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與有償家務勞動：74國宏觀研究_風聞

編者按

基於國際勞動組織（ILO）彙編的統計數據，本文對74個國家的有償家務勞動（Paid Domestic Labour）進行了研究，詳細探討了與照料需求（女性就業率和老年人口比）、勞動力市場（移民人口和弱勢羣體就業比）以及經濟特徵（國內生產總值、收入不平等和城市化水平）相關的宏觀因素對家政需求的影響。結果發現，收入不平等是影響家政需求的關鍵因素，控制了地區因素後這種關聯仍然顯著存在。

引  言

傳統上，有償家政服務在社會等級制度強和不平等程度較高的社會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在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南非、印度和拉丁美洲地區，家政服務仍是女性就業的重要渠道。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家傭通常是富裕家庭的象徵，之後有回落趨勢。近幾十年來，家務外包開始以另一種形式進入大眾視野，逐漸在許多工業社會福利國家打開市場。然而，有償家務市場仍是女性主導，充斥着“種族”和階級不平等，通常是上層社會的白人和中產階級家庭僱傭貧窮的移民女性。

有學者提出，對家政需求的增長反應了全球的一些變化，如人口老齡化、女性就業比增加，經濟不平等現象加劇等等。但是各國之間家庭服務部門的規模尋在很大差異，而決定勞動力市場中家政工人所佔比的社會因素很少得到定量的實證分析，尤其是國際之間的比較。

作者利用2013年國際勞工組織（ILO）發佈的74個國家有償家務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佔比數據，重點關注了經濟不平等、家庭護理需求、全球移民和勞動力市場結構三方面的宏觀因素，從全球角度探索了影響有償家務勞動市場發展的關鍵因素。

全球有償家務勞動概況

文中關於有償家務勞動者的定義為“受僱於家庭從事家庭和護理工作的人員”。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官方統計（Table 1），世界上至少有5300萬家政工人，但根據非正式估計，這一數字接近1億。家政服務是一個快速增長的行業。在過去的十五年中，家庭工人的數量增加了近2000萬。不同國家和地區家政工人的普遍程度差異很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佔比最高（女性佔17.4％，佔總就業人口的5.7％），該地區的高中收入家庭仍然普遍存在僱傭幫傭的殖民傳統。國際勞工組織估計，2011年發達國家有350萬人從事家政服務，佔總就業人數的近1％。亞洲家政工人在總就業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略高於發達國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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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家政工作是女性主導的職業，約佔80％，在某些地區（如拉丁美洲），這一比例超過90％。男性從事有償家務工作的比例要小得多，這些人通常擔任保安、司機和園丁。家政工作中較常見的工作，如清潔、做飯、照料兒童和老人等通常由女性擔任。

經濟發展和不平等

Coser（1973）和其他一些社會理論家認為家庭傭工是一種過時的職業，會隨着社會發展而消失。Coser指出，曾經一度受到尊敬的僕人地位已經被污名化，這使普通公民不願從事這種職業。富裕國家與非富裕國家之間的差異似乎支持了這一假設，後者的家庭工人比例通常比前者高。但是另一方面，許多較富裕國家中家庭工人的重新出現表明，將家政服務工作並沒有隨着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而完全消失。

還有研究表明，帶薪家務勞動與國內生產總值等的關聯並不很強，而與國家內部經濟不平等程度的聯繫更為緊密。Milkman等（1998）的研究指出，收入不平等是家庭服務業規模的重要預測指標：家政工人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地區更普遍。有償家務仍被視為一種增強負面地位的職業。基於此，本文假設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國家或地區，家政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佔比越高。

照料需求和照料責任的分配

私人家庭中的許多家務勞動都與照料工作有關，尤其是兒童和老人。包括直接護理（洗澡，進食，交談和陪伴）和間接護理（如洗衣服，做飯和購物）。隨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老年人的長期護理需求迅速增長，但潛在的“家庭照料者”卻減少了。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不斷變化的家庭結構正在為家庭調和工作與家庭以及政府履行其提供照料職責帶來挑戰。

不同國家和地區組織家庭照料的方式不同，這項假設在具有不同福利制度國家的照料差異中得到支持：北歐國家擁有強有力的政府照料提供服務和促進性別平等制度，對家政工人的需求較低。相反，公共福利制度不好的國家通常對家庭服務的需求更高。

人口遷移和****勞動力市場結構變化

最後，家政服務部門規模的變化可能反映了勞動力市場結構的全球化流動一些社會理論家將其描述為“照料的跨國化”，指的是一種將“人，機構和跨境地點”聯繫起來併為家庭服務創造流動勞動力的社會過程。女性移民日益增加是提供家政工人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推動力。此外，國家之間女性勞動力的全球遷移為那些家政工人供給不足的國家提供勞動力。這種“國際照料轉移”將移民照料工作與全球不平等緊密聯繫在一起。

家政工人的國際流動很複雜，但主要是從拉丁美洲流向歐洲和北美，從印度尼西亞，印度，埃塞俄比亞和斯里蘭卡流向海灣國家，從菲律賓流向幾乎所有地區。2010年，菲律賓約有100,000名家庭服務工人離開該國前往海外工作。在歐洲，家政人員主要從東歐國家（如波蘭，烏克蘭和羅馬尼亞）遷移到西部地區，再到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等國家。此外，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大部分家庭傭工是來自該國貧困的農村地區。

模型結果及分析

本文的因變量為有償家務勞動力佔總就業人數的百分比。使用三個變量來衡量各國的經濟狀況：城市人口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基尼係數*100）。與照料需求有關的指標選取女性就業率和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是通過有償家務勞動的潛在供給來評估的，即通過移民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以及無償家務勞動和自營勞動力佔就業總人口的比例。迴歸結果如下（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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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列為單變量相關係數。第二列（沒有控制收入不平等和地區因素）、第三列（控制了收入不平等）和第四列（控制了收入不平等和地區因素）為多元線性迴歸結果。比較二、三列，加入收入不平等模型的擬合優度增加一倍，收入不平等指標（基尼係數）顯著為正，進一步控制地區變量顯著性沒有發生變化。通過以上分析，基尼係數被認為是有償家務勞動普及率的關鍵決定因素。且在沒有控制收入不平等時（第二列）65歲以上人口比例的迴歸係數為負，控制了收入不平等之後由負轉為正。

估計結果不支持有償家務勞動的現代化假説，即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減少，人均GPD的影響並不顯著。在人均GDP較高的國家，家庭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比例較高；但在考慮到地區因素後這一關聯消失了。除此之外，移民也是影響有償家務勞動參與的重要因素，且作者指出，移民不僅是一個供應因素，還可能受到移民地對照料勞動需求的影響。

從地區變量來看，拉丁美洲的家政工的勞動力市場佔比顯著高於發達國家。這不足為奇，拉丁美洲地區傳統上的帶薪家務勞動的水平就很高，這一現象不僅與缺乏公共照料制度有關，拉丁美洲還是世界上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在明顯的社會等級制度的背景下，家庭傭工成為了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並且該傳統在二十一世紀仍然得以持續。總體而言，這項研究的結果表明，家政服務業的發展主要受到社會內部收入分配的影響。即使在“現代”社會，勞動力分配與階級結構的聯繫似乎仍然存在。

文獻來源：

Merita, J.(2014). Macro-level determinants of paid domestic labour prevalence: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seventy-four countries, 14(3).