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書一日行千里 ——古代的赦免制度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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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許多政治家對大赦制度的弊端看得很透徹，幾乎不用或很少使用。

2019年6月2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發佈特赦令，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之際對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決定，對九類服刑罪犯實行特赦。今年進行的這次特赦，是新中國成立後第9次特赦。

 前段時間電視劇《特赦1959》熱播，使大家對“特赦”這個比較陌生的詞彙有了更多的瞭解。所謂“特赦”是指國家對特定的犯罪分子免去其刑罰的部分或全部的執行，特赦只能消滅其刑，不能消滅其罪。

溥儀登基時，清朝進行了中國封建王朝最後一次大赦，50年後，溥儀作為戰犯被特赦

據不完全統計，在全世界200多個國家的成文憲法中，有大赦、特赦等相應赦免制度的憲法有60多部，約佔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國家有大赦制度，有的國家有特赦制度，有的國家兩者兼有。中國1954年的憲法曾經有大赦、特赦的規定，但現行憲法取消了大赦，只有特赦。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既有特赦，也有大赦，且以大赦為主。今天來簡單説説“赦免”的歷史。

赦免的指導思想及類型

中國古代有“德主刑輔”“明德慎罰”的德治思想，有“慎刑恤囚、明刑弼教”的法律傳統，有法安天下，德潤人心的政治主張，這些思想觀念對化解社會矛盾、穩定國家統治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明德慎罰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赦”。《説文解字》解釋“赦”字説：“赦，置也。”置就是放過的意思。《尚書·堯典》有“眚災肆赦”的記載，後世註釋説：“眚，過。災，害。肆，緩……過而有害，當緩赦之。”這是中國古代對赦免制度較早的理論闡述，後世據此對赦免作出了相應的制度規定。

赦字的演變，圖源：象形字典

在古代，赦免基本分為“大赦”和“曲赦、別赦”兩大類，以大赦為主。大凡皇帝即位、改元、立後、建儲，以及遇到其他大事，一般均實行大赦。“大赦”一詞出自《史記》，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一般認為，公元前209年，秦二世進行的這次大赦，是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第一次大赦。

除大赦外，還有“曲赦”或“別赦”的規定。不同於大赦的大範圍赦免，曲赦是赦免局部地區罪犯的制度。漢代即有曲赦之實，但無曲赦之名。至西晉開始有曲赦之名，《晉書·武帝紀》記載：“泰始五年（公元269年），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歲刑。”到宋代，對曲赦做出了明確的司法解釋，《宋史·刑法志》記載：“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

別赦指對特定罪犯的赦免，與現代特赦的含義基本相同。三國時期，蜀國諸葛亮病逝於五丈原之後，蜀國大將魏延發動叛亂，失敗被殺，叛亂平息後，蜀漢赦免了原先魏延手下的將士，沒有進行治罪。唐太宗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原太子李建成後，對其部下進行了赦免。這都是典型的“別赦”。      

古代大赦的原因

中國古代封建王朝，實行大赦的原因繁多複雜。清代沈家本在《歷代刑法考》一書中通過對漢代大赦的稽考，梳理出原因有踐祚、改元、立後、建儲、後臨朝、大喪、帝冠、郊祀、祀明堂、臨雍、封禪、立廟、巡狩、徙宮、定都、從軍、克捷、年豐、祥瑞、災異、劭農、飲酹、遇亂等二十餘種。此後歷朝歷代大赦的原因基本在此範圍之內。

將這二十餘種原因簡單歸納一下，可以分為以下幾大類。

一、涉及皇室人員，包括新皇登基、皇帝大婚、冊立皇后、皇子誕生、皇帝去世等等。皇帝登基，古代稱為“踐祚”，新皇登基後進行大赦預示着“與民更始”，有除舊迎新的意味，是登基儀式的延伸。踐祚大赦是大赦之首，次數最多、持續最久，秦代之後，歷代都舉行過。除皇帝外，強勢皇后臨朝稱制，往往也舉行大赦，如漢代劉邦的呂后、東漢和帝的鄧皇后時期。

在古代，冊立皇后是一件大事，很多時候也通過舉行大赦來彰顯“普天同慶”，如唐代永徽六年，唐高宗李治冊立武則天為後，大赦天下。皇室添丁進口更要大赦，武則天為唐高宗所生的四個皇子李旦、李弘、李賢、李顯出生後，唐朝均舉行過大赦。

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合葬的乾陵

皇室增人要大赦，減人特別是皇帝去世也要大赦。西漢劉邦之父、劉邦本人、劉邦之妻呂后去世之後，漢朝均舉行了大赦。除此之外，當帝、後、皇太后病危，醫藥無效的時候，為給他們祈福延壽，有時也會舉行大赦。

二、封禪、郊廟祭祀等國家禮儀活動。“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作為政權合法性來源的重要渠道，封建王朝對祭祀非常重視。祭祀的最高層次是“封禪”，漢武帝封禪六次，有三次大赦天下。宋太祖趙匡胤沒有舉行過封禪，只舉行過郊祀。公元960年正月初五，趙匡胤第一次舉行郊祀儀式，改年號為建隆，大赦天下，宣告一個全新的王朝“大宋”正式誕生。宋真宗趙恆在位時“東祀西封”，也多次舉行大赦。

三、軍事行動。在古代，最重要的國家行為除了祭祀就是戰爭。戰爭勝利之後要進行大赦，除了慶賀之意，還有彰顯國家強大、安定社會民心、警告反對勢力的作用。唐睿宗李旦在位時，徐敬業不滿武則天專權，發動叛亂，這次叛亂被平定後，實際掌權的武則天以唐睿宗的名義大赦天下，含有給其他潛在的反對勢力一點顏色看的意味，任憑你們怎麼反對我都無濟於事。

戰事不利的時候，更要大赦天下以贏得民心、爭取主動。唐德宗建中四年，德宗貿然行事，在時機不具備的條件下進行削藩，引發長安近郊涇源兵變，德宗被迫逃離長安，出奔奉天（陝西乾縣）。在被困奉天期間，德宗聽從賢相陸贄的建議，發佈《奉天改元大赦制》，承認自己的錯誤，宣佈大赦天下。詔書發佈之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參與叛亂的將領紛紛上表請罪，主動歸附朝廷，避免了更大的戰爭、動亂髮生。

唐德宗

四、非正常的自然現象，如祥瑞降臨或災異發生時。自西漢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學説後，對後世影響深遠。所謂天人感應意思是天能干預人事、預示災祥，人也能以自身行為感應上天。古代皇帝自稱“天子”，有道明君當朝，天以降臨祥瑞的方式予以肯定，不過這“祥瑞”多半是臣下揣摩上意偽造的；當皇帝所作所為違逆天意時，上天以日食、彗星、地震、山崩等方式予以示警，相比人造的“祥瑞”，災異倒是真的，是古人不理解的自然現象。

武則天祭天金簡

武則天建周代唐後，急於通過各種方式證明自己的合法性，臣下投其所好，爭相進獻巨人足跡、刻有文字的奇石等各種“祥瑞”，每當出現祥瑞後，武則天就更改年號、大赦天下，武周時代出現了“祥瑞多、年號多、大赦多”的“三多”現象。在崇信“讖緯”學説的東漢，若有日食、地震、水旱災害、蝗災、山崩等災害出現，帝王一般都會進行大赦。

古代大赦的頻次

大赦在歷史上出現的頻次很高。據統計，從秦代至清代，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時期，歷代帝王實行的大赦有1200多次，也就是説一般平均兩三年就會有一次大赦。

兩漢（包括新朝）425年間，發佈了186次大赦令，平均2.28年大赦一次；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381年間，各個皇帝發佈了428次大赦令，平均0.89年一次；唐朝在289年中發佈了184次大赦令，平均1.57年一次；兩宋319年中發佈了203次大赦令，也是平均1.57年一次；元朝97年裏大赦了45次，平均2.15年一次；明朝276年55次大赦，平均5.02年一次；清朝267年有19次大赦，平均14.05年一次。

從上述統計來分析，大赦的次數以元代為界，在此之前，大赦次數是比較多的，此後的明清兩代，特別是清代，大赦的頻率顯著降低。還有一個特點是，國家分裂、戰亂頻繁、政局不穩的時候，大赦的次數多；國家統一、社會穩定的時候，大赦次數相對較少。

大赦如何實施？

唐代大明宮想象圖

古代，大赦一般以皇帝頒發赦書的形式進行。以唐代為例，《唐律疏議·名例律》規定：“赦書原罪，皆據制書出日昧爽以前並從赦免。”意思是，以皇帝頒發赦書的當日黎明為界，此前所犯罪行予以赦免。《舊唐書·刑法志》記載：“其有赦之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撻鼓千聲迄，宣詔而釋之。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大意是説，在大赦的日子裏，武庫（儲藏兵器的部門）在宮城大門外的右側設置金雞（頂端有金雞像的高杆）和鼓，將囚徒集中在宮闕之前，擂鼓千聲之後，宣讀詔書，將罪犯釋放。在地方，將用絹書寫的赦免詔書頒發各州，各地遵照執行。

大赦的例外——十惡不赦與貪贓不赦免

有個成語叫“十惡不赦”，意思是罪孽深重。所謂“十惡”即古代法律所規定的十種最嚴重的罪行，即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十惡”載入律典始於隋代《開皇律》，此後歷代王朝均沿襲不改。在古代，犯有這十種罪行是排除在大赦範圍之外的。《水滸傳》裏就有許多涉及大赦的故事。宋江殺了閻婆惜後，拒絕了梁山好漢邀他上山入夥的提議，因為他當過“押司”，知道朝廷經常大赦，在流放地過個三年兩載，遇上大赦就回來了。但是如果到梁山入夥，就是謀反，這是十惡不赦的大罪，就永無出頭之日了。所以宋江打定主意不上梁山，選擇到江州去服自己的徒刑，等待大赦，這是當時他的最優選擇。

宋太祖趙匡胤

 除了“十惡”之罪不赦外，對官員貪贓枉法的犯罪行為也不赦免。唐代，赦書中經常將官員貪贓與十惡共同列為不赦之罪。宋代大赦是比較多的，但對貪腐官員，原則上不予以赦免。宋太祖經常強調“官吏受贓者不原”“苟一毫有侵於民，朕必然不赦”。宋太宗在位時頒佈詔書，規定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官，只要是因為犯贓除名被髮配到各地的，遇到大赦也不能放還。此後，歷朝歷代均沿襲了這一制度規定，官員貪腐不列入大赦範圍。

古代對大赦的爭議和限制

在封建王朝，大赦是仁政愛民治國理念的反映，是“皇恩浩蕩”的重要體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社會矛盾，消除社會戾氣，維護和諧穩定，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歷史上，許多重要人物都從大赦中得益，甚至因此改變人生軌跡。漢武帝晚年發生了“巫蠱之禍”，太子劉據被殺，其孫劉詢（即後來的漢宣帝）小小年紀就被關入獄中，要不是遇到後來漢昭帝登基大赦天下，劉詢恐怕就要死於獄中，漢代的歷史就是另外一種走向了。唐代大詩人李白因為一時糊塗，攪入永王李璘叛亂之中，受到株連，被判流放夜郎，在乾元二年遇到大赦，才得以重獲自由。北宋蘇軾在紹聖四年被貶謫到今天海南島的儋州，在宋代，流放儋州是個苦差事，被認為是僅次於滿門抄斬的重罰，要不是時逢宋徽宗繼位進行大赦，一代文豪恐怕要埋骨海島了。

蘇軾

不過大赦這種制度設定本身，也有自身的弊端，一直爭議不斷。東漢王符指出：“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在王符看來，對遵紀守法的良民傷害最大的，莫過於經常的大赦和金錢贖罪，長此以往，會讓惡人得勢、善人受傷。為什麼呢？遵紀守法的良民不會從大赦中獲益，獲益的都是作奸犯科之徒，他們或者欠債不還，或者傷害他人的性命，在監獄裏面待個三年兩載之後，遇到大赦就被放出來，毫髮無損，有的還到原來的事主那裏去挑釁、報復。宋代大赦頻繁，有些殺人、傷人的罪犯獲得大赦後返回鄉里繼續橫行霸道，引起受害人的嚴重不滿。為此，宋代特別做出規定，殺人罪犯被赦免後不得再回原籍，必須到其他地方居住，就是為了避免這些被赦免的罪犯刺激、傷害原來的受害人。

歷史上許多政治家對大赦制度的弊端看得很透徹，幾乎不用或很少使用，三國時期諸葛亮就是其中的代表。諸葛亮好“自比管、樂”，管仲、樂毅基本上屬於法家，法家注重法律制度的嚴肅性，主張“赦不妄下”。除此之外，諸葛亮有鑑於東漢末年尤其是桓、靈二帝頻繁地進行大赦，反倒造成社會動盪的歷史教訓，對大赦是慎之又慎，不輕易使用。

諸葛亮曾經説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他認為大赦是用小恩小惠收買民心，不是治理國家的大道。他以荊州劉表、蜀地劉璋做為反面教材説：“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諸葛亮治蜀，法紀嚴明、民知敬畏，執法公平、民皆敬服，在他實際掌握蜀國大權期間，從沒有進行過大赦。建興十二年，諸葛亮去世之後，蜀漢後主劉禪就放棄了這一原則，在當年就進行大赦，此後大赦次數越來越多，三十年間進行了12次大赦，平均兩年多就一次。劉禪如此頻繁的大赦也沒有挽回蜀國必然衰亡的命運。可見，大赦並不是國家治理的必須條件。

隨着大赦制度的弊端不斷暴露，明清兩代對大赦進行了很多約束、限制性的規定，慎用、少用大赦，不僅大赦的頻次減少，程序規定也更加嚴格。明代法律制度嚴苛，大赦被視為“法外之仁”，在使用上是慎之又慎，只有遇到新皇登基等國家重要慶典和重大天災疫情時才舉行，在實行大赦時要舉行隆重的儀式，朝廷有“頒詔赦儀”，地方要進行“迎詔赦儀”。

清代繼承了明代慎用大赦的思想，關於大赦的制度規定很嚴密，與赦免相關的法律條文有二十餘條，為歷代之最。清代法律明確規定，如果罪犯遇到赦免後再次犯案，要罪加一等從重處理，從法律上徹底堵住了前代以來罪犯以大赦為依賴有恃無恐、屢次犯罪的制度漏洞。清代大赦平均次數也是歷代封建王朝中最少的。

古代的大赦制度，源頭來自於君權，是統治者對民眾的一種“恩賜”，是“法外施恩”，目的是為了收買人心、鞏固政權，大赦過多過濫，也造成了許多不良後果。古代赦免制度與現代法律制度體系下的特赦規定有着本質的區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之際，對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是實施我國憲法確定的特赦制度的一次重要實踐，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具體體現，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和法治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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