日—5月2日，“文革”後由其弟陳敏之整理，題名《希臘城邦制度》，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出版時間是1982年3月，距今已35年。

沒錯，那是一個反思“文革”的時代。當時，大家都以為，民主在西方，根子在希臘。

顧先生是老革命、老幹部，為中國革命和中國建設，殫精竭慮，做出過很多貢獻。他像很多為革命犧牲的殉道者一樣，一生坎坷，蒙冤受屈，兩次被自己人打成“右派”。讀他的日記，你會發現，即使勞動改造，吃盡苦頭，他依舊埋頭苦讀，心憂天下，希望中國能擺脱貧困，實現民主。

後來，《河殤》上演，對比強烈。歐洲人航海，是“藍色的文明”。我們在黃土地上種莊稼，是“黃色的文明”。黃不如藍，當時的好壞是這麼分。它把中國人的悲情推向高潮。

巴比倫北宮遺址  劉拓 攝

最近，我把顧先生的書找出來，重讀了一遍。

什麼是“城邦制度”？顧先生怎麼説，不妨歸納一下。

第一，希臘史，從頭到尾多中心。希臘人從海上向四外殖民，無論走到哪兒，都是自立門户、分裂繁殖。

第二，希臘城邦都是蕞爾小邦。‹3›其公民即住在這類小國裏的人，軍隊是臨時招聚的公民軍，官員由公民直接選舉，主權在民。

第三，希臘城邦都是高度自治的國家，主權獨立，互不統屬，誰也管不着誰，即或受強敵威脅，臨時抱團，也是鬆散聯合。

第四，城邦國家不是從氏族民主制直接發展而來。王政時期的國家是王權神授，王權神授的國家不算城邦國家。

第五，希臘城邦的中心是雅典和斯巴達。雅典是標準的城邦國家，斯巴達還保留王權神授，也不算城邦國家。

第六，城邦國家與領土國家相反。領土國家都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大國，比如波斯和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

希臘城邦是顧先生的“理想國”，以當時的環境和情緒看，很容易理解。

我們中國，三千年大一統，把什麼都管得死死的，有什麼怨氣，只能朝我們自己的傳統撒；有什麼希望，只能朝另一個傳統想。

現在，四十多年過去，中國變化太大。過去的一黑一白，經過對比，越來越複雜，我們的環境，我們的心情，我們的想法，正在一步步發生變化。我們對西方的歷史，對我們的歷史，認識也很不一樣。

世界最古老的法典《漢謨拉比法典》

古巴比倫王漢謨拉比制定

希臘人怎麼看城邦制度，我們不妨聽聽他們自己怎麼説。

（一）蘇格拉底與西米討論地球，提到希臘城邦。蘇格拉底説：

第二，我相信這地球很大。我們住在大力神岬角和斐西河（riverPhasis）之間的人，只是住在海邊一個很小的地方，只好比池塘邊上的螞蟻和青蛙；還有很多很多人住在很多同樣的地方呢。‹4›

注意，希臘並不是一個政治實體，而是希臘裔殖民城邦的統稱。希臘城邦分佈在地中海沿岸，好像“池塘邊上的螞蟻和青蛙”，這個比喻很形象。“大力神岬角”，或譯“赫拉克勒斯之柱”，即今西班牙的直布羅陀海峽。這是講希臘城邦分佈區的西界。“斐西河”，或譯“斐西斯河”，即今格魯吉亞的里奧尼河（Rioni River）。此河位於高加索山以北，自東向西，流入黑海。這是講希臘城邦分佈區的東界。大體上説，烏克蘭的敖德薩是它的北界，利比亞的班加西是它的南界。

（二）在柏拉圖的對話集中，蘇格拉底與格勞孔對話，提到希臘的四種政制。蘇格拉底説：

我所指的四種政制正是下列有通用名稱的四種。第一種被叫作斯巴達和克里特政制，受到廣泛讚揚的。第二種被叫作寡頭政制，少數人的統治，在榮譽上居第二位，有很多害處的。第三種被叫作民主政制，是接着寡頭政制之後產生的，又是與之相反對的。最後，第四種，乃是與前述所有這三種都不同的高貴的僭主政制，是城邦的最後的禍害。‹5›

蘇格拉底好古，保守，類似孔子。這四種政制，斯巴達和克里特政制屬於王制，克里特王制是前古典時代的古制，斯巴達王制是古風猶存的今制，蘇格拉底排第一，評價最高。其他三種是斯巴達以北各邦的政制，等而下之。寡頭制由少數人統治，排第二。民主制由多數人統治，排第三。僭主制由一人統治，排第四。民主制只比他最不喜歡的僭主制高一點。

（三）亞里士多德的説法。‹6›

“政體”（πολιτεία，波里德亞）這個名詞的意義相同於“公務團體”（πολίτενμια，波里德俄馬），而公務團體就是每一城邦“最高治權的執行者”，最高治權的執行者則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數人，又可以是多數人。（第132—133 頁）

這一人或少數人或多數人的統治要是旨在照顧全邦共同的利益，則由他或他們所執掌的公務團體就是正宗政體。反之，如果他或他們所執掌的公務團體只照顧自己一人或少數人或平民羣眾的私利，那就必然是變態政體。（第133 頁）

政體（政府）的以一人為統治者，凡能照顧全邦人民利益的，通常稱為“王制（君主政體）”。凡政體的以少數人，雖不止一人而又不是多數人，為統治者，則稱“貴族（賢能）政體”—這種政體加上這樣的名稱，或由於這種政體對於城邦及其人民懷抱着“最好的宗旨”。末了一種，以羣眾為統治者而能照顧到全邦人民公益的，人們稱它為“共和政體”—這個名稱實際上是一般政體的統稱，這裏卻把一個科屬名稱作了品種名稱。（第133 頁）

一人或少數人而為統治者，這些人可能具有特殊才德；等到人數逐漸增加時，當然難於找到這麼多各方面的品德都是完善的人，唯有軍事性質的品德可以期望於多數的人們，武德特別顯著於羣眾。所以在共和政體中，最高治權操於衞國的戰士手中，這裏必須是家有武備而又力能持盾的人才能稱為公民而享有政治權利。（第133—134 頁）

相應於上述各類型的變態政體，僭主政體是王制的變態；寡頭政體為貴族政體的變態；平民政體為共和政體的變態。僭主政體以一人為治，凡所設施也以他個人的利益為依歸；寡頭（少數）政體以富户的利益為依歸；平民政體則以窮人的利益為依歸。三者都不照顧城邦全體公民的利益。（第134 頁）

僭主政體是一人（君主）統治，依據專制的原則［以主人對待奴隸的方式］處理其城邦的公務；如果有產者們執掌這個政治體制的最高治權，就成為寡頭（少數）政體；反之，由無產的貧民（羣眾）執掌最高治權，則為平民（多數）政體。（第134 頁）

亞里士多德也奉古制為正宗。他把希臘政體分為兩大類。正宗是古制，特點是執政者有德，以全邦利益為念，無論由國王執政，還是由貴族執政，都是由道德高尚之人執政。所謂有德，與出身、名望有關，而出身、名望又往往與軍功有關。貴族制度，基礎是武士，武士有武德。變態政體是今制，僭主有權無德，寡頭有錢無德，貧民一無所有，什麼都談不上。以上內容可以列成表格：

六種政體表

（四）希羅多德講大流士與“七人幫”發動政變，政變後第五天，他們對選擇何種政制有一番討論。有趣的是，“獨裁”竟是通過“民主討論”做出的“最佳選擇”。

1．民主制

奧塔涅斯主張，應該使全體波斯人都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他説：“我認為，我們不能再實行一個人的統治了。—這既不是一件好事，也不是一件讓人喜歡的事。你們不應該忘記，岡比西斯粗暴施政已經傲慢無禮到何等程度，你們也經歷過穆護的那種目中無人的統治。事實上，當一個人可以不負責任地為所欲為的時候，君主政治何以能夠把國家治理得秩序井然呢？任何被授予這種權力的人，即使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也會促使他的心態偏離正軌的。一個人得到這種權力，以及隨即得到的多方面的好處，使他的傲慢油然而生，而人們對他心生嫉妒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傲慢和嫉妒加在一起就是一切惡事的根源，這兩者都會引發野蠻暴行的產生。的確，那些君主既然可以為所欲為，他們原本是不應該嫉妒別人的；但是他們對待公民的態度卻恰恰相反。他們嫉妒其臣民當中最有道德的人，希望他們快點死；同時他們卻喜歡那些最卑鄙下賤的人，並且更願意聽信他們的讒言。此外，作為國王，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反覆無常。如果你對他不卑不亢，他就會遷怒於你—因為你對他不夠畢恭畢敬；如果你真的對他畢恭畢敬，他又要歸罪於你，因為（他説你）是獻媚拍馬。然而，君主政治的最大壞處就在於，他任意廢止國家的法律，不經審判而任意處死他人，強姦婦女。另一方面，民主政治，首先在於它享有最美好的名聲，它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它可以避免一個國王所慣常犯下的種種暴行。各種職位都由抽籤選定，公職人員要對他們的所作所為負責，而對於他們的評價則取決於人民大眾。因此，我的意見是，我們要廢除君主政治，擴大人民的權利。因為人民是最重要的。”

2．寡頭制

麥加畢佐斯第二個發言，他主張建立寡頭政治。他説：“奧塔涅斯勸説你們放棄君主政治，我全都同意。但是，他主張要你們把權力給予民眾，在我看來，這不是最好的見解。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沒有什麼比難以駕馭的烏合之眾更加充滿了變數的。我們設法從一個反覆無常的君主的統治之下掙脱出來，卻又使自己陷於桀驁不馴的粗野鄉民統治之下，那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不管君主做什麼事情，他至少大概知道做的是什麼事，但是那些烏合之眾連這一點知識都缺乏；這些無知的烏合之眾既然缺乏這方面知識，他們又如何能夠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適當的呢？他們隨心所欲地處理國家事務，就如同一條在冬季氾濫的河流，把一切都搞得一團糟了。讓波斯人的敵人們去選擇民主政治吧；讓我們從我們的公民中精選一批最優秀的人物，把政治交給他們吧。因此，我們自己也都在這些管理者的隊伍之中，國家政權既然託付給這些最優秀的人物，那麼最高明的決議就會通行於全國了。”

3．君主制

之後，大流士走上前來，他是這樣説的：“我認為，麥加畢佐斯對於民主政治的所有的批評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關於寡頭政治的那些評論，並不是深思熟慮的意見。擺在我們面前的有三種選擇，即民主政治、寡頭政治和君主政治這三種政體，每一種政體都被認為是它們之中最好的一種。我的意見是，君主政治要遠遠強過於其他兩種。什麼樣的政體能夠比一個由全國最優秀的人進行統治更好呢？這樣的人的決策，也同樣是全國最高明的，因此他統治民眾，民眾是心服口服的；同時，與其他國家相比，他所制訂的對付作惡者的方案的保密工作可以做到最好。相反，如果實行寡頭政治，雖然人們都爭先恐後地為國效力，但是這種願望常常在他們中間產生強烈的敵意，因為每一個人都渴望成為首領，都想實施自己的措施；從而引起激烈的傾軋，相互傾軋引發公開的衝突，最終導致流血事件—隨後的結果必然還是君主政治。由此也可以看出，君主制的統治方式比其他的統治方式要好。另外，假如實行民主政治，那就必定導致出現翫忽職守，但是翫忽職守並不會造成他們相互敵對，反而促使他們更緊密地結成友誼；他們當中那些翫忽職守的人，必然是相互勾結，狼狽為奸，繼續作惡。這種局面繼續發展下去，直到有個人為了民眾的利益挺身而出，制止這些作惡者。於是，建立如此豐功偉績的人立即受到人民崇拜，而既然受到人民的崇拜，也就很快成為他們的國王。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清楚地證明君主政治是最佳統治方法。最後，一言以蔽之，請告訴我，我們所享有的自由是從哪裏得來的？是誰給予我們的—是民眾，是寡頭，還是一個君主呢？既然單單一個人就使我們恢復了自由，那麼我的主張就是要保留這種君主統治的形式。況且，我們也不應當更改我們父祖們的優良法制，因為那樣做是不好的。”‹7›

這三種意見，層層遞進，有如正反合。古代統治者，其基本邏輯是，最好的統治是聰明人的統治。按這一標準評價，第一種意見當然被否定，因為統治者説，人民是羣氓，全是傻子，不能他們怎麼説就怎麼辦。第二種意見，少數聰明人領導，也不行，因為你聰明，我比你更聰明，一比就掐，苟遇軍國大事，不便拿主意。第三種意見，誰最聰明誰領導，最最聰明的人只有一個，結論當然是君主制。這個邏輯，不光是波斯人的邏輯，聰明的希臘人也這麼想。“哲學王”領導的“理想國”正是按這一標準設計。我國的很多精英也這麼想。這是幾千年的邏輯，何足怪。大流士是篡位者，他主張的“君主制”，按希臘標準講，當然屬於僭主制，但並不違背精英統治的邏輯。希羅多德説，“對於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很多希臘人是不相信的”，但他深信，“他們確實是發表了這些意見的”。

貝希斯敦銘文與貝希斯敦大流士一世《平叛圖》

讀希臘史，我的印象是：

1．希臘只是地中海沿岸的一批蕞爾小邦，不是統一的政治實體。希臘島沿岸，南到北非沿岸，西到亞平寧半島和伊比利亞半島沿岸，北到黑海沿岸，數量上千。

2．希臘臨海多山，地形碎片化，窮山惡水，不適合發展農業。希臘人用葡萄酒、橄欖油、彩繪陶器，換內陸種植的糧食，最適合的營生是海上貿易和海上殖民。航海只能環繞大陸，必然處於邊緣，而不是中心。

3．希臘的原住民是皮拉斯基人，操印歐語的亞加亞人、愛奧尼亞人（雅典人屬於這一種）、伊奧利亞人、多利安人（斯巴達人屬於這一種）和馬其頓人，一撥接一撥，從北方南下，征服這一地區。希臘人只是先後佔據希臘和由此向外殖民者的統稱。‹8›

4．希臘城邦，小國寡民。雅典、斯巴達最大，也不過幾萬人。希羅多德説雅典有30000人，‹9›斯巴達有8000個成年男人。‹10›薛西斯徵希臘，希臘出兵，一國只能派幾百人。‹11›學者估計，雅典公民，大約只有20000人，最多40000人。

5．希臘沒有統一的政制。僭主制、寡頭制、民主制是古典時期的三大選項。僭主並不等於暴君，而是古代君主制向新型政制過渡的重要環節，有些是由大國扶植，有些是被內憂外患推出。希臘統治者用民主制反對僭主制，求助於下層民眾，是出於不得已。‹12›

6．希臘城邦都是小國，小國難免受控於大國。僭主制、寡頭制、民主制的差別，遠不如它們對波斯的關係更重要。伯羅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都是因戰爭需要臨時拼湊的鬆散聯盟，若無外患，必起內訌。

7．希臘城邦與波斯為鄰，臉是朝向波斯。亞平寧半島和伊比利亞半島在其後，小亞細亞半島在其前。波斯境內的希臘城邦，早先最發達。希波戰爭，雅典入侵在前，波斯報復在後。波斯用武力征服，遭受挫折，但用金錢收買，效果顯著。

8．國家形態的演進，總是由小到大，走向世界化。一部歐洲史，真正可以稱為世界化的帝國只有馬其頓帝國和羅馬帝國。羅馬帝國是歐洲歷史的巔峯。羅馬學馬其頓，馬其頓學波斯。希臘城邦並非國家進化的高端，而是國家進化的低端。

阿帕丹，大流士一世所建  梁鑑 攝

希波戰爭是個古典對立：希臘代表歐洲，代表西方，象徵自由；波斯代表亞洲，代表東方，象徵專制。

傳統歐洲史學，一直是從希臘史料和希臘視角解讀波斯帝國史。這個單向視角一直影響着現代歐洲，影響着他們的文化立場和文化心理，也影響着這一強勢話語支配下的世界。‹13›

在所有早期帝國中，伊朗的三大帝國，阿契美尼德時期的波斯帝國和後來的帕提亞、薩珊波斯，與秦漢隋唐時期的中國最相似，在絲綢之路東西交往的歷史上，中國與伊朗關係最密切，讓我非常好奇。

於是我想，我應找點書讀，寫點筆記，換個角度看波斯，也換個角度看希臘。

下面是我的筆記。

作者：李零，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研究、著述範圍涉及諸多領域，如考古、古文字、古文獻，以及方術史、思想史、軍事史、藝術史和歷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